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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的食品留在厨房桌上。偶尔她也到厨房来，但他用餐的时候她从不呆在那儿；有时候她在屋后的游廊见他，那是他在楼房下边不远的小木屋居住的最初四五个月内，他们会在游廊里站立一会儿，几乎像陌生人那样谈上几句话。他们总是站着：她照例穿着那件整洁宽大的印花便服，这种家用衣服她多得不可胜数；有时她戴一顶遮阳布帽，像个乡村妇女；而这时他已穿上每周浆洗一次的干净的白衬衣和哔叽裤。他们从不坐下来交谈。他没见过她坐着的时候，除了有一次他从楼下窗口看见她坐在室内的书桌旁边写字。他丝毫不带好奇心地注意到她在收发大量信件，每天午饭前的一段时间，她总要坐在楼下那些不常用的陈设简陋的房间之中的一间，在一张破旧不堪、表面凹凸不平的桌边不停地书写。这样过了整整一年之后，他还不知道这些信件都是公务函件和私人文书，来自各地，盖着五十个不同的邮戳，而她发出的是给经理、董事或财产受托人的复函，有关金融或宗教事务的忠告，向南方十多所黑人大、中学校的年轻女学生，甚至这些学校的校友，奉献出她个人的切实可行的劝诫。隔一些时候她会离开家，每次三四天，尽管这时任何晚上他都可以随意地去见她，但过了一年之后，他才知道她不在家的日子是亲自访问那些学校、同师生们谈话去了。她的公共事务由孟菲斯的一位黑人律师处理，这位律师监管那些学校之中的一所学校，在他的保险柜里，连同她的遗嘱一起，放着关于她死后遗体处理的指示（她的亲笔字迹）。他知道这件事以后方明白城里人对她的看法，虽然他知道城里人不如他了解的多。他暗自说：“到那时，我就与这儿不相干了。”
有一天，他意识到她从未邀请过他进入这幢楼房的本体。他去的地方最远不超过厨房，这是他自己早就闯入的地方。这样想着，他噘起嘴来。“这个地方她阻止不了我，我猜她心里明白。”而且在白天他从未去过厨房，除了去取用她为他预备好并摆在桌上的食品。到了他开始在夜间进入楼房的时候，情形差不多同他第一天晚上闯入厨房一样；他感到自己像个贼，像个强盗，甚至当他上楼去她正等候他的卧室的时候也一样。一年以后他还有同样的感觉，每一次都像是偷偷摸摸地去窃取她的童贞。每个夜晚他都面临着重新盗窃他曾经窃取过的东西——也许他从未窃取到，而且永远也不会窃取到。
有时他这样想着，便记起那艰难的没有悲哀没有自怜的几乎具有男子气概的屈服。长期以来处于精神孤独状态，精神已沦为自身护卫本能的牺牲品，而身体状况则使男人的强劲和坚韧一败涂地。于是她显出了双重性：一个是他首次见到的女人，手举蜡烛开门站在他面前（还忆起她穿着拖鞋轻轻走近的声音），像雷电闪烁之际突然见到原野，见到人身安全和私通的地平线，即使得不到乐趣；另一个则具有男人般的体肤，从遗传和环境中形成的男性思索习惯，他必须与之搏斗到最后一刻。她既没有女性的犹豫徘徊，也没有女性终于委身于人的忸怩羞态。仿佛他是在同另一个男人肉搏抗争，为着一件对双方都不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他们只是按原则进行搏斗而已。
他下一次见她的时候，心想：“我的上帝，我原以为很了解女人，现在才明白自己对女人一无所知。”就在那之后的第二天，她对他讲话，他看着她，不到十二个小时以前彼此都清清楚楚的事，却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他想没办法，她衣服下面不可能让那种事发生当时他还没开始在刨木厂干活。那天的大部分时间他躺在她借与他的帆布床上，在那间她给予他居住的小木屋里，他抽着烟，双手枕在头下。“我的上帝，”他想，“这倒像我是女人，她是男人。”但这样说也不正确，因为她一直抵抗到最后。但那不是女人的抵抗，女人的抵抗要是真心实意，任何男人也无法攻克，因为女人在肉体搏斗时绝不遵守任何规则。可是她进行的是公平合理的抵制，遵循了在某种紧要情况下缴械投降的惯例，无论抵抗是不是能够到头。那天晚上，他等到灯光从厨房里消失，然后又在她房里照亮。他朝楼房走去，步子不急，但心里暗暗感到愤懑。“我要教她明白，”他大声说。他不想默不作声。他大胆地进屋，登上楼梯；她立即听见了动静。“谁？”她问，但声调里毫无惊恐。他没有回答。他爬完楼梯，走进房间。她还未宽衣，转过身来望着他从门口进入，但没有同他讲话。她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到桌边，把灯吹熄。他想：“这下她会逃跑。”于是，他一步蹿到门边去拦她。可是她并未逃离。他发现她仍然呆在她坐的地方，连坐的姿势也没有改变。他开始解开她的衣服。他跟她讲话，声音低微、紧张而又严厉：“我要教你明白！我要让你明白是咋回事！”她毫不抵抗，甚至仿佛在帮他忙，到了最需要帮忙的时刻，她的四肢稍稍地改变着姿势。但是，他手下的身子却仿佛是一个死去的女人，只是还未僵硬而已。然而他不退却放弃，他的手脚又急又重，仅仅由于情绪狂热的缘故。“至少我终于让她明白了她是个女人，”他想，“现在她憎恶我，但至少我教她明白了那一点。”
第二天，他又整天躺在小木屋里的帆布床上，没吃任何东西，甚至不去厨房看看她是否给他留放着食品。他在等待日头偏西，等待黄昏来临。“那时候我就离开，”他想。他不期望再见她一面。“最好一走了事，”他说，“别等她有机会把我赶出小木屋。就那么大点事。白种女人从不这样干，只有黑种女人对我耍过这种威风，赶我走。”因此，他躺在帆布床上，一边抽烟，一边等待日落。他从敞开的门口瞧见日头渐渐偏西，斜影拖长，变成铜黄色。接着铜黄色褪变为淡紫色，变成夜幕四合后的昏暗一片。这时他能听见青蛙呱呱的叫声，萤火虫开始在门框外闪烁飞舞，随着夜色渐渐暗黑而更加耀眼。他站起身。除了那柄剃刀，他别无所有。一旦他把剃刀放进口袋里，他便做好了外出准备，或近或远，天涯海角也在所不辞，任凭那条看不见的危难四伏的道路延伸。然而，当他迈步时却仍朝着那幢楼房，仿佛他一发现自己的脚想朝那儿走便依了它们，像是失去重心飘浮了起来，甘愿听其摆布。心想好吧好吧飘就飘吧，越过黑暗飘向那幢房屋，飘上屋后的游廊，从那道门进去，这门是从不上锁的。可是等他把手搭上门，门并不开启。也许好一会儿他的手和信念都不敢相信；他仿佛静静地站在那儿，未加思索，看着自己的双手用劲推门，听见里边的门闩发出响声。他不作声地掉头走开，仍未发火动气。他朝厨房的门走去，估计那儿的门也闩上了。可是他却出乎意料地发现那门开着，发现自己早就希望它开着。然而这门未上锁的事实却好似对他的侮辱。仿佛一个仇敌，他已竭尽全力报复，对方却仍然傲慢地站着，安然无恙，完好无损，带着鄙夷不屑的意味深长的目光斜视着他，叫他无法忍受。他进了厨房，但没朝通往楼房本身的门走近，他第一次见到她那晚上就是在这道门口，看见她举着蜡烛出现在那儿。他径直走到为他摆放着食品的桌子旁。他不用看，他的手便能感觉到，饭菜还有余温，心想这些是为黑鬼准备的，为黑鬼。
他像是在隔着一段距离观察自己的手，看着手端起一盘菜，上上下下地晃动，然后端在手里深深地嗅闻，动作缓慢，全神贯注。他听见自己像在玩什么游戏似的大声地讲出来：“咸肉。”然后看着自己的手端起菜盘猛向墙壁掷去，投向看不见的墙壁，等待那哐啷一声响过室内然后又完全归于寂静，他又端起另一盘菜。他平稳地端到面前，不住地嗅闻。这一盘得花点儿时间。“菜豆呢或是菠菜？”他说，“菜豆或是菠菜？……好吧，就叫菜豆。”他狠狠地将它掷去，等待撞击声。响声完结后他又举起第三盘菜。“什么东西加洋葱，”他说，心想这真有趣。我以前咋个没想到这么干呢“女人的脏食。”他朝墙壁掷去，动作又慢又狠，一边听那哐啷一声响，一边等待。这时他听见了别的声音：屋内的脚步声，朝门口走近。他想：“这回她会有一盏灯。”想着这会儿我要看一眼，准会看见门下漏出光亮同时一面来回地挥动着手。现在她差不多走到门边了“马铃薯，”他终于说道，带着最后的判断口吻。他没有转身回视，甚至当他听见拉门闩的声响，门吱的一声打开，灯光照在他身上，他仍然站在那儿，手里稳稳地端着菜盘。“不错，是马铃薯，”他说，带着孩子自个儿玩游戏玩得入迷的说话语调。他既能看见也能听见菜盘撞击在墙上。然后，灯光消失了，他又一次听见门吱的关上，听见上门闩的声音。他仍然没有转过头去。他端起下一盘菜。“甜菜，”他说，“我可不喜欢甜菜。”
第二天他去刨木厂干活。他去干活那天是星期五。自星期三晚上起他一直没吃过东西。星期六下午他超时干活，当晚才领到工钱。这天晚上他到城里闹市区的一家饭馆吃饭——三天之中的第一餐。他没有回楼房去。有段时间，无论是离开或是回到小木屋，他甚至不屑朝楼房瞟一眼。六个月之后，他在小木屋与刨木厂之间踩出了一条独自行走的小道。这条道几乎笔直，避开一切住宅，穿入树林直走；随着路径日益熟悉，他可以准确无误地到达他干活的木屑堆跟前。每当五点三十分吹口哨下班时，他沿着小道返回小木屋，换上白衬衫和有褶痕的黑色裤子，再走两英里进城用餐，他好像不好意思穿工装露面似的。也许并非不好意思，虽然他满可以说不是，但很可能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不再故意回避看那幢住宅，但也不有意地注视。有阵子他相信她会召见他。“她会首先做出表示，”他想。可是她并不这样做。过了一些时候他不再期待召见了。然而当他第一次有意地重新朝那住宅投去目光时，他感到一阵令人惊骇的血液升腾和降落，这时他明白自己一直是害怕见她，害怕她老带着那显而易见的鄙夷神情注视他。他感到像是出了一身冷汗，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那已经过去了，”他想，“现在总算了结了。”因此有一天当他真的见到她，没有产生任何惊骇的感觉。也许是先有了准备。无论怎么说，他没有血液升腾和降落的惊骇感，当他抬起头来纯属偶然地看见她在后院，身穿灰色的衣服，戴着遮阳帽。他不能判定她是不是一直在观察他，注视他，或者只是这会儿才在打量他。“你不惹我，我不犯你，”他想我梦到过那事，却没有实现。她衣服下面什么也没有，不可能发生那种事。
来年春天他去干活。九月的一天晚上，他回家时刚一跨进小木屋便惊呆了。她坐在帆布床边注视着他。她头上没戴帽子。这之前他从未见过她光着头，尽管在黑暗中曾抚摸过她散开在枕上但并不凌乱的头发。可是他还没有看清过她的头发，这时趁她注视他的时候，他站在那儿把目光专注在她头发上。他正要继续跨步的瞬间，突然对自己说：“她正在做出努力。我早就料到她头发里会有灰白头发她正在努力成为一个女人，但不知道该咋办。”他想，完全明白她是来和他谈话的谈了两个小时之后，她仍在滔滔不绝地谈着，两人并排地坐在帆布床边，这时小木屋内已经全黑了。她告诉他，她四十一岁了，就出生在对面那幢楼房里，一直住在那儿。无论什么时候，她离开杰弗生镇从未超出过半年，而且前后间隔的时间很长，总在乡思难耐的时刻——思念她亲人所在的异乡故土，思念那儿的一砖一瓦，山水林木，那片乡土对她来说像是异国他乡。然而她的一生打上了那片土地的烙印，甚至在四十年之后的现在，新英格兰地方讲话所特有的含糊辅音和平淡元音，还同当初一样清晰地呈现在她的亲人的谈吐里；这些亲人从未离开过新罕布什尔州，在她一生的四十年里，她大概只拜访过他们三次。他坐在她身旁，屋内已经黑尽，她却讲个没完没了，喋喋不休，最后声音高亢得同男人的嗓门一样。克里斯默斯心想：“她与所有别的女人没有区别。无论十七岁或四十七岁，当她们终于彻底缴械投降的时候，都会表现为滔滔不绝的言语。”
加尔文·伯顿是一位名叫纳撒尼尔·伯林顿的牧师的儿子。他是家里十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十二岁时便从家里逃跑了，这时他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也许会写，像他父亲相信的那样）。他到了一条轮船上，绕合恩角航海一圈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变成了天主教徒，在修道院里住了一年。十年之后，他从西部到了密苏里州；到达后刚三个星期便结了婚，娶了一个胡格诺派教徒的女儿，这一家从卡罗来纳州取道肯塔基州移居而来。结婚后的第二天，他说：“我看我最好定居下来。”这一天他便开始定居。结婚的庆祝活动还在进行，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正式否认效忠罗马教会。这桩事他是在酒店里办的，他要求每个在场的人听他讲话，然后说出他们的反对意见；尽管当场没人反对，但他却有些坚持要听到不同意见，直到他被朋友们领走时仍然没有谁反对。第二天他说他是真心诚意那样做的，他不愿隶属于满是吃青蛙的蓄奴者的教堂。那是在圣路易斯城。他在那儿买了一幢住房。一年后当了父亲。这时他声称他一年前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