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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主人因为不快而指责了她，而一句小小的指责、一次大声的训话就能将她刺伤。她再也不会回来、不会抱怨也无需解释。她静静地收拾好行装，就此不告而别。巴西人天性如此，不喜欢辩解也不需要辩解，不会抱怨也不会生气。他们只会通过隐藏来捍卫自己，而在这里，这种无声的愤怒也随处可见。如果一次邀请没有得到礼貌的回应，没有人会发第二次；如果顾客犹豫不决，店主绝不会说服他购买商品，因为这种隐秘的骄傲，这种微妙的荣誉感已经延伸到社会底层。即使在最富裕的城市，在伦敦或巴黎，又或者在南欧的各个国家，我们常常能够见到乞丐；可是在这个真正“衣不蔽体”的国家里，却几乎没有人乞讨。这并非由于法律的约束，而是因为他们过度敏感，即使最礼貌的拒绝都不失为一种冒犯。
在我看来，这种敏感可算作巴西民众最主要的特点。他们很容易满足，不需要暴力刺激，也不需要贪图名利。正因为如此，那些旨在彼此竞争的体育项目才没有得到过分重视。而这里的气候更适合休憩享受，所以人们不会像欧洲青年那般野蛮争斗。在我们的国家，在那些所谓的文明国度，人们会为打破纪录而歇斯底里，而这里的民众却并不在乎。歌德第一次去意大利便对南欧国家称赞不已，因为那里的人民并不追求物质或者精神目的，而是注重平静祥和的愉悦享受。他们并没有太多追求，也就不会急不可耐。在下班之后甚至工作间隙，他们会泡杯咖啡聊聊天，将胡子修理整齐，将皮鞋打理干净，在火炉旁享受家庭的温暖。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足够了。世界上所有的幸福舒适都与这种平静安宁连在一起。而这样的国家也十分便于管理。正因为如此，葡萄牙只需要很少的军队，政府也无需施以高压就能保持和平稳定。由于这种与世无争的态度，阶级与派别间的仇恨也少得多。
在我看来，这种无欲无求的态度堪称巴西最美的德行，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与科技成就。同欧洲与北美的工作效率相比，巴西显得十分落后。早在四百年前，安谢塔便指出了气候对巴西发展的不利影响。但是并不能将工作效率低下归于懒散。巴西人本身是出色的劳动者。他们心灵手巧，理解力强，能够胜任一切工作。德国移民为巴西带来了新的工业，其中许多都十分复杂；但是对于巴西劳工的技能态度，所有人都交口称赞。他们能够适应全新的生产方式；妇女们展示出了灵巧的手工技艺，学徒们则对科技有着浓厚的兴趣。说巴西劳工层次低是很不公平的。圣保罗的工人能够适应欧洲的组织模式与当地的气候条件，生产出同其他地方一样的产品。在里约热内卢，我常常见到鞋匠或裁缝在他们的小作坊里工作很晚；建筑工地上的场景也震撼了我，因为在这里的烈日之下，即便捡起一顶帽子都要耗费不少气力，可是那些搬运工人却一刻也不曾停歇。巴西人的能力、品质以及个人效率绝对不比任何人差，他们只是缺少欧美人的贪婪，不愿那样急功近利，他们只是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对于大多数混血儿来说，尤其在热带地区，工作并非为了储蓄，而是为了不忍饥挨饿。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世界永远是美丽的，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一切生存条件，树上的果实可以随意摘取，人们不需要担心冬天的到来。他们当然也不懂得节约，无论金钱还是时间。为什么要在今天做完所有的工作，而不能等到明天？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天堂般的世界生活得如此紧张？在这里，时间具有很大的弹性，所有的表演、会议都会比约定推迟十五分钟；如果能够适应这一点，就永远不会迟到。在这里，生活本身比时间更重要。我听许多人说过，领完工资便旷工是这里的普遍现象。他们勤勤恳恳地完成了一周的工作，得到的这些微薄工资足以勉强维持两天的花销。那为什么还要工作呢？尽管这些工资无法使他变得富有，却能够让他享受两天的舒适生活。也许只有看到这里优厚的自然条件，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点。在欧洲那片伤感无趣的国土之上，只有劳动才能将人们从悲伤里解救出来。这里的植物如此繁盛，物产如此丰富，能够许人以美好幸福，所以这里的人们也不像欧洲人，没有那般强烈的致富欲望。在巴西人眼中，财富并非来自于勤劳节俭，也非由于竭尽全力。金钱就像梦幻，只能从天而降。而在巴西，彩票便是上天。对于这些外表平静的人来说，彩票是少有的能唤醒激情的东西，是千百万人平日的希望。摇奖每天都在进行。无论是酒吧、咖啡馆还是在路上，巴西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推销彩票。无论是理发师的助手、擦鞋匠、普通职员还是军人，所有人都将自己周薪中所剩不多的钱投入其中。每天下午固定时间，开奖地点就会聚集一大批人。家家户户都将录音机打开，全城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一个一个报出的数字上。上层社会的人则在赌场试试运气，几乎每一个海滨浴场与高级宾馆都配有赌博场所。不仅如此，巴西人还在欧洲的乐透、纸牌与轮盘之外，发明出了“动物赌博”。尽管受到巴西政府的严令禁止，“动物赌博”还是风靡全国，成为最受欢迎的赌博方式。
“动物赌博”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巴西人对命运的激情。里约动物园园长抱怨游客太少。他十分了解自己的同胞，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每一天，他都会在动物园中随机选择一种动物，今天是狗熊，明天是驴子，后天则是大象。
每位游客的门票上都印有一种动物，如果恰好同当天选出的动物一样，就能得到门票价格二十或二十五倍的奖金。这项举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动物园中人头攒动，但是游客们并非为了参观动物，而是为了得到奖金。他们渐渐认识到动物园路途遥远，很难坚持每天都去。于是他们便按照动物园的规则，开始了私人赌博。在小酒馆的柜台之后以及街边的转角兴起了许多小银行，由它们收取费用并支付奖金。警察禁止这项赌博之后，这些小银行仍能秘密地发布博彩结果。为了不使警方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一切赌博活动只能暗中进行。银行家并不向顾客提供收据，但是每次都会履行职责。这种赌博方式，也许正是由于遭到禁止，才能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里约的孩子们刚刚在学校里学会数数，就知道每种动物对应的数字；而他们对参赌动物的了解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字母表。所有的机构、法令都无法遏制“动物赌博”。一个人在晚上梦到了一个数字，如果不能用它购买“动物彩票”，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法律永远无法抑制民众的真正意愿；而巴西人所缺乏的野心，也只能在一夜暴富的梦想中得到弥补。
诚然，巴西还未释放出土地的全部价值，个人的智慧与能力也未能得到完全发挥。但是考虑到这里的气候弊端与人民纤弱的身体条件，总体来看，巴西产量依然相当可观。而根据近几年的观察，我们也不能断言缺乏雄心、随遇而安就是错误缺憾。过度的活力会冲昏人们的头脑，将他们卷入战争。个人生活同这种活力孰轻孰重？倘若压榨出每个人的全部力量，又是否会像注射毒品一般使人心智耗散？这些疑惑已经超越了巴西问题的范畴。
在冰冷的商业统计数据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财富：那就是沉静祥和、未受摧残的人类。
对生存方式的知足是巴西下层民众的共同特点。这个阶层人口众多，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准确数量与生存环境。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几乎看不到他们。他们不像一无所有的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不会聚集在工厂或者作坊里；我们也不能以无产阶级来称呼这几百万人，因为他们四散于巴西各地，彼此之间并无联系。亚马逊地区的混血儿，丛林深处的割胶工人，农场中的畜牧者以及树林里的印第安人，他们都居住在难以企及的地方，从来不曾聚集起来，而他们的存在也不为外国人（以及大城市的巴西人）所知晓。我们只是隐约知道，这几百万底层人口大多是有色人种，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在生存线附近徘徊。他们多是土著人与黑人的混血后代。几百年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从未改变，也从未享受到科技的影响。他们大多对居所没有讲究，只在随便一个地方用竹子建造小屋，涂上黏土，盖上茅草。一扇玻璃窗户便是莫大的奢侈，而除了床和桌子之外，小房子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这些窝棚由主人亲手建造，不需要支付租金；这里并非城市，土地一文不值，更不会有人为几尺土地征收费用。由于气候使然，这里的着装不外乎一条亚麻布裤子、一件衬衣和一件外套。自然为人们免费提供了香蕉、木薯、菠萝以及椰子；饲养几只鸡、一头猪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样便保障了基本生活。无论是正式职工还是临时工人，都能省下一些零钱购买香烟，或者满足其他一些小之又小的需求。在巴西尤其是巴西北部，下层民众的生活条件已经脱离了时代。贫穷侵袭了每个地方；民众由于营养不良而十分虚弱，甚至连正常的活动都无法完成。领导者很早便认识到这种状况，一直想方设法对抗贫穷。但是在马托格罗索与阿克里，在那些连铁路公路都无法到达的内陆地区，瓦加斯的最低工资法依旧无法实行。那里有上百万得不到庇护的人们，他们既得不到合法稳定的工作，也不能在文化方面有所依傍；如果要使他们融入国民生活，至少还要再等几十年。就像巴西未经利用的自然资源一样，这里数千万的人口，无论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也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没有转为劳动的力量。然而，他们同样是未来的巨大储备，是这个大国的重要潜能。
这些四散各处的流民大多不识字，生活水平也非常低下，几乎无法为巴西文明做出贡献。位于他们之上的是一个新的阶级，即小市民中产阶级或乡村中产阶级，包括工人、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其他许多从业人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是纯粹的理性主义阶级，鲜明地体现出巴西人民的个人意志；他们不再单纯依附于殖民地传统，而是充分发掘其创造才能。想要了解这个阶层十分困难，因为他们行事低调，从不张扬。这个阶层的民众生活简单，丝毫不惹人注意。我想说的是，他们之所以无声无息，是因为像曾经的欧洲人一样，这个阶层的人将四分之三的财产都用于家庭目的。多层公寓才刚刚进入里约与圣保罗，而在除这两个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每个家庭都拥有独栋的房子。它们就像一个个外壳，包裹着人类的精华。通常情况下，一栋房子只有一层，或者至多两层，总共三到六个房间，外面没有任何装饰，里面也只有几件简单家具。除了三四百个上层社会的家庭之外，整个国家都见不到一幅有价值的画，看不到一本昂贵的书，甚至看不到一件平庸的艺术品。那些欧洲小市民借以安慰自己的东西，这里一样也没有，而巴西引人注目的恰恰是它的朴实。既然房子专为家庭建造，就不必奢华醒目。除了电灯、收音机以及浴室之外，这里的房间同殖民时期别无二致，生活方式也沿袭着那时的传统。上世纪的父权制度在欧洲已经成为历史，在这里却占据着重要地位；正是由于传统的影响，家庭生活与父权准则的联系才没有中断。像北美古老的州府一样，在这里，殖民时代的极端观点依旧发挥着作用；我们父辈的父辈的生活，其实也正是他们现在的生活。家庭仍然是真正的中心，一切都由家庭起始，又最终归于家庭。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相互帮扶；每到周日，亲属便聚集起来，共同规划年轻人的未来道路。一个家庭中，父亲依然是绝对的主人。他有着一切权力与威严，将家人的服从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尤其在农村地区，子女依然像上世纪那样亲吻父亲的手背来表达尊重。男性权威依旧无可置疑；尽管同几十年前相比，女子已经拥有更多自由，却仍需整日局限于家庭事务当中。男人依然享有特权。市民阶层的妇女几乎从不独自在街上行走，甚至在其他女友的陪伴下也不行。如果别人看到她没有丈夫陪同，就会生出许多闲言碎语。因此，入夜之后，这里就像意大利与西班牙一样，成为只有男人的城市；男人们占据了咖啡馆，在大马路上散步；即使在大城市里，夫人小姐们也不能看夜场电影，除非有父亲兄长的陪伴。自由解放与女性主义还没有找到生根的土壤；即使极少数拥有工作、脱离了家庭束缚的妇女，也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孤僻与羞涩。少女则面临更多禁忌。男女之间的交往，如果不是以婚姻为目的，即便最天真的交往，至今也很难见到。因此“Flirt”(1)一词也就无法译成葡语。一般而言，为了避免麻烦，巴西人结婚很早；步入婚姻的少女通常只有十七八岁，或者还不到这个年龄。人们依然期待着早生贵子、多子多福，而不会对此感到畏惧。在这里，妇女、房屋、家庭依然密不可分；如果不是在慈善聚会上，妇女永远不会占据主要地位；而除了佩德罗一世的情妇桑托斯侯爵夫人之外，也还没有第二个女人参与到政治之中。欧洲人与美国人可以狂妄地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但是这里有无数默默无闻的家庭，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不大的居所里，以健康规范的方式储备了国民力量。尽管中产阶级生活得十分保守，却愿意学习、热爱进步。在这肥沃的土壤之上兴起了一代新人，他们同古老的贵族家庭一起，成为了国家的领导者。从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