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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
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
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
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
(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
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
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