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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与词有关的各种珍本秘籍得以为广大词学研究者阅读，开创了现代词学文献学，也进一步充实了中国词学史的研究。
施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极为重视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他的学术视野远涉世界各国。他襟怀博大，以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将词学融入于比较文学研究之中。他在《编辑体例》中即设计了“转载” 等栏目，使《词学》能及时转载海外报刊上重要的词学论著。自创刊号起，《词学》每辑都有欧美与亚洲各国词学家的论文，以及词学活动信息，他更把《词学》第九辑编为“海外词学研究专辑” 。在他与《词学》推动下，共有五届国际词学研讨会在我国上海、澳门、台北，以及美国和新加坡召开，促使词学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与我国大陆和港、澳、台成为“显学” 。
施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主编的《现代》，被海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为中国期刊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创意、最为成功的综合性刊物与现代派文学的标识，数十年来成为中国期刊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课题。他所主编的《词学》也早已成为广大词学研究者必读的学术专刊，被誉为“中国词学界的一面旗帜” 、“我国最具独特品位和风格的学术期刊” 。《词学》和《现代》必将成为辉耀于我国现代期刊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璀璨双璧。
施先生的《词学名词释义》于一九八八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日本宋词研究会在其会刊《风絮》于二〇〇五年三月创刊号至二〇〇九年三月第五期，陆续译成日文并加上详尽注释后连载，并于二〇〇九年三月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日文注释版。《唐诗百话》继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后，又被美国耶鲁大学用作研究生汉学教材，并译成英文。施先生的诗学、词学思想与体系博大精深、气象万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文学研究上一贯融汇中外古今理论，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其实践深相契合，与时俱进，融入国际文坛的发展潮流。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说：“我有时候对我的学生们说：我们一大堆学者，集其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现代文学，恐怕还比不上三十年代的一位年轻人——施蛰存先生……” （《庆祝施蛰存先生百岁华诞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他尊重传统，也十分注重发扬传统，然而却不固守传统，故步自封，甚至抱残守缺。他在致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信中说：“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盛极一时，《文心雕龙》因此成为显学，我对此现象很不满意。我觉得，无论对古代文学或对现代的创作文学，都不宜再用旧的批评尺度，应当吸收西方文论，重新评价古代文学，用西方文论来衡量文学创作。但是，此间青年一代都没有西方文学批评史的素养，有些人懂一点，却不会运用于批评实践……对外国学者，要求听听他们的研究方法，以各种文学批评理论来运用于词学研究的经验和实践。” （见《北山散文集》第四辑，下同。）
施先生曾精辟透彻地揭示“北宋人把词仍看作曲子词，故李清照讥苏东坡之词，不能付歌唱。到了南宋晚期只有一个姜白石还考究词的音乐性，其他诗人都只是按句法填词，比苏东坡更为句读不葺了。元明以后，词已不是曲子词，只能说是古代的白话诗了。” （《致周陶富》）施先生对诗词格律与音韵有精湛的研究，但他却向词律研究者周玉魁指出：“我以为词律不必钻研，没有意义了。一切文学起源于民间，原来无格律，到文人手里就会有格律。有了格律，民间就不受束缚，再创造更自由的体式。唐有律诗，而后民间有曲子词。宋词有了格律，民间就产生了南戏和北杂剧，这是明显的例子。不过词在宋人律还不严，万氏《词律》所斤斤较量的‘又一体’。其实是多一个衬字或减少一个字，宋人并不以为是二体。有些词中的‘衍文’，可能恰是衬字。我们不必去为宋词定谱式，所以我说不必研究词律。” 他还进一步揭示说：“我甚至以为，词字平仄也不必定死。宋人作词即付歌女，她如果觉得不便唱，她会变仄为平的。去上问题也是如此，她会以上声唱成去声的。只要听今天的歌曲，歌者所唱皆异于我们平时所读，可见斤斤于平仄，也没意思。所以我不主张今天再考订词律。” 施先生洪钟大吕般的谠论，对那些至今仍酸腐地固守以词之婉约派、格律派为正宗的词学研究者和写作者来说，无异是石破天惊般的棒喝！“笔墨当随时代” ，“唯陈言之务去” ，固守婉约千年不变只能促使词学的发展和词的创作走向衰落和灭亡。对于施先生“与时俱进” 的词学发展观，有“一代词宗” 之称的夏承焘教授是深为赞同的，他在施先生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主持召开的我国第一次词学讨论会上说：“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词学工作者通过辛勤的劳动，撰写了不少研究有成果的论文，创作了不少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反映词人生活、思想、情趣的词篇，这都是值得欣慰和庆贺的。解放以后，词随着时代的步伐向前发展，显示了它的新姿态。我在拙著《瞿冉论词绝句》中有一首题为《词坛新境》的小诗，曾表示了这个意见。诗云：‘兰畹花间百辈词，千年流派我然疑。吟坛拭目看新境，九域鸡声唱晓时。’” 。
施先生于一九九三年荣获上海文学艺术奖的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 时，以《唐诗百话》等杰作被称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著名学者龚鹏程教授也称之为“北钱南施” 。施先生的诗学与词学思想是无尽的宝藏，必将赋予诗学和词学以新的生命，引导新世纪的诗词研究和诗词创作走向改革和创新的途程，从而更广泛地传播于莘莘学子和千家万户。
二〇一二年五月
编后记
施蛰存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大师，他一生的学术成就，涵盖甚广，举凡古典文学研究、文艺思潮的与现代文学、翻译，乃至金石碑版的研究等，都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与钦佩。先生辞世之后，华东师大出版社为其编纂全集，由于玫仪自二十年前，即常就词学问题向先生请教，并曾撰写《北山词论》、《施蛰存先生的词学研究》二文，故出版社将有关词学部分的汇整工作交由玫仪负责。个人将此事视为一种荣誉，然而亦深深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努力以赴，期能将先生的词学研究成果，较有系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施先生的词学遗着，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已公开出版的书籍、文章，一是未曾发表的文稿。已出版的专著及论文，基本上维持先生所发表的原样。例如施先生曾出版《词学名词释义》一书，然在《古典文学三百题》中，又发现二篇范围相近的论述，由于《词学名词释义》有其编排理念，故将二文另列于后，不并入《词学名词释义》中，以免影响原有架构。唯一的例外是《支机集》，施先生曾根据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本抄录，将其文本整理发表，然而赵氏据以刊刻之底本颇有残泐，且残缺处常作描润及补实，施先生即曾表示：“希望天壤间还有一本幸存，可以资校补，俾成完帙。” 玫仪受此激励，多方搜访，终于在上海图书馆寻获另一版刻相同的《支机集》，因馆方将其误编而附于《兰思词钞》之后。经过比对，发现赵本颇多妄补之处[1]。玫仪曾将此事禀告先生，先生极为欣慰。是故本书卷八“文本整理” 之《支机集》部分，改依此本予以补正。
至于未出版的部分，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誊清稿，大体已经成篇，较无问题；其中《读词偶撷》且有二见，均已誊抄整齐，其一并注明字型及字号，似是准备出版，故维持原样而不散入各卷。另一类则尚未成篇，且颇多属于零星材料，盖为随手记录的读词札记，或以拟撰述的纲领或要点。此类未成之作是否适宜刊登，学界或仁智互见。站在后学的立场，先生之残句片言，皆为可宝；然而未经先生确认，贸然刊登，又恐欲益反损。几经考虑，决定在分类时，将未发表之著作依其内容分置各卷，附入已出版著作之后，且注明“未出版” ，以作区隔。读者对于此类作品，宜分别观之。
先生素有撰作词话之构想，遗稿中有三份预拟之词话稿目录，一份只有卷目标题；另二份兼有细目，然其一只有卷三，其二则有残缺，且三者均不相同，当为不同时期之构想。由先生已发表之著作及遗留残稿，亦可看出乃逐步朝此目标迈进，惜其宏愿未成，遽归道山。本书分类，基本上参照其目录残稿，将所有文稿按其内容性质加以归并，共分成下列八卷：
一为名义，收录先生《词学名词释义》一书，对与词学相关之名词、术语之定义加以考辨，此乃开宗明义，故置于卷首。
二为词籍，包括书目、词选，别集、汇刻、云间诗词集等。其中书目部分皆已出版。包括“词学书目集录” 、“新得词籍介绍” 、“港台版词籍经眼录” 等文及《词学》一至十二期之编后记，均曾于《词学》刊登。施先生一方面从历代书目中辑出词学专书，一方面为晚近出版之词书撰写提要，以提供学者参考，其眼界之广、用力之勤，迥非常人可及。其馀除《历代词选集叙录》曾于《词学》连载，别集部分亦有数篇单独发表外，均未曾发表。
三为词调，已出版及未出版者，合共十八篇，论及二十馀调，且包括域外乐调。各调均考其调名来源及流变演化之概况，辨明旧说之谬误，诸如作者之真伪、创调之时代、调名之同异、唐腔宋调之差别等，莫不举证历历，逐一厘清。
四为词论。此处“词论” 二字乃采广义，除词人词作之考辨、词调破法之讨论、清人词论之分析、论词数据之辑录外，尚包括先生之诗词序跋、论词书信及日记，其论词杂文乃至词坛记事等，亦收入此类。卷末并附录先生之诗话数则。其中颇多有关云间词人资料，包括由各书辑出之云间词人生平、对云间词人之评论，以及云间词人之论词数据等，均弥足珍贵。先生为云间人，情系桑梓，故特别注重云间词学相关问题，此亦本书特色之一。
五为词语，共收诗词用语四十三则，包括常用语及罕用语，均为语义易有混淆者。或因其为古人俗语、或因涉及今人较陌生之古代习俗，甚或因错字而以讹传讹，而有碍通读者，先生莫不旁征博引，以释读者之疑。唯是其中有颇多尚未成篇，仅列例句而未加发挥者。个人以为，此类残稿对后学亦能有所启发。其中“圣得知” 一则，开头即剩陆龟蒙《头陀岩》（旧说头陀坐石巅）一诗之后二句，其前文已佚，然大体仍可得知先生意旨，故一并留存。
六为词评，除收入施生先对唐五代至近代诸家作品之论述文字外，又收入《花间新集》中《清花间集》之评语部分。或评骘词学，或驳斥前人成说，或综论词史，皆为深造有得之语。
七为词选，收入《花间新集》一书。此书包括《宋花间集》及《清花间集》，乃先生依《花间》风韵为标的所选出之词作。据此角度而甄选宋代以后之词作，极为罕见，是故此书诚能自出手眼、别开蹊径。其中《清花间集》之评语已收入卷六，唯因选词亦须具备批评眼光，所附评语与所选词作是否相称，必须二者并观，为方便阅读，此处不避重复，仍予再列。
八为词学文本整理，其中多为罕见或未经刊刻之词集。如船子和尚之《渔父拨棹子》乃先生由《机缘集》中辑得，而陈铎之《坐隐先生精订草堂馀意》、蒋平阶与门生之《支机集》、陈庆森之《百尺楼词》等，俱极为罕见。
书后附编《词学讨论会实录》、《感旧》及林玫仪《施蛰存先生的词学》、刘效礼《施蛰存先生诗词研究平议》二文。前者是当年华东师大筹办词学会议之盛况，由于先生推广词学、栽培后进不遗馀力，华东师大乃成为国内有数之词学重镇。此次会议之筹办，对结合词学研究人力、促进词学界之合作影响深远，而幕后则完全得力于先生之推动。《感旧》之《伤逝录》等为先生所撰，原刊《词学》，足见先生笃于学者情谊的风范。附编最后二篇则介绍施先生诗词研究之成果及其贡献。
先生曾拟名其书为《北山楼读词记》、《北山楼词话》、《读词丛札》、《读词札记》、《花草偶拾》等，唯较倾向《北山楼词话》，故以此为名。本书所收录已出版之部分，当初分别发表于不同刊物，编辑体例及标点方式不一（例如书名、篇名、词牌等是否标示），因时间仓促，未及全部统一。又，在编纂过程中，承蒙刘凌先生搜集资料，于编排上亦多所协助，特此致谢。
林玫仪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1] 详见林玫仪：《支机集完帙之发现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戴琏璋先生荣退纪念专刊），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3月，页113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