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_第2节

他们两人的“账”互相抵消了。纯粹属于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在彭伯里的新的条件下也完全烟消云散。达西第一次求婚被伊丽莎白拒绝，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居高临下，自我中心；在彭伯里再次见面时，他彬彬有礼，与昔日舞会上的达西判若两人，使伊丽莎白大为感动……这时伊丽莎白才开始认识到，只有他（她）们两人在思想、感情、志趣上最投合。当姐姐吉英问到她，怎么会爱上达西先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应该从我看见彭伯里庄园美丽的园林那一天算起。”[16]这话好像是指达西的财产，因此吉英要妹妹别开玩笑，其实这话是双关语，除了指具体的庄园外，还指在彭伯里的园林里见到的一个新的达西。也就是说，达西改了待人接物的态度，才赢得伊丽莎白的心。可以想象，如果达西还是那么傲慢无礼，那么即使其他误会排解了，他们之间也不会产生爱情的。

这样说，奥斯丁是不是以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姻而否定了自己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呢？当然不是。诚然，在达西与伊丽莎白疏远与和解的关系中，manners起了绝大的作用。manners克服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包括财产地位的悬殊，但是manners本身不是超阶级的。如前所述，manners包括举止言谈、礼貌风度，归根结蒂是社会身份的标志。达西与伊丽莎白在财产地位上有一定的悬殊，但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个阶级，即伊丽莎白说的，“他（指达西）是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在这点上我们是平等的。”[17]我们重温恩格斯那段名言，应该注意到他说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是“从本阶级选择”。我们通过表面的“仪式”看到了选择过程。更重要的是，manners的要求则保证这选择限于本阶级。因此，奥斯丁对“仪式”和“教养”的强调不仅不削弱她在《傲慢与偏见》中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相反从“仪式”到实质，奥斯丁围绕资产阶级婚姻揭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的真理。若说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是为恩格斯的论断做了形象的注释，这话也不为过吧。

奥斯丁素来长于刻画人物，有的批评家还认为在这点上她可以与莎士比亚媲美。英国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在分析“立体”人物（与“扁平”人物相对而言）时便以奥斯丁的人物为例。实际上，奥斯丁的某些人物基本上只是漫画，是扁平的。班纳特太太和柯林斯牧师，他们身上只有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交待清楚了。如小说的第一章寥寥数百字的对话就把班纳特太太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后来的言行不过是他们固有特征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如同音乐中的变调。同样，柯林斯牧师的第一封信也是一幅自画像，他后来的言行（和书信）只不过是进一步的自我暴露而已。奥斯丁的另一些人物，如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的性格就有发展，而且还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合了福斯特对立体人物的要求。但是无论如何，扁平也好，立体也好，《傲慢与偏见》中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伊丽莎白、班纳特太太、柯林斯牧师——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好像可以从书本中走出来，我们仿佛听到伊丽莎白爽朗而调皮的笑声、班纳特太太那喋喋不休的抱怨和柯林斯牧师滔滔不绝的废话。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奥斯丁在描写人物形象时使用的嘲讽语调和喜剧手法，当她说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18]时，她的语言还仅是简洁而准确的。但当她接着写到“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自以为神经衰弱”[19]时，就含有嘲讽了。奥斯丁还善于自己躲在后面，让人物通过最普通的语言自己暴露自己。《傲慢与偏见》开头时，班纳特太太急于抢先认识彬格莱，不指望靠郎格太太的介绍，她说“我不相信郎格太太肯这么做。她自己有两个亲侄女。她是个自私自利、假仁假义的女人，我瞧不起她”[20]。而第五十四章到了故事的结尾，吉英与彬格莱的婚事已成定局，班纳特太太心里高兴，又提起这位始终没有露面的郎格太太，说：“我觉得郎格太太这个人真是太好了；她的侄女儿们都是些规规矩矩的好姑娘，只可惜长得一点也不好看。我真喜欢她们。”[21]这两段话一前一后，遥相呼应，不是把班纳特太太嫁女儿的竞争心理以及她的反复无常、自我中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吗？再如柯林斯牧师把班纳特一家搅了半天也没有娶他们的女儿，班纳特太太早就对他烦透了，而柯林斯牧师临走时还“答应”给他们“再来一封谢函”！“答应”二字用得好，充分点出这个厌物的迟钝，竟丝毫没有觉察出班纳特一家人永远也不想见到他或收到他的片言只语！又如对咖苔琳夫人的描写。咖苔琳夫人的马车路过门口，柯林斯牧师全家手忙脚乱出去迎接，伊丽莎白却说：“就是这么回事吗？我还以为是猪猡闯进了花园呢，原来只不过是咖苔琳夫人母女俩。”[22]这话虽然说得挖苦，戳破了咖苔琳夫人自己吹起来的唬人架势，但过于直率不够含蓄。再看下文中对咖苔琳夫人的描写：“只要哪一个佃户不驯服、不知足或穷得活不下去，她就亲自出马到村子里去调解纠纷、压制怨言，把他们骂得恢复太平与富足！”[23]她请柯林斯等人吃饭，饭前“打发客人到窗口去欣赏风景”，饭后又要大家聆听她来“断定第二天的天气会如何”[24]。这里仅仅通过几个小词的安排，一个专横跋扈的老太婆的讽刺画像便跃然纸上了。

在《傲慢与偏见》这样一部以喜剧性为基调的作品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基本上只有理性的人和愚蠢的人，骗子韦翰也许除外。但读者可能会注意到，韦翰完全是从外部描写的，读者无法真正了解他。他在故事中主要起道具的作用。而对书中的蠢人，作者不仅让他们自己暴露自己，并且还用喜剧手法让他们以自己的愚蠢惩罚自己。如咖苔琳夫人兴师动众跑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原是要扼杀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爱情，可是，事实上，正是她这一举动为这一对相爱的人沟通信息，促成了他们的结合。伊丽莎白调皮地说：“咖苔琳夫人倒帮了极大的忙，她自己也应该高兴，因为她喜欢帮人家的忙”[25]，作者就这样把这位又霸道又可笑的老太婆给打发掉了。

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其他人物的愚蠢都是通过她反映出来的。如在尼日斐花园举行的舞会上，班纳特太太和她的小女儿们的不得体的言行都是通过伊丽莎白的眼睛看见的；当时吉英与彬格莱眉目传情，根本没有注意，只有伊丽莎白为她们脸红。她“觉得她家里人好像是约定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尽量出丑，而且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那样起劲，从来没有那样成功”[26]。同样，关于彬格莱小姐的种种心计，吉英总是从最好的方面去理解，也还是伊丽莎白敏锐地觉察出她们姐妹俩的不怀好意。班纳特先生在第一章里，当伊丽莎白还没有露面时就说过，“别的女儿都糊涂，只有伊丽莎白聪明”等话，也给我们从心理上作了准备，使我们产生一种印象、一种期待，似乎伊丽莎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作者通过她而对全书的人和事做出判断，好像勃朗特之于简·爱一样。的确，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花了很多笔墨刻画她的性格，她资质聪明，思想活泼，性格开朗，有幽默感，喜欢笑别人，也同样能笑自己。对于彬格莱小姐的暗箭，她反唇相讥，对咖苔琳夫人的无礼，她胆敢顶撞。她凭自己的聪明大方博得了众目所瞩的男子达西先生的爱慕，击败了“情敌”彬格莱小姐，有如简·爱击败了布兰奇小姐而与罗契斯特先生相爱一样。但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伊丽莎白是全书中兴趣的中心，但还不是判断是非曲直的尺度，即不是“意识”的中心。事实上，伊丽莎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面主人公形象，作者并没有始终一贯地从赞赏的眼光描写她。读者会注意到《傲慢与偏见》进行到四分之一，即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作者对伊丽莎白的描写在基调上发生了变化：她从“聪明人”变成了“愚人”。事情是从伊丽莎白在麦里屯碰到民兵自卫团的军官韦翰开始的，伊丽莎白立刻被韦翰一副“讨人喜欢”的仪表迷住了。韦翰跟她一见如故，滔滔不绝地洗刷自己，中伤达西先生，那话里破绽百出，聪明过人的伊丽莎白竟然毫无察觉，完全被韦翰牵着鼻子走。这时奥斯丁笔锋一转，改用嘲讽的笔调描写伊丽莎白，如说她看着韦翰，心里觉得，他“越说话越显得英俊了”[27]。其实他正在那里编排一席谎言哩！她为他抱屈，心里责怪达西，“怎么竟如此对待像你这样的一个青年，光凭你一副脸蛋儿人家准知道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28]。她与韦翰分手时“满脑子是他的形象”，“一心盼着跟他跳舞”，“穿着打扮格外用心”，[29]总之，现在伊丽莎白自己成了被嘲讽的愚人了。她对韦翰的着迷已为别人所察觉，如她的舅妈就提醒她要“谨慎”[30]，她的朋友夏绿蒂也劝她“别做傻瓜，为一个韦翰而得罪比他高十倍的达西”[31]，而伊丽莎白恰恰当了这样的“傻瓜”，傲慢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这完全不能跟《简．爱》的简·爱拒绝嫁给罗契斯特相提并论。《傲慢与偏见》第三十五章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的求婚没有任何保卫妇女人格不受侵犯的含义。当我们想到伊丽莎白是在对韦翰着迷，听信他的谗言的情况下才拒绝达西的求婚时，她的那副姿态不是有点可笑吗？第三十七章是伊丽莎白成长过程的重要转折。看了达西的信，她不仅知道了韦翰—达西关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她对自己达到了一种新的认识。她现在突然认识到，当初，第一次见面，韦翰就滔滔不绝，自称自赞，是多么有失体统，何况又言行不一，而她自己竟毫无察觉，上了大当。她悔恨自己“盲目、偏心眼儿、有偏见、荒唐”，“完全被虚荣心牵着走……”。最后她说：“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我自己”[32]，这或者就是西方评论所谓的epiphany，亦可称为“顿悟”吧。伊丽莎白克服了偏见，达西也收敛了傲慢，两人在新的境界里结合起来。至此，小说也达到顶点与高潮。在此之后，就是收拾故事的各条线索而已；就人物塑造而言，已全部完成，不再有什么发展。失去了嘲讽的、喜剧性的基调，《傲慢与偏见》的最后部分就少了奥斯丁特有的韵味。如伊丽莎白与达西最后定情的那段话：“她立刻吞吞吐吐地告诉他说，……她的心情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愿意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他这一番盛情美意。这个回答简直使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他正像一个狂恋热爱的人一样，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无限乖巧、无限热烈地向她倾诉衷曲……”[33]比起先前那些机智的斗嘴和带挖苦的叙述，这段交代多么乏味！显而易见，对奥斯丁来说，嘲讽是她的小说艺术的精髓。

纵观《傲慢与偏见》，可以说，奥斯丁对决定婚姻关系，乃至人的一切关系的物质原因可谓揭露得深刻，但这种揭露，在这部喜剧性的世态小说中，不是凶狠的，不是感伤的，不是道德义愤的，也不是玩世不恭的，而是嘲讽的。奥斯丁的嘲讽渗透于全书的字里行间，在人物塑造上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叙述中的灵魂。但这种嘲讽不是文字游戏，也不在抽象品格上兜圈子，而是紧紧围绕对人们的现实关系的揭露。

总之，观察的深度与才气横溢的嘲讽在《傲慢与偏见》中凝炼为一部闪耀着喜剧光彩的现实主义杰作，摆在世界名著的行列中间毫不逊色。

朱虹

[1] 转引自伊扬·瓦特编：《奥斯丁：批评文选》1963年美国版第15页。原为书评，发表于《民族》报1923年12月15日，收入论文集时本段被删去。

[2] 《书信》1814年9月9日。

[3] 《书信》1816年12月16日。

[4] 《书信》1816年4月1日。

[5] 见本书第29章。

[6] 同上。

[7] 见本书第4章。

[8] 见本书第1章。

[9] 见本书第22章。

[10] 见本书第38章。

[11] 见本书第28章。

[12] 见本书第3章。

[13] 艾德蒙德·勃克书信《论谋求与法国弑君政权媾发》，见《艾德蒙德·勃克作品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6卷，第150页。

[14] 见本书第44章。

[15] 见本书第36章。

[16] 见本书第59章。

[17] 见本书第56章。

[18] 见本书第1章。

[19] 同上。

[20] 同上。

[21] 见本书第54章。

[22] 见本书第28章。

[23] 见本书第30章。

[24] 见本书第29章。

[25] 见本书第60章。

[26] 见本书第18章。

[27] 见本书第16章。

[28] 见本书第16章。

[29] 见本书第17章。

[30] 见本书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