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照片，我真拿它当宝贝。‘文革’时照片都烧了，就这张我搁到米坛子里，上面是米，底下就是这张照片，包好了，折了，后来我妹妹都给对上了。”
注133关于旗民不通婚的问题，胡女士的说法与清代文献的记载相符。据清道光二年(1822年)《户部则例》：“旗人之女不准与民人为妻。若民人之女与旗人联姻者，该族长佐领详查呈报，一体给予恩赏银两。如有谎报冒领，查出从重治罪”(卷一，道光二年刊本，27页)，该项规定亦可见于《清宣宗实录》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之中。这一规定到同治朝以后开始放宽，据同治十三年(1874年)《户部则例》：“在京旗人之女，不准嫁与民人为妻”(卷一，29页)，比此前多了“在京”二字，但具体到蓝靛厂外火器营，由于属京旗，不准嫁与民人的规定还是不变的。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42—344页。
注134“老营房”指的是圆明园护军营的镶蓝旗营房，位于颐和园南的长河西畔，所谓“老营房”是与后置的外火器营营房的设置年代相比较而言。胡女士这里说“先盖的老营房，后盖的火器营。老营房是健锐营的”，在营房建立的时间上是对的，但老营房并不是健锐营的营房。胡女士提到老营房也就是圆明园护军营的营房要好过火器营的营房，是很有意思的。
注135关慧英插话：“她说的这些东西我都见过，过去硬木八仙，硬木条案我家全有。1945年我母亲死时穿的那花盆鞋有一拃高，我妈的花盆鞋，有高底的，圆底的，还有齐头的。”
注136夸栏，系满语kūwaran，在这里指圈、圈子。
注137家生子儿。清代旗人家内的奴婢，成分颇为复杂。有的是早年跟随主人进关的“陈人”的后代，也有的是用“红契”(经过官衙注册加盖印章的卖身契约)买得的奴仆。他们不仅自己终生为奴，而且按清廷的规定，家生奴婢，世世子孙皆当永远服役，子女也不得赎身，称为“家生子儿”。
注138关慧英插话：“我家也有看坟的，坟地在现在的亚运村，就是安定门外，一个人五棵树，坟地正好到我六哥那儿，我六哥要死了就有五棵树，都种好了那树，老远看去啊特别好。”
注139北京旧俗，某人病故停在床上，就请阴阳先生来批“殃榜”，上写故者生卒年月，何时入殓，何日出殡等。
注140赵书，满族，亦系蓝靛厂外火器营旗人后裔，现为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撰有《外火器营满族乡镇杂忆》(载《文史资料选编》第42辑，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等文章。
注14120世纪50年代初曾将所有民办私立的各种办学形式全部取消。参见拙著《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5页。
注142蓝靛厂清真寺也是一座古寺，见1987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叶哈亚·林松：《重修京西蓝靛厂碑记》：“蓝靛厂古寺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清嘉庆中暴雨成灾，殿宇坍塌，有丁、马、张、杨、李五姓教民倡捐募化，于壬申年修复，道光庚寅、光绪乙酉，民国戊辰暨丁丑诸年，邨中乡老或献房，或捐地，或资助，又迭。经修缮扩充，既有实物做证，更有碑文可稽。”(转引自佟洵：《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第四部分“北京清真寺碑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52页)
注143山东回族的农业经济，据有关专家研究，是从明代常遇春在山东建立军屯开始的。常遇春部下较多回族，从此，济宁、泰安、德州、聊城、惠民等地，形成了许多回族营，即回族农业村落。现今的五营、六营、大营、小营、前营、后营、刘家营、马家营等都是当时军屯的军盘(参见杨珍《历史上的山东回族经济》，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从中可窥见金家祖上的由来。但该文称“为安排‘达子兵’(即长期过着军屯生活的回民)的家眷，在德州卫(今平原)专设了回民村——达官营，以供农耕”则值得商榷，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外城编”满恒亮口述中有关“达官营”的注释。
注144蓝靛厂镇的德源成米面油盐店开业于清末光绪年间，自制的酱菜和干黄酱在北京西郊一带非常有名。上篇附录《我这一辈子(我的幼年时代)》初稿之八“‘外火’的商业区”中对这家店铺也有叙述。
注145金女士将该村称为“馒村”。按该村今称门头村，馒头村是明代的称呼。村中居住有满、回、苗等族，是京郊一个著名的少数民族村落。
注146西贯市位于北京昌平区阳坊镇，历史上就是回民村，村民多为李姓。据民国时夏仁虎《旧京琐记》记：“贯市李者以标局起家，固素丰，颇驰名于北方。两宫过，迎而进食，甚具备。命其子侄随扈以西，各予五品官。殆亦等于滹沱麦饭矣。”(卷七“时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82页)标局即镖局，清朝时北京号称有八大镖局，其中西贯市就占了两个，即东光裕和西光裕。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8月14日京城陷落，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所到第一站就是西贯市，这就是上述夏仁虎所记之事由来。关于这段历史，西贯市村民中流传着诸多版本，金女士所讲只是其中一种。详见下面“京北回族第一村”中专门对西贯市村民所做的访谈。
注147这话不知是什么意思，我完全是按音记下来的。《三字经》里有“周辙东，王纲堕，逞干戈，尚游说”之句，讲的是周室衰微后诸侯并起互争雄长的那段历史，金女士之父很可能引用这段话来形容儿子反抗老子之事，所以应该是“逞干戈，尚游说”而不是“尚游父”。
注148“粮食过关”指的是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因政府将“以农业为基础和尽快争取粮食过关”作为当时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口号，所以人们将这一时期简称为“粮食过关”。
注149金女士的父亲这里引用的，是《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的故事：“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注150金女士这里所述属实。1957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本市在店员和手工业社员中不再划右派分子，金女士之父因此而逃过一劫。参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11页。
注151“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经济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政策，主要精神是放宽国家对经济的统制。
注152压腰钱，一说就是长辈送给晚辈的压岁钱。
注153清朝巡抚是从二品。
注154板井，村名，位于西郊四季青乡东部。
注155一贯道起源于明清时期，属于五教合一的多神教。
注156蓝靛厂有清真寺，见上文。但金女士这里指的不是清真寺，而是位于蓝靛厂的道观广仁宫，亦即西顶碧霞元君庙。
注157色俩目：意为“和平”“平安”“安宁”。伊斯兰教徒相互祝安和问候的用语。
注158俩一俩海：这是清真言的头一句，即al-Kalimahal-Tayibah的音译，汉译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
注159出散(Sadaka)：即施舍。指伊斯兰教徒以自己财物的一部分自愿捐助贫穷和有需要的穆斯林。
注160《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68，叶9下。
注161周家楣等纂：《光绪顺天府志》卷8《兵制》。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44页。
注162吴女士这里所说的八旗顺序有误。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是由皇帝亲统的旗分，为正黄、镶黄和正白，下五旗是由亲王、贝勒分统的旗分，依次为镶白、正红、镶红、正蓝和镶蓝。
注163“顶子”是区别清朝官员品级的重要标志。四品官的顶子是青金石的，俗称暗蓝顶。
注164吴女士这里提到的祖父与父亲不同姓，其实是旗人取名的特殊习俗，即以名为姓。旗人所属的氏族，满语称hala(哈拉)，亦称老姓，但通常不带在名字中，叫作“称名不举姓”，譬如某人的哈拉是钮祜禄氏，名常连，则人们都称他为“常连”，而不是“钮祜禄·常连”。辛亥革命后旗人纷纷改汉姓，常连的后人有些就会以常为姓，而不再姓钮祜禄，如果常连的儿子名常寿生的话，他的儿子又以名为姓，就姓寿，所以有一代一姓之说。吴女士家的情况就是如此。
注165典史，为清朝地方州、县的属官，未入流。有的县不设县丞、主簿，典史也可兼行县丞、主簿事。
注166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伯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省长、山西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等职。从辛亥革命开始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中国台湾，1960年病逝于台北。
注167吴女士之女插话：“我的继奶奶对父亲并不好，所以她那几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只有我父亲上的是财贸专科。我小时唱‘小白菜’，我母亲就不让唱。”
注168停战，指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注169妇女联谊会：1945年7月15日，以李德全为首的重庆各界100多名妇女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参加的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妇女300多人。联谊会共有理事26人，理事长为李德全，刘清扬、倪斐君、张启凡分别任正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这个团体的骨干分子分赴各地，先后建立了北平、上海、南京、重庆、香港5个分会。
注170杨钟健，古地质和古人类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西四兵马司9号即该所所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1953年辞编译局局长，专任该院所直属的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1979年病逝于北京。夫人名王国桢，1930年为北师大历史系学生时与杨钟健结婚。
注171指清朝特有的选秀女制度。选秀女的目的，是为皇室子弟挑选配偶，其具体做法：“顺治年间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行文八旗二十四都统、直隶各省八旗驻防及外任官员，将应阅女子年岁，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及族长，逐一具结呈报都统，汇咨户部，户部奏准日期，行文到旗，各具请册，委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及本人父母或亲伯叔父母兄弟之妻，送至神武门，依次序列，候户部交内监引阅，有记名者，再行选阅，不记名者，听本家自行聘嫁，如有事故不及与选者，下次补行送阅。”(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4，叶11上—12下)秀女只限于在八旗中拣选而不涉及汉人。由于最初所有的八旗女子必须经过选取秀女之后才可嫁人，所以清代旗人中有未出嫁的女儿不磕头之俗。
注172宋会强先生与下面周桂芳口述中提到的李富强先生一样，都曾是我丈夫的学生，所以都称我为师娘。宋先生本人就是福缘门村人，而且从他父亲起就是这村的老住户。这里也对他们二位表示感谢。
注173赵珩先生有一篇文章：《圆明园被焚烧劫掠之后》，也关注到圆明园被烧之后的问题。文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整理清宫太监信修明所著《清宫琐记》手稿时，发现里边有一些关于圆明园的记录。其中提到当时负责圆明园废墟看管的总管太监名叫殷福寿，粗通文字，面貌滑稽，但却忠于职守，对园中守护看管尚能尽责。又提到：“庚子之前，圆明园的守卫其实形同虚设，加上四周垣墙多有颓败之处，根本无法阻挡各色人等入内。当时除了守军、太监等监守自盗外，还有大量盗匪、不良游民和附近百姓来此挖掘哄抢，就连建筑周围的荒土都不放过。专有来此盗掘的，被称为‘筛土贼’，并有谚语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能从荒土中发掘园中文物者也或有之……据宣统时清宫档案记载，每天装运出园的石材木料就有二三十车之多，更有甚者是在园中开办炭厂，将不值得运走的木料和树木烧成木炭出售。民国以后徐世昌、王怀庆等人都曾大规模地运走园中石材，移作它用。”又称：“自庚子以后的大规模破坏又持续了二十余年，但凡园中的地砖、屋瓦、墙砖乃至于椽材木料甚至金属附件，只要是可以利用之物，皆荡然无存。周边百姓的建材原料都能就地取之，俯拾皆是。1940年日本占领时期，圆明园内被大量开垦，农民平山填湖，种植水稻。”“我想，在永远铭记外国侵略者带给我们的历史伤痛之时，圆明园被焚烧后这近百年的持续性毁灭，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可惜赵文篇幅太短。但可作为本篇口述的背景和参照来看。(载赵珩：《旧时风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78—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