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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
内容简介
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三十几篇杂文、近二十篇的回应文章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距前集杂文之出版，已四阅月矣。四阅月中，世界上花样百出，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天气，当我为前集写序时，天正严寒，一袭老棉袍在身，冻得发抖，巴不得去偷点银子，装上洋式暖气。现在为本集写序，天已盛暑了矣，双手挥扇，都木法度，既驱不走热，也驱不走蚊。天气尚且如此，人何以堪？最近每每对镜自照，一代英雄，迎面出现，只不过白发苍苍，真是老啦。可是，老啦虽然老啦，毛病仍然如初。
毛病是啥？盖正人君子闻善言则拜，柏杨先生闻善言则拜。正人君子闻过则喜，柏杨先生闻过则怒。正人君子有学有术，柏杨先生则不学有术。君如不信，不妨说两句善言教我听听，或指出我一点过失试试，恐怕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镜头。柏杨先生与别人不同的是，我宁可被舒服的话埋葬，也不肯被逆耳之言拯救。天生如此英明，万人称赞，你有啥办法哉？为志此盛，特将在台北自立晚报上的专栏，剪贴出书。
是为序。
甲辰年五月于台北市柏府
吴刚伐树我洗缸
——为大陆版序
柏杨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官。会场虽然挤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满了惊奇、愉快、满足，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地讲演「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黄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白，真是感触良深。我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丑陋的中国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日文、德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记者，逼着我问：「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站在我们日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们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请问你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访问中国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誉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前，难道你就看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你们是日本人，不便讲出来，如此而已。」忽然间，他们哄堂大笑，是那种有节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陆。在香港一下飞机，立刻陷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遭遇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三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北京新华社一位记者先生，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制造航天飞机的经费，救济嗷嗷待哺的穷人。」我问：「你们对待这些反调，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什么行动都没有，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刹那间，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觉到中国的科技不但在进步，而且我们的人文素质也同时在提升。
二○○四年，得到消息，《丑陋的中国人》可以在大陆正式出版了。这是我所盼望的日子，使我有更多的喜悦，感谢上苍！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血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作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么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么说，要怎么说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症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壁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么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么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么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谋财害命，生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你你当初杀人时，是怎么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于你。
医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平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平空说话，就等于你当初妁刀子，不会平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和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的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么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么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候是乱棒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台北
丑陋的中国人
本文是柏扬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里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烫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烫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