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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到印度支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看见两个人玩骰子，我都仿佛置身于河内或者西贡的街头，或者又回到发艳那些被轰炸过的建筑物之间；我看见了那些伞兵，为了保护自己，穿起毛毛虫一般的奇特装束，他们在运河边来回巡逻；我听到迫击炮的声音正逐渐接近，也许我还看见了一个死去的孩子。
“没有凡士林。”维戈特一边说着，一边扔了个“四二一”。他将最后一根火柴推向我。安全局的人在玩这个游戏时，总喜欢说些两性之间的术语。也许这就是维戈特发明的，然后被他的部下学会了，不过他们倒是没学他去读帕斯卡的书。“少尉。”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你每输一局，便升一级——直到有人成为上尉或者司令官，游戏便可以结束了。第二局也是他赢了，在计算火柴数目的时候，他说：“我们找到了派尔的狗。”
“是吗？”
“我想它是不情愿离开那具尸体。不管怎样，他们割了它的喉咙。它倒在距离尸体五十码远的泥地里。也许是一步一步拖着自己爬过去的。”
“你们现在对这件事还感兴趣吗？”
“美国公使始终纠缠不休。谢天谢地，要是一个法国人被杀了，可没有这么多麻烦。不过，那种情况也并不少见。”
我们掷骰子，并以分好的火柴为赌注，然后才开始认真地玩起来。维戈特迅速掷出来个“四二一”，真是不可思议。他只剩下三根火柴了，而我又掷出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点数。“老弟。”维戈特说，又推给我两根火柴。待到最后一根火柴出手后，他说：“上尉。”然后我喊侍者上些酒来。“有人赢过你吗？”我问。
“不经常有。想报仇吗？”
“下次吧。你真是个不赖的赌徒，维戈特。其他需要碰运气的事情，你也会赌一把吗？”
他苦笑一番，不知怎么，我想起了他的那位金发妻子，有人说她背叛了维戈特，跟那些下级军官搞在一起。
“算是吧，”他说，“我们都无法避免去参与那场最大的赌博。”
“最大的？”
“‘让我们权衡一下得失’，”他又在引经据典，“‘打赌上帝是否存在，我们估计一下这两种可能性。如果你赢了，那么一切都属于你；如果你输了，那么你将一无所有。’”
我也引用帕斯卡的文章回击他——我只记得那么一段儿。“‘选择头或者尾，同样都是错的。他们都错了。真正的方法是压根儿不去下注。’”
“‘是的，但你非赌不可。由不得你选择。你已经上了这条船了。’你没有遵守你自己的原则，福勒。你也卷入其中，像我们其他人一样。”
“不是在宗教方面。”
“我们没在谈论宗教。事实上，”他说，“我想到的是派尔的狗。”
“噢。”
“你还记得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吗——在狗的爪子上寻找线索，分析爪子上的泥土等等？”
“然后你说你既不是梅格雷，也不是勒高克。”
“我查得倒也不错，”他说，“派尔出门时总带着那条狗，不是吗？”
“我想是的。”
“是因为那条狗很值钱，不能让它乱跑，是吗？”
“乱跑显然是不安全的。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吃狗肉的，你知道的吧？”他开始把骰子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我的骰子，维戈特。”
“噢，对不起。我在想……”
“你为什么说我也卷入其中了呢？”
“你最后一次看见派尔的狗，是在什么时候，福勒？”
“鬼知道。我又没有跟狗约会的记录册。”
“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确切时间还不知道。”我从不喜欢把这种消息告诉给警察。这也帮他们省些麻烦。
“我想——今晚——去看看你。晚上十点可以吗？如果那时只有你自己在家的话。”
“可以，那个时间段里，我会安排凤去看电影。”
“一切又都好了吧——你和凤？”
“是的。”
“很奇怪。在我的印象里，你——嗯——总是不怎么快乐。”
“当然，不快乐的原因有很多，维戈特。”我直截了当地说道，“你应该知道。”
“我？”
“你自己也是个不快乐的人哪。”
“噢，这没什么可抱怨的。‘被毁的房子没有愁苦’。”
“这是什么话？”
“也是帕斯卡说的。这是关于痛苦的骄傲辩词。‘树木没有愁苦。’”
“为什么要去当警察，维戈特？”
“很多因素吧。出于谋生，对人类的好奇心，还有——是的，甚至还有，对于加博里欧的喜爱。”
“也许你应该去做一名教士。”
“我没读过那种跟宗教相关的书——在过去的那段日子里。”
“你直到现在还怀疑我跟这件事儿有关，是吗？”
他站起身来，喝光杯子里的味美嘉喜鸡尾酒。
“我很想跟你谈谈，仅此而已。”
他转身离去后，我想起他望着我的眼神，居然有种怜悯的情绪，就好像是在望着一个他负责逮捕的、即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
2
我早已受到惩罚了。仿佛派尔离开我的寓所时，就已经对我宣判，判我在接下来的数周内一直心神不宁。每次我回家时，都提心吊胆，生怕灾祸降临。有时凤不在家里，我便无心工作，直到她回来，因为我总在担心她是否会就此失踪。我问她去哪里了（竭力不让我的语气里显出焦虑或怀疑的情绪），有时她会回答说去逛市场或商店，并且拿出证据（甚至她所准备的这些证据，在那段时期看来，似乎也是不太自然的），有时她是去了电影院，有电影票根可以作证，有时则是去了她姐姐那里——我觉得她去那里是为了跟派尔见面。那些日子里，我很野蛮地跟她做爱，仿佛她是我所憎恨的仇人，但其实我憎恨的是我们的未来。寂寞躺在我的床上，我每天晚上拥它入眠。她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为我做饭，为我烧鸦片，温柔而甜蜜地躺在我身边，供我寻欢取乐（其实已不再是乐事）。就像早些时候我要她的心那样，现在我要知晓她的想法，但她的想法却都藏在一种我不会讲的语言里。我不想逼问她。我也不想让她撒谎（只要谎话没有公开讲出来，我就可以装作我们还跟以前都一样），但忽然间，我不安的情绪会替我发问道：“你上次看到派尔是什么时候？”
她迟疑了一下——亦或者她真的是在回想？“是他来这里那次。”她回答说。
我开始——差不多是不自觉地——诋毁一切美国事物。我的谈话里尽是美国文学有多么贫瘠，美国政治出了多少丑闻，美国儿童是多么缺乏教养。那种感觉就好像凤是被一个国家夺走的，而不是一个人。美国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对的。谈到美国这个话题，我的观点日渐遭人厌烦，连我的那些本来对美国十分反感的法国朋友也都听厌了。这就好比是我已经被人出卖了，但是一个人是不会被自己的敌人所出卖的。
就在那个时候，自行车炸弹事件发生了。我从帝国酒吧回来，发现家里没人（她是在电影院，还是去她姐姐那里了？）。我发现房门下面塞着一张纸条。是多明戈斯的留言。他先是为自己生病而道歉，然后让我在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抵达沙内大道拐角处那间大商店的门口。他说是周先生托他写信告诉我，但我猜想，事实上，大概是韩先生想请我到那里去。
整个事件，最终值得一写的内容不过是一小段，不过却很有趣。它跟北方那场悲哀而惨烈的战争没什么关系，跟发艳那条塞满死去多日的灰色尸体的运河，跟迫击炮的持续轰击，跟汽油弹的炫目白光都没有关系。我在一个贩卖鲜花的摊位那里等了大概一刻钟，有一辆载满警察的大卡车从卡提拿街的安全总部开来，骤然停下，刹车器与橡皮车胎一阵吱嘎乱叫。那些警察迅速下车，跑去商店，仿佛他们是来镇压暴徒的，但这里并没有暴徒——只有一列围成栅栏的自行车。西贡的每一座大楼都被自行车包围着——西方任何一座大学城里都不会有这么多骑自行车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调好照相机，这场令人费解的行动就已经结束了。警察们冲进那一堆自行车里，将其中的三辆高举过头，抬到大街上，扔进那个装饰喷泉里。还没等我拦下一名警察询问情况，他们便全都回到卡车上，在勃纳尔大道上快速驶离。
“自行车战役。”一个声音说道。原来是韩先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是一场演习吗？目的是什么呢？”
“再等等看。”韩先生说。
几个闲逛的人走近那座喷泉，一只轮子像浮标那样露出水面，就像是在警告来往船只要避开此处，底下有沉船残骸：一个警察穿过街道跑过来，一面大声喊着，一面挥着他的手。
“咱们去看看。”我说。
“最好别。”韩先生说道，然后又看了看他的手表。现在是十一点零四分。
“你的表有点儿快。”我说。
“总是这样。”与此同时，人行道那边的喷泉忽然爆炸。一块装饰用的顶盖飞出去，直接打在窗户上，玻璃碎片像淋浴喷出的晶莹水滴那样纷纷落下。没人受伤。我们抖掉了衣服上的水滴和玻璃碎片。一只自行车轮在街上像陀螺那样嗡嗡地来回旋转，晃了几下之后，倒在地上。“现在一定是十一点整。”韩先生说。
“这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你会有兴趣的，”韩先生说，“我也希望你有兴趣。”
“来喝一杯吗？”
“不，很抱歉。我必须回到周先生那里，不过我先给你看点儿东西吧。”他将我带到自行车停放处，打开他自己那辆车子的锁。“仔细看。”
“罗利牌的。”我说。
“不，看看这个打气筒。它让你想起什么来了吗？”我还是莫名其妙，他自以为是地笑了笑，便骑车走了。他回过头来，朝我挥挥手，向着堤岸和废铁仓库骑去。我去安全局打听消息，在那里，我才弄懂他的意思。我在他的仓库里看见过的那种模子，可以铸出像是半截自行车打气筒的形状。那一天在整个西贡，那些无辜的自行车打气筒竟然全都藏有炸药，在十一点整准时爆炸，只有警察根据事先的情报采取预防措施的几个地方没有出事，我怀疑那些情报是从韩先生那里传出去的。这些都是小事——十起爆炸，六人受轻伤，天知道炸坏了多少辆自行车。我的同僚——除了《远东日报》的记者称之为是“暴行”外——其余均以嘲讽的态度来叙述，才能使这件事登上报刊。“自行车炸弹事件”可以作个好标题。他们都把一切归咎于共产党人。只有我一人写道，这些炸弹是泰将军的一次示威，但我的报道在内部就被删改了。泰将军不再是新闻。你不能浪费篇幅去指证他。他让多明戈斯给韩先生送去封信，向他表示遗憾——我确实已经尽力了。这时，在我看来，他——或者他的越盟委员会——有些过于敏感了。其实，谁要是能说成是共产党人干的，倒是可以获得颇有幽默感之类的美誉。“他们下一次又会想到什么呢？”人们在聚会上这样说着，整个荒唐事件在我看来就像那只自行车轮子，陀螺似的欢快地在大街中央旋转。我甚至没向派尔说起过我听说他在跟泰将军暗中勾结的事情。让他去玩他的塑料模子去吧，只要别伤害到他人，这样也许可以让他的心思少放在凤身上一些。此后，有天晚上我碰巧在那附近，又因为也没有其他事情好做，所以便去范先生的车库看了看。
这个地方既狭小又肮脏，面积跟那个废铁仓库不相上下，就位于索姆大道上。车库中间有一辆被千斤顶撑起来的汽车，前盖敞开着，张着大嘴，像一具放在外地博物馆里的无人参观的史前动物标本。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人记得这里还有一辆汽车。地板上散落着许多废铁和旧盒子——越南人不喜欢扔东西，就像中国厨师会把一只鸭子分解成七道菜，连一只鸭爪也不肯扔掉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那么不爱惜东西，居然会把那些空铁桶和损坏的模子白白扔掉——也许是里面的雇员偷出来想卖几个钱，也许是有谁被足智多谋的韩先生贿赂了。
周围没有人，我便往里面走去。也许，我想，他们都出去避风头了，以防警方找上门来。韩先生可能在安全局里有些关系，不过即便如此，警方也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让人们认为那些炸弹是共产党放的，似乎要更好。
除了那辆汽车和散落在混凝土地面上的废铁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很难想象那些炸弹是在范先生这里被制造出来的。我还是搞不懂铁桶里的那些白色粉末是怎么做成塑料的，但能肯定的是，整个过程很复杂，不可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这里就连街上那两只汽油打气筒似乎也被人完全忽视了。我站在门口，向街上望去。在大道中央的树下，理发师正在忙活着；树干上钉着一片小镜子，反射出闪烁的日光。戴着软帽的小姑娘快步走过，肩膀上挑着两只篮子。算命先生蹲在西蒙 弗雷尔斯商店墙边，他已经拥有了一位顾客：一个留着一把胡志明式长须的老头儿，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看他洗那些古老的纸牌。他得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才能配得上那花掉的一皮阿斯特呢？在索姆大道上，生活是完全公开的；每个人都知道范先生，但警方却没有办法来取得他们的信任。在这一层面的生活里的每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你却没办法像一步迈入大街上那样轻松地迈入到这一层面的生活里。我想起了那些在楼梯口公共厕所旁边闲聊的那些老太婆：她们也听见了一切事情，但我却不清楚她们都知道些什么。
我回到车库，走进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那里有常见的中国广告日历，一张凌乱的书桌——价格表，一瓶胶水，一台加法机，一些回形针，一把茶壶和三个茶杯，许多支没有削过的铅笔，不知为何，还有一张没写过的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明信片。约克 哈丁可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