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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厚宽舒之征。明清盐枭、捻匪横行，即两极分化、官商游手双向排斥良民之效。
李、曹（李煦、曹寅）织造江南，受圣祖密谕观风俗，颇欲有为，请革盐弊。圣祖不许，因官盐利益共生体制历经列朝，牢不可拔，江督苏抚、满汉朝官、诗文名士无不仰食盐商。江左初定，易动难安，故以不生事为上。三织造[123]任事渐久，亦以分利为得计，无复改良之心。《长生殿》《全唐诗》由是而生。陶文毅（澍）减价敌私，刘忠诚（坤一）招安盐枭，皆收一时之效，长远后果等于为新分利集团清道。
辛亥军兴，盐枭徐宝山以私军据扬州称都督。癸丑之役（二次革命），徐氏首鼠于民、袁两党，以致遇刺，真相不明，两党及私敌皆有嫌疑。
盐枭列传及身而终，而举国皆化两淮流民矣。
琦善、林则徐之治河策
元、明、清三朝盛运，系于河、漕二事，其兴必于粮船盛、运道通，其亡必于河决、漕废，有如京剧程式，所异者不过演员姓名。每及中叶，亦必有名臣整顿河、漕，北廷之中兴或夭亡，系于此事。元以脱脱、贾鲁之治河，行善政而邀天下之怨，“挑动黄河天下反”，委社稷于盐枭、流民。明则江陵救时相业，成于潘督（水利专家潘季驯）之河务。清人之中兴大业，受命运拨弄，降于琦、林二督之身。
琦善督江，内定于道光五年（1826）京察，宣宗亲点“明干有为，任劳任怨”“赏加总督衔”，琦善谢曰：“粮艘阻滞，湖潴未充，黄流日高，民力困瘁，圣主宵旰焦劳，正臣下所应竭忠尽智。”六月初一复旨：“所以用卿者，正为此四节耳……同德同心，不言而喻，勉之。”《清实录·道光朝实录》时年琦善三十九岁，以嘉道间官场血管硬化症（同列六督皆过花甲）衡之，真异数也。微漕事之窘（道光五年河决、运粮河阻绝），虽亲贵亦难至此。
琦善六月就职，即赴黄、运，十八日上奏，请用南北接运策，裁可。九月十九，粮船全数出境，京师得解燃眉之困。
次年（道光六年，1826）正月，琦善修苏鲁运河，理高家堰，固河堤，开王家营减坝。至秋汛，黄、运安澜。十一月，琦善上奏诸坝合龙。
治河不过治标，琦善于就任之先（道光五年四月鲁抚任内）已主海运。道光五年九月二日，穆彰阿、琦善、陶澍请试办海运，裁可。道光六年六月，自上海以沙船（海船）运浙粮入津门。琦善以“海运一事，并无成例”“非公正明干大员”“必至贻误”，力保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细密精详”可当此任。果如其言。
此刻琦善得君最专，林、陶二公皆其辅弼，本无异议，穆彰阿提携于内，亦三臣勇于任事之由，清运胜元，河务为一大关口。
粤乱，昔日同心诸臣，一变为“忠君爱国道德剧”正反主角。白脸奸臣不可有功，于是河、漕、海运之业，皆夺归陶、林，抹平主官及首议者琦善痕迹，为三朝两岸史家唯一共识，通俗作家推波助澜，无复曲直。
太平洋战起，倭人以东洋领袖、被压迫民族先锋自任，大力发掘反英反帝英雄，林公名列榜首，“满洲国”、南京汪兆铭国府文化事业，以此为主旋，积累甚厚，皆为本朝所用，所须不过修正二三名词而已，得来全不费工夫，酷似重庆天兰、成渝诸大工，皆为人营政绩耳。自吴藩（吴三桂）乞师平闯（李自成）、“墨勒根亲王（多尔衮）抢北京”以下，得天下之巧、受机运之厚者，未有如本朝者。
西蜀巉岩云迷鸟道，东粤碧海日警狼烟
林文忠（林则徐）御夷自信满满，以茶叶、大黄吾之利器，绝之，逆夷[124]必便秘而死。读史至此，未有不捧腹狂笑者，“不意天壤之间，尚有福建子”。林公固饱读史传经世有术者，并非食书不化之腐儒。明清运用中亚茶黄贸易为外交筹码，实同林公。此由天候使然，中亚少植物性食品，需茶之殷远过南国，有其生物学必要性。大黄则为前抗生素时代之抗生素[125]，亦以中土为最大出口商。明室以绝茶黄胁制俺答、吐鲁番，得心应手。清人继之，以待浩罕伯克。主其事者为那彦成，彼与林公同属官场少壮，耻于政风疲软，欲重振久成具文之法，得罪走私利益集团，触发伯克叛乱。清室前厉后恭，以鬼混主义者长龄代之（绝似琦善代林），一切照旧。鸦片战争除地点外，全抄安西茶黄战争脚本。[126]以清室言之，皆夷人不乐苛政，武装京控（即今之上访）于天子，以本朝处理访民之丰富经验，无非经济补偿、惩办酷吏二事。宣宗、琦善自问已经做到，因而无法理解白种访民何以仍不满意。
汉传佛教无产化
金人入汉，永平证果，佛门学术莫盛于六朝。康乐（谢灵运）译经，二帝舍身。入唐稍衰，玄奘、武后之辑录颇类不韦春秋，钩辑百道，意存调和，无复新锐悼厉之气。禅宗盛而佛学荒，自天水（赵宋一朝）伪作楞严，后继无人，宗风惨淡。梁任公首发：唐以后和尚不做学问。后学众议佥同，胡适归罪于禅宗简化论。
此间头绪纷繁，可补者二。
其一，弘法时代恰与门阀政治重合。此间寒门俊秀上达之路，非假军功如刘寄奴，必入禅林同陈玄奘。西欧封建、日本武家亦有同类现象。政重门第，教法平等，福泽谕吉幼欲为僧正，亦以此故，幸明治变法为彼开道。教会力量来源之一，即为充当贫民守护人。废封建，则教门乏才。社会平等与政治立宪同进，即日欧社会同构性之证；华则类绝对主义“专制乃平等最大友人”[127]。封建贵族亡于秦汉，儒学门阀衰于隋唐，皆以强君尊主为果。天水儒盛释衰，非仅理学揉合佛理之功，亦有门第废、科举兴、印刷术普及、寒人仕路大开（书中自有黄金屋）、佛门受竞争性抑制之背景。禅宗学术求简，自耕求食，反证智士不入淄流[128]，平民供养乏力，且夫无取于精微玄理（对观六朝帝王名臣以谈空说玄竞名）。舍以剃度为政治避难外，僧团社会构成日益劣质化，多为才弱难入科举、贫极不足自养者啖饭处。明例以游卒、游僧、游民并列，视同隐患；清人因之。寺僧有术者无过赋诗求名，充士夫清客，不复精进学理；庸常者以民家红白求饱；野僧无依者的确无异流氓无产者。
其二，以政制论。入关前及未入关之蒙、藏、满各部皆未逸出贵族政治范围，健斗无文，僧人即社会唯一文人团体，以佛法平等吸取全社会智力资源，其道甚便，且地位之尊、团体之密，汉土儒生从未企及，唯中世纪初元略近之。有清一代，满蒙王公、儒臣帝师无不跪拜称臣，诸帝唯于达赖呼上师、称弟子、受摩顶，达赖仅合掌受之，诵经祈福而已。黄教持戒之严、论辩之精亦远在同代汉僧之上，著译数量虽不及六朝隋唐，实足以羞杀宋明禅僧。宗风各异，不便论质，鉴于黄教僧俗人口之少，有此纪录实堪叹服。教门—民族—社会—政制错杂殊甚，颇与文化时间表相因。
光绪末，北廷化失败为力量，渐有化宗藩体系为主权领土（以此必削旧藩之权，蒙藏首当其冲）、化天下国家为民族国家（触发满蒙统治核心政治自杀）之意。太后遣罗西木桑[129]喻达赖十三世叩见大皇帝，为彰大清国主权张本。达赖十三世峻拒之，由是政教失和，转恩为仇。达赖通英拒北，孝钦（慈禧）令川军入藏。达赖走印度。辛亥军兴，川军假道还乡，达赖复位。蒙藏以“宗藩系于帝室，帝逊则无藩”之封建法统，否认民国。边事自此坏矣。
李翰林守护国体
忠王（李秀成）供词，言“李非宿将”，但“据海关、钱多、招鬼兵”，言下颇不尊重前翰林编修之业余战斗素质。李（鸿章）克苏州，借戈登[130]力，事成杀降，戈登盛怒，辱李系背信小人，要求决斗。以西欧贵族-绅士传统，受辱者纵令违法，亦当入决斗场，以血洗辱，否则懦夫不直于舆论。华士大夫动口不动手，不以避事为羞，故鸿章避入公共场所，以安抚访民惯伎，请赐戈登功牌、赏银，戈登竟不受银。天朝体面，汲汲乎危哉！若以雍正爷之道，敬酒不吃，宁古塔[131]侍候可也。不幸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行不得也。
海外敌对势力得此大好机会，势必占据道德制高点，令东土君臣扮演公共道德剧反角。果如是，李抚后半生事业夭折于是，近代史必将改写。退缩、蛮干皆足败事，李氏不愧翰林才子，捏造报告竟能同时满足东西方面子、荣誉，其意略云：戈登谦退，不乐夸示功高，受勋以谢君恩，辞赏以劝骄兵。两造明知其伪，皆有大悦之心。
戈登如多数自命君子、心轻利禄者，从不厌倦他人以微妙得体方式恭维己之人格，拒赏受勋自此化为“戈登传奇”之王冠宝石。彼若真效杰克逊总统，毙敌于决斗场内，恐亦非基督徒绅士之良心、荣誉所能善了。朝廷非但保全体面，且已发现柔道驾驭洋人之唯一人才：天朝硬实力一日不振，“朝廷万万少不得此公”。
霍光有云，三公非通经鸿儒莫办。信然。鲍超、陈国瑞之流安能如李翰林保全国体?
陈国瑞捍卫主权
树敌可以观人。江东小华夏主义不忘宋明国耻，自拟陈丞相（陈宜中）、郑所南（郑思肖）、史阁部（史可法）、王船山（王夫之）后身，视西欧为师友，东瀛为隋唐之遗，唯于中亚牧马焚书屠城，念兹在兹。日人传统亦倾向南朝，神武宗奉齐梁，镰仓白衣吊宋，舜水衣被水户，呼洪杨（洪秀全、杨秀清）为明人而祝胜，羽翼康梁民党，可谓逆迹昭彰。辛亥功臣、国府内核，率皆刘同志文彩之阶级兄弟，不脱士人习气。
扶清灭洋大中华爱国主义则反是，以满蒙姻亲集团为凝结核，常怀南人不相之心，其政理类似法兰西白色雅各宾主义，期望未受文人、商贾污染之纯朴乡农勤王、翼教。蒙古理学经倭艮峰（仁）汇梁巨川[132]，终成乡建派与北国军人之社会保守主义联合阵线。僧王（僧格林沁）系此派政治核心，以痛恨南士洋人为忠君之始，庚申之难为彼一手造成；拒换约而兴大沽之捷；败盟劫英法使臣，拷死黑狱，招圆明之一炬。郭筠仙（嵩焘）责彼“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然北狩君臣绝无害至亲、快南人之意。僧王纵横中州，视州县如刍狗，优给官费犒军，累败皆责供奉不丰，较湘淮将帅自费勤王，判若云泥。
王忌汉人，陈国瑞竟独得其厚，实以基本价值观相合故。僧王败死，冰山已倒，媚上取宠已无必要，而国瑞不改初衷，足见其诚。“陈矛”敢缴“洋枪刘”（铭传）械，可谓义和拳攻聂士成之预演。国术神勇不敌“二毛子”洋枪，陈军死士俱尽，国瑞生俘，幸“二毛子”法制观念高于爱国者，未敢自专，移案枢庭。军机以天下方乱不宜诛宿将，赦之。国瑞虽闲废，不忘王爷身教，发挥余热，弘扬大义，贬斥汉奸，复兴国术，联络帮会，将有以报国。[133]天不负人，津门义民以基督徒收养孤儿、引入外科医院、修建西式地下室故，疑其拐卖人口、开设黑店、挖心破腹，国瑞从而煽之，屠教民及法领事丰大业。
兵舰云集大沽，朝野属望之曾侯唯以“十八挺经”[134]自慰，且欲立于海口当洋兵首炮以阻其锋。此术实与李少荃（鸿章）“痞子腔”相伯仲，全忘己身教人 “立意以诚，蛮雒可行” 之高调。天佑清室，普法开衅，法人无力兼顾远东。
苦主既退，列强易与，庚子之勉可延展三十年。平心而论，三十年宽限并未虚掷，南士亦颇能顾全大局，效曾左搁置少年偶像王船山，接受大清基本原则，推动纯粹经济技术现代化。曾总设计师遗志，李相恭行不贰，终其在位之时，“江东小华夏主义”“扶清灭洋主义”皆难抬头。
甲午丧师，改革已死。倭中堂、僧王、陈矛转世于徐军机（徐世昌）、端王（载漪）、大师兄（义和团领袖称大师兄，如张德成），南国士大夫寄命于康党、民党。道术既裂，方州无主，全应曾（国藩）赵（烈文）前言“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汉恩自浅胡自深
蛮夷猾夏，中国不绝如缕者数，影响及于华夏世界宪制及路径，至深至大，非徒历史之半，实与历史相始终，牵涉之广，远远超出事实范围，深入元历史或道德价值复合体境界。迄今一切专业史家，于此重负无不心胆俱裂，故而本文只知观照，不作考订。读者必须具备文化形态学前理解，同时信任作者记忆力犹如信任罗马教皇。
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请自满蒙始。
满蒙拓殖，属于“内亚次级殖民主义”[135]问题，依托东清铁路，以“满洲国”时代为拓殖高峰。满蒙日益窘困，求庇于日本，乃造成日中战争之直接原因，一如国府求庇于美国，乃造成日美战争之直接原因。“满洲国”立制，以复辟民初“五族共和”（国民革命斗争对象）为辞，以平衡汉民优势为国本，然不能阻止直鲁流民用脚投票及其沙丁鱼淹没战术。拓殖退潮，始于太平洋战争-关东经济管制及经济衰退。
明之华夷秩序，以蒙古为敌体，以女直朝鲜为属国，故而蒙古构成明国政治犯主要避难所。武宗以疆，臣民几于无岁不叛，跨边墙出亡、为蒙军引路者相继于道。仅世宗一朝，白莲教徒出亡者以百万计。若非要人，大抵老死胡中，子孙夷狄。由此观之，汉文化之无限同化能力纯属神话。女直朝鲜之于辽民，血统无大差别。安北府外韩人，大半皆儒化女直后裔。建州酋长不杂汉家血统者鲜，满洲为后出之神话。
元之上都辽阳河套，农业人口繁盛，见于西方及伊斯兰记载，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