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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卸水管，往里塞死老鼠。卸了管子，二骡子却不干了，“他说心虚，干这个坏良心——其实我也知道不对，但就想着弄完拿了钱回老家。”大头摸着脑门上的肿包，“老家也没人知道我干过这事。”
大头说服不了二骡子，就带他去找张坤，当着张坤的面，俩人吵了一架。
第二天，张坤单独找到大头，给他个油布包袱，“他说不让二骡子干了，只要我想办法把包袱扔进水厂池子里，就给我钱。”大头抓着头发呜呜叫，浑身发抖，流出眼泪，“我哪儿知道……他说里头是老鼠。”
大头拿了包袱回家，忍不住好奇打开看，吓得“拉了一裤裆”，当天就跟张坤说不敢，“但他马上给了我一半钱，我就干了——拿了人家的钱，总得办事。再说，以前要是没他，我也当不了水夫……”
我递了根烟，帮他点上，问为什么把脑袋单独埋在花窖。大头抽了半根烟，说：“我怕二骡子找我……都说身子和头不在一个地儿，就没法投胎，也变不了鬼。”
大头的事情过后一星期，自来水厂恢复了供水，在报上连续登了三天公告，全城免费用水。
虽然出了这事儿，周树人还是在宅子里装了水管，花了80块钱。后来，我俩在东兴楼吃饭，我问他，出了这么大事，怎么还敢装水管。他说，这回装自来水，出了两件麻烦事：一是铺水管的时候，邻居不让管子穿过他家，后来给了30块钱，才算“借”了个道；二是装好第二天，家里仆人就因为喝自来水闹了肚子，看了医生，说可能是水里有些细菌。
他递我一根红锡包烟卷，自己也点上抽了一口：“麻烦是麻烦，但没有哪种新东西是完善的，有变化才有转机嘛。”
我点点头，说其实心里很矛盾，那些做井水生意的山东人很辛苦，自来水多了，很可能就没活儿干了。
周树人皱起眉头：“可怜是自然的，但也不能成为作恶的理由，对不对？”
讲完这个故事，我发现人心还是挺“古”的，一些社会问题，古今无不同。
新兴事物之新，在于打破了以往社会经济的格局，改变了旧有习惯。这当然是好事。周树人跟太爷爷说的意思，我曾在他的文章里看到过，他写过一篇杂文，里头提了个疑问：“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自来水和共享单车，都是与人方便，算是一种新型社会福利。然而，新的必然威胁旧的，好东西总会勾起贪念。破坏共享单车，要么为维护利益，要么为满足私欲。这种恶意攻击的背后，是保守、愚昧和恐惧。
周庸跟我聊起这事，说网上有些观点笑死人：有人说共享单车车太少，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才会被破坏，并占为己有。还有人分析，共享单车总被破坏，是因为企业管理不够，车不够结实，密码不够复杂。这个逻辑就像说：你被强奸，都怪你穿裙子；你被抢劫，都怪你太有钱。确实可笑，也很可怕。
周庸说：“我也纳闷，新闻说破坏共享单车的，有些是开摩的的人。但我跟徐哥查案时，老见些开摩的的，感觉他们都老实巴交的啊？”
我点点头，说一个人可能发牢骚，两个人就有了恶意，人再多就有了恶胆。
有人敢这样做，是因愚昧和暴力逻辑让他们站成了一堵墙。新事物和愚昧的暴力之间，就像蛋和墙。
我们总该站在蛋这一边，不是吗？
第12案 野粪夫屎坑沉溺 长安街金汁漫天
一个外地朋友昨天来北京，给我发了条微信，说：一下飞机，我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屁里。如果分析下成分，北京的空气比屁还脏。相比之下，我宁愿臭点，也不想要雾霾。
民国初年的北京，非常臭，不但到处是成堆的垃圾，还常有人随地大小便，因为公厕很少。那时候的人，走到朝阳门，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堆粪里。据统计，至少有4000名掏粪工人，不分日夜地为北京除臭。
1920年夏天，我太爷爷金木调查了一件案子，发生在一个年轻的北漂身上，事发地点是方家胡同的一个男厕所里。
因为这件凶杀案，北京差点儿变得更臭。
整理完这个故事，我很想回到当时的北京城，虽然味道很重，但纷纷扰扰挺有趣，况且，空气是干净的。
事件名称：掏粪革命
事发地点：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
记录时间：1920年7月13日——7月17日
上个月，我碰上一桩很有味道的案子。
一个来北京打工的年轻人，和表弟在方家胡同溜达，被几个蒙面人打了一顿，拖进茅厕灌大粪，两人被屎尿呛得昏了过去。年轻人醒来，发现自己满头满脸都是大粪，表弟躺在旁边，已经没气儿了。
遇上这事的年轻人，叫朱福禄，今年20岁，是我助手小宝的远房亲戚。7月10号下午，小宝带朱福禄来找我，一起来的还有个年纪更小的年轻人，叫于德顺。两人都理着平头，穿着打补丁的短衣，袖口磨得发亮。他们和死去的那个表弟，刚从宝坻老家来到北京，在方家胡同合租了间房子。
小宝说，福禄在案发现场捡了个东西。朱福禄递给我一个小竹牌，一拃长，上头写了个“收”字，旁边盖着个印章：南净。
我捏起那竹牌，闻了闻。这是粪厂给粪夫计算工钱的竹筹，“南净”大概是这家粪厂的名字。
我问他俩做什么工作，小宝说，俩人还没找到正经工作，手里没钱，在捡粪，算是跑海粪夫[跑海粪夫：就是没有被粪厂雇佣的掏粪工人，他们不归商业粪厂管理，自己随意掏粪捡粪，遇到有人家让进门的，也会帮着掏。自己处理后，把粪卖给城外的农民。]。
北京城里茅厕少，常有人随地大小便，朝阳门、安定门外常年满地都是人粪垃圾，臭气熏天，很多外地来京谋生的人就先从捡粪开始。
朱福禄说，打他们的人，也都背着藤编的粪筐，拎着粪杓子，像掏粪的，“有个人骂我是偷粪贼，这城里的粪还不让随便掏？”
我说：“不是不让掏，是你占了人家粪厂的粪道[粪道：早年间没有这个概念，导致粪夫们在掏粪时经常因为利益冲突争吵或者打斗。直至清康熙年间，粪夫之间互相商定了方法，就是根据某粪夫经常掏粪的地方，来划分地界，比如这条道你来掏，那条道我来掏，互相之间不能越道乱掏粪，这就是“粪道”。]。”
小宝大笑，说：“粪道？什么玩意儿，听着那么恶心。”
“不但不恶心，还很值钱。粪道就是粪夫的命。”
北京城里的粪，全靠粪厂清理，各个粪厂把北京的街道胡同做了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凡是粪道经过的地方，不管是政府大院，还是一般人家，所出的粪都归这家粪厂来收。
我给他俩一人倒了一杯啤酒，问他们都在哪里掏过粪。于德顺咕嘟几口灌下啤酒，蹲在地上给我比画了一下，“就在我们住的附近，沿着大街胡同，往南最远不到东四牌楼。”
这于德顺，来了没几天，摸得倒挺熟。我翻出张地图看了看，他说的几条街，应该是条很值钱的粪道，不但经过灯市口地区的生猪市场，还有雍和宫、国子监这些热闹地儿，连师范学校和巡警学堂都在这一带。
小宝骂了一句：“怪不得每回掏粪都跟大爷一样，是有粪厂撑腰啊。”
我说不是，粪厂发不了几个工资，粪夫才会把粪道看得比命还重要，为抢粪道打架，是常有的事儿。
“打架没关系，为了点屎，犯得上杀人？”
我点上一根飞马烟，说：“除非这点屎影响了大生意。”
我问小宝，愿不愿去南净粪厂当几天粪夫。小宝一瞪眼，摇头。于德顺朝我拱了拱手，说：“金爷，要不我跟福禄去？”
“你们去？这可是查杀人案。”
于德顺点点头，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肯定比您和宝哥合适。”他皱着眉头，嘴唇紧绷着，不像开玩笑。
出了安定门，走到地坛边上，就是南净粪厂。朱福禄和于德顺都不用化装，背上粪筐，拎着粪杓就进厂了。
我和小宝去了趟内三警署。南净粪厂的事，警署早就知道了。我问为什么不查，巡警说：“这事儿麻烦了，粪道是前清就划分了的，不是一天两天就敢动的。”
“杀了人也不管？”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一个粪厂几百号人，全是外地的，抓谁啊？”
我说，人死在你们区，就该你们去查。巡警嗤的一声笑了，说：“可粪厂哪个区警署也管不了，这是卫生问题，京师警察厅卫生处直管。”
离开内三警署，我托人打听了南净粪厂。南净算是民国最早的粪厂，前清时候就有了，一家占了十几条粪道，一半以上都在安定门大街和德胜门一带，不但每条道都“肥”，而且交通方便，直通粪厂。
南净的老板叫杨运星，从民国六年（1917年）接手粪厂，不但从其他厂新买了几条粪道，还给粪业定了个新规矩：粪道主权归厂里，居民不得擅自掏粪。因为定下这个规矩，各大粪厂推举杨运星为当年的北京粪业公会会长，一直干到现在。
小宝问我，这规矩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你拉的屎，并不属于你。要是你掏了自己家的粪，就算侵犯了粪厂财产。
“我×，这么霸道？”
“所以他们才叫粪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听说过吧？就这个意思。”
三天后的早上，福禄和于德顺回来了，背着大粪筐，腿上绑了绑腿，一身职业粪夫的打扮。
两人在粪厂的几天，从早到晚背着粪桶往晒场倒粪。
晒场的工人在地上铺一层炉灰面，把稀粪倒成条状，晒成粪饼。负责加工的人，用勺子把粪饼剁成饺子大小的“捡儿”，晒一天，外面黑紫光亮，里面还松软，这种粪干最好[民间制粪法：人粪直接施用会伤害庄稼。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出现了各种制粪方法，如蒸、沤、锅煮、窖粪和煨粪。]。粪干送到厂外，用荆条编的圆盘盛了，一盘两个钱。有的粪太稀，就不做粪干，直接用粪车装了卖。
于德顺说，粪厂加工有猫儿腻，掺了假，“若是按流程做粪干，你觉得那就是纯粪，实际上却不是。按我瞧见的算，做出来的粪干，能有四成纯就不错。”
我问，剩下是什么？
“主要是草灰，也有土，一斤粪，掺八斤灰。兑完拿杓一搅和，不是行家绝对看不出来。”
福禄闷在一旁不吭声，小宝问他怎么了，他腾地站起身，说：“我要报仇。”说完便往外走。小宝拉住他，说：“着急没用，我们也没证据。”
于德顺说，跑海粪夫都是自己做粪饼，绝不掺假。他和福禄肯定是在城外卖粪的时候，得罪了南净粪厂的人，否则表弟也死不了。他蹲在地上，用手指划拉着算账，说：“种地的一年四季缺不得肥，多一个卖纯粪的，粪厂就少一个生意，算下来得少赚十一二个大洋。”说完，他站起来拍拍手，又说：“这么多钱，还真是敢杀人。”
我递给于德顺一支烟，他点上抽了两口，又是一副很认真的模样。
中午，我们去西四大街找了个馄饨摊，随便吃了点，打算第二天去城外粪摊看看。
16号，我和小宝一早去了灯市口，找福禄和于德顺，天还早，就溜达过去了。走到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遇上生猪市赶集，一路走过去，听到的都是猪叫，鼻子里全是猪粪味儿。过了生猪集市，还是满鼻子粪味儿，我问小宝，有没有什么不对。
小宝皱着鼻子闻了会儿，说：“×，人屎味儿。”
找个街坊一打听：这条粪道的粪夫罢工了，从早上到现在，每家门口都有一堆没清理的粪，茅厕里的粪也都冒了尖儿。
拐进方家胡同，迎面冲来两群人，边跑边对打，人人手里拎着粪杓。一群小学生躲在墙根里看，拍着手哈哈大笑。我和小宝傻在那里，再一看，是跑海帮和南净粪夫打起来了，福禄和于德顺也在里头，正舀了粪汤子往外泼，他俩后头，是八九个光膀子的汉子。
小宝骂了一句，冲上去帮忙，还没施展开，就踩了两脚粪，弯下腰就吐。我往前去了几步，又退回来，捏着鼻子叫福禄住手，福禄不理我，仗着人多，打得南净粪夫满胡同跑。那群人跑到十七高小门口（方家胡同小学），要往里进，校门口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喝住他们，骂了一通。
我一看，是高小的校长舒庆春，我曾在报社跟他见过。我走过去，打了个招呼，问他怎么回事。
原来，早上，南净的粪夫罢工，给街坊提了俩要求：一是不准让跑海粪夫进门，二是天气太热，每家交份解暑费。街坊受不了臭，商量着交钱，福禄和于德顺叫来一群跑海帮的，两伙人就打了起来。打走南净厂的粪夫，于德顺拿上粪桶粪杓，吆喝跑海帮在胡同里收拾起来，把满地的粪汤冲洗得干干净净。
小宝拍拍福禄，说：“这哥们儿挺能干，你也学学。”
我说，他这是聪明，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给街坊掏粪了。
果然，于德顺收拾完，就叫上跑海帮，挨家挨户掏粪洗马桶。等他们忙活完，福禄和于德顺带我们去了安定门外的粪摊。去得太晚，不少人已经卖光收摊，剩下几个卖粪干的小孩，懒洋洋地摇着扇子赶苍蝇。
我在一个粪摊前蹲下，看了看荆条圆盘里的黑紫色的粪干，问于德顺：“怎么看纯不纯？”
于德顺从地上捡了根麦秸管儿，弹弹灰，放嘴里吹了两下，插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