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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长似乎仍不觉惬意，一面翻看着我的论文，一面若有所指地说道：“可是咱们还是得回到大春这论文上看，两位是不是还可以多提些问题？毕竟这里头还有相当多可疑之处呢！”
那龙敬谦教授闻言之下立即接道：“我倒是有一惑不解，得请教请教—在你论文的第二章、第二节、第六段讲到了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可是却没提到主父偃窃稿的故事，这一点极不寻常—”
“对对对！”郑以伟教授也迭忙帮着腔道，既然要指陈武帝外儒内法，且独擅权术，怎么连《汉书》本传里明明写了的，这么重要的一则证据都漏了呢？”
他们说的我当然知道。那是发生在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两地闹火灾，董仲舒闭门在家，据《春秋》推演这两起灾变的缘由—这原本是董仲舒个人钻研的一套怪学问。他从秦汉以来的阴阳家那里转借了些灾异、符命的神秘解说，试图迎合武帝喜言天人相感的胃口，以便推广他自己埋藏在诸般神道仪式底下的儒学礼义。草稿写出，还没来得及修改考订，却被主父偃偷了去，背地里奏闻武帝。武帝其实早就侦知董仲舒外饰灾异符命的皮毛、内拥礼乐教化的骨血，所以故意找来诸儒评讲，还特别挑上了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吕步舒一不知此中另有君王的权谋、二不知那草稿竟是本师所作，遂当庭斥之为“下愚”之见。这一下主父偃才说出，此稿出自董仲舒之手。主父偃和武帝这一段“双簧”演下来，当即把个董仲舒下狱问死，随后再“诏赦”一番，吓得董仲舒再也不敢打着灾异的幌子搞真儒学了。
这一段说来容易，可我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杜撰论文的那几个月身边根本没有《汉书》，哪里去查引抄录呢？然而，若是坦白承认我连《汉书》都没准备就写成了论文，还来混口试干吗呢？
“不过，”龙敬谦教授没待我答话，径自抢道，“以伟兄，能看出汉武帝外儒内法的门道，已然别具只眼，少引一则材料倒显得清爽。”
“可不？”郑以伟教授把双银筷子朝左掌心里一拍，像个说相声的找着了哏，虎瞪起眼道：“今年我看了十六七本论文，真叫亮眼的观点没有几个，夹七缠八的书抄倒有百把万言。大春这一本的确清爽—”
“而且能遍读那么些珍本、善本的原典，显见花了不少‘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工夫。”龙敬谦教授说着，身躯往椅背里一靠，吁了口长气，道，“尤其是荀悦那本《汉纪外编》、刘珍那本《东观汉书拾遗》，还有常洵传那本《淮南子竹简考释》，这三本书太难得了。我还以为普天之下唯独我架上的是孤本呢！”
此言一出，我却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他说的这三本书无一不是出于我的捏造，其中“常洵传”根本是我初中同学的名字—之所以用他的名字纯粹是因为我不善于编造人物姓名的缘故。可是，这位龙敬谦教授为什么会说他也有这些其实并不存在的书呢？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郑以伟教授接下来的一句话，他看一眼王所长，作势起身，道：
“那么，就恭喜了罢？”
王所长毫不迟疑地先离了座，同两位教授握手，再绕过长桌的一端，走到我的面前，脸上绽开了笑容，眉心却微微蹙着，道：“恭喜你通过了考试。你先到门口等一会儿，我和两位教授要商量一下你的分数。”
小五姊弟俩一左一右，就像两尊门神一样，面朝外，站在走廊上。听见我出来了，赶忙簇拥过来，怎样怎样问了个热闹，我随便敷衍两句，盯住孙小六的一双眸子，反口问道：“刚才到底怎么回事？有人放了我一枪？”
“呃—”孙小六一迟疑，又缩头挠手露出一副孬蛋像，“没什么，放枪的人离得太远，张哥又穿了‘壳子’，不碍事的。”
“我好像昏过去了。”我开始极力想要回忆起脑门摔在石阶上之后那短暂的几分钟里所发生的事，然而无论如何却不能够，仿佛我生命中就有那么一个，以及稍后的两个、三个……连到底几个我都不知道的空洞。在意识的底层，我其实明确地知道：背后飞来一颗子弹也许没什么可怕，真正恼人的是那些个空洞里究竟充填了些什么？“后来怎么了？”
孙小六朝我身后的考堂木门努努嘴：“来两个老头儿，把你搀到这里来的。”
“什么老头儿？是龙教授和郑教授。”小五推搡了他一把，道，“他们不是你的教授吗？”
没等我答腔，孙小六接着道：“有一个还跟姊说：‘真快，都这么大一个姑娘家了。’奇怪，我们又不认识他。”
小五白了她弟一眼，似乎对他那碎碎叨叨的话题十分不耐烦，索性抢着问我：你自己怎么了？跟着了疯魔似的，胡天胡地乱笑，吓死人了。”
就在此际，考堂的门开了。那身躯极为高大的郑以伟教授当先跨步而出，跟我握握手，道声：“恭喜！”这还不算，扭身他又同孙小六和小五也握起手来，说的是：“辛苦了、辛苦了。”话才说着，我身后一挤—次一个出来的龙教授赫然也是个高大胖硕而挺拔的老汉。他的手比之郑教授既温且厚，握上去的一刹那间仿佛戴上了一只热烘烘的棉手套。握时自不免又是一阵“恭喜”，然而他说完了却没有松手的意思，半拽半拱地把我拖出几步开外，突然压低声说：
“大春！切记切记—从今而后，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
“什么？”
“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他又说了一遍，那张同字脸上倏忽像掀开一只蒸笼盖儿那样漫出一阵紫气来。我正诧异这人脸怎么会犹似一块调色盘那样，他却抽个冷子昂起钟磬般的嗓子，道：“可惜你读了那么些书，都读了个七零八碎儿。”
“有朝一日—”郑以伟教授这时依旧用那种枭鸟夜啼呼笑之声横里截过来，道，“有朝一日人家把这些零碎儿掺合起来，汇入一鼎而烹之；自凡是火候到了，未必不能大快吾等朵颐呢！”
两位教授说到这里，相互欠了欠身，结果让个头儿几乎高出一指的郑以伟教授先行，龙敬谦教授在后，临去时回头朝小五挥了挥手，再瞄了我一眼，笑道：“好、好、好得很呢！”
此刻之后的事，我只记得王所长一步迈近我身边，脸上挂着笑容目送那两个渐行渐远的魁梧背影，嘴里却叹了口气，沉声道：“要不是碰上这两位惜才如金，你这四年可就算白混了—还有你那本论文，我看还是烧了的好！”
我猜想他此刻的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为我侥幸混到了一个学位而高兴，一方面更为那篇满纸荒唐言的论文而不安—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最顽强骨鲠的疑惑是：两位教授怎么一松手就放我溜过了门槛？带着这个疑惑，我转身朝王所长深深一鞠躬，说了声：对不起，老师。”我的意思不只是为一篇胡说八道的论文辜负了他的教诲而道歉，也为我带来的疑惑和不安而道歉。在鞠躬的当时，我当然无从解释；此后多年，我更未曾向任何人提及这一点。或许是出于一定程度的蓄意掩藏罢，每当有人问起或向我索取我那本“听说写了三十万字”的硕士论文，我就说“早就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不值得看的”、“完全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我确乎烧掉了手边仅存的几部，有如罪犯淹灭证物一般唯恐残留一丁点儿蛛丝马迹。但是绝大多数听说过这本一度存在过的《西汉文学环境》的人都以为我这是出于中文系学者必然的行事风格。他们若不是误会我谦抑自持，就是怀疑我拥学自重。这种加诸于我的标签无论出自善意与否，都是不正确的。而我忙着逃亡—对于一个逃亡者来说，任何错误的认识都无须辩解，因为它们总是最好的掩护。
是以我逐渐从意识的深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这个培育我八年的系所、离开了老庄孔孟程朱陆王、离开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离开了原本我以为可以托蔽于斯、终老于斯的一个华丽古典世界。鞠着那个躬的时候，我在饿得咕咕叫的肚子里跟自己说：如果我再回来，一定是个骗子。”想必是出于羞惭的缘故—当我鞠了躬、道了歉、转身随小五姊弟俩的背影疾步趋出之际，根本不敢去看王所长的表情。也就在那一刻，我大约恍然悟觉，为什么早上在已然物是人非的宿舍前我会那样一无节制地纵声大笑—其实我是想哭的，只是我不太会哭（也许缘于缺乏练习之故）；我从未拥有那种认真哭泣的能力。
从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的口试现场回到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家父的书房，只须一眨眼的工夫。这个老人并不知道我大叫着想起来的一切其实已然被我刻意隐瞒了整整九年，他以为我从“白邪谱”中找着了认得的名字，遂回过头来，像是露出一丝笑容地说：“从年岁上看，我猜是这个‘洪子瞻’。对不对？”
我摇摇头，道：“我想起是谁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的。”然后我说了那两个名字—龙敬谦和郑以伟—并且告诉他，是这两位教授主持通过了我的硕士论文口试。
家父听着，上半身似乎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两下，随即扭回头去，伸手往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过了几秒钟，我看见那方黑色屏幕上出现了“龙敬谦”和“郑以伟”的反白字样。家父接着又按了十几个我来不及辨识的字键，又过了大约半分钟之久，那六个字在转瞬间消失，变成了另外两组三个字的姓名：“钱静农”和“魏谊正”。
“如此看来—”家父索性把那副看来像是怎么扶也扶不住的眼镜摘了，吐了一口大气，缓缓说道，“你早就招惹上这批人物了。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
40 风云渡海
根据我平素的观察，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绝少向他们的子女描述渡海期间的生活细节。大部分即使是善于回忆或描述的人只会使用较多的形容词去强调当时场面的混乱或惊险，仿佛旅程中他所看到、听到、尝到、嗅到、触到和想到的，可归于名词性的事物都在过度的恐惧中失落、淹没了。比方说，像彭师母那样会说故事的人在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也只说风浪多么多么地大、人多么多么地挤、共产党的炮弹打得离船身多么多么地近，接下来猛里一跳，就跳到船靠了岸，有小贩来卖香蕉，那香蕉是多么多么地甜，又多么多么地便宜。大家吃了个死饱，以至于日后看见香蕉又是多么多么地倒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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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年纪还很小的时节便想像：也许有一天我长大了，得找个机会仔仔细细追问一下家父家母，他们是怎么来的？坐什么船？那船有多大？形状如何？买了船票吗？船票长什么样儿？航行时间有多长？舱房里的设备呢？睡的是那种美国电视影集里出现过的吊床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正正经经询问过这些，或许是关于逃难这件事家里一直有种不堪回首、讳莫如深的气氛，或许是我并不那么好奇，也或许我总以为它是唾手可得的一个人生的零碎片段而未加珍视；无论何者，家父出乎我意料地主动说起来，反而不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有着惊心动魄的史诗格局与壮丽景象—它充满了卑微、琐碎、令人不忍逼视凝思的紊乱细节。渡海行动本身显然就是摧毁人生记忆完整性的一个手段。
在开始叙述此一日后看来意义重大的仓促迁徙行动之前，家父伸手指了指“白邪谱”倒数第二行底端，也就是排在“项迪豪”之前的两个名字—施品才和康用才—接着那句“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的话说下去：“这两个人，原先是我老漕帮中的光棍，是‘老爷子’跟前的扈从，辈分不算高，可资历和声望却因为是‘老爷子’家臣的缘故而非比寻常了。”
家父一向对他曾经在帮这件事守口如瓶，忽而说了这么一大串，听得我不由自主张口结舌起来。尤其是扯络上施品才、康用才这两个名字—他们不正是徐老三那张江湖图上脚跨哥老会和“国防部”情报局两个势力范围的“两位老资格”吗？当年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顶楼上（甚至更早之前在茶园的仓库里）被孙小六打了个落花流水的不也是他们吗？
“把你和欧阳昆仑的女儿那叠子妖精打架的照片寄给我的，恐怕也是他们。”家父沉吟了半晌，抓住一只眼镜腿当摇鼓轴子似的转了起来，道：“难说他们是从你身上追出了我，还是从我身上追出了你，总之把咱爷儿俩搓成一股，想必是合情入理的。这，得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底说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布全省实施戒严。戒严期间除了本岛的基隆、高雄和澎湖的马公三港在“警备总部”监控之下开放船只进出之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闭。对于当时仍身在青岛的家父、家母而言，这是一道远在天涯、毫不重要的消息，他们甚至全然无从想像，一个东南方数千里之外的小岛开始盘查出入人口的这件事同他们会有任何关系。
在那个日后看来至为重要的日子里，家父念兹在兹的一个问题其实微不足道：他究竟应该参加一个济南同乡的生日局，还是老漕帮为某重要“帮朋”所举行的接风宴。这两个应酬恰巧撞在同一天下午六点。家父若是参加后者，则必须独自前往观海山西侧、浙江路北端最高处的圣爱弥儿教堂旁某酒楼—此行极密，连家母都不可与闻。若家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