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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乳白的小脑袋、柔软纤细的绒毛和咧开嘴没有牙齿的微笑。
今天，有一队三年级的学生到我们的识字中心参观学习。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给学生朗读诗歌，然后让他们自己写诗，并且在小组间分享互评，这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到中心来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居住在美国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的社区里，在家里讲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西班牙语、波兰语或中文。
这些学生中，很多父母同时工作，如果他们拥有双亲的话；很多孩子是单亲；很多孩子挎着钥匙，独自度过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他们不被重视，因为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关注，准确地说是食物和安身之地。整个上午，我们不只教他们识字，还培养他们对十四行诗和俳句的兴趣。他们刚刚走进中心大门的时候，疑虑重重（他们轻声抱怨着领到手的任务），几个小时之后，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我的同事们一心一意的帮助，他们带着十足的信心离开。
他们一走，女孩和婴儿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午饭的时候，大雨平静地变成蒙蒙细雨。我穿上雨衣，直奔图书馆去取我借的书，路上我狂吃了几根营养麦棒，代替午餐。我真心地喜欢图书馆，喜欢它洒满阳光的中庭（虽然今天没有），喜欢它奇形怪状的花岗岩滴水嘴，还有数百万的书籍。我喜欢图书馆里的静谧，引领我走近知识，走近法语，走近中世纪历史，走近水利工程和神话传说。阅读书籍是最基本的学习形式，它是通向现代技术的捷径。
一个流浪的女人靠在红砖墙上乞讨，我停下来在她的手里放下几美元。她向我表示感谢，但是嘟嘟囔囔的说什么我听不懂。她冲我笑笑，我看见她的牙齿所剩无几，剩下的都已经变黑，我猜是服用中枢神经兴奋剂造成的。她戴着一顶薄薄的黑色帽子，也许由此获得了些许温暖。
我查到我的书在七层的预留书架上，为了避开保安、小学生参观团、闲逛的流浪汉和女人们在图书馆里过分吵闹的聊天声，我选择坐扶梯。图书馆里温暖宁静，对所有人敞开胸怀。我拐进文学书走廊，想找几本最新的《纽约时报》畅销书。
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她们，女孩和她的孩子。她盘腿坐在地板上，婴儿横在她的腿上，她抬高一只膝盖托着孩子的头。皮箱在她的旁边。女孩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她从军绿色的外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塞进乖巧的婴儿嘴里，然后从最下面的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我蹭到最近的架子旁，抽出一本科幻惊悚小说，随手翻到第47页。我听见她温柔地读起《清秀佳人》，我看见她的手抚摸着婴儿的脚心。
婴儿安稳恬静。我隔着铁架子偷偷地观察：她不停地吸吮，直至瓶底只剩下残余的气泡，但是她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慢慢地、慢慢地合在一起，她的身体下沉，随之进入梦乡，除了偶尔无意识地扭动一两下以外，相当平静。她的妈妈还在念，还在用拇指和食指爱抚着她的小脚，而我在窥视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间最私密的交流。
突然一个图书管理员走过来问：“需要我帮忙吗？”我攥着那本科幻惊悚小说跳起来，心生内疚，有些狼狈。我的外衣还在滴水。管理员微笑着，温和且友善。
“不用。”我立即轻声回答，生怕吵醒婴儿。我压低嗓音说：“我已经找到了。”然后，迅速地找到扶梯下楼，去登记新找到的这本书。
回家的路上，我在音像店租了一个我和佐伊看的女性电影，买了一盒无脂的微波炉爆米花。克里斯经常出差。这位“这一分钟在这儿，下一分钟在那儿”的父亲给年幼的佐伊造成了负面影响。他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爸爸在家时不能做的乐事：通宵看电影、和朋友在外过夜、编故事，故事里克里斯是时空旅行家（更有趣），而不是投资银行的旅行家（无聊）。
我坐电梯到了我们这一栋老楼的五层。进家以后，我发现屋里一片漆黑，静得吓人。通常，迎接我的是佐伊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但是，今晚出奇地安静。我打开客厅的灯，呼唤佐伊。接着我去敲她卧室的门。门缝里渗出灯光，可是没有回应。我推门进去。
佐伊还穿着格子校服，最近很少见她这样。四肢伸开，躺在硬木地板的乳白色长绒地毯上。她总是一进门就扒掉校服，换上一件有图案的、带亮片的或者有钻钉的衣服。我看到她睡着了，松了一口气。我望着她，她搂着黄色笔记本这样松懈地躺在地上，仿佛突然间不堪重负倒下的样子。她裹着毛毯，枕着一个写着“拥抱和亲吻”的抱枕。加热器的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那是佐伊多次抱怨卧室太冷之后，克里斯买回来的。这屋子像个烤箱，躺在两脚开外的佐伊正在被蒸熟。她双颊通红；毯子没着真是个奇迹。我关掉加热器，屋子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凉下来。
抓住这个机会，我开始巡视她的房间，如果她没睡着肯定会大喊大叫的。整座公寓里到处是裸露的砖墙，克里斯分析这是佐伊的房间特别冷的原因；带天蓬的床上铺着拼布床单，没有整理过；校园偶像的明星照和热带天堂专辑的海报贴了满墙；她的双肩背书包在地上，东西满得溢出来，上学前我塞到她手里的课后零食原封不动地待在那儿；同学间传递信息的纸团散落在地上；两只猫趴在她旁边，分享这过度的热量。
我用手指理顺她的长发，轻声地唤她，一声、两声。她腾地一下坐起来，眼睛睁得老大，犹如做错事，或者做坏事被当场抓到一样。她跳起来，猫也跟着蹿起来，她把毯子扔到床上。
“我累了。”她解释着，然后她的眼睛飞速地扫过房间，想要知道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出格的东西。快到七点了，太阳已经西沉。克里斯，很可能正在旧金山某家奢侈的餐馆，一边注视着对面的卡西迪·克努森，一边享用奢靡的晚餐。我自己设计着剧情。
“我很高兴你睡了一会儿，”我看着她脸上的压痕和她疲惫的棕色眼睛说，“今天怎么样？”
“不错。”她说着从地上抄起黄色的笔记本，攥紧，就像小狐猴紧紧抓着妈妈一样。
“彼得斯夫人回来了吗？”
“没有。”
“她一定病得很重，”我说。流感大有在年底暴发的趋势。“还是那个代课老师吗？碎嘴？”
佐伊点头：“对的，是碎嘴。”
“我们马上吃晚饭。”我对佐伊说。但是她出乎我意料地说：“我吃过了。”
“噢？”
“我饿了。放学以后，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好吧，”我说，“你吃了什么？”
“奶酪三明治，”她说，然后补充道，“还有一个苹果。”
“好。”
我意识到我还穿着雨衣、雨鞋，背着包。我兴奋地把手伸进包里，掏出光碟和爆米花。
“今晚想看电影吗？”我问，“只有你和我。”
她没出声，她的表情很冷淡，既没有愉快的微笑，也没有我脸上那种傻傻的笑。我在她说“不”之前早有预感。
“因为……”她开始了，“明天有考试，考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
我把光碟扔回包里。这个理由足够了。“那么我帮你复习。”我建议道。
“不用了，我做了复习卡。”她展示给我看。
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太敏感，因为我知道我也有过十二岁——也许十六岁，或者十七岁——宁愿看牙医也不愿意和我妈妈去逛街。
我点点头：“好。”我说着走出去。然后，她像小老鼠似的在我身后轻手轻脚地关上门，并且锁上。
3创始人是福布斯（Rob Forbes），通过展示一系列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大家讲解他的观看之道。
克里斯
我们坐在酒店的房间里：亨利、汤姆、卡西迪和我。这是我的房间。电视上放着一盒吃了一半的意大利辣香肠比萨（有肉哦！），随处可见打开的苏打水。亨利在厕所，我想他在上大号，因为他在里面很久了。汤姆躲在角落里打电话，一根手指堵着耳朵避开干扰。我的床上铺满了饼形图和柱形图。桌子上、地上，到处是脏纸盘子。卡西迪的盘子放在茶几上，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堆被拣出来的香肠，旁边有一罐无糖苏打水。我捏了一粒扔进嘴里，她看着我，我耸耸肩说：“怎么了？海蒂最近在吃素。我快营养不良了。”
“纽约牛排没解馋？”她笑着问。明快的笑容。卡西迪·克努森，快三十岁了，刚刚读完MBA，和我们共事近十个月。她不是那种把“受托人”和“套期保值”一类听起来特别酷的词挂在嘴边的书呆子，而是一个超级天才。
“如果我老婆在这儿，我就把她带来了。”
她穿着铅笔裙和两寸多高的高跟鞋，坐在我的床边。她这种身材的女人不需要这么高的高跟鞋，这样显得招摇。她用手捋着顺滑的香槟色波波头对我说：“对极了。”
酒店的厚窗帘敞开着。窗外，旧金山的夜晚一片灯火通明。我恰巧能看见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大街555号的环美金字塔中心和旧金山湾。现在已经九点多了。隔壁房间的电视音量很大，棒球热身赛隔墙可闻。我从她的盘子里又捏了一粒香肠，听见“巨人队又得一分，现在3比2”。
亨利带着臭味从厕所出来，我们都屏住呼吸。“克里斯，”他伸手递给我他的电话。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洗过手了。我怀疑他上厕所的时候一直在打电话。他不是个讲究人。老实讲，他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裤链没拉上，我本来想告诉他，但是他臭气熏天阻止了我。“亚伦·斯温德勒要和你通话。”我从他的手里接过电话，看着他抓起一角比萨，顿时食欲全无。
我的潜在客户里只有一个斯温德勒。我在这个拥挤的房子里找到一个私密的角落，拿出我最专业的营销语调说道：“斯温德勒先生，巨人队打得怎么样？”其实从隔壁传过来的倒彩声中我就知道，巨人队已经无力回天。
我并不是从小立志要做投资银行家的。六岁的时候，我有各种各样的远大理想：宇航员、职业棒球员、理发师（那时感觉理发像给头发做手术一样高深）。随着年龄的增长，理想和职业的关系越来越远，和收入的关联越来越近。我期望在富人生活的湖滨区拥有一间豪华的顶层公寓、一辆名牌跑车和人们仰视的目光。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律师、医生和飞行员，但是我对他们都不感兴趣。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对钱的强烈渴望促使我选择了金融专业，因为我觉得那才是正确的选择，和一群娇生惯养的毛孩子坐在一间教室里谈论着钱钱钱，还是钱。
回过头去想一想，当年海蒂让我一见钟情的原因，就是她不像我身边那些人一样眼里只有钱。她的眼里装着穷人，她用“没有”代替了“拥有”，而我只关心“拥有”。谁拥有最多的钱？我怎么拥有更多的钱？
亚伦·斯温德勒一直在东拉西扯，我听见自己的手机响起来，它在房间的另一边，放在卡西迪旁边的条纹围巾上。四十岁的亨利是个单身贵族，正肆无忌惮地盯着她穿着透明丝袜的大腿。我正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一个不能错过的电话，所以我示意卡西迪帮我接听电话，然后我听见她唱歌似的说道：“嗨，海蒂。”
我沮丧至极，像一只活动结束后的热气球。该死！我对卡西迪竖起食指——等一会儿——但是亚伦·斯温德勒没完没了地唠叨那些可恶的闲事，我只能竖起耳朵听卡西迪和我老婆之间拖拖拉拉的对话，飞旧金山的航班、在昂贵的牛排餐厅吃的晚饭，还有恼人的天气。
准确地说，海蒂和卡西迪见过三次。我知道是因为每次她们见过之后，所有到场的人都对我置之不理，好像是我把她招进了我的团队，应该对她的美貌负有责任似的。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去年夏天公司在植物园郊游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海蒂面前提起过卡西迪。那时，她才和我们一起工作了六周，那样做既没必要，也不够明智。当卡西迪穿着长长的抹胸连衣裙气定神闲地向我们走来。在32摄氏度高温的天气里，我们躲在枫树的树荫下汗流浃背，无精打采。我看见海蒂穿着牛仔裙和衬衫正挥汗如雨地问路。我看见自信在一点点熔化。
“她是谁？” 当完成“很高兴见到你们”的问候，看着卡西迪离开去搅和另一对幸福的夫妇之后，海蒂收起虚伪的微笑，问道，“秘书？”
我不知道海蒂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卡西迪·克努森是我的秘书是更好还是更糟？
后来回到家，我看见海蒂用小镊子拔掉了几根并不显眼的白发。没过多久，梳妆台上摆满了抗皱和防衰老的美容产品。
我把电话塞给亨利的时候不忘特意说了一句：“给你，亨利。”语气坚定，以便家里的海蒂知道我不是和卡西迪单独相处，然后，我拿着自己的电话快步走到走廊。海蒂是个美丽的女人，千万不要误解我，她是极好的。没有人会猜到卡西迪和我的妻子相差了足足十岁。
然而，海蒂知道。
“嘿。”我说。
“怎么回事？”她问。我想象着她在家里的样子：在床上，穿着睡衣，红色法兰绒那件，或者是佐伊在她生日时送的带圆点的那件；卧室的电视被调到新闻频道，笔记本电脑支在腿上；头发松松垮垮地盘在头上——不挡眼睛——她上网搜集达拉维贫民区或者世界各地贫困地区的资料。谁知道。也许，我不在家的时候，她会看点情啊爱啊之类的东西。我驱赶着这种念头。这不是海蒂，海蒂是有品位的人。也许，她在查素肉汤的做法，或者是找猫食？猫砂？
“什么？”我一时无以应对，好像我走神了。走廊里贴着全世界最烂的壁纸，红色的几何图形让我头疼。
“卡西迪接了你的电话。”
“哦，”我说，“是。”我告诉她我在和亚伦·斯温德勒通电话，然后迅速地转换话题，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