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_第60节

大概就永远湮没了。

　　1929年那篇笔记，便是金木纪念恩师去世20年而写，他提到了《抱残守缺斋日记》的阴本——也就是刘鹗的夜行记录。笔记里有段话，自述了两代夜行者的心得——

　　“铁云先生飘零风尘亦久之，夜行十余年，观世情，洞鬼蜮，扶助孤弱，力抗暴强。俯仰天地，无愧也。”

　　这就像对“夜行者”行当的定义，独立彷徨，却又以身犯险。

　　至于夜行者刘铁云在晚清的动荡世事中，都做过什么事情，就得等我整理完金木的《北洋夜行记》后，再来翻看《抱残守缺斋日记》阴本。

　　2017年8月29日

　　金醉

　　本文系根据太爷爷金木笔记和其他史料文献考证完成，感谢以下参考文献：

　　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Library，《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

　　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施肇基、金问泗，《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外交工作的回忆》，中华书局，2016年

　　李菁，《伍连德：不该被遗忘的名字》，《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

　　张士尊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2007年

　　William C. Summers，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Carl F. Natha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1967

　　Richardson Little Wright, George Bassett Digby , Through Siberia; An Empire in the Making, 2015

后记 砖缝里的骨头

　　如果你曾坐在咖啡馆听别人谈话，就会留意到，人们总会不经意地评价过去的人和事。要是你没泡过咖啡馆，随便回想几次你听到的谈话，也会发现确实如此。

　　讲过去的人和事，并加以点评，几乎是每场谈话无法回避的。

　　这里的“过去”，一般不太遥远：前天，上周，有一年……最多再远一点，“那时候，我妈还没生我”。

　　当谈话跨越到讲话者出生以前太远的时代，就变成了“历史故事”。

　　我们知道的历史故事，往往来自书本、课堂和影视剧。这些超越人生经历的故事，和亲身经验混合杂糅，形成了当下的我们。

　　你随便一开口，就包含了过去所有的人生经验和对历史的理解。

　　《北洋夜行记》故事里，有两个人物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曾在清宫做太监的赖小辫，一个是在隆福寺卖人肉抻面的刘三。

　　赖小辫年轻时为了谋生，自己切了下面，进宫当了太监。后来给赶出宫，连自己的“宝贝”都没带出来。别的太监为找回“宝贝”费尽心力，他却说：“我现在过得舒坦，还想它干嘛？”于是，他嫖娼找乐，后来还结了婚。当年自己“甩柜儿”的故事，他当作笑谈讲给人听。

　　刘三年轻时，差点在饥荒里饿死，为了活命，他吃了人肉。这件往事成了他无法越过的利刃，时刻绞杀他，只有化身为道德审判者，他才能觉得舒坦。于是他像背负使命的行刑者，一个接一个地杀人，再将人肉卖掉，“看见那么多人都喜欢吃人肉，心里总算踏实了”。

　　一个人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不是因为他过去经历了什么，而是他如何看待过去。单一个体如此，社会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在其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历史三调》中，提出三种看待历史的视角，也就是所谓Three Keys：事件（Event）、经历（Experience）和神话（Myth）。

　　历史学家讲述过去的一段历史时，往往是上帝视角。为了讲述，他去定义“起因”“发展”和“结果”，并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时间区间内审视，挖掘“意义”。这种历史讲述，把历史当成了可以定义、描述和解释的事件，是一种最常见的历史“塑造”方式。 这样的塑造，往往将鲜活多义的历史变成时间线上的呆板标记。

　　事件讲述者重塑过去的过程，神话讲述者则给予过去解释。他们为了某种目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自我情感，截取历史片段或某些特性，来下结论，宣称这种结论是对过去的“正确”解释。

　　1918年，陈独秀曾写文章批判义和团，认为这是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此时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向往“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当然要彻底反义和团。

　　1924年，陈独秀又写了几篇文章说明他对义和团的看法。这次，他将义和团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并列为重要的国民运动：“……义和团之藐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

　　不同时期，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是陈的思想有了实质性变化，而是他所处的阵营和宣扬的观点需要这种转变。

　　“为我所用”，就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将历史资料工具化。这种情况下，历史往往成为讲述者的论据库，成为当下观点的背书。

　　最喜欢此种讲述方法的，往往是振臂高呼者。要想一呼百应，就需要煽动和统一思想，不知不觉便会出于现实目的曲解和选择历史信息。这不是以史为鉴，而是以史为剑。

　　为什么多数历史记载喜欢找典型，做里程碑？一是便于确定事实的“唯一性”，二是便于确立解释的“正确性”。这样的历史书中，手持利刃冲锋在前的领袖，往往居于画幅的中心，名垂青史。然而，关注典型和里程碑，是最无趣的。

　　相比之下，我更关心错综复杂和没有经过学者“合理”解释的历史事实——当时当地人的“经历”（Experience）。

　　被皇帝赶出宫的太监、因饥荒逃到北京挑粪的河南人、被军人欺凌的巡警、在五四运动当天经过赵家楼的车夫……这些“半虚构”的人和事，存在于历史塑造和解释者的视线之外。大时代下的无名者，如同煌煌史书里的毛边，历史车轮上的泥垢，或者不过是时代主线边缘的墨点。

　　网上传过一张电视剧截图，男主角对着镜头说：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这种可笑的编剧思维，就是简单刻板历史学习的结果。

　　历史的亲历者，并没有怀着各种预设的“目的”和“意义”，更没有未卜先知的全局观。他们所面临的是具体、实际的境遇，并因此做出艰难或随意的人生选择。

　　与我同龄或更小的年轻人，已经接收了太多简单片面的历史信息，或许可以尝试放下先入为主的偏见和预设的结论，尝试理解和想象当时当地的情景，以及亲历者的体验。

　　台湾学者杨照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人不理解电影里的劫匪说“挡我财路，如杀我父母”，觉得太极端。但换个思路想，子非劫匪，安知劫匪之生存状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有些人就生存在极端环境中，一次抢劫失败，结果可能真的是父母饿死。

　　我们经常无法代入更渺小更边缘的人和事，就是因为他们被历史和故事讲述者忽略。

　　唐诗写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人们总能记得住名将，却彻底忘记骨头。

　　很多人都听过建桥修路或盖高楼时“打生桩”的传说——为了使建筑万年不倒，要将一些活人生祭，打入地基。这些生祭品，就是微不足道者，是历史长城砖头缝里的骨头。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