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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清晨的时间留给自己喜欢的小说创作。几年来，他一直在创作一部小说，那是他的孩子，他的心肝宝贝，他希望有一天它能被摆在书店的架子上。我零星地读过一些内容，很不错。那是他喝了三四杯红酒之后，禁不住我的请求和恭维，卖给我的一个面子。我看过的部分确实不错。所以我雇他在我们的非营利性网站做文字编辑，帮助我制作宣传册，编写年度申请。写申请的那些日子，格雷汉姆陪着我熬夜，顺便干掉一两瓶我新近喜欢上的雷司令。半夜，我醉醺醺、晃悠悠地回家，感觉不到克里斯有半点的猜忌，如果换成我，一定少不了些许醋意。
当我脑子不清醒、逼着克里斯承认的时候，他说：“有什么可猜疑的？”接下来的话最伤人，“我实在想象不出你会成为他的菜。”我记得他扬扬自得的表情和大声说出这句话时的自信。
我花了好几天，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也没琢磨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格雷汉姆的菜，意味着我不是那些时常在他的床上、让我们共用的一堵墙咚咚响个不停、震得墙边架子上易碎的小玩意摇摇欲坠的迷人的、性感的女人。克里斯是这个意思吗？我对格雷汉姆来说还不够好？我是什么，我是隔壁一个被岁月摧残的女人，一个头发由棕色渐变成灰白色，皮肤打着褶皱的女人。我是朋友、红颜知己、密友，但是仅此而已。
或许，克里斯的真正意思是“女人”不是格雷汉姆的菜，他更喜欢男人。
我无从知晓。但是现在，坐在他的对面，我想，如果有另一种生活，在某一个平行的空间里，他会不会把我当作邻家女以外的人呢？
但是，我心里大部分装的还是杨柳，她正在浴室里抚摸自己外形受损的胸部。牙印，人类的牙印。
她出来了，好像受到我内心的召唤一般，站在走廊里。格雷汉姆转眼看向她，报以最让人销魂的笑容和礼貌的问候。杨柳什么也没说。我看出来她想要逃跑，但是她笑了，温暖热情，特别的友善。她以微笑作为回应。
格雷汉姆这淡淡的笑而不是满脸堆笑实在罕见。
“杨柳，”我说，“这位是格雷汉姆，我们的邻居。”格雷汉姆说：“你好。”
“你好，”杨柳说，“她醒了？”她问婴儿。我说是的。
杨柳问还有没有牙膏，我指给她看走廊尽头的储物柜。她一走开，格雷汉姆就转过身，好奇地看着我，仿佛从我这里获得了下一部小说的灵感似的，说道：“快讲讲。”他迅速把我腿上的婴儿和在储物柜里寻找牙膏的十几岁女孩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并排坐在“L”线列车上，这次是我们一起向北，婴儿被列车晃得迷迷糊糊的。阳光刺眼，建筑物一闪而过，它们的颜色和形状模糊不清，红色的砖房被扯进钢筋水泥的金属框里。车上人很多，我和杨柳挤坐在一起，腿贴着腿，她本能地往边上移了移。亲近让她感到不安，更多的是痛苦。她的表情和畏缩，让我觉得和她离得太近就像扇她的脸一样让她痛苦。毫不夸张地说，她喜欢和人保持一臂的距离，这是一个扩大的个人区域。在这个距离里，她不去碰别人，也许更重要的是，她不会被别人碰到。
她不喜欢被碰到。指尖的轻微触碰也会让她退缩。即便是眼神的碰撞，她也尽可能地回避。
我用余光看着她挡着脸的怪发型，猜测有这种表现的人是受过虐待还是虐待了别人？她深色忧郁的眼睛和她斜眼看克里斯、佐伊和我的方式，是受虐的结果还是她行为不端的体现？我和其他人一样观察着身边的女孩和她腿上的婴儿。婴儿的眼睛四处游走，她的意识飘出拥挤的车厢。在远方，我用一根手指偷偷地拨弄婴儿的脚，杨柳看不见。
他们看出什么我没看出来的东西吗？
难道他们有的疑惑是我没想到的？或者，我想到了，但是那是杨柳的禁地。我选择淡化，就像我淡化内衣上的血迹一样，对她的话信以为真，不去考虑更多的可能性。“流鼻血。”她说的。
然而，和我们一起住的日子里，她的鼻子没有出过血。
我们坐车去湖景区不需要预约的诊所。婴儿的发热症状时隐时现，随时有可能凶险地出击。退烧药只能起到暂时舒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发烧的原因，找到让她一连好几个小时苦不堪言的根源。
不能找给佐伊看病的儿科医生，我心知肚明，这样会有麻烦。只能是自费的随诊诊所。这样稳妥些，稳妥些好。
下车后，我们徒步走过一两个街区到了拐角处的诊所。这正是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候，十字路口车水马龙，小汽车鸣着喇叭，便道上架着跳板，拉着警戒线，四月的雨浇灌出无数个小湖。路上的行人绕开警戒区，迎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司机使劲地按着喇叭。
杨柳把婴儿兜在外衣里，军绿色的外衣，露着一块粉色的毛毯。这让我想起第一次看见她们两个在富勒顿车站徘徊时的情景。我要求抱一会儿孩子，但是杨柳看了我一眼拒绝了。“不用，谢谢。”她说。但是我只听到否定，拒绝。我的脸红了，我感到很尴尬。
我克制着。等我们走到诊所的门廊下，在两道玻璃门之间，我一把抢过婴儿。速度之快让她没时间反应，她没有能力反应，因为门那边的人可以看见。然后我说：“我们得说她是我的孩子，这样更可信，问题会少一点儿。”我推开第二道玻璃门走进大厅，没等她。
杨柳被落在后面，和我距离半步或是更远。她盯着我，冰蓝色的眼睛里燃起的怒火能把我的衬衫烧出一个洞。
杨 柳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所房子，”我说，“那真是第一次。”
我告诉弗洛雷斯夫人，约瑟夫和艾萨克出门之后，马修来了，还拿着一双旧运动鞋。他告诉我必须穿上它，而且帮我系鞋带，因为他要带我走，我不能光着脚走。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找来的这双鞋，我没问。我也没问他运动衫是哪儿来的。那是一件橘色的握手服，他帮我穿上。
“我们去哪儿？”我问。我总共问了三次，这是第一次。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说。我们迈出了奥马哈家的大门。
“你说你一直没出过那所房子，几年？六年？”弗洛雷斯夫人怀疑地问。她在冒着热气的杯子里放进一个茶包，上下抖动，像悠悠球一样上一下，下一下，她没有耐心等待茶包在水里溶解。
妈妈也爱喝茶，绿茶。闻到弗洛雷斯夫人的茶香，我一下想起妈妈，她曾信誓旦旦地说绿茶抗癌和预防心脏病，还可以防衰老。
遗憾的是它没能阻止蓝鸟在公路上翻跟头。
“是的，夫人。”我回答，极力避开她灰色的眼睛，那双眼睛把我当作骗子。“至少，那是我第一次出去，”我说，“除了后院。”那也是很少的。
“你觉得那是一个坏主意？”弗洛雷斯夫人问。
我的思绪回到马修和我离开奥马哈家的那天。我告诉她那天很冷，是秋天。天空的云层很厚。
马修带我离家出走的第一天历历在目。
“你告诉马修了吗？你告诉他那是个坏主意了吗？”
“没有，夫人。”
她把茶包提出来，放在餐巾纸上。“那么，为什么没有，克莱尔？如果你知道这个建议不好，你为什么不和马修讲？”她问。我不自觉地耸耸肩。
我记得我紧挨着马修走路，我害怕待在外面。我害怕看见树木在风中摇摆，我害怕汽车疾驰而过，我只在卧室的窗口看见过汽车。自从六年前，约瑟夫和米利亚姆把我带回他们家之后，我再也没坐过汽车。对我而言，汽车是可怕的。爸爸妈妈死于汽车。也是汽车让我到了那儿，到了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的家。
我记得马修拉着我的袖子过马路。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所房子。从外面看，那所房子最漂亮，最特殊。它不是小区里最新的房子，但是无论如何是最迷人的：干净的白墙，黑色的百叶窗，屋外一圈灰色的石头。前门是红色的。
我从来没在这个角度看过那所房子，从外面看，从正面看。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害怕。
接着，我撒腿就跑。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马修说。他抓住我的衬衫不让我跑。运动鞋又大又沉，我的双脚仿佛赘着十斤重的东西。我不习惯穿鞋。在屋里，我都是光着脚走路。“急什么？”马修问。我面对他。他看见我眼里的恐慌和惊吓，看出我在颤抖。“怎么了，克莱尔？怎么了？”
我告诉他我怕车，怕云，怕在十一月的寒风中抖动的秃树枝，怕在各家窗帘后窥视我的孩子，怕有骑自行车和拿粉笔的孩子，怕他们起的绰号“白痴”“呆子”。
然后，马修拉起我的手，他从来没这样做过。我小时候只有妈妈拉着我的手，后来很长时间再没有人拉着我的手。那种感觉真好，马修温暖的手握着我冰凉的手。
马修领着我继续走，走到街区的拐角处，把我拖到一个有趣的蓝牌子下。“这是我们的车站。”他说。我不明白什么意思。车站？但我还是跟着他挨着那个牌子站了很长时间。那里还有其他人，其他围着牌子转悠的人，都在等待。
马修松开我的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硬币。这时，十一月的冷风怒号，撕扯着我的头发。一辆汽车呼啸而过，车载音乐震耳欲聋，让人崩溃。我突然感觉不能呼吸，在阴冷的空气里我要窒息了，好像所有人都看着我。看不见的东西不会伤害你，我提醒自己。我靠在马修身上，努力摆脱阴冷的空气、吵人的音乐和冰冷的眼神。
一辆大公交车——白蓝相间的车身，漆成黑色的车窗——驶进我们面前的车站。马修说：“我们的车。”我们和其他人一起迈上巨大的台阶。马修看见了我的犹豫不决，说：“来吧，没人伤害你。”他先带我顺着脏乱的通道走到一个蓝色的硬椅子边，让我坐下，然后把一把硬币投进一个机器。公交车东倒西歪地前进，我感觉自己要从座位上掉下去，摔在肮脏的地面上。我盯着地面，看见一个往外流苏打水的易拉罐、一张破糖纸和鞋底带上来的烂泥。
“我们去哪儿？”我又问了一次。他还是回答：“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公交车在拥挤的马路上左摇右摆，我在硬塑料椅子上忽前忽后。每一站都上来更多的人，直到再无立脚之地。
我害怕的时候总是想妈妈，想她黑色的长发和蓝色的眼睛。回忆奥加拉拉，搜集所有的记忆碎片。最近能想起来的越来越少了，比如坐在西夫韦超市购物车里，看着上一个人扔在购物筐里的购物清单，纸上墨迹斑斑，蓝色笔道像波浪一样，我一个字也不认识，那时莉莉也坐在车里。我记得我咬了一口熟透了的桃子，桃汁顺着我的下巴往下流，我和妈妈哈哈地笑；我们住的活动房后有一棵大橡树，它的树荫几乎遮住了整个后院，我们坐在树下，给妈妈念那些供大人消遣的书。
“既然你那么害怕，为什么不告诉马修你不想走呢？”
我看着露易丝·弗洛雷斯咬了一口曲奇饼干，开始思考她的问题。我害怕的事情很多。我害怕外面的人，更害怕约瑟夫发现我们走了。我知道约瑟夫去上班了，知道艾萨克放学以后通常要去打工，但我还是担心。米利亚姆呢？哦，我在的时候她都不知道，我走了她也不会知道。就算这样，我还是害怕。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告诉马修我不想走呢？非常简单。我真的想走。我害怕，但同时也很兴奋。我很长时间没有走出那所房子了。那时我已经十四五岁了。六年来，我最大的愿望是爸爸妈妈活过来；第二个愿望是把莉莉接回来，我的莉莉；第三个愿望就是走出去。六年里，我最信任的人就是马修，我从没那么信任过一个人，比对安布尔·阿德勒夫人还信任。她曾经和警察一起到奥加拉拉的家通知莉莉和我，我们的亲人死了。她一脸真诚，跪在复合地板上，带着最善良的微笑对我承诺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归宿。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说谎。她也认为她兑现了承诺。
但是马修不一样。如果马修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如果他说没人能伤害我，就是没人能伤害我。可是这不代表当我们从蓝白相间的汽车换上另一辆车，然后再换上另一辆车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了。我使劲地回忆有关妈妈的点点滴滴（达尔夫人和她的牛，妈妈做的香蕉蛋黄酱三明治的味道，还有她不管吃什么总是先咬掉外面的皮，留着里面的馅——她称它们为“内脏”——的吃相），因为这样可以打消那些把我吓得半死的想法。
“我爱你就像香蕉爱蛋黄酱。”她说。看着她顶着蜂窝式的发髻，穿着黑色的直筒连衣裙在我们的家里活蹦乱跳的样子我只会摇着头哈哈大笑。
我在公交车的沿线上看见了像奥加拉拉公寓一样的建筑物，用红色的压制黏土砖搭建的矮房子分散在黄褐色的草地上，还有一片同样大的停车场。我听见风从路旁的电线空隙中钻进敞开的车窗里，嗡嗡作响。我们穿过贫民区，两旁尽是简陋的用木板封住的破房；我看见堆着破车的场地和长相粗野的人在坑坑洼洼的便道上闲逛，无所事事地闲逛；美国国旗迎风飘扬；路边荒芜的草坪裸露着一块块的土地；几乎没有叶子的棕色灌木跌跌撞撞地扑向地面。
我们路过一个巨大的停车场，里面有的车辆支离破碎。我问马修这些车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废弃汽车场。我又问他用没有轱辘和门的车能干什么？
“用他们的零件。”他说。留给我自己想没有好的车轮和车门的车能做什么？我不自觉地开始寻找爸爸妈妈的蓝鸟：翻了个儿的车、撞烂的机器盖、破碎的前灯、耷拉在门边的镜子、悬在半空被挤扁的保险杠和挡泥板。当然这是我的想象。自从看了那张报纸的头版“I-80公路交通事故导致两人死亡”之后那些年，这幅画面一直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