传习录_第2节

钱德洪读后，觉得采录不精，又删去重复条目，只保留了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于宁国（今安徽宁国）之水西精舍刻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到湖北蕲春游学，沈思畏恳请其增刻。钱德洪又采集逸稿，删去《文录》中已有的文字，这才成了如今的《传习录下》。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合并上中下三卷交付黄梅县尹张君增刻。四月才于蕲之崇正书院作序，说明成书的始末。隆庆六年（1572年），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约钱德洪附录王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于语录之后。于是《传习录下卷》又有钱德洪附录定论的引言、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以及袁庆麟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所写之跋。至此才成今日所见的《传习录》。

本书以隆庆六年谢廷杰所刻之《王文成公全书》（上海图书馆藏）为底本，结构与内容均保留原貌，唯为方便现代读者阅读，将原书的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并标注序号以助检索。原本中的争议之处一律存疑，我们在结合著名哲学家、阳明心学研究专家陈荣捷先生、邓艾民先生等学者近几十年来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后，统一在注释中说明。

由于编者学力不逮，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纰漏，伏望读者批评指正。

张靖杰

2015年5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传习录序

门人徐爱撰

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

爱既备录先生之教，同门之友有以是相规者。爱因谓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执一方’，复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谓子贡尝曰：‘予欲无言。’他日则曰：‘吾与回言终日。’又何言之不一邪？盖子贡专求圣人于言语之间，故孔子以无言警之，使之实体诸心以求自得；颜子于孔子之言，默识心通，无不在己，故与之言终日，若决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于子贡之无言不为少，于颜子之终日言不为多，各当其可而已。今备录先生之语，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侪常在先生之门，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时而去侧，同门之友又皆离群索居，当是之时，仪刑既远而规切无闻。如爱之驽劣，非得先生之言时时对越警发之，其不摧堕靡废者几希矣。吾侪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体诸身，则爱之录此，实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诚诸践履之实，则斯录也，固先生终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

录成，因复识此于首篇以告同志。

门人徐爱序。

【译文】

有些弟子私下记录阳明先生的言语。先生听说后，对他们说：“圣贤教导人们，就像医生用药，都是根据病情来开方子，考察病人体质的虚实温凉、病理的阴阳内外来时时增减药量。关键只在治病，怎样用药本来就没有固定的说法。如果拘泥于一种药方，很少不害人的。现在我同大家不过是针对各自的毛病努力磨炼，只要能够改正，那么我的话也只不过是无用的累赘罢了。如果你们不知变通地死守我说的话，到时候误人误己，我的罪过还弥补得了吗？”

我那时已将先生的教诲全都记录下来了，有个同学便用先生的这段话来规劝我。我便对他们说：“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便又是‘拘泥于一种药方’，违背先生的用意了。孔子曾对子贡说：‘我不想说话。’他日却又说：‘我与颜回谈论了一整天。’为什么孔子的话前后不一致呢？大概是因为子贡喜欢专门研究圣人的言语，所以孔子用不说话来警示他，让他在自身和本心上探求道理；而颜子对孔子的话，默默记住，融会贯通，全都化为自己的学问，所以孔子能和颜回谈论一整天，就像决堤江河奔向大海般滔滔不绝。所以孔子对于子贡，即便不说话也不算少，对于颜回，即便谈论一整天也不算多，各自适合各自的情况罢了。现在我把先生的言语全都记录下来，固然不是先生希望的。但假使我们大家能一直待在先生身边求学，又何须做这件事呢？只是有时会离开先生身边，同学们又都住在不同的地方，等到那时，先生远离而无法听其规劝。像我这样愚笨的人，如果没有先生的言语时时刻刻警示鞭策，很难不颓废堕落。我们对于先生的言语，如果只是耳朵听听、嘴上说说，不在自身上切实实践，那么我做这些记录，实在是先生的罪人；但如果能从这些言语中得到入门的意思，然后再认真地付诸实践，那么我做的这些记录，当然便可看作先生平日说这些话的用心了，这难道可以缺少吗？”

记录整理完毕，便再写上这篇附于开头以告知同道们。

弟子徐爱序。

传习录上

先生于《大学》[2]“格物”诸说，悉以旧本[3]为正，盖先儒[4]所谓“误本”[5]者也。爱[6]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纵，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7]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8]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门人徐爱书

【译文】

先生对《大学》中“格物”等观点，都以旧本为准，即二程、朱熹所谓有误的版本。我刚听到时很吃惊，进而有些怀疑，后来竭力思考，参详比照两个版本，并向先生请教，才知道先生的学说如同水性清寒、火性炙热，就像《中庸》所说，百世之后出现的圣人也绝对不会怀疑的道理。先生有天赋的智慧，为人却和蔼亲近，平日里不修边幅。人们只看到他年少时豪迈不羁，曾经又热衷诗词文章，沉溺佛、道之学，故而突然听到先生的学说，都认为是标新立异、散漫而不加考究的学说。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先生贬谪至贵州待了三年，时刻于困苦中修养静思，精研专一的功夫已经进入圣人的领域，达到纯粹中正的境界了。

我每日于先生门下求学，深知先生的学说乍看起来简单、粗疏，但钻研探究后却觉得十分高深、精妙，了解得越深入就愈发能够体会其没有止境。这十多年来，我竟不得入门。今世的学者君子，有的与先生仅一面之交，有的从未听过先生的教诲，有的先入为主地怀有轻视、愤懑的情绪，稍加交谈便急不可待地想要根据传闻与猜测妄加揣度，这样怎么能了解先生的学说呢！跟随先生游学的弟子们，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常学得少而忘得多，如同相马时，只关注马的性别和颜色，却忽略了马驰骋千里的特性。因此，我将平时所受的教诲记录下来，私下里给同学们看，相互考据订正。希望能够不辜负先生的教诲。

学生徐爱书

【一】[9]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10]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11]，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12]，‘敬敷五教’[13]，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14]，‘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15]，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译文】

徐爱问：“‘在亲民’，朱熹认为应当写作‘新民’，后面一章有‘作新民’的文字似乎可以作为依据。先生认为应当按照旧本写作‘亲民’，有什么根据吗？”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字，是自新之民的意思，与‘在新民’的‘新’字含义不同，这怎么能作为依据呢！‘作’字与‘亲’字相对应，但却不是‘新’的意思。下面‘治国平天下’等处，对于‘新’字均未阐发。例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的话，都是‘亲’的意思。‘亲民’就如同是《孟子》所谓‘亲亲仁民’，‘亲之’就是爱他的意思。百姓不仁爱，舜就让契任司徒之职，恭敬地施行五种伦理规范，让百姓互相亲爱。《尧典》中说的‘克明俊德’即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像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到‘亲民’，便是兼有了养育教化百姓的意思，说‘新民’就有偏颇了。”

【二】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16]，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17]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18]之。”

【译文】

徐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熹认为这句话讲的是‘万事万物都有确定的道理’，似乎与先生您的说法相悖。”

先生说：“如果在万事万物上追求至善，就是把义视作外在的东西了。至善只是心的本然面貌，只要通过‘明明德’的功夫达到‘精深专一’的境界便是至善了。不过，至善也从未脱离具体的事物。朱熹《大学章句》中说‘穷尽天理而使得心中无一丝一毫人欲私心’的说法就颇为在理。”

【三】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19]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译文】

徐爱问：“如果至善只向心中去求，恐怕天底下那么多事物的道理没法穷尽吧？”

先生说：“心即是理。天底下何来心外的事物、心外的道理呢？”

徐爱说：“譬如说侍奉父亲的孝、辅佐君主的忠、与朋友交往的信、治理百姓的仁，这些具体的事里有许多道理，恐怕不能不去仔细研究。”

先生感慨道：“这一说法已蒙蔽世人很久了，一句话怎么能说明白呢？现在姑且就你所问的来讨论一下。比如说侍奉父亲，不能从父亲身上去探求个孝的道理；辅佐君主，不能去君主身上探求个忠的道理；与朋友交往、治理百姓等事，也不能去朋友、百姓这些人身上求个信与仁的道理。这些道理全都在心里，心即是理。如果这个心没有被私欲阻隔，便是天理，不需要再从外面添加一分。凭借此纯粹都是天理的心，作用在侍奉父亲上便是孝，作用在辅佐君主上便是忠，作用在交友、治民上便是信与仁。只要在心中努力摒弃人欲、存养天理即可。”

徐爱说：“听闻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