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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我们改变的世界_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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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们对不起我,都会答应的。

我说:“老包,事出了,不赖你们,你们也是好心我知道。是这样的,我不要做什么高干子弟,我能不能当一只狗。你把我投成一条拉布拉多吧。”

他们看着我,纷纷说:“兄弟,三思啊。这可是一辈子的事。”

我说:“这个你们谁也别劝我,还有一个事,老包你得帮我。我知道一会儿还得过奈何桥,喝孟婆汤,我能不能不喝那玩意?”

阎王爷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你说你想当一只有今世记忆的狗。不能啊,人只能一世一世地活,你这样我为难啊。”

我说:“最后帮帮我吧,人的世界我不想掺和了。但是,有的人我这辈子对不住,我希望能用下辈子一辈子的时间补偿。”

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崔判官、众青面獠牙,还有此刻也温情四溢的小鬼们都帮着我求情。阎王爷终于狠狠地点了点头,说:“豁出去了,不为我传世的名声,为对良心有个交代。”

一年之后,我从买了我那家的笼子里逃出来,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陈琳的门口,我老老实实地卧在门口等着她回来。其实我内心是激动的,可是我没有那么丰富的表情。我看见陈琳第一眼的时候就想跟她说:“陈琳,你瘦了。”

她听见这句话一定很高兴,因为我活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老嫌她胖,她总是在喊着减肥减肥却从来没有付诸行动。我开始不停地叫着陈琳的名字,虽然在她看来,我只是在叫着:汪汪,汪汪。陈琳抚摸着我的脑袋,说:“你是谁家的小狗呢?”

我说:汪汪,汪汪。意思是我是你的啊。

陈琳把我抱起来,说:“我就当你是我的了啊。”

我还想汪汪叫两声,却突然失声,只好瞪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陈琳。

自带BGM的男人

文/囧叔

太阳就要下山了,余晖中,大刚丢下书, 慢慢站了起来,慢得像一首婉约派的词。 威哥十指交叉,掰响每个关节,迎了上去。

《疯狂的麦克斯4》我没看,大家都说燃爆了,打架自带乐队太帅了,创意满分,云云。有关打架自带音乐的事情,我能想起很多,说明这个形式并不新颖。据说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一位崔延伯将军,临阵讨敌时,随军携带一位音乐家,名叫田僧超,擅长吹奏《壮士歌》《项羽吟》,雄壮瑰丽。崔延伯每次临阵,“僧超为壮声,甲胄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魏孝文帝手下很有几个奇人,比方说还有个杨大眼,擅长跑酷,而且眼睛巨大,一瞪眼就吓死活人。崔延伯和杨大眼在《壮士歌》《项羽吟》的音律中破阵杀敌的壮观场面,十分适合拍摄一部超级英雄电影。

这就说明,打架时自带音乐是一项自古以来的社会礼节。我读初中时,班上有一位兄台名叫威哥,打架时就特别喜欢配乐。威哥身材不高,小学前三年是在武校上的,会把式,打五六个初中生太容易了,所以他打架并不是为了获得身体上的平等对抗,而是单纯为了好玩。威哥家里有钱,约人打架,必携带一台双卡录放机,这在当时大概相当于今天开奥迪R8出来打架,属于十分土豪的行为。

有一回我被地面儿上的小流氓劫了,事情都过去一个学期了,威哥才听说。他知道以后大为震怒,仔细询问其人体貌特征。我讲了之后,威哥拍腿大呼:这不刘军儿吗!走,打丫的去。我说为什么打他,都过去这么久了。威哥说,不为什么,就打他,我没事老打他,走。于是我坐在威哥的自行车后座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觉得自己要上战场了。结果没上战场,而是回家取录放机去了。等扛着录放机赶到刘军驻扎的小花园时,太阳都偏西了,架也没打成。威哥说:太没劲了!要不我打你吧。我说别别别!打我有什么意思,我瘦小枯干。威哥问:那你说咱们打谁?说不出来就打你。

那个年纪的男生一旦掌握了武力,很容易变得危险而冲动。那时候大家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两个字就是:仗义。其实并没有人理解什么是仗义,他可以前一秒钟要帮你讨半年前的公道,下一秒钟就要打你本人。但是我们依然热爱这样的青春,如果非要用上青春这两个字的话。

我立刻开始搜索记忆中痛恨的人,搜了半晌,我怯生生地说:要不咱们去打大刚吧?威哥犹豫了一下,说大刚这会儿可能不在吧……后来我们还是去打大刚了,那真是一场恶战。

大刚是学校附近一个垃圾处理站的子弟,放学一般就在垃圾场待着,一边闻味儿,一边吃饭,一边读书。这孩子生得高大魁梧,肩宽背阔,身大臂长,走起来很像猩猩。他脸上几乎被粉刺盖满了,如果一拳打在他脸上,搞不好要被喷出来的东西迷了眼,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暗器吧。据说这种人拥有XYY染色体,是天生的罪犯。后来大刚果然因为打人被抓走了,这是后话。大刚脾气很不好,跟威哥一样喜欢没事打人。那时候北京的小孩打架,不像东北人那样有礼貌,先问“你瞅啥”“瞅你咋的”,而是看不对眼,一脚就踹过去,踹的同时必要说:“我娶你妈!”我到现在也没明白这句话的战术意义。总之,我撺掇威哥去打这个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显然,威哥打大刚,就跟李连杰打巨石强森一样,需要一些技巧和胆量,特别是后者。这从路上威哥的表现就能看出来了。

一开始威哥带着我围着垃圾场绕圈,果然远远看到了大刚。我刚要跳下车,威哥突然命令道:坐着别动!然后他就骑走了。我说,干吗去?威哥说,回家拿东西。我心想坏了,这下要玩带响儿的了。北京人说打架带响儿,就是上家伙,拿刀子。其实我从来没见过带响儿的,我是一个好人,天地良心。

威哥上楼足有十五分钟,我在楼下看着太阳往西转,有点发毛,心想要不跑了算了。威哥好容易下来之后,神色有点不自然,递给我一盒磁带。我一看,没皮儿,里面卷着一张作业纸当封面,上面用圆珠笔画了一只非常抽象的猫。威哥跨上车说,走吧!那两个字之果决,很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于是我也跳上后座,我们往垃圾场骑过去。快到垃圾场时,威哥说:放!我心说,放什么,人间大炮吗?威哥回头又喊:放带子!我于是把那盒画着猫的磁带放进去,按下Play。

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们此时正在经过花园里一条紫藤走廊,附近有很多知了叫。我犹记得当时的心理活动:妈呀,“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原来是这个意思,我终于懂了,真是好诗,让人起鸡皮疙瘩!紫藤走廊的尽头,劫我钱的那个刘军正蹲着抽烟,看见我们,赶紧站起来,像只耗子一样小声叫道:威、威哥……威哥下了车,挥挥手让他滚蛋,然后抢过录放机看了看,沮丧地说:妈逼,没电了。

我们去买电池的路上,其实经过了垃圾场好几次。大刚坐在那里,用名著里的话说,“巨大而残忍的身躯”追着夕阳缓缓移动着,以便能看见手里的书。我们买好电池,装上,威哥又把带子卷到头,从第一首开始放。他按下Play键,深呼一口气,做了几个蹲起。我也跟着做了几个,威哥看着我就像看傻逼。

接着,电吉他撕裂了蝉鸣,音乐响起来了。在节奏强烈的电吉他前奏中,我们推着车,自带慢镜头地走向大刚,磁带里的男人突然喊道:Yeah——!把我吓了一跳。接着他唱道: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

太阳就要下山了,余晖中,大刚丢下书,慢慢站了起来,慢得像一首婉约派的词。威哥十指交叉,掰响每个关节,迎了上去。

PART FIVE 不必用力挣扎,生活会带你去到该去的地方

他透过池水,向浴缸对面的墙壁看去。

对面墙上的挂钟一动不动地指向五点。

他注视了它一会儿,朦胧地意识到,这座钟早已停摆。

我们都在执着地仰望太阳

文/周宏翔

Z像往常一样凝视着太阳,刺眼的光像是戳穿水泡的银针,然后Z说,其实我们在太阳上。

我们在四月的时候穿上病服,病服上蓝白相间的条纹像是压制精神出轨的牢笼,但所有人并没有因此而急躁,反像是温顺接受驯养的宠物,在规定的作息时间中安然地面对生活。房间呈现出的静谧恰好与内心躁狂的世界形成反差,一点点消耗着每个人的精神狂热,在来往行走的人群中,找到一刻足够凝视的焦点,以确保自己并没有渐渐消失于周遭的关怀与怜悯之中。

患病的人,没有自我决定的权利。若有自我决定的权利,那只能说明你处于无人照料的孤独之中。久而久之,病房里的每一个人成为了饥来则食、困来则眠的芸芸众生,不管你患有什么样的疾病,大家不再出现差异化与互相排斥。好在彼此身患的都不是绝症,但麻烦的是,又确实不是容易治好的病,医生给它下的二十三个字的定义,最终没能解释清楚我们会何去何从。

病房的电视里永远播放着《人与自然》这样的科普节目,看着那些生机勃勃的昆虫在花蕊中舔舐与亲近,被放大无数倍的形体,让我们感觉到困顿,我们的谈资一点点在改变,从生活中的细碎琐事慢慢变成了蜜蜂腿上的绒毛颜色,最终我们会理所当然地告诉前来探病的亲朋,前一天学习到的知识,在对方看来简直无趣透顶,但我们却乐此不疲,好像知道了了不得的秘密,以三号病床的小孩为首,总是接二连三地抛出他父母应接不暇的问题,然后像是天才神童一样为他们揭晓答案,父母的脸上多半是幸福的,但是我知道答不上问题来的刹那,他们也略显尴尬。

可比起适应《人与自然》,更可怕的是我们适应了单调循环的生活。

一号病床的Z在进医院之前打碎了八只玻璃瓶,瓶中的鲜花散落一地,浸泡过维生素C的自来水流淌在破败的地板上,他在叫嚣中被捆绑入院,最后告诉医生他只是恐惧复写纸一般的生活。六号病床的K,只做一件事,那便是每一天都要躲避前一天发生过的事,他会翔实地记录每一天的生活,在睡觉前仔细品读日记,在翌日清晨花上十分钟回忆,才开始新的一天,他很明确,一定是“新的”一天。而九号病床的M,据说在生病前是一个作曲家,作为创作者的他,突破陈旧是他的使命,如若与陈词滥调相逢,他便会嚼上一个星期的酸柠檬,敏感的酸度让他的表情抽象得超越毕加索真迹。

但,我们适应了食堂的饭菜,紫菜蛋花汤与始终没有煮烂的土豆牛肉,连饭量也是规定好的,每个人一模一样,不会因为你的性别体格或者特殊要求而增减分量,最糟糕的是素食主义者,每天都要与厨师争论半个小时,说着同样的理由,听着同样的借口,在时间抵达午休的时刻,饥肠辘辘地被赶走。

好在晚上会有人来看我,可是,雀斑小子也只会做西红柿炒蛋,到最后,我只能庆幸炒蛋的大小块会稍有不同,西红柿的甜酸度会略微偏差,而我并不能责怪他什么。

不仅如此,我们还适应了可怕的查房,下午两点与夜间七点,长得有些像南瓜的护士会没有礼貌地闯进病房,我们一直很担心她幼年时期曾这样无理地闯进过父母的房间,看到过一些不该看的画面。她假装很客气地给我们测量各种指标,实际上粗鲁无比,她会在你叫嚷疼痛的下一刻抡你一耳光,然后在我们目瞪口呆的情况下,为下一个人继续测量。墙上的钟是在上个星期坏掉的,然而我们早已摆脱了时间的束缚,护士进出门的时刻非常固定,我们觉得她这样的滴水不漏一定是当初误闯父母房间后留下的心理阴影。

封闭的坏境会考察你的大脑储备,总有一天话题会变得无趣而繁复,只是这个时限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三天,有些人是五天,多出来的日子,储备强大的人会成为群众的领袖,所有人都由喧嚣降为沉默,心悦诚服地听从领袖的话语。

当我们已经研究完蜜蜂蝴蝶七星瓢虫之后,电视机莫名其妙地坏掉了。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在考虑新的娱乐方式,可我们能够使用的道具并不多,于是我们彼此成了彼此的道具。

M可以简单地唱一小段歌,K可以用笔画几个大头像,唯独Z,找不到合适自己的游戏,就只能趴在窗户上看太阳。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康复?”

“一周,两周,或许更久。”

“多久?”

“超过三周,四周,或许更久。”

“那还能出去吗?”

“总有康复的一天,我们不会那么简单地死掉的。”

后来,我们学会了失踪。

我们的“缺席”让南瓜护士在查房的时刻变得跟“闯空门”的小偷一样尴尬,她端着仪器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空荡荡的六张床上只有我们的余温,那是我们反抗无聊唯一的方式。小孩的顽皮表现在他肆无忌惮地在被窝上撒尿,我们可以原谅未满七岁的孩子,毕竟他最能直白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

我们(包括那个小孩)一排排坐在天台的护栏上,蓝白条纹的病服被风鼓动成了强健的肌肉,丰腴的身段,挺立的胸,还有硕大的四肢。

Z像往常一样凝视着太阳,刺眼的光像是戳穿水泡的银针,然后Z说,其实我们在太阳上。小孩最先学着Z的姿势仰望太阳,然后问Z哪里可以看见。接着K也抬起了头,刺眼的光像是扎破皮肤的麦芒,然后 K低吟道,噢,我在澡堂里洗澡,水有点烫,皮肤很快就要胀开了花。M没有简单地抬头,而是闭上眼回想起一些我们看不见的记忆,他说,太阳不在他的记忆中,记忆中的太阳没有颜色。我揽着M的肩膀,笑呵呵地说,我们都在里面,但他们都在外面,我们都适应了曾经最恐惧的昨天,但他们还在担惊受怕又小心翼翼地过着生活。

这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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