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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斑？她叫我时用什么语气？
“你父母是怎么死的？”露易丝·弗洛雷斯问。她脱下深蓝色的西服外套，认真地对折，像折贺卡一样折好，然后放在录音机和秒表旁边。她枯瘦如柴。
“我相信您知道，夫人。”我说。角落里有一个警官，还有一个在尽力隐藏自己、负责监视的哨兵。她说我可以不回答她的提问，一个都不用。她可以等安布尔·阿德勒夫人或者我的律师来了再说。但是我已经想象出阿德勒夫人进来时失望的眼神，所以我知道最好在她到来之前尽快坦白。
“你能跟我讲讲吗？”银发女人说。我知道在那一沓纸的某一页上一定写得清清楚楚，有关妈妈那辆破旧的日产蓝鸟，有关那一场翻车的意外。有人说是在刚刚离开奥加拉拉的I-80公路上，看见车子左摆右摆，突然转弯。车子失控，接着很可能是爸爸调转方向过了头，车子开始在马路上转圈。我猜想妈妈的老蓝鸟在州际公路上翻跟头的时候，爸爸和妈妈一定还在坚持没有放弃。
那时，莉莉和我在家。就我们两个，我们没有保姆。虽然我只有八岁，但是妈妈相信我能照顾好莉莉。我确实做得相当好，给她换尿片，哄她睡觉。我把苹果和胡萝卜切成很小的块儿，不能噎到她。永远锁上防盗锁，我从来不给任何人开门，即便是邻居格拉斯太太敲门也不开，因为她总是想方设法地偷我家的牛奶和鸡蛋。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我和莉莉就躺在电视机前看她最爱看的《芝麻街》。 她最喜欢庞大的老长毛象，总是被它逗得哈哈大笑。客厅地板上铺着粗糙的绿毛毯，我感觉有一点儿像大象的皮，我们并排躺在上面指着电视上的巨象咯咯地笑个不停。
妈妈好像从没有把我们两个留在家那么长时间。不过，她说过几次，“成年人应该做他该做的”。那天早上，她和爸爸钻进蓝鸟车里，车子在碎石路上绝尘而去，她把头从车窗里探出来对我说的也是这句话。她黑色的长发在风中飘扬，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是我听见了她的声音：照顾好莉莉，还有其他的类似“爱”和“你”一样的字眼，诸如我爱你就像蜜蜂爱花蜜，我爱你就像花生酱爱果冻，我爱你就像小鱼爱流水。
妈妈让我照顾好莉莉，这是她留给我最后的话。她的头卡在老蓝鸟破碎的车窗外，风吹乱了她的黑发，蒙住了她的脸，这是我见到她的最后一面。“照顾好莉莉”，这是我要做的事。
但是接下来，就这样突然，莉莉也走了。
8美国著名厨师、作家及电视节目主持人。她通过与人合著的烹饪书《掌握烹饪法国菜的艺术》及她的电视节目（其中最有名的是1963年首播的《法国厨师》），把法式烹饪介绍给美国大众。
海 蒂
我们先给露比洗。我放好温水，要让婴儿娇嫩的皮肤感觉足够暖和，又不是太热。为了尊重杨柳的隐私，我准备出去，可是她却转向我，有气无力地说：“你能帮帮我吗？求你了。”我说当然可以，然后兴奋地托起婴儿水润光滑的身体，杨柳捧起水浇在婴儿身上。
手上的婴儿让我想起朱丽叶，我知道失去朱丽叶不仅仅是失去一个孩子，而是失去了我想要的所有孩子。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一连好几个小时思念小朱丽叶，猜想她出生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她的头发会像佐伊出生时一样又浅又稀，还是像克里斯出生时那样又深又密呢？会像克里斯妈妈告诉我的那样，生完孩子以后会胃痛好几个月吗？很长时间，我放纵自己想念小朱丽叶，让她的影子钻进我的思绪里。
现在，她来了，再次驻扎在我的心里，提醒我不会再有孩子了。朱丽叶，我几乎无条件地同意，她叫朱丽叶·伍德。如果她如约而至，现在应该十一岁了。十一年，她身后会跟着一支小队伍，每年都会按部就班地多一个小成员，索菲亚、亚历克西斯和婴儿佐克……
此时此刻，露比的尖叫声把我拉回现实。我看见杨柳的绿袖子浸在水里，逐渐变成黑色。之前，我提议她脱掉外衣，但是她拒绝了。香草浴液滴进她的手心，她用双手揉出泡沫，并不熟练地轻轻擦过婴儿的头皮、腋窝和臀部，她的手在发抖。露比的屁股上密布着红色的尿布疹，我知道这种疹子不仅长在这里，还会出现在胳膊和她幼小的身躯上的每一个褶皱里。她的屁股已经感染真菌，红疹结出白色的硬皮。于是，我在心里列出一份购物清单：湿疹膏、克霉唑软膏和无泪婴儿浴液等。香草浴液渗进露比眼角的时候，她尖叫了一声。
洗完澡以后，没有新的尿片可用，我只好用一块天然材质的蓝色浴巾裹住露比，然后用安全别针束紧。所以清单上还得加上尿片和擦巾。
我准备抱露比出去，让杨柳一个人洗澡，但是她阻止了我。我明白她不想让孩子离开，她不信任我，至少现在还不。她凭什么信任我，我想，对于她，我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不是在分娩室休息的时候，也阻止新生儿护士按照医生吩咐抱走佐伊吗？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给露比一个新奶瓶，坐在客厅里陪她入睡。我在瓷砖地面上铺了第二块浴巾，把她放在上面。我停留了半秒或者一秒，也许更长一点时间，看着她从蓝色的大浴巾里挣脱出四肢，像个灵活的运动员一样一股脑地塞进自己的嘴里。她淘气地吮吸着自己迷人的脚指头。
等我出来之后，杨柳锁上浴室的门。我站在大厅里，一手扶墙，深长地呼出一口气，排空了刺穿我肺部的浊气。
我看见克里斯在厨房里，狂躁地敲击着键盘。打印机插在墙上，丑陋的黑色接线从屋子这头通到那头。
这又是一处安全隐患。
但是我不敢说。我们四目相对，他再一次表明不赞同我的决定。他不满地摇摇头，然后重新面对电脑屏幕上令人费解的电子表格和密密麻麻难以辨认的数字。佐伊的流行音乐淹没了整个公寓，墙壁在颤，走廊里的相框在抖。
我凝视着佐伊照片上那掉牙的微笑；几年后，冻红的鼻头，参差不齐的牙齿，因为长得过大，所以戴上了牙套。佐伊特别喜欢学校的照相日，那是唯一可以不穿校服的日子。她小的时候愿意听取我的建议，我们选棉布裙子和毛衣，在发带上插朵花或者罩上蓬松的薄纱。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青春期的到来，这个曾经的小女孩不再要荷叶边和蝴蝶结了，而是选择印着动物或图案的上衣、连帽衫和深色背心，她挑的每一件衣服都反映出她内心的逃避和无常。
我敲了敲佐伊的房门。
“什么事？”她带着情绪回答。我推门进去，看见她坐在床上，拿着心爱的黄色笔记本，没有打开，在生闷气。她开着加热器，但室内仍保持在23摄氏度。因为我们最近刚提了要求，不许她把自己的房间弄得像地狱的熔炉一样。她裹着毯子，带着护腕，这是最近刚刚流行的又一个让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佐伊的是黑色的，带着亮片，是朋友送的。“你的胳膊冷吗？”她第一天戴着它们进家门的时候，我曾这样弱智地问过。
她的眼神明确地表明：她妈妈是个白痴。
我自己都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怯懦和担忧，我害怕遭到十二岁女儿的拒绝。“你有衣服可以让杨柳穿吗？等她洗完以后穿？”我问着，像一只胆小的猫在门口徘徊。
“你太逗了。”佐伊说。她摸索着找到手机，拇指在暗地里灵活地摆动。我想象得出，她一定是在给泰勒发短信说我的坏话。
“不许这么做。”我说着冲到床边，从我女儿的手里抢走手机。手机上是让我摸不到头脑的字母缩写。
佐伊大喊大叫：“那是我的。”她扑向电话，想夺回去。但是我警告她：“不行，是你爸爸和我在交话费。”我站在床前一动不动，拿着电话的手背在身后。无论如何我们是有协议的，她使用手机的前提是我们可以查阅她的短信并予以监督。
她的表情像是被掴了耳光的孩子。
“给我！”她用棕色的大眼睛瞪着我命令道，她那双大得离奇的眼睛总是透着忧郁。她伸出手等着。整个小臂上绘着蓝色的涂鸦。天哪，我是多想把电话给她啊！我不想逼疯她！我看见我孩子的身体里涌动着一触即发的愤怒，我知道她的心里燃烧着仇恨，对我的仇恨。
谁说做母亲容易……
我留恋和佐伊一起摇的日子。那时，开着窗，我坐在喂奶椅上。植绒的座椅特别深，两边还有古老的旋涡状的扶手，我必须向前探着身子才行。我一直摇着她，直到她睡着，然后再把她放进摇篮里，摇来摇去好几个小时，催眠曲飘走了，炙热的白色太阳沉入地平线。
我注视着佐伊窗外的天际线，朵朵白云让我浮想联翩。我们住在五层，视线正好越过旁边略矮的建筑。十四年前我和克里斯对这座公寓爱不释手就是因为这儿的风景。我们的南窗正对卢普区，东边紧邻密歇根湖。我们当时因为太怕被别人抢先，所有没有讨价还价，直接按照定价付了款。
“跟谁也不能提起杨柳，”我冷静地说，“绝对不行。”
“也就是说我要欺骗我最好的朋友？”她愤恨地问。
我想说“是的”，但却闪烁其词地说道：“我们谁也不能告诉，佐伊，至少现在不行。”
“为什么不行？难道她是需要保护的证人？还是其他什么？”她问了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才会问的问题。
我没接话，继续问：“你有她洗完澡能穿的衣服吗？”佐伊从床上蹿起来，气呼呼地走到衣柜边。从背后看，她的裤子肥肥大大，完全看不出屁股。“她不会一直在这儿的，”我说，“我们应该尽快带你去买些新衣服。”我想达成谅解，但这是一个蹩脚的尝试。
佐伊提起杨柳就满心懊恼，讽刺地说：“我知道。她就是你的一个客户。”
“不全是。”我说。
我理解为什么佐伊马上把杨柳和我的客户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习惯把工作中遇到的流浪汉和文盲的故事带回家。“她需要我们的帮助，佐伊。”我一直信心百倍地引导佐伊建立比克里斯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她小的时候，我们踏雪而行到妇女和儿童救济站送我们穿不了的冬衣；到儿童医院送玩具和书籍，那里的孩子患有白血病、淋巴癌或者其他的癌症，我不敢想一个孩子要受多大的罪。我总是提醒佐伊，有很多人非常不幸，我们当然非常有义务去帮助他们。
佐伊从衣柜里找出一条艳粉色的抽带裤、一件紫红和浅灰相间的条纹衬衫，扔进我怀里，嘟囔着说：“反正我不喜欢了。”我不知道是她忘了那些不幸的人，还是……“这些衣服丑死了。”她说。
“这只是暂时的。”我从佐伊房间出来的时候低声说。厨房里，克里斯从电脑前抬起眼睛，再一次摇摇头。
我把干净的衣服放在沙发床上，然后回卧室，在屋子里徘徊，直到杨柳从雾气腾腾的浴室出来。她裹着蓝色的大浴巾，湿乎乎的手抱着露比。她踮着脚尖走进克里斯的办公室，关上门。
门咔嗒一声，锁上了。
我先去浴室收拾堆在地上的衣物。我把它们装进一个空筐里，放上洗衣液、防静电布和领洁净。然后从厨房抽屉的零钱包里拿出25美分，准备下六楼去隐蔽在地下室的公共洗衣房。走之前我告诉克里斯很快回来。他看着我问：“你希望我为她做点什么？”
“五分钟，”我说，“就回来。”我答非所问，在他还没来得及说“不”之前我就匆匆离开了。
洗衣房里空无一人。狭小的空间里挤着五台洗衣机和五台烘干机，地上铺着过时的木地板。每一台机器都要多吞掉几美分才能好好干活。我把露比绣着“小妹妹”的连体服摊在洗衣机上，在污迹上喷足领洁净，接着又喷在带着汗味和尿味的粉色毛毯上。我又从筐里捡出杨柳的衣服：军绿色的外衣，我拉上拉锁，系好扣子；牛仔裤，我担心把白色的连体服染成蓝色，所以分开放，准备单洗。然后，我在绒衣下面发现一件本应是白色的贴身内衣。
我僵住了。
洗衣房里灯光昏暗，我恍惚看见内衣上有血迹。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是红色的，我极力说服自己那是番茄酱、烤肉酱、马拉斯金樱桃汁。我想闻到淡淡的番茄酱味儿、香料味儿或者酸味儿，但是除了体臭什么也没有。我重新细看了其他的衣服，磨损的牛仔裤、开线的绒衣，还有露比的连体服。每一件上面都带着特有的污渍，但是没有像内衣上面这么明显的深红色血迹。我笨手笨脚地摸到领洁净，对着血迹喷，突然，我想起来，没什么办法可以去除干了的血迹。在走楼梯回五层公寓的路上，我把内衣团成一个不起眼的布球扔进了垃圾道。
我想象着这件内衣连同它承载的秘密一起滚下五层楼，掉进货物进出口旁边的垃圾车里。
当然，克里斯永远不会知道。
杨 柳
妈妈以前常说她有个好姐妹，叫安娜贝斯，即使真有这样一个姐妹，她也没来认领我和莉莉。
“你是怎么开始和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生活的？” 露易丝·弗洛雷斯问。我问过她的职业，她说是律师的助手。墙上的钟表显示现在是下午2点37分。我的头枕在审讯室冰冷的不锈钢桌面上，闭着眼睛。“克莱尔！”那个刻板的女人捅捅我，伸出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粗鲁地想要摇醒我。她不会得逞的，她拿我的“恶作剧”没有办法。我抽出胳膊，把它们藏在了桌子下面她够不到的地方。
“我饿了。”我说。我记不清上次吃饭是什么时候了，但是我记得在警察抓到我之前，我曾经在垃圾车里刨出半个凉热狗，夹着泡菜和开胃菜，涂着芥末。芥末又厚又黏，小面包上还留着口红印。当然，警察不是在那儿逮到我的。我在密歇根大道，趴在古驰店的橱窗上往里看的时候，恰巧被他们撞到。
“结束以后我们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