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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傅家甸穷得厉害，地势低洼，民宅街道拥挤不堪。能用来做防疫隔离的地方只有客栈、学校、几座兵营和两个戏园子，连大车店都被征用，做了消毒站。
把接触者隔离在疫症院之外，非常重要。伍连德和中东铁路公司磨了好几天，借到了120节火车车厢，作为接触者隔离营。医生每日诊察，连续七天体温正常，才能解除隔离。在后来的万国鼠疫大会上，伍连德把这一经验称为“最有效的隔离方式”。
快11点时，来了辆马车，接林家瑞离开，去了防疫局。临走前，林家瑞说，第二天一早会有人来接金木，去见伍连德。
采访伍连德是报社给金木的首要任务。要不是出了佘先生的岔子，本该今晚就见到他了。
尸山
第二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按照东北的习惯，做完过年的杀猪菜，这天就要蒸馒头了。
清晨6点，傅家甸上空笼着灰色的霾，没飘一缕炊烟。马车穿过空荡荡的大道，碾在煤渣路上咯吱作响。金木问赶车的拐子，为什么不去防疫局。
拐子一颠屁股，把左腿往车上提了提，指指前面路口，说运尸队刚清完一趟，今天死人多，伍大人去坟场了。他回头看了眼金木，咳嗽一声，掀开口罩吐了口痰：“咱们直接去坟场。”
拐子就是昨晚和林家瑞一起的车把式，是个黑胖子。今天金木才发现，他是个瘸子，两腿一长一短。从小就叫拐子，连真名都忘了。他从前赶车送人入关，现在是埋葬队的队长，早上去旅馆接金木前，已经拉了一趟尸体，现在还从头到脚裹着防疫服。
马车拐了个弯，迎面走来一队人，抬着大木桶，领头的是两个穿棉袍的干瘦老头，一个戴着口罩，一个没戴。每经过一户人家，就喊一声，门开个缝，里头递出只碗，他们舀了桶里的东西，再递回去。拐子说，这是领汤药喝，傅家甸中药行会专门熬制的，每天都有。
没等金木问，拐子就哼了一声：“没用，图个心安。”
金木问拐子中医西医信哪个。拐子笑了一声说，其实自己一个月前还不信西医。
伍连德确认肺鼠疫后，不给开药，也不捉老鼠，反而让大家戴口罩。傅家甸的百姓一时炸了窝，骂西医狗屁不通。
“你说我怎么又信了呢？其实也不信，我中医西医都不懂——但是，我佩服伍大人，他的办法能救人。”拐子沉默一会儿，又挪了挪屁股，说：“要不是伍大人，我家就死绝了。”
十天前，拐子家还有四口人，老娘、媳妇和八岁的儿子。那天，老婆去道里一家糕饼店买点心，钱还没付，卖点心的丢下秤盘子跑了。糕饼店里突然炸了窝，原来是店老板死了。
“当时都叫热病，还不知道怎么传染。我媳妇儿就懵那了，看了半天热闹，最后拎了包不要钱的点心回家了。”
拐子媳妇到家就干活，洗了半桶衣裳，做了全家人的饭，还喂了牲口。忙活完，一屁股坐在马棚里，不想起来。拐子娘过去看，一摸脑门，滚烫。拐子就熬姜汤，给她捂上被子发汗。前后没俩小时，就咳得喘不过气了。
拐子一看不行，套上马车要去找大夫。一开门，撞见一群裹着防疫服的人，说糕饼店的老板是鼠疫死的，接触的人都得隔离。
“领头的就是伍大人和林医生，一上来先给我们戴口罩。”防疫队给每人量了体温，要把拐子媳妇送去疑似病院，其他人送接触隔离间。拐子不愿意，要亲自照顾媳妇，拐子娘也闹。
拐子摇头，说我当时就弄不清楚，以为是要抓我们蹲号子。“没打针没吃药，先把一家子分开关了，能愿意吗？当时伍大人就说，要真染了鼠疫，你媳妇就会死。我们能做的，是让你们家少死人。”
拐子扬起鞭子，使劲抽在马屁股上，吆喝一声。他转过脸，看着金木，伸出三个手指：“刚过30岁，伍大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当时马上认了，想明白了。”
隔离七天后，拐子媳妇和老娘死了，他和儿子活了下来。他把儿子送到道里的亲戚家，自己拉着马车加入了埋葬队。当晚，傅家甸就宣布彻底封城。
“伍大人让咱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我是个怂包，但见多了死人，我也不怕了。”拐子抹了抹额头，揉掉眉毛上的冰碴子，“听说伍大人在天津也有老婆儿子。”
金木嗯了一声，没说话，解开口罩，点了根烟，使劲抽两口丢掉，又系上口罩。在北京时，他听说伍连德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四个月，最大的才五岁。
或许当时太年轻，他对这些事没什么感觉。
在20年后的笔记中，他却提到了这件事：
“……伍博士于我的最初影响，是彼时出关赴死之抉择。”
查阅伍连德自传，东北防疫一段，几乎未提到妻儿。事实上，他在东北防疫的最后一个月，小儿子因食物中毒夭折。或许，这是他回顾往事时的刻意回避。
继续往前走，金木见到了来傅家甸后的第二具尸体——一个中年男人倒在路中央，保持着摔倒的姿势，身上结了一层薄冰。拐子说，走路歪歪扭扭栽死的，肯定是鼠疫。这症状，跟得了病的老鼠一个样。
紧接着，又是一具，身上卷着铺盖。第三具、第四具、第五具……从城里走到坟场，一路见了十多个死人。
到了坟场，金木傻眼了。这座坟场，没有坟，只有棺材和死人，棺材摞着棺材，死人压着死人，一路堆过去，几里地都望不到头。
金木跳下马车，沿着坟场中间轧出的路往前走，浑身哆嗦个不停。来东北前，他从报上知道哈尔滨死了几万人，但却从没想到，会直接面对绵延的尸山。他踏进雪地里，走到棺材堆跟前看，不少棺材还敞着口，有的尸体从里头掉出半截，紫黑的手脚搭在薄薄的板材上，结了一层霜。还有些没入殓的尸体直接搁在雪地上，身体冻僵成扭曲的姿势。
伍连德自传中说：“棺内恐怖的内容暴露无遗，有人的胳膊或腿以骇人的姿势伸出来，令人毛骨悚然。有些尸体呈坐姿，此乃冬季极度严寒气候下，一两个小时内即被冻僵之故。”
扑棱棱一阵响，从没盖的棺材里飞出一群乌鸦。金木吓了一跳，一阵恶心涌上来，差点栽倒。
拐子停下马车，扶住他，说这是不得已，他一天送两三趟死人，棺材实在不够，能盖上点什么就给盖上。昨天夜里送来的佘先生，一时找不到东西掩盖，裹着破毯子就撂下了。“不只乌鸦，一到天黑成群的野狗就上来了。”拐子指指棺材附近的雪地，一层层错杂凌乱的野狗脚印。
据史料记载，当时每天死的人太多，赶制棺材来不及，后来的尸体就直接拉到坟场堆积。地面冻得跟石头一样，埋葬队无处下手，只好把尸体就地排放。金木到坟场的那天，已经有六个星期没埋过人了——傅家甸坟场的尸体已经堆了两千多具[也有一说，认为有三四千具尸体。凡数据有出入的地方，本文依据的是伍连德回忆录。]，排列长达三里多地。
金木的日记中写道，他似乎闻到了尸体的腐臭：“腐臭味冲进鼻眼，透入皮肤。”东北的一月份，零下二十多度，尸体当然不会腐烂。这是恐惧的错觉。
冰冻尸山的真正恐惧，来自尸体上可能依然存活的病菌。旅美作家王哲在《国士无双伍连德》里讲述此事，将傅家甸坟场称为“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一旦开了春，这坟场可能会毁了哈尔滨，东三省，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
此时，伍连德正远远地站在坟场尽头，满脑子想着：该如何处理这座尸山。
选择
伍连德是小个子，短头发，戴着口罩的脸圆圆的，额头黑黑的，鼻子上架着金边圆眼镜，棉军衣外面套着件白大褂，下摆蹭上了几块黑土的颜色。他和林家瑞站在一口棺材跟前，说话时微微扬起下巴。
金木过去打招呼，伍连德朝金木点了下头，迟疑了一下，继续跟林家瑞说话。过了一会儿，林家瑞叫拐子过去，吩咐了几句。拐子“嗯”了一声，跳上马车离开了坟场。
伍连德朝金木走来，伸出右手。金木忙放下相机，伸手去握，伍连德转身一绕，到了金木后头，解开了金木口罩上的结，紧了几下，重新系起来。他拍了拍金木，说你这么系口罩会松，不留神就开了，“Cover completely——嘴巴和鼻子。”金木一愣，没听明白。
林家瑞忙解释，说伍博士让你把嘴巴鼻子捂紧。伍连德从小讲英文和广东话，官话讲得不利索。在东北期间，他向朝廷汇报情况，是特批的政府专线，直接用英文发给外务部。遇到和地方官员沟通，全靠林家瑞做翻译。
金木问林家瑞，安排什么时间采访伍博士。没等林家瑞接话，伍连德摆摆手，说采访暂时不用了。他往四周扫了一眼，皱起眉：“要先处理这些——尸体。金记者，你不如回去吧，这里很危险。”
金木看了看林家瑞，说报社不都联系好了吗，半天时间就够。林家瑞点点头，又和伍连德商量。伍连德却没再说话，走到路中间，看着坟场大门方向发呆。他在等哈尔滨的各级官员到来，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方案：焚尸。
之后的一整天，金木又多次提起采访的事，伍连德始终没答应。他甚至没和伍连德说上几句话。倒是哈尔滨的道台和几个知县，跟金木抱怨了一通，自从隔离开始，傅家甸更加人心惶惶，除了疫情，还有几千口无家无业的流民无处安置。他们认为，疫情蔓延，无力可挡，哈尔滨凶多吉少。
焚尸的建议，震惊了所有官员。他们刚刚接受了毁伤“身体发肤”的西医解剖——毕竟被剖的是个日本人。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烈火焚尸。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便是死而不得其所，对祖宗的大不敬。更何况，一次要烧几千具尸体！
提出焚尸建议后的情况，伍连德自传的记述很简单：地方所有的领导者，一致同意支持他奏请朝廷允许火化这些鼠疫死者的尸体。其他文献记载则详略不同。综合各种资料，可以推测，焚尸的建议最初遭到各种质疑。
2012年有部电视剧，叫《浴火危城》[《浴火危城》是根据1910——1911年东北鼠疫改编的灾难题材电视剧，邓迎海执导，温兆伦主演，饰演伍连德。]，演绎了这场鼠疫的故事。编剧给伍连德制造了巨大的阻碍：不但当地满汉民众反对，朝廷也死活不同意焚尸，迟迟不给回音。无奈之下，伍连德先向俄国医院求助，说服他们烧掉俄国人的尸体。然而，朝廷依然坚持焚尸是“大逆不道”，摄政王载沣称火葬“违反祖制，异想天开，易引发民乱”。
危急关头，伍连德孤注一掷，下令焚尸。傅家甸百姓聚众阻止，伍连德当众发誓，一桶柴油浇在身上，要与尸体一同焚烧。
历史的实情，没有丝毫的浪漫与狗血。金木的记录中说，当时，除了一名姓于的道台认为“活命更要紧”，其余官员乡绅都模棱两可，并未表态。有人提出全城灭鼠，有人建议开春后挖坑掩埋，还有人提出假设：完全隔离染病的人，封锁傅家甸——“弃之不顾，或可绝患”。
即便是当时参与防疫工作的西方人，也有不少人瞧不上伍连德的隔离方案和焚尸建议。查找资料时，我在《1910——1911满洲大鼠疫》（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里，发现美国外交官员格林[格林是当时美国的资深外交官员，在巴西、日本、西伯利亚和中国都待过，特别关注中国的公共医疗情况。汇报内容来自Greene to secretary of state“Consular Report.NO.129,7 February 1911”file 158.931/126,RG 59,NA 。]发给领事馆的一段汇报。
汇报里说，这个号称受过欧洲医学训练的年轻中国人，和他的专业助手，每天观察、报告、做实验，从早上九点半工作到下午四五点，但并没做什么实质工作，死亡人数仍然每天上升——“这是在浪费政府人力和经费”。
虽然伍连德是朝廷任命的总医官，但整个东北防疫队伍里，有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专家，还有中国的中医。支持、反对、回避、嘲笑——什么声音都有。
伍连德没争执，带着林家瑞回到防疫局，提笔便拟写奏折。他说，隔离已经做到位，死亡人数却与日俱增，尸体不烧，鼠疫就不灭。请奏朝廷，是为了让傅家甸的官员闭嘴。写完电文，他递给林家瑞，让他翻译成中文，一式两份发到北京。林家瑞接过电文扫了一眼：“三天处理完尸体，办得到吗？”
伍连德摇摇头，说不清楚，但只要恩准了，就必须做到。他让林家瑞准备煤油，朝廷回信前，先把已经撤空的感染住宅区烧了，一点不能留。
这时，金木问了伍连德一个问题：“伍博士，你害怕吗？”
伍连德停下笔，站起身走到金木跟前。这时，他已经摘了口罩，脱下防疫服，身上穿着绿色的军装。他看了看金木，鬓角浸出几颗汗珠，微微扬起下巴，绷了绷厚厚的嘴唇：“不但怕，还恐惧。”他回到桌前，拿起死亡人数统计表看，“要不是害怕，我也没那么大胆子。”
说完，他告诉金木，要是不愿回京，就回旅馆待着——傅家甸只有病人和防疫人员，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