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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官服照注208
张寿蓉、张寿崇为姐弟，他们的父亲绍曾是那桐的儿子。对金鱼胡同那家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大宅门，我选择5人做了3份口述。这5人分别是那桐的孙子孙女、五服以内的堂孙女，以及这个堂孙女的亲戚蒋家姐妹注209。这就好像一颗石子入水泛起的涟漪，一波一波荡漾开去，观赏水纹的时候，如果能在看石子入水之余，也看看由它激起的整个水波动态，方才有趣。何况它的边缘，很有可能是另一波水纹的中心。注210
张寿崇(1921—2002)，生前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等职。其父绍曾(1892—?)一直未任过高职，与其祖父那桐共同在那家花园生活。张寿崇也在祖父家的这所花园里长大成人。在天津公学、天津新学书院读完小学、中学。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燕京大学停课后，1942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未谋职业。其间曾出资兴办福兴汽水厂，后因资金和管理问题停产，1951年转让。1955年到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民政科正式参加工作。1959年东单区和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张寿崇被任命为东城区政协的副秘书长。1981年后任政协副主席，此后在此职位上连任九届委员、四届副秘书长、四届副主席。并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直至1998年退休。这样的经历在北京市各区县政协中罕见。
张先生在东城区政协工作的40年间，一直致力于保护文物、收集整理文史资料和民族古籍等工作。1984年又积极筹办北京市第一个满文班，该班于1984年开课。
张先生曾发表《那家花园话旧》《满族史料拾零》《有关满族的社团组织回顾》等文。编辑辑校《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晚年整理出版祖父那桐的日记并将日记捐赠给北京市档案馆。该日记在他去世后，是由他的子女完成捐赠仪式的。
我与张先生相识于1985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上。因工作上的关系，又因我母亲与他是大学同学，于公于私都有来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民委拟编写民族志时，他指名令我加入，因此而往来频繁。我曾跟随他到北京香山的健锐营和大兴南苑的满族聚居区参观考察，可惜的是因各种原因，这些成果都未能发表。注211
张寿蓉、张寿崇姐弟在清华园(图中牌坊上“清华园”三字为那桐所题)(张寿崇提供)
张先生一直跟随祖父在那家花园长大，经历自非一般人可比。但我因为与他过于熟稔，因为总觉得会有很多与他长谈的机会而一次次地拖延，直至有一天听到他溘然长逝的消息，才意识到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也是在他逝世之后，我才知道了许多他生前从未与我讲过的、令我感叹唏嘘的坎坷隐忍的经历。谨以此文表示我对他的悼念，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这篇口述是本书诸篇口述中较早的一篇，本以采访张寿蓉为主，我是在张寿崇先生的陪伴下到张寿蓉女士家中做的，谈话间二人多有互相提醒互为补充之处，所以一并罗列于此。
张寿蓉(以下简称蓉)：我1919年出生，今年80了。我没有满族的名字，就有个小名叫“枣”，小枣。那桐是我祖父，我还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刚记点事儿吧，他就半身不遂了，我就记得他坐在一个椅子上，说话就“嘞嘞嘞”地说不清楚。我就是早起来请安去，下了学以后过去作个揖，看一眼，就出来了。
张寿崇(以下简称崇)：我家不算贵族，算官僚。我家的老姓是叶赫那拉，老家谱上说是从朝鲜那边过来的。我们说姓那，是因为我祖父的名字是那琴轩那桐，到我父亲就姓绍了。实际到我们这辈应该用“寿”，我家不论男女都按寿字排。姓张是民国以后改的，其实应该姓章，因为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边，叶赫那拉氏第一个出名的叫章嘉，注212我们家谱里是章嘉，后来民国时期排满，汉人里姓张的不是比姓章的普遍么，就用了这个张。
蓉：我母亲家里的事就不太知道了，就知道姓奚，那阵儿最出名的，反正后来自杀的那个裕禄注213不是她大爷就是她叔叔，好像是差两辈儿，不是直系下来的。
崇：好像满族有个姓是喜塔腊，所以她娘家就姓奚。其实按官位说，裕禄比我祖父高，他们哥儿仨都是大官。他们是真正的八旗，不是内务府。我们家多少是内务府后来抬旗，我祖父已经做到一品大员，当然就抬旗了。
蓉：这些事我都不太清楚了。我的姥爷我就没见过，他做什么官我也不知道，他庚子时候殉了，自杀了。姥姥也是我很小就病死了，那时候觉得这殉了不是什么好事，就都不提。我们也不上姥姥家去，我母亲也不常去，因为父母都没有了，就知道有一个婶儿，就是庆王的四格格，陪着慈禧的，相片里老有。她是我爷公的妹妹，从这边说是我姥姥，叫九姥姥，从那边又等于是我的姑太太。我上我母亲家去也就是去见这个九姥姥。
崇：这说的就是三家儿了，四格格是我母亲娘家的婶儿，也是我三姐(指张寿蓉)结婚以后庆王府的姑太太，这三户都是一品大员。注214
蓉：我祖父的前一位夫人姓赵，大概就是民人，汉人。生了四个女儿，没男孩。第二个太太就是续弦的这个，就是我祖母，姓邓，是汉军旗人，家里也是有名的，盖动物园的诚玉如那是我们的舅姥爷。注215她头一个生的是男孩，就是我父亲，跟着下边也生了四个女孩。两个都是正太太，我祖父没有姨太太。
崇：我家没有姨太太，没有丫头，没有抽大烟的，所以才能延续到现在。要有就不行了，反正一抽大烟，再有姨太太，再有使唤丫头，就完了。我们家是从困境中起来的，经过一段波折，咸丰时候肃顺和柏葰相争引起的那个科场案，我曾祖父就被牵涉，所以我家就很困难，到我祖父才又起来。我祖父那时候上朝连靴子都不肯穿，先走路到那儿然后再穿靴子，生活困难到我家老姑太太在家里打带子。我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家。
蓉：我这八个姑姑，大姑我就没怎么见过，那时我很小。注216二姑嫁给蒙古八旗人，言菊朋他们家的。三姑嫁给皇族了。注217五姑爷是我公公，五姑就是我婆婆，那时候可以亲上加亲，姑做婆婆。六姑就是我婶，姐儿俩嫁给哥儿俩。
崇：那时候庆王是总理大臣，我祖父是协理大臣，在外交上是这么一个关系，在朝里最后也是这么一个关系。一个一把手，一个二把手。注218
我们七姑嫁给铁良家的，注219八姑嫁给杨儒，注220到俄国当钦差的，那是汉军旗。
蓉：我父亲那阵儿在中国银行做个不要紧的事儿，接电话，好像接线生似的。
崇：他主要是股东，董事，中国银行就是接着大清银行，一脉承下来的，我家是大股东。注221我曾祖父哥儿好几个，就都不在一块儿了，我们家三代同堂，也算大户了吧。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帝制以后变化很大。
蓉：反正那些事也不让小孩儿知道，小孩儿也就是吃喝玩乐而已。那阵儿军阀打仗，是不是炸张作霖哪？我们就往外跑呗。
崇：军阀混战嘛，跑过两三次。我们是天津有个家，注222北京有个家。我们家在(北京)苏州胡同也有房。苏州胡同也算是好地方，离东交民巷近，中国兵不能进，北洋政府也好，国民党也好，到苏州胡同就不能派兵进去了，外国兵放哨就放到苏州胡同。我们主要就这仨地儿，金鱼胡同假如说不安定了，就跑到苏州胡同，还不安定就奔天津，奔天津租界里住。我们是如此，北京这些个大户差不多也都是如此。上到溥仪，下到铁良，没有说天津没有家的，再往上肃王什么的就去大连、青岛了，摄政王也到天津去，都是这样。真正不进租界的那很少了，除非他没落了。
蓉：我们小时候也跑过。乱了，没有客车了，就坐运兵的铁皮车，也钻过铁道。那时的房子也不算贵，家里有钱的主儿都买得起，就置一所，两边跑呗。解放以后就都卖了。
我们家姐儿7个，4个男孩4个女孩，中间死了一个女孩，所以女孩是3个，都是一个妈生的。我大哥是属耗子的，比我大3岁。二哥现在还有，在天津，比我大一岁。一个弟弟属猪的，比我小4岁。大姐比大哥小两岁，大姐完了是二姐，我是女孩里最小的。没了的那个是我姐姐，两三岁时得传染病死的，什么病也不知道，可能是虎列拉什么的。
1920年那桐的全家照注223
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家里就跟《春》了、《家》了那种书注224里头很像，大家庭。父母都忙自己那点事，我母亲要管理家里的事，还要出去应酬红白喜事，一天见不了两次面，早上请个安，晚上说个明儿见，一天就完了。孩子多，也管不了，生下来就雇奶妈子，吃奶妈的奶，不像现在跟父母这么近。奶妈抱走就归她了。所以奶妈是太要紧了，好像就是受她们的教育。我们管奶妈叫嬷儿，就比叫老妈子强多了，府门都叫嬷儿，谁是谁的嬷儿。长辈的用人叫“达”，是宫里的叫法。
我奶妈是顺义县的，她二十几岁来的，比我母亲大一两岁吧，自己的孩子让人给看着，一年也就回去一趟，十几天。她从我小时候到我结婚，一直跟着我，那阵儿叫陪房。我结完婚以后她又给我哄了3个孩子。后来得心脏病死的。她一辈子，跟我的时候比跟她丈夫多。像我这样一直到结婚生孩子还跟着的太少了。
崇：像我的奶妈就不行了，反正奶妈走了以后有看妈，老有一人跟着。
蓉：我虚岁6岁就念书了。那阵儿我哥哥他们上学校，也让我去，我一听就害怕就哭，家里说那就甭去了，就在家里读私塾，请老师来。哥哥是在学校念完了还得在家里念。我那阵儿也糊里糊涂的。反正按老式规矩，9点钟上学，11点半才下课，下午一点半上学，5点下课。开蒙在北京，几年后上天津，老师也跟着。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一点儿念“四书”。我们头一个老师是山东人，简直就是哄小孩儿。后来的高老师学问好点儿，就教点诗什么的。还学过几天英文。我父亲三十几岁就半身不遂了，我就陪着他，也没上学也没出去，一直到结婚。
崇：我们中学全在天津念的，只有暑假回北京玩儿来。
蓉：我13岁就订了婚了，13岁就等于12岁，我生日又小。等了这么几年，到虚岁17岁就是现在的16岁就结婚了。我先生是庆王府毓字辈的，溥字辈完了不就是毓字辈嘛，他比我大两岁，结婚时虚岁是19岁。那阵儿都是19岁就结婚了。他1984年死的。他就是上学，完了高中毕业就工作，没上大学。先在外国公司做点事，然后就在保险公司，解放以后就一直在照相机厂。
我结婚时公公上头还有爷公呢，爷公就是庆王爷载振。
崇：农工商部尚书，出使英国的那个。注225
蓉：他们家那派头！原来好几个姨太太呢，死的死走的走，我结婚时就剩一个了。我公公哥儿仨，一个小的是姨太太生的，这哥儿俩是一个母亲的，就娶了我们家那俩姑姑。注226他二婶就是我六姑。那时候讲门当户对，没有悬殊太大的。我丈夫就哥儿一个，有俩妹妹，他们这支挺稀。
那阵儿他们的王府还在北京，定阜大街，我结婚以后在那里住过一阵儿，还有宝座，就是皇上过去坐的那椅子，那时候就等于是一个摆设了。天津的那是住宅，老宅子很大，光地窨子就好几十间呢。注227我们在天津结的婚，他们的房和我娘家的房离得不远，就隔一条街，两处一说合就给了。他们家境那时候也挺好，清朝倒台了也有地，还有企业，天津劝业场有他们十分之三的股，人家十分之七。还有渤海大厦。
府门跟我们普通的门不一样，他们家规矩礼数特别多，丫头也特别多。咱们这儿随便磕头不是磕仨头么，他们得磕六个头。我那阵儿是个小姑娘，16岁，什么都不懂，结婚时规矩也不懂，就找懂这种事情的一个老太太，胖赵。
今日的天津庆王府(定宜庄摄于2009年)
崇：就好像伴娘，她就懂这个，对于两家的情况都熟，规矩礼数她全都知道，到时候就提醒新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