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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伏枥/翮堕九霄戒近功/我笑诸君皆白首/白首须知万事空。
这段文字的前一半儿几乎全抄自刘伯温的那篇总序，尤其是什么“丁加癸”、“乙加辛”之类的野狐禅，直读得我有些光火了。好容易忍住气，读到了后一半儿，才勉强觉出一点兴味。这得从“戌削”那个词上说起。
“戌削”是个极罕见的用语。原本是用来形容人穿着剪裁合度的衣服，也常引申了表述某人身形清癯高瘦。“戌”的读音作“趣”、而非地支戌狗的“须”音。倒是清初的史家兼诗家王夫之很喜欢用“戌削”入文，他的《姜斋诗话》卷二里就曾经摹仿曹丕《典论·论文》的笔法，形容高子业“戌削”。事实上，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也在这里—赵太初可以说一字不改地袭用了《姜斋诗话》勾勒孙仲衍、周履道、徐昌谷、高子业、李宾之和徐文长等六家风格的修辞，来称道（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六个神出鬼没的老家伙。之所以如此，除了借古况今之外，难道只是为了嵌入行末的那个“戌”字么？
再往下看，“竹影钓叟”的别号众所周知，正是多年前暴毙的漕帮“老爷子”万砚方。至于这首诗，也曾出现在万氏遗作《神医妙画方凤梧》一书之中。我立刻从袋里翻出书来一比对，果然字句并无二致。原诗还有个副题：“乙巳上元与六君子荷风小集有感草成”。行间则是高阳亲笔批注的文字：蹄催翮堕一联，既用王安石《送子思兄参惠州军》诗之句：骥摧千里蹄/鹏堕九霄翮’，复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语；翻折事典，毫不费力，颇见意思。末句脱胎于陆放翁《示儿》诗，第以另眼细玩‘万’字，莫非此老已有先见之明，而以诗示警诸子耶？”
此际，我对万砚方其人的处境如何并不怎么关心，倒是发现“乙巳”二字先前解过：它指的是一九六五年。这一转念，我便又聚精会神地注意起赵太初在书末埋伏的最后一个机关：“甲子乙亥庚戌入牢”这八个字串绝非没有意义—而且，前一个日期的“壬戌”既然是一九八二年，则“甲子”自然是两年之后的一九八四年。我正迟疑着，老大哥却蹭过半截身子来，抢道：
“是是！甲子乙亥庚戌，错不了的，阳历八四年十一月十二号。万爷读书识字，知道这书上说的便是正日子，咱俩连个包袱也没打，抬腿拍屁股就蹲进去了。”
“你说的是—是那个‘一清专案’？”
“可不？”老大哥一挺胸、一直腰杆儿，跌暴着五七分英雄气息，连嘴角也朝下撇着了，“万爷领着我就近找着个堂口，亮了字号儿，只说：‘待会儿有来拿人的，你们就推说我万得福，还有这位张翰卿，俱是带头儿的首犯，旁的什么闲言碎语不要多讲，等来人把咱俩带走了，管保你们这帮小崽子们过它三年五载风平浪静的好日子。’
“也别说那帮小崽子们模样儿没多大出息—一个破烂堂门不过就是个赌麻将的‘富贵窑子’，可一个个儿横二霸三、顶不服份儿的呢！居然当场掏出几管喷子来。万爷探出根手指头，堵住一支喷口，说：‘你小子扣扣扳机试试！’那小子不信邪，扳机一扣就炸了膛。这一家伙闹得痛快—咱俩，嘿嘿！不想进去也不行了—”
“不对！完全不对！”没等他吹完牛皮，我翻开书封底—上头明明白白印着一行“一九七七年七月台初版”字样—这是如山铁证，唬谁也唬不了的，“七七年出版的书，怎么可能写出八二年和八四年间发生的事呢？”
“怎么不可能啊？什么叫不可能啊？”老大哥又一挺身躯，连脖子仿佛也抻长了，“老子欢喜蹲苦窑就去蹲苦窑，不欢喜了就出来不蹲了，有啥不可能的？”老大哥单挑起一只右眉，冲我喝道，今儿几月几？你说！”
“七月十三。”
老大哥又掐指算了一通，道：“那么是壬申年、丁未月、庚寅日。要是我说，到了丙子年、辛丑月、戊午日，那帮子骑着摩托车吓唬你的小混混就要散伙，你看可能不可能啊？”
我学着他屈伸手指头的样子，勉强算出“丙子”是大约四年以后，便再也算不下去了，遂嗤道：“一九九六年的事，谁知道？”
“不是九六、是九七。阳历一月十六号，到了那—天，竹联帮孝堂那帮子小王八蛋就玩儿完了！我说这话，你信不信啊？弟弟！”
“照你给我惹的麻烦看起来，”我兜转身，自顾往一排一排可谓森然壁立的录放影机和电视墙间胡乱踅逛，一面懊声恼气地说道，“我还等不到九七年呢—出了你这破烂工厂我就玩儿完了。”
“不会的不会的不至于嘛！”老大哥紧紧趋步跟过来，道，“你要是还为着那年捱枪子儿的事怄气，自管打老大哥几巴掌、踹老大哥几脚丫。要说当年么—那些日子老大哥也不好过，再硬的脑袋瓜子也抗不住那么些灯架子一回又一回地砸呀！你说是罢？”
这老小子不提，我还险些儿忘了。可不？打从捱了那一枪之后，除了在营服役期间，多年来我从不敢轻易脱下徐老三给的那件“壳子”，无论严寒酷暑，一径贴身穿靠，不知情的人总以为我老挺着个鼓凸凸的小肚子。有一次接受电视节目访问，一位知名的女主持人居然盯着我的肚子说：“听说作家都喜欢喝两杯，您一定也不例外罢？”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我听出个破绽来，忙不迭地回嘴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捱枪子儿了？”
老大哥似乎也猛地察觉失言，伸出鸡爪般的五指待要捂嘴，反而露了痕迹，只得期期艾艾地挥舞着臂膀，夸张着不耐烦的神情，道：“这、这—！不早告诉你了吗？这儿不是个说话的地方。”
“你有能说话的地方，咱们这就去！”
“嘿嘿！”老大哥蓦地一拍巴掌，随即冲我的鼻尖一指，乐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这时，荧幕上的一百五十个李小龙腾身跃起、冲向一阵鞭炮也似的枪声，却不曾落地；他凝结在半空之中的最高点上，胸口迅速渗出一枚血红殷殷的“终”字。
45 残稿
于李小龙误服Equagesic（一种复方阿司匹林和美丙胺酸混合药片，有抗抑郁功能）而暴毙之后十九年，我不期然对《精武门》全剧的最后一个镜头有了和少年时代初看时大不相同的观感。
李小龙腾身跃起、冲向镜头，四周响起一阵鞭炮也似的枪声，电影在他未曾坠下的那一格底片上结束，故事里一代大侠霍元甲最钟爱且武技最高明的弟子“陈真”—一个虚构出来的英雄—想必是死了。然而在另一部随片拍摄的八厘米纪录片上，李小龙当然没有被乱枪打死，也没有凝结在半空之中；百分之百吻合牛顿的物理定律，他落下来（而以观众之想像，他一定会奋力踢出的最后一腿根本未曾踢出），掉在片场工作人员预先铺好的假石砖地上。李小龙用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略事小憩，准备拍摄下一个镜头。
所谓下一个镜头，反而是出现在剪辑完成、公开放映的影片中稍早的一段画面，也就是英雄“陈真”在大厅上筋肉虬结地贾勇怒喝，加上一小段助跑、跨越一截尺把高的门槛、向庭院飞奔的镜头。
这样倒着时序拍摄是不是为了镜位安排作业的顺利使然，则我不得而知。不过，在那段八厘米的纪录片里，我们看见李小龙捧着个保温杯在喝水，摄影组的人七手八脚扛着一干器材自敞开的大门外穿越庭院、移入厅堂，先拍摄了众枪齐发、枪口冒出白烟的镜头（这个镜头在公映的版本里又被剪掉了），再掉转一百八十度、准备拍摄李小龙怒喝奔出的片段。这时，李小龙原声的旁白以一种带有浓重广东腔的英语道出：“My movement is the result of your movement.My technique is the result of your technique.Total fighting freedom is what my style all about.It’s actually no style.”
再度想起这部关于李小龙的纪录片时我已置身于一列南下的火车上，车厢中零零落落坐着五个人—除了我和老大哥之外，还有他那三个看来不情不愿、睡眼惺忪的徒弟—此时不论你称他们“技师”甚至“厂长”，他们都不会搭理你的。大致说来，我们坐成一个梅花阵的形式。我居中，老大哥在右后方三排之外的窗门，那三个则分别占住另外三个方位的窗口，我前面的两人还把椅背翻移到对向而坐，以便能观察我后方的动静。这就十分尴尬了，因为我们三个人的视线总会在刻意回避之时不期而遇。四目既不免交接，我便更能感受到对方在老大哥颐指气使的差遣之下“护送”我这一程是多么地无聊、无奈，又多么地敢怒而不敢言。于是我只好低下头，抽出高阳那叠手稿来读。
我没有特别注意所搭乘的火车是哪一种型号，只知道它大站小站无站不停，且不时会碰上必须暂停让轨的会车状况。应该是行经竹南附近的某地，我们这列车居然在旷野中停了半个小时之久。我从而读完了厚甸甸的一份手稿，只觉浑身上下的每一个骨节都像是当年在青年公园里被孙小六整治了一番之后那样，忽然间崩松脱落、又在转瞬间接合了回去，还发出“叱叱喀喀”的声响。
我在这一刻重新想起《精武门》和那部暴露拍摄作业实况的纪录片来—可不只是因为骨节叱喀作响、浑似李小龙的缘故，更准确而深沉的原因是：我开始面对一个写作上的问题—该如何将脑海中只有一个画面的《城邦暴力团》写出来？写成之后的《城邦暴力团》要像《精武门》那样的一部电影，还是像侧写李小龙的一部纪录片？我之所以如此困扰，乃是因为我所想像的、虚构的情节有如一部剪辑完竣、顺时展开的《精武门》，但是故事平庸、张力荏弱、内在情感既单薄又刻板。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所面对的真实材料却奇险诡异、荒怪迷离，充满了超越经验和常识范畴的生动细节；偏偏这些真实的材料又非依循时序的推移而为我所得—许多较早发生的事件是截至我细读高阳的手稿之际才显迹露相的，当这些材料正补充着我行将遗忘的一些生命记忆之时，我就活像是一个误把八厘米纪录片的画面植接到剧情片里去的导演，让胸口已经冒出一枚血红的“终”字的“陈真”落下地面，以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走入大厅，准备面对门墙外正喷出硝烟的枪阵，怒喝一声……
恐怕也正是在竹南附近那个旷野之中不进不退无前无后近乎永恒的等待期间，我决定将高阳的手稿抄入《城邦暴力团》的情节里面。也正由于这份手稿的篇幅庞大、内容芜杂，抄也不胜抄，只好拣择筛滤，裁去其中大抒思乡之情、忧国之感以及痛诋学、官两界衮衮诸公贪鄙庸懦的章节。如此剪摭，居然亦能成章，可见高阳行文，常隐端绪于枝蔓，令读者初读如隔雾看花，再读则拨云见日，三复斯旨，则赫然发现：那些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议论甚至个人感慨，其实却是把来调剂情节，制造“穿插藏闪”趣味的佐料。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精简删削，载抄载惜了。以下便是高阳之文，原亦无题，姑名之曰“残稿”—
高阳残稿
记不得是多少年以前了，阅书读报之余，偶有所悟，而时过境迁，往往茫然；有时写稿，更觉某一事曾持一看法而有当于心，此看法如何？则每每不复省忆，辄大憾，遂作“随手”，欲矫其失，然又不耐小品之薤露易，作了六篇，便罢手了。
“随手”算是一体，清朝军机章京的术语，办某事毕，随手录其缘由，动笔则免思，多记以备忘也。
某夜与周弃公、沈云公、徐高公、张佛公小酌，听周弃公说“县太爷的笑话”，其中有“钱收发”一则，大意是说：民国二十年前后，有赵某经发表为苏北某县县长，接获委令，赵某之父便与新官儿子扃户密商，该如何在任上搞钱。当时县长兼理司法，县府收发处收受状子，是个极有膏水的关口，老太爷坚持自充其职，却碍于儿子是太爷，却怎好委屈老子干收发呢？遂想出个改姓的主意，让老太爷冒姓钱，赁居邸外，彼此皆不认父子的关系。老太爷得以自营金屋，又添了外快，自然不安于室，甚至包了名土娼。久之老太太闻讯，即命儿子撤了老子的差。可是撤了差，岂不也断了油水的路？老太太只好妥协，但是坚持让老太爷下班之后即回邸舍上房。老太爷无奈，只得日日等县府职员走光，看清了四下无人，才一溜溜到后进，躲在老太太房里。不意终有一日失风，叫一名新来当差的卫士误作贼人追击，最后却在老太太的床上逮住。第二天的茶坊酒肆里便哄传开了：县长老太太偌大年纪还偷汉子—偷的是钱收发。
笑谈也就罢了。席散之后，徐高公与我同车，径谓：“弃子的故事不是笑话，而确有其事。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王叔老麾下做幕，有个叫田仲武的贴身扈从？此人便是拿住那‘钱收发’的卫士。那一回捅了个大娄子，差使也砸了，人倒是改了运，溯江而上，去了南昌，际遇果尔大大不同。此人现在台北，开一爿饺子庄，生意做得极好，得闲一同去尝尝。”
原本是一席闲话，徐高公并未深谈—那田仲武西去南昌如何改了运？又有了怎样不同的际遇？待我访着田仲武，大啖其山东风味的手擀皮韭菜猪肉水饺之时，徐高公已经物故了。
于此不得不补说我在王叔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