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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爱奶酪”。我们能花半天的时间编最傻的话出来：我爱你就像胖小子爱蛋糕。然后我们笑得停不下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乡下，奥加拉拉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爸爸妈妈，莉莉和我。奥加拉拉市比奥马哈市出现得早，就像爸爸妈妈比约瑟夫和米利亚姆出现得早一样。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完整的我。
妈妈翻来覆去地给我讲她和爸爸结婚那天的事情。她说，当他们回答“我愿意”的时候，她已经怀上我了，她和爸爸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她的爸爸妈妈一点儿也不高兴，而且他们也不是特别喜欢爸爸。因此，妈妈十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开车到得梅因，在一个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我们住在一间紧凑的活动房里，莉莉在睡午觉，八岁的我和妈妈坐在房前的台阶上，一边涂苹果红色的指甲油，一边说起这些事。她说那是一个温馨的小教堂，就在马路边上。她穿着传统的白色抹胸长婚纱走向圣坛；她谈起她的面纱，她称之为鸟笼面纱，这让我想象出金丝雀聚集在她头顶的样子。她还提到婚礼主持人的名字叫爱牧师，虽然那时我只有八岁，但也很难相信这是他的真名。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妈妈说起他名字时的语气，当时我们对着令人厌烦的老街发呆，看着几个小男孩在草地上踢球，妈妈把“爱”字拉得老长，直到我们笑得喘不过气来。
她说爸爸帅极了，穿衬衫打领带，还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件短外套。我必须绞尽脑汁地想，因为我一辈子也没见过爸爸穿衬衫打领带的样子，而且他们也没有婚礼的照片，那时他们还没有照相机。不过有一张纸写着他们结婚了，这比照片对他们更有意义。妈妈给我看那张纸，上面写着“结婚证明”，最下面的落款是爱牧师。
他们结婚六个月以后，我出生了。妈妈给我描述过我出生的那一天。她说，在医院里，我是那么恬静地从她的身体里出来，不慌不忙的。爸爸紧紧地抱着我，好像我会散架似的。我出生之后没有见到外祖父母，他们当时没去，以后也没见过。外祖父母不想和我们有半点关系。爷爷奶奶也已经去世，我们时常去第五街的墓地看望他们，在刻有欧内斯特和伊芙琳·达洛维的墓碑上放些棕色的蒲公英。
妈妈听信外祖母的话，坚信自己就是奥黛丽·赫本，所以她叫霍莉，霍莉·戈莱特丽的霍莉 6。她把长长的黑发盘成蜂窝状，拿着一个烟斗在屋子里活蹦乱跳，但是妈妈不吸烟。她随时可能穿着发旧的圆点直筒连衣裙，在家里转圈，念念有词地说着奥黛丽·赫本的台词，好像那些词全是她自己的，而我呢，就坐在沙发里看着她。
对于爸爸想娶妈妈这件事，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我从来没见过像妈妈一样漂亮的人。
我不止一次地问过妈妈她是怎么认识爸爸的。这是她百讲不厌的故事。他们在镇子上的酒吧里相识，爸爸在那儿工作。当时有个白痴男人和妈妈套近乎，爸爸看不顺眼，他不喜欢那个人对妈妈说话的方式，不喜欢他在妈妈警告了他之后还抓妈妈的手。妈妈说她的骑士身穿闪亮的盔甲，妈妈还说嫁给爸爸是她这辈子最明智的决定，虽然，嫁给爸爸让她失去了父母。咳，她像魔术师似的攥起拳头，说道“像着了魔”。
爸爸是卡车司机，和我们聚少离多。他开长途车，他整天旅行，在全国各地运送货物或者叫作危险品的东西。他不在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他回来，尤其是妈妈。不过，他一回来，就给我们一一补偿。他如饥似渴地亲吻妈妈、抚摸妈妈，总是弄得妈妈脸色绯红。而妈妈也会烫头和涂浆果色的必列斯口红盛装打扮等爸爸回来。爸爸总有东西给我和莉莉，都是从佛蒙特州、佐治亚州或者随便他路过的什么地方挑回来的，比如钥匙链、明信片或者小自由女神像。爸爸回家的日子就像圣诞节的早上，又好像放暑假一样。他也给妈妈带东西回来，但是只有在我和莉莉上床睡觉以后才给她看，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他和妈妈在卧室里咯咯地笑。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住在奥加拉拉附近的活动房里。但是妈妈特别喜欢购物，当然，她没钱买想要的东西。于是，她带我和莉莉去高级的商场，在那里可以试穿，可以对着镜子欣赏自己。有一些事情要等到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才能做，这是其中之一。妈妈说：“永远不要告诉爸爸。”因为她不想让他难受。妈妈设想了很多“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天，她会有自己的美容院，再也不用在我和莉莉的浴室里剪头发；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有大房子，再也不用住活动房；总有那么一天，她会带我们去芝加哥最有名的“华丽一英里”。妈妈说起这些，说起“华丽一英里”就像讲童话故事一样，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是妈妈坚信不疑。她提到一些商店的名字，好像是古驰和普拉达，还有她有能力的时候要在里面买的东西。她写了一张单子，列出了她在死之前想要看到的东西。埃菲尔铁塔、奥黛丽·赫本在瑞士某个小镇的墓地和“华丽一英里”。我们有的不多，虽然我只有八岁，但是我知道，我也从没有渴望更多。我在奥加拉拉城边的活动房里快乐地生活，就算妈妈不停地唠叨“总有那么一天”，我也没有希望任何改变。妈妈常说：“我们有的不多，但是我们拥有彼此。”
然后，有那么一天，我们连这些都没有了。
6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 小说《蒂凡尼的早餐》的主人公。
克里斯
海蒂的性格追求完美，同时却是一个回收狂，喜欢回收金属罐、玻璃瓶、报纸、电池、用过的铝箔。她会把衣架还回洗衣店；看见我提着一个塑料袋回家，她会把我臭骂一顿，因为我忘了从家里拿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即使在我的梦里，她的话也不绝于耳，像敲击金属一样的声音挥之不去：那是可回收的。在她停下来的间隙里，我把一个信封和碎纸片塞进了混合垃圾桶。我们喝瓶装的牛奶，可回收，但是不可救药地贵。
在我们家，擅自进入的蜘蛛不但不能被杀死，还要被安置在阳台上。如果天气恶劣，就送到地下储物室，让它们在那里的纸盒子和闲置的自行车上繁衍生息。用鞋子拍死它们或者用马桶冲走它们简直是灭绝人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有两只猫。小猫崽是她在楼后面的垃圾车下面发现的，它们的妈妈成了野狗的美餐，肢体不全地躺在血泊之中。海蒂把它们带回来的时候，它们只有一两磅重，身上沾着粪便和垃圾，骨头在稀疏的软毛下清晰可见。她宣布：“留下它们了。”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她不问，只是告诉我留下它们了。
我给它们起名“一”和“二”，因为海蒂建议的奥德特和萨宾（对，两个女孩；我的确是这个女王家族中唯一的男“汤姆”）听起来太傻了。野猫不配有人的名字，我告诉她。尤其不能是高贵的法国名。“一”是一只三色猫，“二”是一只长毛黑猫，霓虹灯似的眼睛，透着邪恶，这小东西恨我。
周日早上，我从床上爬起来，她就站在客厅的中间，向我传递着她最可怜的“小猫孤儿”的眼神，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她刚打完电话，还是没完没了地讲富勒顿车站的那个穷女孩。快十点钟了，但是窗外一片漆黑，让人怀疑是不是刚到五点钟，或者六点。我筋疲力尽地从旧金山回来，设想这一天的生活应该是坐在皮靠椅里看循环播放的职业篮球赛。但是，海蒂在这儿，很明显，天刚一亮她就起床了，而且显然是食用了过量的咖啡因。她穿着睡袍和拖鞋，一只手攥着电话。我早知道这个故事远比她说出来的更有内容。这不只是一个她看到的流浪女孩。芝加哥肯定有十万无家可归的人。海蒂注意到他们，别误会，她注意到他们每一个人，但是，她不会为了他们失眠。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建造了庇护所。”我说。外面又在下雨。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全是记者从被水淹的马路和高速路上发回来的消息。他们说，危险，不能通行。就连主干道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部分路段也关闭了。看起来我们进入了紧急状态。新闻摄像头聚焦在一个黄色的忠告路牌上：调头，禁止前行。一名记者穿着金黄色的雨衣站在卢普站（好像看电视上的雨比听抽打窗户和屋檐的雨更有切身感受）的瓢泼大雨中提醒人们即使只有几厘米深的急流也可能冲走汽车。“今天上午，如果不是必须出行，”记者露出一个关切的表情，好像真的在意我们的安全，“请待在家里。”
“她不去庇护所。”海蒂接了一句，心知肚明的样子。这下我明白了。她不只是看见了那个女孩，还有过交流。
到目前为止，我从她主动说的和无意间流露出的内容中得知，她在富勒顿车站遇见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带着一个婴儿乞讨。我从床上起来，走进客厅，结果发现她正挂断电话，我问她和谁聊天，她说：“没人。”
可是，我能判断出来。我清楚是有人的，是海蒂在意的人。但是她不想让我知道。我想，这是一个老出差的男人经常遇到的事。他们的老婆和别人谈心，她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在丈夫不得不补觉的时候继续和情人私密地对话。我暗中观察我的老婆忽然愧疚和狂乱的眼神，这不是我熟悉的单纯的海蒂会有的。我问：“是男人？”
昨晚，她在床上推开我以后，我一直在琢磨。他来了？在我之前？我十一点儿之后才到家，佐伊“擅离职守”，海蒂在床上。我记得佐伊小的时候，海蒂和她会用贴纸、图画、照片或者她们能找到的各种小饰品做一个欢迎我回家的横幅。可是，现在，有五六年了，什么也没有。只有猫在门前等我，它们烦躁的叫声不是热情的欢迎而是最后通牒：“给我吃的，否则……”不锈钢小碗空着，海蒂是从来不会忘记装满食物的。
“海蒂，”我又叫了一声，完全没了耐心，“是男人吗？”
“不是，不是。”她毫不犹豫地马上回答。她笑了，有些紧张，我分不清楚是她在撒谎，还是我的问题揭开了她肮脏的小秘密。偷情还是……
“那是谁？”我一定要知道。“你在和谁通电话？”我再问。
她出奇地安静，挣扎着是否告诉我。我的怒火一触即发，然后她极不情愿地给我讲了一个女孩，带着婴儿的女孩。
“你刚才和她通话？”我问。我的心跳平缓了，血压降下来。
“她打过来的。”海蒂说。她的面色红润，要么是咖啡因过量，要么是局促不安。
我抵着下巴问：“她有你的电话号码？”
罪恶感让她有些慌乱，不自在。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羞愧地说：“我给了她一张名片。吃晚饭的时候，昨晚。”
我认为这越来越不可思议。我注视着面前这个惊慌的女人，我想知道我妻子做了什么。海蒂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没错。一个梦想家，一个乐天派，但总还保留一点儿现实感。
可惜这一次好像没有。
“晚饭？”我开始刨根问底。 “她为什么打电话？”
我发现自己死死地瞪着海蒂痴呆的眼睛，希望她说出真相。
海蒂走到咖啡机旁，好像她有任务要喝更多的咖啡因。她手里的杯子是几年前的母亲节，我和佐伊为她订制的，黑色陶瓷上印有佐伊的照片，已经被洗碗机磨掉颜色。她接满一杯咖啡，加入榛子奶油时我在想：还有糖。对极了，这才是海蒂需要的。
“露比整夜哭闹，一夜没停，杨柳特别紧张。听起来她筋疲力尽。是疝气，我确定。你还记得佐伊小时候也得过疝气吗？彻夜不停地哭。我真的担心她，克里斯，担心她们两个。止不住地哭可能导致产后抑郁症和摇晃婴儿综合征。”
说实话，我不知道说什么，除了一件事：“杨柳？她的名字？露比也是名字？”
海蒂答“是”。
“人的名字不会是杨柳的，海蒂。树的名字才叫杨柳。还有露比……”我让后半截话消失在门厅里，因为当时我只穿了一条方格的平角裤站在客厅中间，而海蒂像盯着转世恶魔一样地看着我。我绕开她，进厨房给自己接了一杯咖啡，也许这样可以提提神。也许喝完咖啡，我就清醒了，能够意识到这完全是个误会，我累得有点儿晕头转向，大脑迟钝。我站在花岗岩灶台前，慢悠悠地接咖啡、搅动、品尝，等待咖啡激活我的脑细胞。
但是当我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海蒂正站在门口把一件橘黄色的长滑雪衫套在睡袍上。
“你要去哪儿？”我问，被她的外衣、睡袍和凌乱的头发惊呆了。她踢开拖鞋，穿上雨靴。
“我跟她说了我要去见她。”
“见她，去哪儿？”
“富勒顿车站附近。”
“为什么？”
“看看她是不是有事。”
“海蒂，”我用最冷静、最客观的语气说， “你穿着睡衣。”她低头看自己淡紫色的睡袍和鲜艳的纯棉花裤子。
“好吧。”她边说边跑回卧室，换掉花裤子，穿上牛仔裤。她没来得及脱掉睡袍。
我觉得这简直太荒谬了。我应该告诉她这是愚蠢至极的行为，或者更直观一点儿，给她做个散点图或者柱状图看看。我在一条轴上标出所有的异常现象：海蒂对无家可归者的过度关心，欠缺考虑地乱发名片，可怕的紫色睡袍和橘色滑雪衫，还有大雨；然后在另一条轴上标注这些情况的异常指数，比如，她的打扮远远低于名片的分值。
可是，如果我这么做了就是引火烧身。
所以，我坐在皮摇椅里，用余光看着她抓起手袋、从门口的柜子里拿出雨伞，开门出去，她高喊着：“再见。”我无精打采地回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