歉。你知道,”他起劲儿地说,“在这种天气里,喝柠檬汁对身体很有益处。它含有——我不清楚是多少种维生素。”他给我递过来一杯,我一饮而尽。
“不管怎么说,可以解个渴。”我说。
“来点儿三明治吗?这些三明治味道好极了。抹了一种新的三明治酱,叫维他健。我妈从美国寄过来的。”
“不,谢谢,我还不怎么饿。”
“它的味道很像俄国沙拉——只是吃起来有点儿干。”
“我还是不吃了。”
“我吃的话,你不介意吧?”
“不,不,当然不会。”
他咬了一大口,然后在嘴里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远处,白色和粉红色的石头上雕刻着佛祖骑马出家图,他的仆人——另一座石像——跟在后面跑着追他。女主教们正走回教堂,大教堂门上的上帝之眼正望着我们。
“这里提供午餐,你知道吗?”我说。
“我不想去冒险。吃肉——在这样的热天里,可得当心了。”
“放心吧,你很安全的。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
“那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不过我更喜欢知道自己吃的都是什么。”他又咬了一大口他的“维他健”。“你觉得他们能找到靠谱的机械师吗?”
“他们可是懂得如何将你的排气管改成迫击炮。我相信别克汽车能做成最好的迫击炮。”
司令官回来了,潇洒地向我们行了个军礼,说他已经派人去军营里找机械师了。派尔请他吃一块“维他健”三明治,他婉言谢绝。他展露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说道:“我们这里在食物方面有很多规定。”(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很愚蠢。一个宗教首府的情形,你们是知道的。我觉得在罗马——或者坎特伯雷,也是一样。”他很麻利地向我微微鞠了个躬,然后便不说话了。他和派尔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并不希望我在这里,我忍不住要逗逗派尔——这么干,说到底,只能算是弱者的武器,而我就是弱者。我没有青春,态度不严肃,为人不够正直,更没有未来。我说:“也许我得来一块三明治了。”
“噢,当然,”派尔说,“当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转去后面的篮子里找三明治。
“不,不,”我说,“我在开玩笑呢。你们两个想单独聊一会儿。”
“没那回事儿。”派尔说。他是我见过的最不称职的骗子——说谎这门艺术,他显然从未练习过。他向司令官解释道:“托马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认识福勒先生。”司令官说。
“我走之前会再来找你,派尔。”说完,我便步行向大教堂走去。那里会凉快一些。
圣人维克多 雨果的雕像穿着法国学院制服,他的三角帽子上围着一圈光环,指向孙逸仙在一块石板上刻写的高尚言论,走过去后,便是教堂正厅。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除了教皇的宝座,宝座四周盘绕着一条灰泥制成的眼镜蛇,大理石地板光洁如水,窗户上都没有玻璃——建造监狱都得留些透气的孔。我想,人造监狱牢笼也跟这个差不多——让那些质疑暴露在外,任凭风雨侵蚀;让那些信条暴露在外,任人解释评说。我的妻子已经找到了她的带孔牢笼,有时我真的很羡慕她。太阳和空气之间,总有一种冲突:我过多地生活在阳光下了。
我走在又长又空的教堂正厅里——这可不是我所喜欢的印度支那。几条有着狮子脑袋的长龙绕上讲坛:屋顶上的基督暴露出他那颗流血的心。佛祖坐着,一如既往,盘着双腿。孔夫子稀疏的胡须垂下来,很像是旱季的瀑布。这完全是在演戏:祭坛上方的大地球就是野心,教皇用作占卜的那个有活动盖子的篮子,不过是在耍花招。如果这座大教堂已经存在了五个世纪,而不是二十年,并且布满着人们的脚印和风吹雨打的痕迹,那么会更有说服力吧?像我妻子那样容易信教的人,能在这里找到她在人间找不到的信仰吗?如果我真的需要信仰,我会在她的诺曼教会里找到吗?但我从来没有想要拥有信仰。记者的工作是挖掘和记录。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还从未发现过不可解释的事情。高台教教皇用铅笔在活动盖子下进行他的预言,人们就相信他了。在任何幻象里,你都可以找到这种扶乩之事。而在我的记忆之中,从没有过幻象,也没有奇迹。
我随意翻开我的记忆,像翻看一本相册里的照片那样:在奥尔平顿,我借着敌军一枚照明弹的亮光,曾看见过一只狐狸从那片贫瘠的黄褐色土地的巢穴里钻出来,在一片禽鸟出没的地区蹑手蹑脚地觇视;一具被刺死的马来人的尸首,被廓尔喀巡逻兵放到一辆货车后面,运去彭亨的锡矿区,站在一旁的中国劳工神经兮兮地笑着;另一位马来同胞将枕头放在死者的脑袋下面;旅馆房间里的壁炉上有只鸽子,正准备展翅飞翔;我妻子望向窗外的脸,那是我回家最后一次跟她告别的时候。我的思绪从她这里起程,又在她这里结束。她肯定在一个多星期前就收到我的信了,我没指望能发来的那封电报,也果然没有发来。但是,他们都说,如果陪审团迟迟没有回到法庭上的话,那么犯人就还有希望。再过一个星期,如果还是没有来信,那么我还有希望吗?我能听见的周围所有军人与外交官的汽车都在加速运转:这一年的盛会结束了。大批军队撤至西贡的行动开始了,同时开始的还有宵禁。我出门去寻找派尔。
他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阴凉处,没人在修理他的车子。不管他们在谈什么,谈话似乎已经进入尾声,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因彼此对待对方都过于礼貌,所以又显现出几分拘束的模样。我来到他们面前。
“机械师还没来。”
“马上就来了,”司令官说,“他在游行队伍里。”
“你也可以在这里过夜,”我说,“这里还有一场特殊的弥撒——如果参加一下的话,那对你来说可是相当特别的体验。它会一直持续三个小时。”
“我该回去了。”
“除非你现在就出发,不然你是赶不回去的。”我不情愿地补充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搭我的车,司令官明天可以派人将你的车送回西贡。”
“在高台教的地盘里,你们无须担心宵禁,”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说道,“但出了这片区域……当然,我明天肯定是能把车送回去的。”
“排气管完好无损。”我说。他的笑容明亮、干净而爽直,堪称一个标准的军事化笑容。
2
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有一长列汽车排在我们前面。我踩油门加速,想超过前面的车子,但我们已经通过高台教区域,转而驶入和好教区域之后,连前面车子的烟尘都看不见了。在这个晚上,我们身处的世界平坦而空荡。
这并不是那种会让人联想起伏击的乡野之地,但在公路两旁几码之外,人们可以藏在稻田里,颈部以下全部没入水中。
派尔清了清嗓子,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他又要亲密地攀谈起来。“我希望凤一切都好。”他说。
“我可从未听说她生过病。”在车里,我们望着一座哨岗沉下去,另一座又缓缓升起来,就像天平上的砝码。
“我昨天看见她姐姐出来买东西。”
“我想她又邀请你去坐坐了吧。”
“老实说,的确如此。”
“她不会轻易放弃希望的。”
“希望?”
“希望你能娶她的妹妹。”
“她跟我说你要走了。”
“这些谣言倒是传得很快。”
派尔说:“你会对我坦诚的,托马斯,是不是?”
“坦诚?”
“我已经申请调动了,”他说,“我不希望我们都离开了,而只留她自己在这里。”
“我认为你会等到任期结束再走。”
他毫不自我怜悯地说道:“我发现这种日子我根本不能承受。”
“你什么时候走?”
“还不知道。他们认为在六个月之内,这个事情会被处理妥当。”
“这样的日子,你能承受六个月吗?”
“不得不。”
“你以什么理由申请离开的?”
“我把这件事的大致情况告诉给了经济专员——你见过的——就是那个乔。”
“我想他会觉得我是个浑蛋,不让你和我的女孩儿一起走。”
“噢,不,他是站在你这边的。”
车子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在我注意到这点之前,大概已经响了有一会儿了,因为我一直在回味派尔那个天真的问题:“你会坦诚吗?”这样的问题源自一个非常单纯的心灵世界,在那里你谈论民主和没有u字母的Honor[31],就像旧墓碑上拼写的那样,而且谈到这类词的时候,你的意思就跟你父亲所指的毫无差别。我说:“我们用完了。”
“汽油?”
“应该是足够的。起程之前我把油箱加满了。西宁的那些浑蛋用吸管把汽油吸光了。我早该发现的。这很像是他们的做法,留一些汽油,好让我们驶出他们的地盘。”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还能坚持开到下一个哨岗。希望他们那里会有汽油。”
但是我们的运气并不好。在距离哨岗还有三十码的地方,车子抛锚了。我们步行走到哨岗脚下,我用法语向哨兵喊话,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想要上去。我可不想被越南哨兵一枪打死。哨岗里没有回应:没人出来侦察这里的情况。我对派尔说:“你有枪吗?”
“我从不带枪。”
“我也是。”
最后一抹夕阳洒在这平坦世界的边缘,如同稻谷一般,青色与金黄色覆盖在大地上:与青灰暗淡的天空相衬,哨岗看起来像油墨印出来的一样,漆黑无比。宵禁时间应该马上就要到了。我再次喊话,依旧无人回应。
“你知道从上一个碉堡算起,我们经过了多少个哨岗吗?”
“我没注意。”
“我也没。”距离下一个碉堡,大概至少还有六公里——步行需要一个小时。我第三次喊话,仍然没有回应,仿佛那片寂静就是对我的最终答复。
我说:“这里看起来好像没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黄旗子上的红色条纹已经褪成橘色,这表明我们已经出了和好教的地盘,来到越南军管辖的区域。
派尔说:“你觉得如果我们等在这里的话,会有汽车经过吗?”
“也许吧,但是他们可能来得更早。”
“我要不要回去把车灯打开,作为信号。”
“我的天哪,千万不要。就这样。”天色黑下来,我们走得跌跌撞撞,正急着去找一架梯子。一些东西在脚底下碎裂开来;我能想象,这个声音穿过了那些稻田,在被谁偷听呢?派尔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成为路边模糊的一团。黑暗,一旦当它落下来,就如同一块石头落下来一般。我说:“待在那儿别动,等我喊你。”我在想哨兵是否已经把梯子撤走,但它留在那里——尽管敌人可能会顺着梯子爬上来,但那也是他们唯一的逃生路径。我开始向上爬。
我经常读到人们在经历恐惧时的内心想法:想到上帝,家庭,或者一个女人。我佩服他们的控制力。我这时什么都没想到,甚至连头顶上的活板门也没想到,那几秒钟里,我停止了我的存在:我完全被吓坏了。在梯子的顶端,我的头撞了一下,因为恐惧,我没有数出来那些台阶,听不见,也看不到。接着,我的脑袋从哨岗的泥地里冒出来,没人开枪打我,恐惧便悄悄溜走了。
3
一盏小油灯在地面上燃烧着,两个人蹲在墙边望着我。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司登轻机枪,另一个手持着步枪,但他们看上去吓坏了,跟我一样。他们看上去像学生,不过越南人的年龄会像太阳那样忽然就落山了——他们一会儿是小伙子,一会儿又成了老人。我很高兴我的肤色和眼睛的形状就像是一本护照——即便是处于恐惧之中,他们现在也不会开枪的。
我从地上走出来,向他们作保证,告诉他们我的车在外面,汽油用完了。如果他们这里剩有一点儿汽油的话,可以卖给我。我瞪大眼睛看看四周,好像不太可能有汽油。这个圆形的屋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箱轻机枪用的子弹,一张木制小床,以及两个挂在钉子上的背包。两个盘子里还摆着一些剩饭、几只木筷,这表明他们并没有什么胃口。
“汽油够我们开到下一个碉堡的就行,有吗?”我问。
倚在墙边那两人中的一个——手持步枪的——摇了摇头。
“如果你们没有汽油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好在这里过夜了。”
“这是禁止的。”
“谁说的?”
“你是平民。”
“没人能让我坐在外面的路边上,等着别人来割断喉咙。”
“你是法国人吗?”
二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另一个坐在那里,头转向一边,盯着墙上的缝隙。他看见的只是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天空:他似乎在聆听什么,我也开始聆听。寂静变得充满了声音,那些你叫不出字的杂音——噼啪、嘎吱、沙沙……像咳嗽或者耳语的声音。然后我听见派尔的声音——他一定是走到梯子脚下了。“你还好吧,托马斯?”
“上来吧。”我回他道。他开始爬梯子,那个一直没有作声的哨兵端起了他的轻机枪——我们不认为他听清了我们的对话:这是一个危险的、惊吓过度的动作,我发现他已经被恐惧给吓瘫了。我如军长一般对他厉声喝道:“把枪放下!”然后我又加上一句法语脏话,我想他会明白的。他无意识地服从了我的指令,派尔爬了上来。我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哨岗里平安地待到明天早上。”
“太好了。”派尔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困惑。他继续说道:“这两个蠢货里,不应该有一个去站岗吗?”
“他们不愿意被一枪打死。我希望你带着比柠檬汁劲儿大一些的饮料。”
“下次吧,我一定会带的。”派尔说。
“一个漫长的夜晚在前面等着我们呢。”现在,派尔跟我在一起,我就听不见那些杂音了。就连那两个哨兵似乎也放松了一点儿。
“如果越盟的人来攻击他们,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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