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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这想法不禁使他暗自发笑，窗子上那张扁平的白色面孔也向他报以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后来他对于理想的政府形式的看法有了改变。
火车开动，几分钟后，费利克斯望着太阳在肯特郡的果园和啤酒花田上方冉冉升起。欧洲风景之秀丽时常令他感到惊异，初次目睹这种景致时他内心深受震撼，因为他与所有俄国农民一样，无法想象世界竟可以是这般景象。他记得自己当时乘着火车，跋涉数百英里，穿越了俄国西北部的几个州，那里土地贫瘠，树木低矮，破败的村落被积雪掩埋，蜿蜒的道路上满是淤泥。在那之后的一天清晨，他醒来便发现自己已经身在德国。他望见碧绿而齐整的田野，铺着石板的马路，整洁的村庄里错落着精巧的小屋，洒满阳光的火车站台上花坛星布，他以为自己来到了天堂。后来，他来到瑞士，坐在一家小旅馆的门廊前晒太阳，一杯咖啡，一个新烤的酥脆面包卷，举目可见白雪皑皑的远山，那时的他心想：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定非常幸福。
此刻，望着英国的农场在清晨从沉睡中苏醒，他不由得想起家乡的村子——灰色的天空中乌云翻滚，冷风呼啸；泥沼地结了冰，冰面上伸出一簇簇结了霜的杂草；自己裹着一件破旧的帆布罩衣，穿着毛毡鞋或木鞋的双脚早已冻得麻木；父亲大步走在他身旁，身上穿的是属于贫困的乡下牧师的破旧长袍，口中仍然赞颂着上帝的善良。他的父亲爱俄国人民，因为上帝也爱他们。但在费利克斯看来，上帝憎恨俄国人民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因为他对待他们是如此残酷。
父子间的辩论是一漫长历程的开端，这段历程引领费利克斯从基督教走向社会主义，又走向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引领他从坦波夫州到圣彼得堡，从西伯利亚到日内瓦。在日内瓦，他做出了那个引领他来到英国的决定。他回想起那次会议：他险些就错过了……
他险些错过那次会议。当时他在克拉科夫跟波兰犹太人碰面议事，正是这些人把《反抗》杂志偷偷运进了俄国境内。他赶到日内瓦时天已经黑了，于是他直接前往乌尔里希经营的那家位于巷子中的小印刷社。编委会正在开会——四男两女被亮闪闪的印刷机遮挡着，围坐在房间深处的一支蜡烛旁边，呼吸着新闻纸和上了油的印刷机散发出的气味。他们正在策划俄国革命。
乌尔里希把讨论的情况向费利克斯做了总结：他与约瑟夫——俄国秘密警察组织“暗探局”的间谍见过面。约瑟夫暗地里认同革命，并向暗探局提供假情报以取得报酬。无政府主义者有时会向他披露一些无足轻重的真实消息，约瑟夫则向他们通风报信，传达暗探局的活动。
这一次约瑟夫带来的消息可谓轰动。“沙皇要与英国建立军事同盟，”乌尔里希告诉费利克斯，“他要派奥尔洛夫亲王赴伦敦协商。”暗探局之所以对这件事有所耳闻，是因为亲王欧洲之行的安全将由他们负责。
费利克斯摘下帽子坐了下来，心中琢磨着这一消息是否属实。两个姑娘中有一个是面带愁容、衣衫褴褛的俄国姑娘，她用玻璃杯给他倒上一杯茶。费利克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吃了一半的方糖，咬在上下牙当中，以庄稼人的举止透过糖块小口地喝起茶来[13]。
“重点在于，”乌尔里希继续说道，“英国人可能与德国打仗，而让俄国人上战场。”
费利克斯点了点头。
那位衣衫褴褛的姑娘说：“到时候送死的绝不是亲王和伯爵，而是普通的俄国老百姓。”
她说得对，费利克斯想。上战场的将是庄稼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些人当中度过的。他们性格冷酷、举止粗暴、思维固旧，然而他们近乎愚蠢的慷慨气度和偶尔情不自禁地迸发出的一阵欢乐都暗示着，倘若生在体面的环境中，这些人将会如何生活。他们关心的是天气、牲口、疾病、分娩以及与地主斗智。在他们不到20岁时，他们有几年的光景身强体健、腰杆挺直、爱笑能跑，也会打情骂俏；可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变得驼背白发、行动迟缓、郁郁寡欢。如今奥尔洛夫要把这些刚刚抽枝展叶的年轻小伙子送上战场，让他们直面炮火，要么被轰得粉身碎骨，要么落得终身残疾。毫无疑问，都是为了国际外交中的众多绝佳理由。
正是这样的事情使费利克斯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该怎么办呢？”乌尔里希说。
“我们一定要在《反抗》杂志的重要版面上大肆宣传这个消息!”衣着寒酸的姑娘说。
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这则消息。费利克斯只是听着，编辑事务对他的吸引力不大，只能负责分发杂志并撰写炸弹制作方法的文章，他对此深感不满。他在日内瓦深受文明社会的浸染：喝的不是伏特加而是啤酒，戴着西装硬领和领带去听管弦乐演奏会。他曾在一家书店找了份工作。彼时俄国境内局面混乱：石油工人与哥萨克人[14]之间战事不断，议会腐败无能，上百万工人正在罢工。沙皇尼古拉二世则是一个衰败腐化的贵族阶层所能培养出的最无能、最愚蠢的统治者。整个国家仿佛一只火药桶，只待星星之火，而费利克斯希望自己就是那簇火花。但回国攸关着生死——约·斯大林[15]曾经回国，刚刚踏上俄国国土便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秘密警察对流亡国外的革命者比留在国内的革命者更加了解。颈间的硬领、脚上的皮鞋和周围的形势，无一不让费利克斯感到窝火。
他环顾面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印刷社的主人乌尔里希满头白发，围裙上沾满油墨，把蒲鲁东[16]和克鲁泡特金[17]的作品借给费利克斯的知识分子是他，与费利克斯联手抢银行的实干家也是他；衣衫褴褛的姑娘奥尔加，以前似乎对费利克斯抱有好感，直到有一天她亲眼目睹他扭断了一名警察的胳膊，从此便对他生出几分害怕来；薇拉是位私生活放浪的女诗人；耶夫诺是位学哲学的大学生，时常谈起血与火的洗礼；汉斯是位钟表匠，仿佛能把人的灵魂放在他的放大镜下面，一眼望穿；还有彼得，一位被剥夺了爵位的伯爵，曾写下许多精辟的经济学小册子和振奋人心的革命性社论。他们都是诚恳而勤劳的人，而且都聪颖伶俐。费利克斯深知这些人的重要性，因为他与俄国国内那些陷入绝望的人民共同生活过，也曾心急火燎地盼望着读上偷运入境的报纸和宣传册。这些读物在一双双手之间传阅，直到完全散架为止。然而这还不够，面对警察的子弹，经济学小册子无济于事，文章的言辞再炽烈也无法烧毁宫殿。
乌尔里希说：“这消息应该散布得更广泛，而不只是刊登在《反抗》杂志上。我要让每一个俄国农民知道，奥尔洛夫会引领他们参加一场毫无用处的血腥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缘由与他们毫不相干。”
奥尔加说：“首要问题是，大家相不相信我们。”
费利克斯说：“首要问题是，这个消息是否真实。”
“我们可以查证，”乌尔里希说，“伦敦的同志们可以帮我们查清奥尔洛夫是否在原定时间到达，又是否与他需要与之会面的人见了面。”
“仅仅散布消息还不够，”耶夫诺激动地说，“我们必须制止这件事!”
“怎么制止？”乌尔里希从金属丝眼镜框上方望着年轻的耶夫诺问道。
“我们应该策划刺杀奥尔洛夫——他这个叛徒出卖自己的人民，理应被判死刑。”
“这样就能阻止谈判吗？”
“也许能吧，”彼得伯爵说，“特別是当刺客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话，就更有可能。记住，英国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政治庇护，沙皇为此怒不可遏。如今若是他的一位亲王在英国被我们的人杀死，沙皇必会迁怒于英国，倘若他火气够大，也许会叫停谈判。”
耶夫诺说：“到那时候我们将这个消息散播出去，该多么扬眉吐气啊!我们可以说奥尔洛夫之所以被我们当中的一分子刺杀，是因为他背叛了俄国人民。”
“全世界每份报纸都会刊登这则报道。”乌尔里希若有所思地说。
“想象一下这件事在国内的反响吧。你们知道俄国农民对征兵是什么感受——与被宣判死刑别无二致。男孩入伍时，家人就会为他举行葬礼。要是他们得知，沙皇正打算让他们参加欧洲的重大战争，让河水被鲜血染红……”
他说得对，费利克斯想。耶夫诺讲话总是不着边际，但这一次他说得对。
乌尔里希说：“我看你是在做梦呢，耶夫诺。奥尔洛夫此行有秘密使命在身，他可不会乘着敞篷马车在伦敦街头招摇过市，向人群挥手致意。而且，我对伦敦的那些同志很了解，他们从没搞过暗杀。依我看，这个计划无法实施。”
“我有办法。”费利克斯说。大家不约而同地望向他，他们脸上的阴影在闪烁的烛光中晃动。“我知道这个计划该怎么实施，”他的声音连他自己都陌生，喉咙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要去伦敦。我会杀死奥尔洛夫。”
房间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关于死亡与毁灭的种种言论突然变成了确凿的现实弥漫在他们之间。大家都惊异地凝视着他，只有乌尔里希例外：他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仿佛他事先早有安排，而今晚的讨论本就该如此结束似的。
[1] 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担任公职期间曾发起多项改革，为英国引入现代福利制度。——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2]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1874—1965)，英国政治家、军事家、作家等，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
[3]乔治五世(1865—1936)，英国国王及印度皇帝，温莎王朝的开创者，1910至1936年在位。
[4]原文为法语。
[5]尼古拉二世(1868—1918)，俄国末代沙皇，1894至1917年在位。
[6]亚历克斯(Aleks)是阿列克谢(Aleksey)的昵称。
[7]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1869—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的神秘主义者，深得皇室宠信。
[8]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1830—1903)，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三次出任首相。位于香港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即是由他命名。
[9]阿瑟·詹姆斯·贝尔福(1848—1930)，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先后出任首相及外交大臣。
[10]位于南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独立后更名为津巴布韦。
[11]原文名为The Pearl， 1879至1880年在伦敦发行的一部情色月刊。
[12]原文名为The Romance of Lust，维多利亚时期的一部情色小说，匿名出版。
[13]19世纪的俄国人习惯咬着方糖块喝茶，至今仍保留着这一传统。
[14]生活在东欧草原地带的游牧社群，以英勇善战、骑术精湛而著称。
[15]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8—1953)，前苏联政治家及最高领导人。
[16]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法国互惠共生论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
[17]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革命家、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第二章
伦敦之富足，令人难以置信。费利克斯见识过俄国的穷奢极欲，也目睹过欧洲的繁荣景象，可两者都无法与伦敦相比较。在这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也见不到。事实上，尽管气候温暖，每个人仍然穿着一层又一层的厚重衣物。费利克斯看见运货的车夫、街头小贩、清洁工、力工和送货郎，每个人都穿着工厂生产的大衣，质地精良，衣服上既没有破洞也没有补丁。儿童个个脚上穿着靴子。每个妇人头上都戴着帽子，精美的帽子!大多数的女帽都非常大，足有轻便马车的车轮大小，帽子上装饰着丝带、羽毛、鲜花和水果。街道上车水马龙，他刚刚到达伦敦五分钟，看到的汽车已经比他此前一辈子见过的汽车还要多。街道上的汽车数量与马车数量不相上下。无论乘车还是步行，每个人都急匆匆的。
在皮卡迪利广场，所有的车辆都停滞不前，事情的起因在任何城市都为人熟知：一匹马摔倒了，马车也随之掀翻在地。一群男人使出浑身解数，想把牲畜拉起来，并把马车扶正；妆容完备的卖花姑娘和妇人在近旁的人行道上叫嚷着为众人加油，时而开些玩笑。
他继续向东走，随着他走得远了，他对这座城市富丽堂皇的最初印象逐渐产生了改变。他走过一座带有拱顶的大教堂，从他在维多利亚车站购买的地图来看，这座教堂名叫圣保罗大教堂。此后他便来到了贫民区，宏伟壮观的银行和办公大楼门面突然消失得一干二净，代之而起的是低矮的联排房屋，破败程度参差不齐。这一带汽车少，马车多，马匹也多显瘦削。大多数商店只是街头摊位，送货郎也难觅踪影。他看到许多光脚的儿童——在他看来，光着脚也无伤大雅，气候如此温暖，小孩本就没有必要穿靴子。
随着他渐渐深入伦敦东区，境况变得愈发不堪。这里的房屋东歪西倒，庭院脏乱不堪，巷子里臭气熏天，萎靡颓丧的人们衣衫褴褛，在垃圾堆里翻捡着寻找食物。接着，费利克斯走上白教堂高街，看见了形形色色的东正教犹太人，身上是自己熟悉的大胡子、长发和传统长袍。小店里卖的是熏鱼和犹太教的洁食肉类——他仿佛来到了俄国的犹太人聚居区，只是这里的犹太人神情并不惶恐。
他按照乌尔里希给的地址向裘比利街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