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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去吗？
但是，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满脑子想的全是萝莉和鲍比。我家的墙上四处都张贴着他们母子俩的照片。这其中不仅有萝莉怀抱着刚出生的鲍比、对着相机甜美微笑的画面，也有鲍比在科尼岛上手举着一块巨大饼干的留影。当然了，还有萝莉上小学时的照片，以及萝莉和鲍比在小蜜蜂餐厅为鲁宾庆祝七十岁生日时的合影。谁曾想，就在短短两年之后，鲁宾的记忆力就开始大幅衰退了。不过，好在他现在还认得出我是谁，也认得出萝莉是谁。我至今还记得萝莉第一次告诉我她怀孕了的时候的场景。一开始，我并不认同她准备去精子库里购买精子的想法。她把这件事说得就好像和买衣服一样简单。可是不久以后，她就背着我们去做了人工授精的手术。这一切在我看来太不近人情了。“我已经三十九岁了，妈咪。”（她都快四十了还是坚持要叫我妈咪）她撒着娇对我说道，“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咱们还是接受事实吧，白马王子是不会这么快出现的。”当然，在我第一眼看到萝莉抱着鲍比时，一切的疑虑就都烟消云散了。她是个多么完美的母亲呀！
说到房子的事情，我更是感到深深的自责。萝莉知道，我一直都希望能够搬回佛罗里达去，住进一间阳光充裕、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和鲁宾一起颐养天年。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踏上这趟旅程的原因。我猜，萝莉大概是想要给我一个生日惊喜吧。上帝保佑她的灵魂。这就是我的萝莉，一个既无私又宽容的姑娘。
挂上电话后，我便开始在房间里焦虑不安地来回踱步，任由贝琪在一旁使出浑身解数哄着烦躁不堪的鲁宾。我还不停地拿起电话听筒，想要确保电话线路是通畅的，接着又再度放下，就好像它是一块烫红的烙铁一样，生怕萝莉会在这分秒之间打电话给我，说她没有赶上这趟飞机，抑或是她和鲍比决定改乘其他的航班之类的。
电视新闻里又开始插播有关其他坠机事件的报道了。我像疯了一样不停把那台该死的电视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迟迟不能决定是否要进一步了解事故的进展。哦，那些惨不忍睹的现场画面呀！现在想起来很奇怪，当我看到那个幸存的日本男孩被从森林中抱出来并送上直升机时，我的心中突然感到无比的嫉妒。没错，就是嫉妒！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小鲍比还生死未卜。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发生在佛罗里达的这起坠机事故现场还没有找到任何的幸存者。
我一直以为，我们这个家庭所遭受的苦难已经够多的了，上帝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我们呢？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值得上天如此报复我？此刻，我的内心除了愧疚、痛苦以及恐惧之外，还觉得非常孤独。因为无论后果如何，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死在了那架出事的飞机上，我都不能告诉鲁宾。他现在既不能安慰我，也不能帮我处理后事，甚至不能在我夜不能寐的时候帮我揉揉后背。可恶的老年痴呆症早就夺走了他的意志。
贝琪一直等到夏尔曼过来后才肯离开，说她要回家去为我们做些吃的。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胃口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过得浑浑噩噩的。我记得自己把鲁宾扶回了床上，并试图喂他喝了点汤。我还记得自己擦洗了一遍厨房的流理台，擦到双手都破了皮，一碰水就像针扎一样痛。可是，无论身旁的夏尔曼和贝琪怎么劝我，我都听不进去。
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夏尔曼去接的，只留下我和贝琪呆呆地站在厨房里。夏尔曼是一个非裔美国人，有着一身美丽的古铜色肌肤。不过，他们也是会显老的，不是吗？当她再次走进厨房的时候，看上去像是老了整整十岁。我很想为你原封不动地重述她当时说的一字一句，但我好像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莉莉安。”她大概是这样说的，“我想你应该先坐下。”
我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那些新闻报道中的画面又开始在我脑海中浮现，怎么会有人能逃得过这种劫难呢？我直勾勾地看着她的眼睛说：“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吧。”
“是鲍比。”她说，“他们找到他了。他还活着。”
这个时候，鲁宾突然在卧室里尖叫了一声，所以我不得不请她再重复一次刚才说的话。
6布鲁克林：纽约五大区中人口最多的区域。
7曼哈顿：纽约的中央商务区域。
8《伊帕内玛姑娘》：被称为巴萨诺瓦（Bossa Nova）曲风的开山之作，由乔安·吉尔巴托和他的妻子阿斯特鲁德·吉尔巴托演唱。
5
埃斯·凯尔索就职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是一名空难事故调查员。此外，他在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还主持着一档名为“埃斯调查”的空难纪录片节目，至今已经连续播出四季了。下文摘自我与埃斯之间的网络视频电话内容脚本。
埃尔斯佩思，我想你应该明白，要想全面调查清楚这种级别的重大事故，必须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并且投入众多的人力和物力才可以。就这么说吧，四起不同的坠机事故，分别涉及了三种不同的机型，又是相继发生在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四个地方，这样的事故规模简直是空前绝后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要和英国航空事故调查局（NTSB）、南非航空管理局（CAA）以及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JTSB）紧密联系、通力合作，就更别提众多被牵扯其中的飞机制造商、航班承运商以及联邦调查局等机构了。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虽然我的同事们已经竭尽所能地全身心投入了调查工作，但是背负在他们身上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这些压力不仅来自遇难者家属和航空公司负责人，同时也来自众多的新闻媒体。虽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指责媒体夸大其词，但是许多不实的报道总是难免会被人误传出去，起到扰乱视听的反作用。几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只要我们每天晚上能踏实地睡上几个小时，就已经感觉非常心满意足了。
在我们切入正题之前，我想先为你梳理一下事故的来龙去脉。事情是这样的：在我被临时任命为少女航空坠机事故的调查主管之后，我便立即开始着手建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并在第一时间委派了一位区域调查员，前往现场进行初步的勘查工作。不过，当时我们手里所掌握的大部分现场影像资料全都来源于新闻媒体。不久，当地的一名紧急事故指挥官通过电话向我简要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要知道，飞机坠落的地方十分偏僻，不仅距离最近的警局足有八公里远，而且距离最近的道路也足有二十二公里远。从沼泽地上空望下去，除非你明确地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否则是绝对不会发觉那里曾有一架飞机坠落过。沼泽的表面上只是稀稀拉拉地漂着几片飞机的碎片，中央还有一个和独栋小屋差不多大小的湿乎乎的黑洞，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异样之处了。
以下是我收集到的一些可供调查的一手信息。出事的是一架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D-80飞机，而出事时间仅为起飞后的数分钟内。虽然空中交通指挥员在报告中声称，飞行员曾提到飞机的发动机发生了故障，但是由于缺乏其他方面的相关报告，我在调查前期还不能排除飞行员违规操作的可能性。事故现场共有两名目击证人，均是附近的渔民。他们声称，自己当时看到这架飞机时，它的飞行轨迹非常不稳定，一直在距离地面很近的地方滑行着，不久之后便直直撞向了大沼泽地。他们还提到，自己在飞机坠落的瞬间看到发动机处有零星火苗。不过，这种说法并不一定可靠，因为坠机事故的大部分目击者都会说自己曾看到过爆炸或着火的迹象，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上，该款机型本身的安全性是有一定保障的，但是少女航空公司的维修记录似乎引起了我们的疑虑。
于是，我立即下令全队人员奔赴迈阿密，并安排一部分人去事故机起飞前所在的6号机库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为此，联邦航空局（CAA）还特意安排了一架G-IV飞机载我们前往迈阿密，因为我们先前乘坐的李尔喷气式飞机是飞不了那么远的距离的。
在距离现场还有不到一小时航程时，我们接到了地面营救人员的一通电话，称他们在事故现场找到了一名幸存者。埃尔斯佩思，你是看过当时的新闻报道的，飞机的整个机身都已经完全被沼泽吞没了。因此，我最初根本就不相信他们的话。
据悉，幸存的小男孩被救援人员火速送往了附近的迈阿密儿童医院进行抢救。有关人士向我透露，当时那个小男孩还有意识。此事有两点不可思议的地方。首先，飞机产生的巨大撞击力居然没有对他产生任何致命的伤害。其次，他一个人在沼泽里漂浮了那么久，居然没有被附近出没的短吻鳄给吃掉。说实话，这片沼泽里到处都是这种该死的动物，救援人员在现场打捞飞机残骸时，不得不打电话叫来了武装警察帮他们驱赶鳄鱼。
飞机在迈阿密机场降落后，我们马上就动身前往大沼泽。当时，灾后现场处理小组的工作人员早已到达，但搜救情况进展甚微，根本就找不出一具完整的遗体来。于是，当务之急就变成了寻找驾驶舱语音记录仪和飞机的黑匣子。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现场乱糟糟的情景，沼泽旁不仅像炼狱一般热气腾腾，而且蝇虫漫天，不时还会传来阵阵恶臭。除此之外，为了避免细菌感染，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需要穿上全套的防化服。显而易见，这身密不透风的衣服在如此酷热的环境里穿起来肯定舒服不到哪里去。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可能得花几周时间才能把这个支离破碎的大家伙拼凑起来。可是，在其他几个地方还有另外三起坠机事故在等待我们的调查，因此我们所剩的时间就更显得捉襟见肘了。
我必须得和那个幸存的孩子谈一谈。航空公司提供的乘客名单显示，唯一符合这个幸存儿年龄特征的儿童乘客就是鲍比·斯莫。名单信息还显示，他是跟着一位女士一同登机，并准备飞往纽约的。因此我们推测，那位女士应该就是他的母亲。我决定只身前往医院，留下我的团队继续在现场勘查。
也许是有人将小男孩在事故中生还的消息泄露了出去，当我到达医院时，发现各路媒体已经将医院的出入口围了个水泄不通。见到我的到来，记者们纷纷举着话筒催促我为此事做个声明。“埃斯！埃斯！”他们叫嚷着，“飞机上有炸弹吗？”“其他几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回事？它们之间有关联吗？”“听说这起事故中有个幸存者，是真的吗？”我告诉他们，调查现在仍在进行当中，待我们获得了更多信息后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向媒体公布，等等。作为此次调查的主管，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在获得确凿信息之前闭上自己的嘴。
其实，我本应该在去医院的路上就提前通知院方的。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是不会让我和那个孩子说话的，因此我没有说什么。当我坐在候诊室里，焦急地等待着鲍比的主治医生允许我进入病房时，一个护士突然匆匆忙忙地从病房里跑了出来，不歪不斜正好撞到了我的身上。不知为什么，她当时似乎已经快要哭出来了。我一把扶住了她，看着她的眼睛问了一句：“他还好吗？”
她只是点了点头，便低着头快步向护士站跑去。过了一个多星期后，当我再次找到她，问她当时为什么看上去心神不宁时，她却怎么也解释不清楚，只是说自己总觉得那孩子身上有什么不对劲，所以特别不想留在那个房间里。她提到此事时，脸上露出了十分愧疚的表情。她还说，可能她心里一直想着的，是飞机上其他几百个被沼泽吞噬的无辜生命。而眼前的鲍比就像是一个信号，在时刻提醒着她有多少个家庭在那一天失去了自己的至爱亲朋。
几分钟后，负责此案的儿童心理学家也赶到了迈阿密儿童医院。她是一个看上去很和善的姑娘，虽然听说已经三十五岁了，但是面相仍很年轻。我有点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波兰斯基？哦对，是潘考斯基。她是刚刚被派来负责陪伴鲍比的。因此我猜想，此刻她最不希望看到的大概就是某个冒冒失失的调查员扰得鲍比心烦意乱了吧。不过，我还是严肃地对她说：“潘考斯基大夫，此次坠机涉及的是一起国际规模的重大事故。因此，鲍比可能是唯一可以帮我们提供调查线索的事故亲历者。”
埃尔斯佩思，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很无情。但是，我们当时对于其他几起事故还所知甚少，因此我们判断，鲍比很有可能将成为解决整个问题的关键。要知道，在日本的那一起坠机事故中，救援人员很晚才在现场搜寻到一个幸存者。而我们也是在几个小时后才得知英国的坠机事件中还有一个幸存女孩的。最终，经过我苦口婆心的劝说，潘考斯基大夫终于同意带我去见见鲍比。在前往病房的路上，她告诉我，虽然鲍比现在已经醒了，但一直是只字未说，并且很有可能还未意识到自己的母亲已经遇难了。除此之外，她还要求我一定要轻声慢步，并严词拒绝了我想要将采访过程录下来的要求。尽管根据我们的调查流程，我有责任为所有目击证人的陈词录像，但是为了能够尽快见到鲍比，我最终还是同意了。不过，我必须承认，我至今仍在为自己当时不能够录像而感到很不情愿。为了获得她的信任，我反复地向她保证自己是接受过证人访谈相关训练的，而且我们的另一名专家也正在赶赴医院的路上，将对鲍比进行更为细致的后续访谈。因此，我此行想要帮助他回忆一下事故发生时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