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奉劝你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

回想一下我上面讨论过的所有事情，我不禁问自己：今日之意大利能否给一位新君主展示才华的机会，能否给一位聪明能干的君主提供舞台，让他采取某种方式，为自己赢得荣耀，给人民带来幸福？我个人认为此刻就是最好的时机，目前许多条件都对新君主开拓自己的事业有利。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为了表现摩西的伟大才能，就必须使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奴役；为了彰显居鲁士的伟大，就需要使波斯人流离失所。那么今天，为了领略一位意大利领袖的能力，就必须让意大利沦落到目前的处境，就必须让他们遭受比希伯来人更深的苦难，比波斯人更大的压迫，比雅典人更加流离失所。他们没有首领，生活没有秩序，受打击，遭掠夺，惨遭分裂，任受摧残，尝尽各种艰难困苦。

最近我们似乎在某个人的身上可看到一丝光亮，认为他可能是上帝派来拯救意大利的。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在他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却被命运抛弃了。意大利依然死气沉沉，满目疮夷，她在等待着一位新君主能够医治她的累累伤痕。期待他能制止伦巴底的洗劫，结束对那不勒斯王国的敲诈，终止对托斯卡纳的勒索，彻底消除心中积压已久的恨事。

我们看见她如何苦苦乞求上帝派人把她从蛮族的残酷和侮辱中拯救出来。一旦有人举起旗帜，她就随时准备响应。现在除了在殿下您的显赫王室之中，她再找不到一个可以寄予如此希望的人了。您的伟大家族由于好运和美德，受到上帝和教会的宠爱，现在正在担任着教会的首脑，因此您的家族一定能承担拯救意大利于水火之中的大任。

如果您能够想想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伟大人物的生平和事迹，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虽然他们都是少有的旷世奇才，但他们都是人，而且他们当初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条件和机遇都比不上今日好，他们所成就的事业并不比这项事业更加正当、更为容易，上帝并没有特别地眷顾他们。这些事业是伟大的，“对于必须战斗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除了拿起武器别无其他希望的时候，武器是神圣的”。处处都有这种伟大的意愿，只要您的王室采取我推荐的那些方法，完成这样的伟大事业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此外，我们还看见了上帝所行的奇迹：大海分开了，云彩为您引路，岩石也涌出泉水，上帝所赐的美食从天而降；一切都因您的伟大而联合起来，剩下的就需要您亲自来做了。上帝并不会为我们包办一切，以免夺取我们的自由意志和属于我们的那份荣耀。

如果说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期待您的显赫家族所需完成的事业，如果说在意大利的多次革命和战役之中，意大利的军事力量被消灭殆尽，这并不值得惊奇，因为旧制度不好，而且没有创立新制度。一个新近当权的君主想要获得巨大的荣誉，最好的办法就是创建新的法律和制度。如果这些建立得当，且确有其伟大之处，就一定会赢得人们的尊敬和钦佩。而意大利并不缺乏任何创新的基础。要是头脑不愚笨，肢体就会有巨大的能量。在决斗中或者在几个人的搏斗中，意大利人的力量、机敏和智力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一旦进入军队他们就技不如人，这一切都是由于指挥官的软弱而造成的。那些高明的兵士们不服从他们，人人都自认为自己最高明，所以至今为止无一人由于能力和运气而出人头地，令人折服。于是，在过去的二十年的历次战争中，一支完全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军队逢战必败。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一些主要的战争来说明，比如塔罗战役、亚历山大战役、卡普亚战役、热那亚战役、维拉战役、波洛尼亚战役和梅斯特里战役等78。

如果您显赫的家族决心效法那些拯救自己国家的优秀人物，首要的事就是组建一支自己的军队，这是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真正的坚实基础，没有比他们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了。他们个个都很优秀，当他们看到由于君主的指挥而得到荣誉和优待的时候，他们就会团结一致而变得更加优秀。为了使意大利人自己有实力防御外敌，必须组建一支这样的军队。

虽然人们认为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是可怕的，但是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缺点，因此我们将要创建的这第三种类型的部队不仅可以抵御他们，而且有把握战胜他们。西班牙人难以抵御骑兵，而瑞士人在战争中一遇到比自己还顽强的步兵时，就会彻底泄气。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西班牙人不能抵挡法国骑兵，而瑞士人则会被西班牙步兵所打败，虽然这后一种情况还没有得到完全证实，但在拉文纳战役中已显示出这种迹象，当时西班牙步兵与德国军队会战，德国人与瑞士人采取的是一样的战术，西班牙人身体灵活，依靠圆盾做掩护潜入德国人的长矛阵下，对德军发动突然袭击，德军毫无招架之力。如果当时西班牙人没有受到骑兵的袭击，他们一定会歼灭德国军队。所以，借鉴这两种类型步兵的弱点，我们就可以创建一支新型的部队，它既能抵挡骑兵，又不会害怕步兵。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更新武器和改变战术。而这正如创建新制度一样，会给君主带来名誉和地位。

所以，希望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使意大利在经过了漫长的黑夜之后，能够看到她的救赎者的出现。我无法表达出在那些备受外国蹂躏的地方，人们将会怀着怎样的热爱、怎样的复仇之心和顽强的信念和赤诚之心来欢迎他的到来。谁会把他拒之门外，谁会拒绝听从他的命令，谁会怀着嫉妒而反对他？没有一个意大利人会拒绝为他效忠，因为我们对蛮族的统治已深恶痛绝。

恳请您的王室，以从事伟大正义事业的那种精神和希望，来担当这个重任，让我们的祖国在这样的旗帜下绽放光芒，在她的指引下，彼得拉克79的诗句就会变成现实：

勇敢的人们呀，拿起你们手中的刀枪，反抗那野蛮的牢笼。

战斗不会很长，

因为祖先的勇气，

从未在意大利人的心中消亡！

（高朝阳译）

1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1401—1466），其父为有名的雇佣军队长。弗朗西斯科十六岁即从军，1424年父死即继承其父的军队指挥权，为米兰作战。其后娶米兰公爵菲利普·马利亚·维斯孔蒂的私生女比昂卡为妻。1447年维斯孔蒂死后米兰宣布为共和国，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担任雇佣军队长；1450年倒戈，迫使共和国最高会议拥立其为维斯孔蒂的继任者———米兰公爵。

2费拉拉公爵，指在教皇辖地费拉拉执政的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莱一世（1471—1505在位）和阿尔方索一世（1505—1534在位）。这个家族从1208年起就同萨林圭拉家族轮流统治费拉拉。1332年教皇承认埃斯特家族三兄弟为其在费拉拉的代理人，从此埃斯特家族统治者的势力日益强大。

3朱利奥二世（1413—1513）原名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1503年起任教皇至1513年，决心收复全部教皇辖地，除费拉拉公爵抵御了他的攻击外，一些处于教皇宗主权之下的小国的繁荣时代由此告终。

4洛多维科（1476—1500），米兰公爵；1499年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1498—1515在位）同威尼斯人结盟，9月11日法军攻占米兰，洛多维科逃亡德国。威尼斯人也占领了米兰公国的三分之一领土。

5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期：布尔戈尼为1477年（路易十一世）、布列塔尼为1491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为1453年（查理七世）、诺曼底为1204年（菲利普二世）。

6此处的希腊，指的是土耳其人在15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1421—1451）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继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确立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

7公元前2世纪，希腊的埃托利亚人及其他希腊城邦，为了反对与迦太基结盟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与罗马人结盟，让罗马人进入希腊。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打败菲利普五世对希腊各城邦的野心。

8公元前214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公元前231—前179）与迦太基将军汉尼拔结盟，对付罗马及希腊各城邦。因此罗马与希腊各城邦结盟。公元前197年罗马人打败菲利普，罗马人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在希腊中部的埃托利亚联盟的请求下，公元前192年叙利亚国王安第奥修斯（公元前223—前187）出兵支援希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则请求罗马人帮助。公元前190年，安第奥修斯被罗马人打败，于是媾和被迫放弃全部小亚细亚土地。其后马其顿复苏，但在公元前186年再度被罗马人消灭，曾帮助马其顿的希腊人亦受到镇压。

9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1462—1515），下同。

10指法国国王查理八世（1470—1498），下同。

11查理八世于1494年进攻意大利，一度成为那波利的主宰，至1496年完全失败；但查理的远征已成为外族入侵意大利时期的开始。

12费托瓦侯爵即詹弗朗切斯科·贡扎加。

13费拉拉公爵，是埃斯特家族的埃科莱一世，见前注。

14本蒂沃利奥是博洛尼亚的统治者。

15富尔利夫人是富尔利的女统治者卡德林娜·斯福尔扎。

16法恩扎的统治者是阿斯托雷·曼弗雷迪。

17佩萨罗的统治者是潘多尔科·马拉泰斯塔。

18皮奥姆比诺的统治者是贾科莫·德·阿皮亚诺，雇佣军队长。

19此处指的是号称“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的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二世。

20亚历山大大帝，指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前336—前323在位），其通过战争控制整个希腊后；于公元前335年东征波斯，战败大流士三世；南侵埃及，建亚历山大城；远征达印度北部，公元前325年从印度败退；死于巴比伦。

21大流士，指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公元前337—前330在位），又名科多曼诺，一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战败，公元前331年全军覆没，大流士逃脱，后被自己的部下杀害。

22皮尔罗（前318？—前272年），古希腊埃皮罗国王，以军事天才见称，在公元前279年曾以沉重损失为代价打败罗马军队，侵占西西里和南意。公元前275年终被罗马人战败，公元前272年在希腊作战阵亡。

23摩西，犹太《圣经》中的希伯来先知和立法者。

24居鲁士（公元前558？—前528）波斯国王、波斯帝国奠基人。领导波斯人出征，俘虏梅迪国王，自公元前550年成为梅迪人和波斯人的国王，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成为巴比伦人的国王。

25罗慕洛（公元前735—前716），传说中罗马的奠基者和第一位国王。相传罗慕洛及瑞穆斯是阿尔巴—隆伽城国王的女儿和战神所生的双生子。因王弟篡位受到迫害，被投河中，为母狼所救在山洞哺育，并由牧羊人抚养成人。罗慕洛恢复统治权后在母狼哺育地，以本人名字创建罗马城并成为该城的第一个国王。

26提修斯是古希腊著名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和雅典国家的奠基者。

27马基雅维利在此处引用的人物，除居鲁士一人外；其他都是传说中的人物。

28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1452—1498），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1475年为多米尼加会修道士。五年后进佛罗伦萨圣马尔科修道院传教，抨击当时教会和教士腐化堕落，主张改革和复兴宗教，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共和政府。1491年萨沃纳罗拉成为圣马尔科院长，对佛罗伦萨政治影响日增。1494年，自梅迪奇家族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后，萨沃纳罗拉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支配权，主持制定1494年宪法；至1497年为其全盛时期。但为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敌视，其势力骤然削弱，1498年作为异端者被捕，并被烧死。

29法恩扎，意大利北部古城市。

30里米尼，意大利古城市。

31奥尔西尼家族，13世纪在罗马兴起，投身于军职，很多人任雇佣军的首领，受雇于切萨雷·博尔贾。

32科隆那家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居统治地位的家族，在军界占有重要地位。

33保罗·奥尔西尼是奥尔西尼家族的头头之一，拥有军事力量，于1502年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于西尼加利亚。

34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神圣教会保护人”。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但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致亚历山大死于1503年，博尔贾亦得重病。

35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枢机主教，即朱利阿诺·德拉·罗韦雷，按习惯以其任职的教会堂区的名字命名；1503年当选教皇后，称朱利奥二世，参见前注。

36阿加托克雷（公元前361—前289），西西里人，叙拉古的暴君（公元前316—304），后成为希腊西西里国王（公元前304—前289），支配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公元前310年出征非洲获胜；后回归西西里，完成其专制的统治（公元前305年）；以后入侵意大利本土和科西嘉（公元前300—前295）。

37保罗·维泰利，在对比萨的战争中任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将领，后因涉有背叛嫌疑被捕，1499年10月在佛罗伦萨处决。

38格拉古，指由平民选出的有名的古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兄弟蒂贝里奥和卡伊奥，（公元前163—前133，前153—前121）。二人分别于公元前133年和前121年，在罗马贵族所挑起的反对他们的骚乱中被杀害。

39乔治·斯卡利，十四世纪，佛罗伦萨下层民众领袖之一，于1382年1月17日被捕杀害。

40西克斯图斯（1417—1484），即西克斯图斯四世（在位：1471—1484），原名弗朗西斯科·德拉·罗韦雷。在位时，竭力使教皇辖地成为一个武装的强大领地，并为此目的任命他的许多私生子为代理人。

41朱利奥二世于1506年征服了波洛尼亚；战胜了威尼斯，然后解散康布雷联盟；另外于1511年成立反对法国路易十二世的神圣联盟，由教廷、威尼斯、西班牙联合起来驱逐法国人。1513年2月朱利奥去世后，法国人再次被驱逐出意大利。

42圣父教皇利奥，指马基雅维利作此书时在位的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在位），即乔万尼·德·梅迪奇（1475—1521），是著名的大洛伦佐的一员。马基雅维利在被罢官后有意同教皇利奥结交，在1519年（小）洛伦佐·德·梅迪奇死后，曾向教皇利奥建议在佛罗伦萨恢复共和国。

43引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形容法国查理八世征服意大利轻而易举所说的俏皮话。据说，在1494年查理穿过意大利时没有遭到抵抗，因此教皇亚历山大常说法国人侵入意大利，手里拿着粉笔（石膏），只要在那里画上标记就能够在那里安营扎寨，而无须拿着剑进行战斗。

44萨沃纳罗拉在1494年11月1日早就预言法国查理八世将要入侵。后来他指出其原因在于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渎神、残暴和作恶多端。但马基雅维利则把此种不幸归罪于放弃军事训练，使佛罗伦萨无能力自卫。

45费尔迪南多二世（1452—1516），西班牙王国的创建者，曾出兵援助那波利驱逐法国查理八世入侵，作为侵略意大利的手段；后于1500年与法国路易十二世瓜分那波利；1508年与德、法、西班牙及教皇合谋瓜分威尼斯，其后为了争夺意大利同法国作战（1511—1513）。

46菲利波门（公元前253—前183），在同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的战争中，他是阿凯亚同盟的首领；先后战胜斯巴达，打败其暴君纳比斯，最后被俘处死；被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称为“希腊的最后一人”。

47恺撒（公元前100—前44），罗马名将及政治家。

48西奇比奥（公元前237？—前183），绰号大阿非利加，罗马将领，因征西班牙有功，当选为执政，并战胜迦太基人，大败汉尼拔于扎马之役。

49皮斯托亚，在1501—1502年间由于坎切列里和潘恰蒂基两派之争，佛罗伦萨的统治者采取容忍态度，最后酿成流血、掠夺与破坏的悲惨状态。

50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罗马诗人。

51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迦太基军队统帅，曾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后失败逃亡（公元前196），联合叙利亚国王对罗马人作战，失败后自杀。

52阿喀琉斯，传说是希腊英雄，从小就由半人半马的基罗尼教养，学会狩猎和作战的本领。

53指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他死于1516年1月23日，如果马基雅维利写作时点名，对于马基雅维利显然是不利的。

54议会，这个机构在法国大革命前的职能与现代“议会”不同，它在路易九世的1254年，以“法国议会”或者“巴黎议会”之名，开始作为中央的皇家法院建立起来；其后菲利普四世于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使这个机构进一步确立。

55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皇帝（160—180），以斯多噶派哲学家出名，著有《沉思录》。

56朱利奥·韦罗·马西米诺（173—238），罗马皇帝（235—238），被自己的军队杀害。

57科姆莫多（169—192），罗马皇帝（180—192）。

58普布利奥·埃尔维奥·佩尔蒂纳切，罗马皇帝（193），在位仅八十七日被叛军杀害。

59马尔科·迪迪奥·尤利亚诺，193年佩尔蒂纳切被杀后立为罗马皇帝，在位六十六日被元老院所杀。

60塞蒂米奥·塞韦罗（146—211），罗马皇帝（193—211）。

61安托尼诺·卡拉卡拉（188—217），罗马皇帝（211—217）。

62马尔科·奥佩利奥·马克里诺（164—218），217年谋杀卡拉卡拉成功后为罗马皇帝，218年被杀死。

63埃利奥加巴洛即瓦里奥·阿维托·巴西亚诺（204—222），以卑劣的怪癖出名，马克里诺被杀后，为罗马皇帝（218—222），222年被杀死，时十八岁。

64亚历山大·塞韦罗（208—235），罗马皇帝（222—235），在一次军事暴动中被杀害。

65斯基亚沃尼亚，在今斯洛文尼亚附近。

66尼格罗，194年称帝，195年被士兵所杀。

67阿尔皮诺，193年称帝，197年被杀。

68指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埃及的苏丹。1517年埃及王国合并于土耳其。

69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亲，雇佣军队长，由于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复了卡斯特洛市，任该市的统治者。死于1486年。

70圭多·乌巴尔多（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

71本蒂沃利奥，于1506年被尤利奥二世所驱逐，于1511年重新恢复了统治权。

72富尔利伯爵夫人，当她的丈夫富尔利伯爵季罗拉莫在1488年被暗杀后，取得在富尔利的权力，直到1500年该城被切萨雷·博尔贾占领时为止。

73费尔迪南多二世，原为阿拉贡的国王，后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结婚，又成为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在意大利，他占有半岛的南部全部和西西里岛。经过十年战争，1492年征服了格拉纳达，实现了西班牙的全部统一。

74对穆斯林和改信基督教的西班牙的希伯来人，称为马拉尼人，这是带有侮辱性的外号。他们在1501—150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以后并多次被赶逐，对西班牙王国的繁荣造成严重的损害。

75贝尔纳博（1354—1385），米兰公爵。此人以残暴和行为怪异出名，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和敏锐性也是突出的。据故事家讲，贝尔纳博奇行甚多。

76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最优秀的法学家，是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干练而可靠的大臣。

77马西米利阿诺（1459—1519），1486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从未加冕。

78塔罗之役在1495—1513年；亚历山大之役在1499年；卡普亚之役在1501年；热那亚之役在1507年；维拉之役在1509年；波洛尼亚之役在1511年；梅斯特里之役在1513年。

79彼得拉克，意大利诗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和但丁曾经宣称，一个共同的意大利是她所有儿女的最崇高的奋斗目标。

托马斯·莫尔传 主编序言

随着托马斯·莫尔的女婿威廉·罗珀所著的《托马斯·莫尔传》的完成，这本书向读者粗略地呈现了托马斯·莫尔的传奇一生。

当莫尔还是林肯学院一名年轻的法律专业的学生的时候，他就以在圣·劳伦斯教堂发表关于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演讲而闻名。有人推测，可能正是这次演讲导致其《乌托邦》的诞生。

《乌托邦》是莫尔于1515年在安特卫普开始写作的，这时莫尔正代表英国的羊毛商在佛兰德进行谈判。他对这些低地国家1城镇的观察，再加上天才的想象，构成了《乌托邦》的主要素材。

书中叙述了一个虚构的航海家到奇乡异国———乌托邦的见闻。在对这个理想社会的详尽描述中，莫尔借鉴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圣·奥古斯丁的许多重要思想，但总体上说，这部书还是作者自己政治思想和观察的结果。

在日常生活中，莫尔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幽默的人，要找到其说话严肃认真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困难。因此，在《乌托邦》中，也包括了大量这种异想天开的幽默。同时，此书也包含了莫尔的坚定信仰———有些部分带有试验的性质，有些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尽管莫尔的态度有不确定性，但这部书依然在两方面造成了巨大影响：一是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理论。他是理想的民主国的鼻祖，现代的改革家依然在这部书中寻找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查尔斯·艾略特

托马斯·莫尔，英国的一位爵士、贵族、大法官，一位清白的、富有良知的人，一位比最白的雪还要纯洁、还要白的人。在英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种人。他一生致力于英国法律及其他科学的研究。他的一生给我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记忆。

我，威廉·罗珀，莫尔的女婿（与其大女儿结婚），没有哪个人比我更了解莫尔其人其事了。因为，我作为莫尔家庭的一员，与其共处了十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至今还记得曾经与其相处的点点滴滴。即使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难以避免的对细节的疏忘，但那些重要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同样地，一些外在的东西虽然消亡了，但记忆深处的人和事却历久弥新。

在伦敦的圣·安东尼拉丁语学校接受教育之后，莫尔通过其父亲来到尊敬的、智慧的、学识渊博的主教莫顿大法官身边。在那里（虽然莫尔很年轻），莫尔会在圣诞节期间，突然出现在表演者的队伍里，尽管他从未接受过专门的训练，但他的表演总是出类拔萃，令观看者赞叹不已。他的表现令莫顿大法官非常高兴，致使他经常向那些权贵们说：“在我们桌子旁服侍的这个孩子，将来会对每一位能看到他成长的人表明，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为了继续学业，莫尔进了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在牛津期间，莫尔接受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随后，他在父亲的逼迫下转学法律，进入新法学院（又称新学院）攻读法学，在此期间，他的表现依然非常优秀。随后，他进入林肯学院学习英国法，拿着非常少的津贴坚持学习，直到取得外席律师资格。

在宗教信仰方面，莫尔沉浸较深，他认真研究过奥古斯丁的作品。在伦敦期间，他经常在圣·劳伦斯教堂听有关圣·奥古斯丁的演讲，还在卡尔特修道院住过四年，以祈祷洁净心灵。

在伦敦求学期间，他常常拜访一位智者格罗辛博士，与智者的谈话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伦敦的了解。

他还经常到一位名叫科尔特的绅士家拜访，这位先生也经常邀请他前往。科尔特先生有三个女儿，她们待人真诚，谈吐优雅，这深深地吸引了莫尔。莫尔内心深处最喜欢的，是科尔特的二女儿。他认为她不但容貌美丽，还人情练达。但莫尔认为，如果妹妹在姐姐之前结婚，对于姐姐来说，就是一件悲痛又羞辱的事。出于同情，莫尔与其大女儿结了婚。婚后，莫尔继续法律的学习，经过不断努力，最终成为议员。

婚后，莫尔和他的妻子住在伦敦的伯克郡。在那里，他们生育了三个女儿。莫尔非常重视女儿们的教育，从小培养她们好的学习习惯和品德养成，经常告诫她们，要以德为先，刻苦学习，自食其力。

莫尔就是那位与国王论战的法官！

当时的国王亨利七世，向议会索要其大女儿（当时是苏格兰王后）的结婚费用，莫尔对此进行了辩论，陈述理由，反对国王的请求，致使国王的要求被推翻。

国王的私人顾问禀报国王说：“一个还没长胡子的男孩，打乱了陛下的全盘计划！”国王非常愤怒，马上采取措施惩罚他，直到满意为止。国王鉴于莫尔当时一无所有，便以一种“莫须有”的罪名惩治莫尔的父亲，把莫尔的父亲关进了伦敦塔，直到莫尔支付了一百英镑的保证金后才被放出。

随后，莫尔将此事控诉到温切斯特主教那里。这位主教把他叫到一边，假装仁慈地向莫尔承诺，只要服从统治，承认冒犯了国王，他就向英王请愿，恢复莫尔的职务。否则，国王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可以给莫尔治更重的罪。

莫尔从主教那里回来后，与韦特福德先生（莫尔的一位好友，从牧师升到主教，后又成为基督教教父）进行讨论，告诉他主教说的一切，希望得到这位朋友的建议。韦特福德劝告莫尔“为了君主，为了英王国，希望他谅解”。于是，托马斯·莫尔没有再回到主教身边。

考虑到国王的愤慨，他不可能平安待在英国，莫尔曾一度考虑出国。所幸，亨利七世不久就去世了。亨利八世即位，莫尔重返政界，起先承担出使国外的工作，后来成为伦敦的行政司法长官。

我听说，莫尔淡出政界以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年的薪金达到四百英镑。

莫尔担任律师期间，大量接触了下层社会的讼案，并以其博学、智慧、知识和经验，为受屈者撑腰，在伦敦很有名望。他曾两次代表英国商人与斯蒂尼尔德进行谈判。由于莫尔的睿智、细致周到的考虑和辛勤工作，两次谈判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莫尔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些声誉，再加上沃尔西大法官的举荐，为他赢得了英王亨利八世的理解与信任，随即被召入宫廷工作。

进入宫廷之后，尽管莫尔一直按照国王的要求认真工作，真诚待人，但还是有人劝说并断言，无论他为国王服务多么细致周到，也不可能给他带来多少荣誉，甚至还面临降低报酬、失去财产的风险。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一艘来自罗马教皇的轮船满载货物到达南开普敦2英王声称，这批货物应该没收归英国所有。罗马教皇的大使自然坚决不肯，并声称，他们学习并了解英国的法律，他们的行为并不触犯英国法律。对于英王的不合理要求，他要把事情公之于众。

托马斯·莫尔一直用拉丁语向这位大使陈述理由，平息他的怒气。这场诉讼在双方贵族及观众在场的情况下，在议会厅宣判。托马斯·莫尔既顾及了英王的尊严，又保护了罗马教皇的权益。莫尔的正直又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国王从此以后也保持克制。

一个月以后，莫尔成为国王的私人顾问，成为国王的座上宾，有时还与国王一起度假。国王邀请莫尔到自己的书房，与他一起讨论天文学、几何学、神学等，还就一些世界大事与莫尔交换意见。有时，国王甚至在夜晚把他叫去，一起讨论恒星及行星的运动与变化。

莫尔的智慧和博学，使国王和王后非常乐于与他交谈。他们在喝过茶，吃过晚饭之后，通常都会叫上莫尔与他们一起散步。但当莫尔意识到，这种交谈虽然使国王很高兴，但却使他自己一个月不能回家见妻子和孩子（这正是他最渴望做的），连续两天不能出席他应该出席的法庭审判的时候，他开始讨厌这种自由被抑制的生活，他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反感，一改以往的欢笑幽默，变得郁郁寡欢。从那时起，他就再没去过法庭。

此时3，英国财政大臣韦斯顿先生去世了。对于这一职务空缺，国王没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独断地任命托马斯·莫尔担任。

亨利八世十四年4，托马斯·莫尔被选为英国下院议长。当时，英国的实际统治权掌握在议会手里。他不愿意依附于王权，于是发表演说称，“从现在起不再全盘履行国王的指示”。

国王并不赞成此举，为维护王权，国王声称：“我觉察到（君主统治再次遭到质疑）你们要改革选举，这会引起政局动荡！你们的主张，通过罗马教父的使者———大法官之口说出，我会支持你们的———但是，你们要有良知。符合良知的请求，我均可接受。我会使我的行为与你们的宗教戒律相一致。

“至于君权，我关心两点：一是我个人；二是英国上院的集会。就我个人（尊敬的国王），如果发生行为不当，请代我向臣民宣布，以免发生误解，或因缺乏信息而引起民怨。请给你们最高贵的国王以最大的体面，用你们世俗的同情，来原谅我的无知。关于第二点，请让我再次出席众议院，共商国事，征求民众的真实建议。

“对外要维护臣民的体面与尊严，对内不要因为我的无知和愚钝而导致不幸事件的发生，不要因为我的失察而使你们的尊严受损，否则，就是我人生的失败，就是我内心深处永远的痛。记住以上几点，是我作为最尊贵的国王的最低诉求，也是对你们最高贵尊严的同情与保护。

“你们按规定通过国会开会解决问题，在众议院按照人们习惯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常规事情，按照你们谨慎的建议，以议会的名义发布一些法令。对于议会法庭而言，将是很明智的。毋庸质疑，议会有这方面的权利，同时，也有这方面的人才。

“在我们中间有许多智者，他们既有知识，又有智慧，而且，都善于表达。但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说的很好，但行为却很愚钝。人们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知行合一才是最聪明的人，也是国家最宝贵的思想财富。因此，鉴于事情本身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要充分商讨。

“当一个人对一件事富有热情的时候，他总要表达出来———表达的方式或者聪明或者愚昧，但说出来总是好的。5因此，（最尊贵的国王）认为，议会高级法庭最重要的是关心、关注英王国以及王室财产。

“对于那些善良的、经过周密思考的臣民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王室不会无动于衷，一定会认真考虑，并采纳执行。是的，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最可敬畏的事情！

“对于那些胆小的臣民，针对最高权利提出的一些问题（可以怀疑国王，但不可怀疑英王国），国王会给在此集会的臣民最大的尊严和最充分的自由。毫无疑问，你们的不愉快，就是最大的恐惧。

“每个人都要履行职责，保持耐心，并大胆地提出意见和忠告。任何人无论说了什么，只要对王国有利，都会予以采纳。不能打断其发言，让他为了王国的尊严与利益，继续说下去。他们的财产会受到保护，这是我最乐意做的事情，也是我的职责，同时也正是我们共同的渴望与追求。”

在议会，沃尔西大法官感到很沮丧，因为很久以来，他在议会没有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当时，国王想要一笔补助金，这一要求需要议会通过。正如沃尔西所担心的那样，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只有少数几个人同意国王的这一要求，作为王室培养费支付，但更多的人则不同意支付这笔经费。

鉴于此，大法官发表了一个严肃的演说，陈述诸多理由，以证明补助金的要求是多么地必要，应该给予准许。并进一步保证说，我们以后将很少再满足国王的要求。但演说结束后，大厅里仍然一片寂静，无人回应———与他的期望恰恰相反———人们对他的请求仍不同意。

最后，他说：“长老们，在你们中间有许多富有智慧和学识渊博的人，国王委派我来到这里寻求对你们自身及王国的保护，我认为你们应给我一个合理的回答。”人们仍保持沉默，他便准备逐个突破，他问马雷先生是否同意。按照惯例，对于一个议项的回答，应该由发言人来做出。所以，马雷先生拒绝回答。

大法官无计可施，最后说：“长老们，众议院的事（这一点最有可能）由发言者来回答才对。但是你们选择了沉默，这就表示没有质疑。下议院议长先生请发言，我们不能使出席会议的、如此高贵显要的人蒙受羞愧，而要使英王国这些最博学、最智慧的人高兴才对。”

大法官的所作所为令莫尔很生气，议会的一系列事也让莫尔非常失望，于是莫尔起身离开了。会议结束以后，大法官对他说：“莫尔先生，你依然是下议院的议长。你的尊严没被冒犯，我的也没有。”莫尔不想继续谈下去，于是谈起了汉姆普顿的美术馆，以此来打断大法官的谈话。

然而，大法官在接下来的事情上，仍然对莫尔采取了惩罚措施。他任命莫尔为大使，出使西班牙。大法官的理由是，莫尔拥有非凡的智慧和博学，这使他成为这次出使的合适人选，至于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提醒莫尔，“到那里好好为君主服务”。国王也说，对于莫尔而言，这是一次不合适的出使。作为国王，他是不同意把履行国家职责和被免官混为一谈的。他从来不会以损害别人的尊严而接受服务。他深知，如果派莫尔去那里，就像是送这位忠诚的人去坟墓。

然而，莫尔为了表示自己是愿意履行职责的，为了使国王高兴，尽管有危险也要完成任务，他接受了这次的任务。

国王同意莫尔的做法，并对他说：“这不是我们的本意，莫尔先生，让你受到了伤害，为此，我们将尽力补偿。”基于这样的考虑，国王决定接纳他，并任命他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司法官，因为此时担任此职务的理查德·温福德已去世。

莫尔很高兴担任公爵领地的司法官，他将全家都搬到那里。君主有时也会突然到他家拜访，与他共度良宵。在那里，他们共进晚餐，晚餐过后在漂亮的花园里比肩散步一小时。君主一走，我6就高兴地告诉莫尔，他是多么有魅力！国王如此随意地和他聊天。国王以前从来没有如此高兴，除了沃尔西大法官，只有莫尔才能与国王如此亲密地散步。

莫尔回答说：“孩子，我发现，在英国，我的君主的确给予我很多恩赐。这些恩赐告诉我，我没有理由骄傲自满。”

这就是托马斯·莫尔！他拥有所有的美德，尤其是谦虚和宽容。任何一个人去拜访他，无论他是来自牛津、剑桥或其他地方，都是拜访者的巨大荣幸。每年都有很多人拜访莫尔，有人是为了与其相识，有人是为了听其演讲，有人是为其学识和智慧，有人是为了上大学的渴望，有人是为了与他辩论问题。迄今为止，凡是与他交谈过的人，都可能发现，即使在与他的辩论中失利，也没有什么不便，至少不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因为莫尔从不追求个人荣耀，而对对方冷嘲热讽。莫尔对待学生总是鼓励，而不是贬低———他曾经表示，他对待学习比教书更有兴趣。对待其他事情，莫尔也表现得有理有节。

对于莫尔的智慧与博学，国王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曾取得巨大进步。在那里，莫尔发表了多次雄辩的、有说服力的演说，老师也经常安排他（莫尔也总是按时参加，充分准备）回答问题。那时的他已经开始影响国内，甚至国外的大学。

他的好学使他总能胜任复杂的工作：他曾经是公爵领地的司法官，并且两度出任大使，还在查理斯国王时期担任弗兰德伯爵领地7委员会委员，其他一些时间则在国王身边工作。

莫尔担任公爵领地司法官不久，在伦敦，沃特·比利夫（莫尔有一段时间是其仆从）听说，一些商人把地圈到莫尔的领地8，于是很不高兴地找到莫尔，告诉他自己听到的一切。“如果我是你，先生，”比利夫说，“像你这样德高望重的君主，不应该受到恶棍的诽谤诋毁。我希望你把他们召回，使他们为其下流举动感到羞愧，并接受处罚。”莫尔微笑着对他说：“沃特·比利夫先生，你让我来处罚他们？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与他们的友谊非常深厚。以上帝的名义，他们从来没有这么攻击过我。只要他们不伤害我，就是我的幸运；假如他们伤害了我，我也不会生气。我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中是没有人愿意伤害我的；我也相信，沃特·比利夫先生会理解他们，而不是怨恨他们。”这样富有成效的沟通，熟悉莫尔的人都是知道的。

有一次，我和托马斯·莫尔在切尔西的泰晤士河边散步，他对我说：“基督教世界将发生三件事———如果我猜错了，你可以把我装进麻袋里投进泰晤士河。”

“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那是你所希望的吗？”

他说：“第一件事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基督教徒将有一场殊死的战争；第二件事是，基督教现在正面临许多异教的挑战；第三件事是，国王的婚姻现正面临麻烦，如果有一个好结果，那将是上帝的荣耀。”

“为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他一生做的主要事情，也是他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他从不追求奢华的生活———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其他人———他只想着为上帝、君主和英王国服务，并为此奉献了他的全部。在他后来的岁月里，从未向国王要过一便士的报酬。

现在我们来谈谈托马斯·莫尔的日常生活。

他如果在家，在睡觉之前，会和孩子们一起诵读七言圣诗，做应答祈祷等事情。有时，他和妻子、孩子、仆人一起到小教堂做礼拜，双膝跪地诵读圣诗。

由于他的住所与世隔绝，他又经常独居，所以，他对做礼拜有着强烈的渴望。距他的别墅不远的地方有一些新建筑，那里有小教堂、图书馆、美术馆等，在那里学习和祈祷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

周五，他会从早到晚虔诚地祈祷，以此激起妻子和孩子对宗教的强烈渴望。有时，他对孩子们说：“现在，宗教对你们而言还没什么，因为人人都在给你们好的劝告，人人都在给你们树立好的典范；你会看到美德将得到回报，罪恶将得到惩罚，甚至人们牵着下巴把你们带向天国。但是，如果你生活的时代，没有人给你忠告，也没有人给你树立榜样；当你看到正义受到惩罚，邪恶受到奖赏，你如果忍受斋戒（绝食），坚定而虔诚地相信上帝，上帝将给你丰厚的回报。”

如果他的妻子、孩子生病或遇到什么麻烦，他会对他们说：“一个人不能奢望躺在羽毛床上高兴地去天国，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作为贵族，我们需要肩负苦难与痛苦过我们的一生。那是一条狭长的小径，你走的肯定不会很愉快，但要想一想，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我们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他总是以这种方式劝说他们要耐心地承受苦难，以这种方式教他们抵挡恶魔及诱惑。当上帝看到一个人无所事事，对诱惑毫无抵抗的时候，就会勃然大怒；而当他看到一个人勤奋工作，能抵御各种诱惑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欣慰。

这种对事情的处理方式，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对莫尔有效，对其他人也是如此。莫尔不仅自己这样做，也要求他的妻子、孩子及家中其他人遵循此规则。

对于莫尔而言，由于其高贵和仁慈，上帝已经给予其非凡的恩惠。此时，我的妻子9，因病卧床不起。她长时间地昏迷不醒，两位内科医生———他们都是博学、智慧的人———对她进行了积极的治疗，但效果甚微。最后，她的病情令医生及其他人对她的康复都不抱任何期望。

她的父亲（一直在全力照顾她）仍然抱有希望，他虔诚地向上帝祈祷，以寻求上帝的治疗。他把她接到他的新住所，在他的小教堂，他双膝跪地，两眼流泪，恳求上帝，满足他的愿望，使奇迹发生。他相信，上帝一定会满足他的请求，并且会有一种好的办法来帮助她。

莫尔将自己的虔诚的祈祷告诉了两位医生，他们又绞尽脑汁寻求办法救助她。最后，她真的苏醒了过来，康复了！

她父亲说，如果取得了上帝的同情，她以后将永远不会再受此磨难。

之后几年，罗马教皇的职位出现了空缺。沃尔西大法官是一位非常有野心的人，对于权力和地位有着强烈的渴望与追求。他又想通过查理斯国王的举荐坐上罗马教皇的宝座。但他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阿德里安大法官。阿德里安大法官的中学校长亲自向罗马大法官举荐了他，最后阿德里安终获胜利。

阿德里安大法官来自西班牙。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徒步来到罗马。在进城之前，脱掉袜子和鞋子，光着脚走过罗马的街道，一直走进宫殿。他的谦卑赢得了所有罗马人的尊重与敬畏。而沃尔西大法官只能遗憾地退出了竞争———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反对，以求报仇和获得转机，但都没有成功。

国王的反复无常的个性，不久就表现在对王后凯瑟琳10的不忠上。在一些公开场合，国王屡次表示，“就气质、智慧、品德和美貌等方面而言，凯瑟琳都无法与安妮·布琳11相比”。尽管凯瑟琳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都无济于事———那时国王已经坠入爱河，深深地爱上安妮·布琳，他整日想的都是与法国美女相爱的美好情景。但事情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美好。

此时的法国与英国正陷于仇恨与战争12，他也希望通过这次婚姻能获得英法的关系的好转，但前提是亨利八世要与现任王后凯瑟琳离婚。为此，亨利八世向林肯主教咨询13，怎样合法地解除自己与凯瑟琳王后的婚姻14。最后的结果是，亨利八世与王后的婚姻是无效的，因为当初他娶的是自己哥哥的妻子。依照《利未记》的说法，亨利玷污了哥哥阿瑟的名声，让他以“裸体示人”。至于违背《圣经》的证据，就是他和凯瑟琳没有生养一个男孩，恰好与《利未记》中“没有子嗣”的预言相吻合。

国王的这一决定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贵族、民众一致反对，国王向托马斯·莫尔寻求对策。他先向莫尔展示了《圣经》里的一些文句，莫尔品读后表示，以国王的神德，用这样的借口推脱15事情，恐怕不太合适。国王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

但国王已经胸有成竹，16他自得地对莫尔说：“杜斯塔、克拉克、达拉谟17和所有主教，都已参与此事的处理。”但是莫尔并不认同国王的做法，他起身离开了，并说，《圣经》上的那些文句连同解释说明，都是神圣的。

莫尔对国王说：“君主，您要明白，我知道达拉谟和巴斯都非常聪明、智慧、高尚、博学，都是有名望的高级教士，但他们俩和我都不是您委员会18的成员，我们可以为您服务———因为您给了我们很多的恩赐，我们富有责任感———应该为您谋划。但是，您要做的事情必须符合事实与真理，这既是对臣民的尊重，也是对您自身的尊重，否则，就是在欺骗您。”

与此同时，沃尔西与其他的主教们还在激烈地辩论着，很多由国王册封神圣的学者———他们既懂希腊语，又懂拉丁语；他们还给国王赢得了荣誉———都不赞成国王的要求。托马斯·莫尔在中间进行了协调和沟通。经过激烈的讨论，大部分人的意见是找一个充分理由答应国王的要求，或者交给罗马教皇裁决———在那里国王也能达到目的。

然而，国王并没能在罗马教皇那里得到许可，罗马教廷委员会对国王的这一请求进行了审查与审判。最后的结果是，国王恋情被判定为不合法。为了证明恋情的合法性，国王随身带了许多物品，以示证明。但物品却是来自西班牙的国宝，于是被教皇判定应该归还西班牙。鉴于此，国王的恋情只好下次再审。

在国王的婚姻事件之前，我与托马斯·莫尔谈到英王国的社会等级问题：特权普遍存在，异教徒不敢抛头露面，牧师和教士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权贵只有臭名，臣民善良、顺从。这些社会等级问题，使我非常忧虑。“是的，罗珀。”他说，“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就像是坐在山上，高高在上，踩踏异教徒就像踩我们脚下的蚂蚁。而更多的人生活艰难，我们很希望能与他们建立联盟，达到妥协，让他们拥有自己的教堂，平静地过日子。”

我们回到国王的棘手事上。在提供了证据并把它送往英格兰的审判委员会以后，国王欲尽快改善英法之间的关系。他安排达拉谟主教和托马斯·莫尔作为大使前往坎布里（既不属于英国，也不属于法国），从中调和。莫尔竭尽全力处理事情———力图给英王国带来更多的利益，而避免英王与委员会兜了个圈子后又回到原地。由于莫尔的出色表现，亨利八世授予他骑士爵位，这引起了很多贵族的不满，他们抱怨，全英格兰都给了莫尔。

托马斯·莫尔和达拉谟公爵回到英国后，国王急切地劝说托马斯·莫尔同意他的婚姻，并说是许多事情促使他这么做。然而，莫尔还是令国王失望了。他又被迫重回坎布里。莫尔思量如何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尽管国王的婚姻遭到教会法律和上帝的反对，但他依然坚持。他说，事情迟早会发生，他的婚姻很明显直接触犯了法律，而教会也不应该特许。当时伦敦的主教斯都克斯利则坚持以说服为主，祈求在此问题上与国王协商。但关于此事的所有会谈均无效果，没什么能促使国王改变主意。

只是出于国王的最高权威，便亲自把报告送给他，并渴望还能为国王服务，以使国王满意。

而不久前，斯都克斯利主教在星法院19还遭到沃尔西大法官的公开非难与指责。大法官说应该把主教投进伦敦的弗利河。

鉴于沃尔西大法官在处理国王离婚问题上缺乏预见性，国王对他很不满意，不久，大法官的职位就被托马斯·莫尔取代。

托马斯·莫尔在诺福克公爵和萨福克公爵的陪同下，通过威斯敏斯特大厅来到英国大法官法庭。诺福克公爵宣布：莫尔是国王本人亲自指示特殊委员会任命的，全英格兰人民都应该为他的出色表现而感激他，他应该享受英王国最高级的待遇，全体臣民都应该喜欢他、信任他。莫尔本人应该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高兴。

然而，当时还有很多评论说：“虽然，他应该为殿下的荣耀而高兴，但如此高的评价已远远超过他的功劳。他必须承认，他所做的所有事情不过是他的职责而已。作为一名高级教士，以前受过如此多的磨难，现在又有这么高的荣誉，他就应该更加尽职尽责才对，所以没有理由高兴。况且，他要为国王的利益负责，对案子做出公正的判决，确保没有腐败，没有不良影响。如果委员会发现他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件事上失职，出于对国王和上帝的忠诚，委员会就会把他解职，委员会会监督他，以防因他的过错而受到影响。”

莫尔当大法官期间，在空闲时（这样的时候很少），他的一位女婿高兴地对他说：“沃尔西当大法官的时候，不仅给他的亲信谋得了利益，还给他的随从争得了好处———他的一个随从甚至还与沃尔西的一位女儿结了婚。而你总是找理由拒绝那些能力和德行不足的人，尽管很多是你的亲戚和随从。你总是耐心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不论贫富，你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从未让他们失望，你总是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做事，这进一步增进了他们的理解与信任。你完全可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因为你有条件做更多的事，为此，他们给予你很高的评价。”

“你说得对。我不是不喜欢你考虑这么多的事，我们可以有许多方式让你及你的朋友高兴，有的事我们可以当面说，而有的事可以写信告诉你及你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倾听，如果你的理由不是很充分，我们可以讨论，我相信这些事他们会给予信任。如果当事人有分歧请求公断，我总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抛弃邪恶的一方，尽其所能给予照顾。”莫尔回答说。

托马斯·莫尔因公正司法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他的另外一名女婿赫隆先生就是案例之一。在莫尔之前，赫隆先生还有一起案子。当时的大法官沃尔西偏袒赫隆，专横地给予其从宽处理，但莫尔不能同意法庭的结论而包庇自己的亲属。赫隆通过威斯敏斯特大厅被带到大法官法庭的被告席，他郑重而虔诚地在众人面前跪下，祈求父亲的原谅。莫尔仍然依据法律，进行了公正的裁决。裁决后，莫尔经常去看望他，安慰他，亲吻和拥抱他，并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的怜悯。在这个案件中，莫尔的裁决找不到一点瑕疵。最后，克劳克先生公布了一份公文宣布判决内容，伴随着威斯敏斯特法庭的钟声，赫隆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

在随后的晚餐期间，莫尔多次打断人们的抱怨，同时还展示了判决书。基于对这些事情的辩论，他们都被迫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只能那样做。

如果每个法庭都能精准理解法律，更多考虑当事人的合法要求，这样就会更人性化，法律就不再成为冷冰冰的条文。莫尔对其他法官说：“我的贵族们，我会为了减轻对人民的伤害而执行一些命令，希望你们不要责备我。”在那以后他曾神秘地对我说：“孩子，我知道到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样做，因为通过陪审团的裁判就避免了与人辩论，这就是他们认为的防范措施。但我不得不承受这些风险。”

为了宗教论战，莫尔不得不占用大量的时间来学习研究《圣经》而很少休息，而关于国王和王国的其他事情，他也必须勤勉处理。此时，天主教也开始传入英王国，他还要进行有效的防范与抵御。同时，他还要确保主教的权力不因宗教改革而受到削弱，使宗教改革适合于人们的思想。

由于莫尔认真履行职责，并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再加上莫尔也不是富人，在一次宗教会议上，基督教牧师一致同意，每年至少拿出四五百英镑作为莫尔的劳动报酬。对于主教及其他牧师，依据他们的贡献大小及能力而确定。达拉谟主教、巴斯主教和埃克塞特主教经常去拜访莫尔，对莫尔认真履行上帝赋予的职责深表感谢，他们表示会认真考虑他的功劳———尽管他们不可能根据莫尔的功劳大小如实考虑———尽量报答他。他们说，这只是对他善行的报答，而且还只是这些善行的很小一部分，只是对他劳动的尊重，可能与他的实际贡献是不成比例的。他们会以宗教会议的名义支付一定的酬劳，希望他不要嫌弃，并说“对于他这么智慧、博学的人，实在不成敬意”。

但是莫尔从未考虑过什么报酬，他只是借上帝之手工作，他对他们的充分考虑深表感谢，但拒绝他们的金钱酬劳。但他们使尽各种手段让他接受，他们还把这些赠予他的妻子和孩子。“不是这样的，我的贵族们，”莫尔说，“我真想把这些扔进泰晤士河。我的工作只值一便士！尽管你们是出于友好，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不喜欢这样。更重要的是，这样会使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希望所有的异教徒能得到抑制，否则，我的劳动就算白费了。”

这就是大法官！即使哪一天他不在了，人们也会记住他的高贵品德。当然，莫尔也有一些怪癖，比如他会穿一些奇怪的服饰，或者有怪异的举止。有一次，我的妹妹———一位年轻优雅的女士，在一个夏日的晚餐时间，看到莫尔穿着男式马甲，男式紧身短裤和没有领子的素色衬衣，她觉得他的样子非常滑稽可笑。我的妻子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就私下告诉他，说看到他那样很难过，并让他改正。他有时用鞭子抽打自己，以示惩罚———这一点只有我的妻子、他的大女儿知道。由于她所了解他的秘密，莫尔特别相信她。

不久莫尔进入大法官办公室工作，国王安排他处理最重要的事，莫尔双膝跪下，谦卑地恳求陛下坚持君主的仁爱。莫尔说：“世界上最令人悲痛的事情莫过于想做而不能做，就像鸟儿失去一只翅膀。”他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力服务好并使陛下满意，使君主能够敞开心扉，言语真诚。他希望君主能够给他指出服务中的不足之处，他对国王说：“如果我不能用我的耐心为国王提供很满意的服务，敬请国王雇佣其他更有学识的人。我会一如既往地忠诚，不会受此干扰。”

这段时期，国王仍然在积极推进与布琳王后的婚姻问题。国王与主教以及上议院的那些贵族沟通，莫尔也受托前往众议院平息民众的不满。然而，事情毫无结果，最后，莫尔假装称身体不适，不能再亲自前去服务。

诺福克公爵是莫尔的好友，有一次他到切尔西与莫尔一起吃饭，碰巧发现莫尔正与教会合唱队在教堂唱圣歌。晚饭后，两个人一起回家，公爵说：“上帝保佑，我的贵族大法官、教区执事，你让国王丢了脸。”“不，”莫尔说，“你的君主、国王，你和我的主人，不会认为，为上帝服务是在冒犯他或使他丢脸。”

诺福克公爵受国王的委托请求托马斯·莫尔在方便的时候辞去大法官的职务。公爵带来了君主的感谢与致意，并说鉴于莫尔以前的工作与服务，国王会考虑给予其荣誉或者在经济方面的补偿。莫尔坦然接受了这一建议。

他放弃了大法官的职位，在他走出威斯敏斯特大厅前，他对他的侍从、主教以及八名送水工进行了安排，对在办公室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进行了感谢。随后，他把孩子叫到身边，问在他不再当大法官、能力减弱之后，他们有什么建议。并说，从今以后，他可以继续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也希望我们愿意与他在一起。当他看到我们都沉默不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肯向他表达任何看法———时，他说：“那么，我愿意向你们表达我的想法。我曾经在牛津大学的法学院、林肯学院以及王室法庭接受教育，从最低学位到最高学位。现在，我每年拿到的薪金也有一百多英镑。如果你们喜欢跟我在一起就可以在一起，我们的伙食费不会降到在牛津苦读时期的标准，也不会降到在新法学院学习时期的标准。我们可以从林肯学院时期的生活标准开始———在那里，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如果第一年不能维持的话，那么从第二年开始，就降到新法学院时的生活标准———那时许多诚实的人都很满意；如果依然超出了我们的能力，那么，我们只有削减到剑桥时期的伙食标准；如果我们的能力还不足以维持的话，那我们只有背着口袋去乞讨了，挨门逐户去唱赞美诗以获得别人的同情而给予施舍，这样也可以使我们快乐地在一起。”

因此，你会听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因受人尊敬而被召入宫廷为国王服务，在那里，他工作勤奋，忍辱负重，对国王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为英王国和王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也因此过着富足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离开了大法官职位，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燃料、衣服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他曾经购买的土地每年在扣除费用后只值二十马克20，留给他的金银财宝仅价值一百英镑———但他却是一位贵族大法官。

在他还在位时，每当假期，在做完礼拜之后，他都会来到他妻子身边，说：“夫人，我很快将不再是贵族，在我离职后，我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到你身边陪你。”他辞去大法官职务之后，他在他妻子的靠背长椅边蹲下，行了个屈膝礼说：“夫人，我已经不是贵族，我将和你及孩子们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一起享受激情，面对死亡，宁肯忍受苦难也不冒犯上帝。为了上帝的爱，可以面临监禁，失去财产、土地甚至生命。”当他发觉他的妻子和孩子能够理解他，甚至鼓励他为信仰而死，他对此感到很欣慰。如今，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家人的理解激励着他，眼前的波折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莫尔辞去大法官职务后，就和家人生活在切尔西的家里。国王的亲信托马斯·克罗姆威尔来到切尔西，为他带来了国王的口信。在那里，莫尔与其进行了亲密的交谈。“克罗姆威尔先生，”他说，“你现在进入王室，在国王身边工作———如果你愿意接受我拙劣的建议的话———你要维护国王的尊严，告诉他应该做些什么，但从来不要告诉他能做些什么。”

不久，坎特布雷的大主教就完全按照国王的意见裁定了国王与凯瑟琳王后的婚姻问题，并没有经过罗马教皇的批准———从那时起，英国就与罗马教皇分离开来———而与安妮·布琳结了婚。托马斯·莫尔得知此事后，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上帝给了面子，孩子，但这件事情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得到承认。”莫尔的这一说法冒犯了国王。幸运的是，安妮王后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去参加加冕典礼时，没有出什么差错。很快，莫尔收到了一封来自达拉谟、巴斯和温切斯特主教的信，信中要求莫尔承认这一切，同时要求他接收通过送信人转送的二十便士以买一件长袍。莫尔对此表示感谢，但一直逗留在家。在接下来的一次会面时，莫尔高兴地对他们说：“我的贵族们，在你们近来给我的信中，你们要求我做两件事，一件我很乐意同意你们的要求，但另一件我想我该否定你们的看法。”

在这一非常时期，国王使用各种手段使莫尔站在自己一边。他甚至威胁恐吓莫尔，想要使他屈服，但这一切却因坎特伯雷教堂的一个修女而改变。这位修女品德高尚，受人尊敬，像一个神学博士一样影响了许多信徒。许多仰慕者和普通信徒都前来向她求助。她宣称自己有上帝给予的启示录，她在神示中警告国王不要过邪恶的生活和滥用权力。她同时宣示上帝知道罗彻斯特勋爵和主教费舍尔是名人，说他们拥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她准备动身前往罗彻斯特，用上帝给她的启示揭露国王亨利的所有罪行，并适时给他提出建议和忠告。这使主教明白最好遵循上帝制定的法规行事。主教建议她亲自去警告国王，从而能使他明白整个局势。她听从了主教的建议，亲自来到了国王面前，告诉了他启示录的所有内容，然后返回坎特伯雷。

不久之后，她在一个叫雷诺兹的商人的资助下坐船航行到锡永修道院。雷诺兹先生拥有一所大房子和许多财富。在她的旅行中，修女发现有些问题是关于国王的权力和婚姻的，她便拜访了莫尔，并与他谈论起来。莫尔当时还没有触犯法律，还可以自由地、安全地和她交谈。在整个的交流过程中，他谨慎谦虚，一再降低自己的身份。他不应该被指责，反而应该被称赞和表扬。他已经不在政府部门工作了，不再是为国效力的人了。但正是他摒弃了腐败的作风，摆脱了赃物，使自己保持清廉，没有人能够污蔑他。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国王将所有的愤怒撒向他，给他捏造了莫须有的罪名。国王逼迫莫尔辞去大法官的职位，并把这一职位给了莫尔的宿敌沃恩法官。一个叫帕内尔的人向国王汇报说，莫尔在任期内，通过妻子收受了一只镀金的杯子。根据相关法律，这是违法的。沃恩大法官以及其他与莫尔不同政见的委员们都憎恨莫尔，他们联名就此事控告莫尔。

莫尔说，那个杯子是别人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当他拿到了这个杯子以后，马上让管家在杯中倒满了酒，递给妻子喝。当妻子饮完酒后把杯子还给了莫尔，他再一次把杯子给了妻子。妻子最后将杯子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但他礼貌地拒绝了。这样，一切就都澄清了。

我记得有一年新年，一位名叫克拉克的富有的寡妇走进了莫尔的生活。她曾送给莫尔一副价值四十英镑的手套作为新年礼物。莫尔十分感激，可她拒绝收钱。于是他说：“女士，拒绝一位贵妇的新年礼物是不礼貌的。因此我很满意收到您的手套，但是钱还是要付的。”这样使得这位妇人最后不得不收下他的钱。另外，还有一个叫格雷沙姆的男士，同样有一个诉讼案由他审理。这位男士送给他一只镀金的杯子，作为新年礼物。尽管这只杯子不是很时尚，但也很漂亮，并且很值钱，但莫尔并没有自己留下。像这样的许多事情都证明他是无辜的，是远离腐败的。

在开议会的时候，有个人把账单放在他的房间里，用来污蔑他；同时指出其他宗教人士也犯有叛国罪，其中包括罗彻斯特主教和莫尔爵士。事实上，是国王给莫尔制造的事端，迫使他屈服并赞同国王的要求。但莫尔不知道以何种方式去欺骗自己。

关于这些账单，莫尔请求为自己辩解，但国王不同意。国王安排了坎特伯雷大教主、诺福克公爵和克伦威尔详细调查，并命令莫尔前来接受审判。

在那时，我认为，我的岳父大人应该向这些人求助，免得他被议会排除在外。他回答我说他会的。

在莫尔到来之前，法官们就约定要对他友好。莫尔到后，他们和莫尔坐在一起。随后，大法官开始告诉莫尔，国王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他的爱和喜欢，而且非常乐意让他继续在政府工作，也很愿意给他所有的福利。然而，莫尔仍然不能说服自己，向国王索取荣誉和利益。

在当时，议会、主教、学校都已赞同了国王的意见。莫尔说道：“这里的人们，没有一个做事情做得比我更好，而且使国王满意的。只要我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就会获取各种好处。而我宁愿始终保持和拥有善良和诚实，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虽然我十分希望我从未听说过这件事情，并且总是想，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平凡地生活，按照我的意愿做事，那么在我眼中国王看起来就会是一位亲切的国王，而且应该被人爱戴。他从不左右人们的思想，就像他说的，也不会干涉我的生活。而从某个时候开始，很多事情向我扑来，我却没能发现这其中的变化；如果我能发现这些变化，那么我就是世界上最高兴的人了。”

当法官们没能用荣誉与利益说服莫尔，使他放弃之前的决定，他们便开始对他打感情牌，告诉他如果没有成功说服他，国王将会惩罚他们。莫尔从没想到国王会如此恶毒，也从不知国王是如此的变化无常。国王曾借一个魔术师之手，写了一本名叫《为七圣礼辩护》的书，来维护教皇的权利，这使得他在整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名誉扫地，并且好像放了一把刀子在教皇手里来与自己搏斗。当法官们用这些恐怖的事情来吓唬莫尔时，他说：“我的法官大人们，这些恐怖的东西应该用来吓唬小孩子，而不是我。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们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相信国王殿下会顾及他的声誉而不会控告我的，因为这儿的人们，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明白其中的缘由———他很清楚地知道，我不是他王权的捍卫者。”

随后，莫尔乘船回到了他在切尔西的家。他十分高兴，我也非常希望他摆脱议会议案。当他到家后，我们两人一起来到花园。我多么希望知道，为什么这一切如此突然，因此我问道：“父亲，我相信一切都是好的。因为您如此高兴，我十分感谢上帝。可是您真的已经摆脱议会法案了吗？”

莫尔回答说：“孩子，我从不记得这些事情了。”

我继续问：“从来都不记得这些吗，父亲？最近发生在您身上的一件事，我们所有人都为您非常担心。听到您这么说，我感觉非常难过，因为当我看见您高兴时，我真的相信一切都好转了，但好像不是真的。”

莫尔说：“孩子，事情就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但是为什么我如此高兴呢？”

我说：“父亲，因为您摆脱了议会法案，所以感觉很高兴。”

他说：“孩子，我高兴是因为我有好的信仰，那些邪恶的人们也受到了惩罚。我已经不是大法官了，我毫不羞愧地说我将永远不回去了，不会再为政府工作了。”父亲的这些坚定的话语使我更加悲伤。事实上，父亲非常喜欢大法官这一职位。

然而，此时国王与现任大法官经常谈到莫尔———国王强烈要求给莫尔定罪，并告诉法官们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因此，毫无疑问，议会会给莫尔治罪。为了满足国王的要求，议会会推翻法案。国王一旦有了自己的意愿，他就要实现。奥德利大人和其他的人看到国王如此趾高气扬，只能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向他屈服，并恳求他赐福于他们。如果有人想要推翻国王的决定，那就将意味着对王权的蔑视和侮辱。如果对莫尔的判决获得通过，国王的声誉就挽回了。

在法官们长时间地劝说之后，莫尔并未屈服。一天早上，克伦威尔在议会大厅接见我，他希望我转告我父亲议会的这一决定。我已经约好那天在伦敦宴请宾客，因此我叫仆人把这个消息带给了在切尔西的妻子，让她告诉她的父亲莫尔先生。得知消息后，莫尔说：“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我将会被关进了监狱———但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被关。”

之后，诺福克公爵和莫尔终于有机会在一起说话了。公爵对莫尔说：“与王室斗争是危险的，因此，我希望你稍微顺从国王，取悦于他。”

莫尔说：“我要遵循上帝的旨意。”

公爵说：“我的天啊，上帝就是一切吗？”

“实际上你的恩典和我所遭受的苦难之间有什么不同吗？我会在今天死去，而你也会在将来死去。”莫尔说。

大约一个月左右后，也就是国王新建的婚配宣誓雕塑建成后，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所有牧师和居民———除了莫尔———都来到了朗伯斯区。所有人都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面前宣誓。大法官和国务卿克伦威尔被授权带领大家一起宣誓。莫尔还是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来到教堂处理一些重要事情，就像他第一次被选入国王的枢密院，被任命为大使者、议会首领和大法官的时候一样。他像往常一样处理一件件重大的事情。

到最后，莫尔听取了判决，被关了起来。法官们传唤莫尔，命人把他带到朗伯斯区。莫尔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家和他深爱的孩子们。莫尔曾经带他们坐船，亲吻他们，但现在却只能向他们告别了。莫尔将无法忍受没有他们的生活。法官们没有为他开放大门，仅仅给他开了一道小门，把他和家人永远隔开。

这一切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莫尔的相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们的四个仆人也坐莫尔的船来到了朗伯斯区。莫尔在那里静静地伤心地坐了一会儿后，挨着我的耳朵说：“罗珀，我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赢了。”领会了他的话后，我知道他不再悲伤了，但他也只是勉强地放下了一切。我回答说：“父亲，我感到十分高兴。”根据我后来的推测，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他对上帝的爱。这样的爱对他的影响如此深刻，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完全地征服了他，因此他已经不在乎最终的结果了。

在执行判决之前，莫尔来到朗伯斯区，他采取了一些莫名奇妙的行动，这可以从他写给妻子的信中了解到。那封信被完整地保存在他的著作中。在信中，莫尔写道：在这四天的时间里，他主要负责监督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院长。与此同时，国王向议会询问了对他的判决。虽然在开始时，法官们以为莫尔会顺从国王，但最终他还是没有宣誓。国王也因此犹豫是否应该以王权来命令他宣誓，抑或放过他。然而，安妮王后———这个令人十分讨厌的女人———从中作梗，加剧了国王对莫尔的治罪。

国王下定决心把莫尔关进伦敦塔。在那儿，莫尔衣食无忧，还有一条金链子套在脖子上。查理·克伦威尔建议莫尔，把金链子送回家给他的妻子和某个孩子。他回答说：“不了，大人，我不会的，我相信我的家人会比我过得好。”

伦敦塔的中尉大人到达塔门前迎接莫尔。当莫尔到达门外时，侍者要求帮他脱掉长外衣。莫尔说：“我非常抱歉给您带来麻烦。”服务员说：“不，先生，我必须帮您脱下外衣。”中尉大人也同样如此。

莫尔在伦敦塔待了一个多月了。我的妻子经常去看望他的父亲。无论什么时候，她去看望他，莫尔都会和她谈论国家大事，而且他也习惯和她谈论这些。此外，在一些其他的交流中，莫尔对她说：“他们把我关在这儿，自己却非常不高兴。我坚信我的信念，我亲爱的女儿。如果我没有妻子，没有你们这些孩子，那么这次控诉就是我的全部，我不会失败，不会让自己关在这个密封的房子里。我相信上帝会守护好我所关心的人和事，并且赐予你们所需要的。因此，我没有理由不被关在这个比我自己的房子还糟糕的房子里。我非常感谢上帝，因为他给了我想要的，他把我放在他的大腿上，安抚我。”

在苦难中，莫尔以优雅的姿态生活着。所有的烦恼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因为他有信仰。尽管他从没有遭受过如此的痛苦，但他耐心地练习着，学着适应这一切。当房子里没有其他人时，他问我的妻子说：“你觉得安妮王后怎么样？”我的妻子回答说：“父亲，我认为，她非常不好！”他说：“一点都不好吗？对于我来说，她再好不过了。不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她的灵魂才会回来？”

这之后，中尉前来拜访莫尔，多次向他表示友好。中尉在莫尔面前列出了很多诱惑，希望他接受这些。法官们也尽责地款待他，努力使他快乐。莫尔相信，如果国王没有大怒，他会接受其中那些好的建议的。但他在关键的问题上，坚如磐石。他说：“中尉大人，我坚信，就像你所说的，你确实是我的好朋友。我由衷地感谢你的盛情款待，但我还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法案21的第一条包含了霸权和婚姻的内容，大法官和国务卿按照自己的意愿又增加了几句话。国王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觉得这样的法律条文十分可信。牧师带领所有的人在雕塑前宣誓。莫尔知道了这些，他对我的妻子说：“我告诉你，他们很肯定我会拒绝宣誓，而且不会同意这条法规，因此他们也不能通过自己的法令来给我定罪。大法官和国务卿发现他们的疏忽，认为有几条法令需要修改，他们需要通过添加附属法令来扩大权力。”

莫尔不再过问世俗事务，他把自己献给了上帝，默默地为上帝服务。他处理了自己的所有土地，仅仅为自己留了一个房产以备生活之需。他所有的财产分配得很合理：一部分财产留给儿媳———一个寡妇，因为她曾经也是财产的继承人之一（可是那个寡妇却不知足，企图谋取更多的财产，这一问题最后被迫通过法律来解决。）；把另外一部分财产留给了我的妻子，作为我们婚姻的礼物。莫尔没有给国王留下任何东西。

莫尔在塔里通过一个小窗口看到了雷诺先生、一个宗教人士和那品德高尚的锡永之父。这三个人因为“触犯了王权”，被拉到塔外面处决了。作为志同道合者，莫尔对我妻子说：“你看这几个神父快乐地去面对死亡，就像是要去迎接新娘的新郎。所以我的女儿呀，你发现了这样的结果和他们痛苦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了吗？例如，在世界上，那些可怜的人就像你贫穷的父亲用毕生精力坚守信仰一样，但最终恶势力还是那么肆无忌惮。考虑到他们生活的艰苦和痛苦的修炼，上帝决定不再让他们继续留在这个山谷里遭受痛苦和磨难了，让他们迅速地修成正果，到天堂做神仙。而你愚蠢的父亲就像一个最邪恶卑鄙的人，他向世人展示了他整个悲惨的生活。上帝认为他不值得拥有这样的快乐和永恒的幸福，因此仍然把他留在这儿，让他接受惩罚，承受世界上更多的无情和痛苦来。”

一段时间后，国务卿大人从国王那里跑到伦敦塔来看望莫尔。他假装对莫尔很友好，并安慰莫尔说：“国王殿下是他和蔼且亲切的主子，不会介意我来看你的。国王也有所顾忌，不想给自己引来太多麻烦，让自己良心不得安宁。”国务卿大人走后，莫尔为了表达当时的想法，他用煤块写下了这么几行话（因为没有墨水，所以只能用煤写）：

唉！财富啊，你从来都不公平，

也从不如此快乐地微笑过；

尽管你将摧毁我的所有，

但是你从未欺骗我的生活；

上帝，请相信我，

走进来，你将会确定这一切；

从此，你冷静了，我也没有了怒气。

莫尔继续在伦敦塔里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岳母（莫尔的妻子）也获得许可去探望他。岳母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女人，甚至还有些世俗。一见面，她就很直接地向莫尔敬礼致敬，说道：“莫尔，多么美好的一年啊……”

“我一直很惊讶你这样向我致敬。”莫尔说。

她接着说：“先生，这一年非常地美好，因为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装傻被关在这肮脏的监狱里。他甘愿和老鼠们关在一起，要是你在国外的话，你就拥有自由了，还会得到国王和议会的青睐。如果你想要这些的话，你就会按照主教的要求去做，顺从国王的意思。你就会拥有跟切尔西先生一样的一座房子，会有自己的图书馆。你的书，你的画廊，你的花园、果园，和其他你想要的应有尽有。在那里，我———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们也会陪伴你，我们会快乐地在一起。既然这样，你还是想要和你的上帝一起待在这里吗？请你好好想想吧！”

莫尔静静地听着妻子说，脸上露着喜悦的表情，他对她说：“我的艾丽斯太太，我求你告诉我，告诉我一件事情。”

她问：“什么事呢？”

“是不是这座房子也接近了我的天堂？”

她用惯常的方式回答说：“不是的，不是的。”

他说：“艾丽斯，你认为是怎样的呢？不是这样的吗？”

她说：“上帝啊，你永远都是这么想的吗？”

莫尔接着说：“艾丽斯太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我看不见任何美好的未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快乐，又或者那些需要偿还的东西仍在我自己灰色的房间里。我是否应该在地下长眠七年，然后起来，再次出现在那里？我不应该被关在门外漂亮的房子里，因为那不是属于我的。我就是喜欢这样的房子。也许不久以后，我们就会忘记他原来的主人是谁。”她的劝告一点儿都没有打动莫尔，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不久之后，诺福克和萨福克以及国务卿大人和其他枢密院的大人们分别来看望莫尔。对莫尔而言，他在法官们面前，要么坦白一切，要么否认一切。通过法官们的审讯记录可以看出，法官们没有从莫尔这儿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后来，瑞奇成了国王的新律师，查理·索恩韦尔和帕尔默被安排为国务卿大人服务。他们来到伦敦塔里，带走了莫尔的书。查理·索恩韦尔和帕尔默正忙着捆绑书时，瑞奇假装友好地与莫尔交谈。瑞奇对莫尔说：“众所周知，你是一个既聪明又知识渊博的人。我敢说在法律领域，你是一位佼佼者，因此对您现在的处境，我非常难过。”他继续说：“先生，你确实应该在那个位置上，你本应该是议会的一员。其他人都想把我推荐给国王，你会把我推荐给国王吗？”

莫尔回答说：“是的，先生，我会的。”

瑞奇说：“不过我把这个情况放在将来考虑。如果所有的同仁都把我推荐给教皇。莫尔先生，你也会把我推荐给教皇吗？”

莫尔回答说：“答案是这样的：第一，议会不会干预王权；第二，关于你的那个问题，我会推荐你。现在我问你，如果议会将制定一条法令，规定上帝不再是上帝了。而你，瑞奇先生，你也说上帝不是上帝吗？”

瑞奇回答说：“不会，先生。我不会这样说，因为没有议会会制定这样的法令。”

莫尔打断他的话说：“但议会能使国王成为整个教会的首领。”

最后，莫尔因为否认国王是教会的首领，所以给他定了叛国罪22。在起诉书里，包含着这样的词：恶意、叛逆和恼人等。

莫尔被从伦敦塔带出来，来到威斯敏斯特大厅回答起诉书。在国王的御座前，莫尔对提审法官说自己已经在法律下容忍太久了。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真实地坦白一切。针对他否认王权和叛国的控诉，是不对的，他为自己辩解无罪。他补充说：“如果‘可憎的’、‘恶意的’、‘叛逆的’，这些字眼没有出现在起诉书里，那就更好了。”

为了向陪审团证明莫尔犯了叛国罪，他们要求瑞奇先生拿出证据来。瑞奇把他和莫尔在伦敦塔里的谈话当做证据提交了出来。莫尔极力反对，说：“如果你的誓言是真的，我希望我从来都没看到上帝的脸，从不知道上帝的指示。”

莫尔根据事实，向所有的人背诵了他们在塔里的交谈。他说：“从信仰来看，瑞奇先生，我很抱歉你的伪证比我自己的更不能让人相信。你会明白，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在重大事情面前都只会把你看做不可信的人。或者在任何时候，别人都会觉得和你交流是很危险的。

“就如你所知道的，我非常了解你本人以及你的言论，并且知道你从幼年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在一个教区住了很久。我很抱歉，你强迫我说你很受人尊敬。尽管你口齿伶俐，头脑聪明，但名声不好。所以在你的家里，也就是这座教堂中，你不再是主要供养者，尽管你仍然占据这里的一切。这能使你获得尊贵的地位吗？我相信，瑞奇先生是一个只要得到一点点荣誉，就会嚣张到极点的人，其他的贵族们也会这样看你。你们觉得这可能吗？我会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如此不明智地跟瑞奇过多地表达我的看法？

“目前为止，我已经完全把我内心的秘密告诉了我的国王和他的高贵的议员，用来打动国王以获得那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怜悯。但有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做，也从来不会做，那就是叛国。国王和高贵的议员们经常把国王的恩典带到塔中，赐给我，这令我感动。自从法案颁布以来，我没有妄加评论，更没有带有恶意与煽动性进行过批评，国王不能就此判定我是恶意说出来的，更不能就此判定我有罪。因为，没有恶意，就没有犯罪。

“我们的法庭把犯罪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恶意犯罪，另一种是恶意犯罪。‘强制’只适用于恶意犯罪时。如果一个人尊重法律，平和待人处事，对敌人仍心存公义，即使有小的疏漏，也是值得原谅的。但如果他对人很凶残，那么法律就会判定这是一种犯罪，法律就应该强制性地惩罚他。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恶意，为什么要判死刑呢？

“除此以外，我善良的、拥有至高无上王权的国王殿下，赐给了审判我的法官们很多恩典。这体现出他如此地深爱着我、信任我。我第一次进枢密院工作时，就开始享受国王赐予的高尚恩赐和尊贵地位。他承认我是对王室功劳最大的人，赐予了我最好的房子。直到如今，这所房子依然在皇家最高军官的势力范围内。到目前为止，我的优点和品质配得上国王无可比拟的善举。在这二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国王高度称赞我，支持我。直到那可怜的诉讼状，它取悦了国王，得到了国王的青睐，他让我实现了我生命最后的价值，让我用灵魂来为上帝服务。这是为了不让我堆积太多荣誉，免得给我带来负担。我的上帝啊，我确定，他再继续这样对待我，别人将会对我产生恶意的猜测，这对我是多么的不利啊！”

查理德·索恩韦尔和帕尔默发现瑞奇所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而且他本人的声誉如此败坏，这也使得他们对瑞奇的誓言产生了怀疑。于是，帕尔默在他的证词里说，当时他正忙于把莫尔的书捆起来装进麻袋，因此他没有注意到瑞奇先生与莫尔先生的谈话。同样地，查理德·索恩韦尔也在他的证词里说，他当时去看拉书的车有没有到，因此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

莫尔接着又陈述了其他理由质疑瑞奇之前所提到的证据，同时也为自己的良心辩解。然而，由于国王的指示，所有的陪审员仍然认为莫尔是有罪的，而且无耻的大法官———这件事的首席执行长———也反对莫尔的辩解。

莫尔对大法官说：“我的法官大人啊，法律规定，像这样的案例，在判决之前应该问问犯罪人，是否对判决有反对意见。”

于是，大法官在判决之前问莫尔有什么反对意见。莫尔用一种机智的方式回答说：“我的法官大人，因为这条罪状起源于一项法令，而这条法令直接反对的是上帝制定的法律和神圣的教会。”

然而，当时的情况是，政府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法律来限制王权，人们把莫尔归为罗马教廷的一分子，认为他是救世主，将从精神上拯救人民。莫尔也曾亲自来到圣彼得堡，和他的继承人———也就是那些牧师一起，吸收更多的基督教徒。莫尔认为，少部分教会的人可能会违抗国王的这一法令，不过这样的人在伦敦是最少的。这些人可以制定一条法律和议会法案抗衡，维护上帝的尊严。莫尔进一步表明，在英国这块土地上，法律和议会是相对立的，在大宪章里法律所包含的内容，和国王自己以及每一个基督教徒在加冕礼上的誓言，恰恰是相反的。

正如莫尔所推测的，在英国，几乎所有的人都拒绝服从罗马教廷，就像孩子拒绝服从他的父亲一样。就如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说的：“在基督教中，我已经再次孕育了你———我的孩子们。”圣格雷戈瑞罗马教皇，通过圣奥古斯丁曾带给莫尔一封信。在信中，教皇提到他第一次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时，说：“你们是我的孩子，因为我已经赐予了你们永远的救助，我还赐予了你们比父亲留给他的孩子更远更好的继承权，并且通过精神的传递，使你———我的孩子———拥有了基督教的精神。”

在庭审的最后，莫尔的辩驳打动了很多控诉人，好几位法官开始焦虑地交换眼神。首席法官大人不愿意自己决断，害怕承担审判责任，因此他开口询问费慈·詹姆斯的建议。费慈·詹姆斯来到了首席法官大人的长椅旁坐下，一起讨论该怎样结束这场审判。一个自作聪明的审判员说：“法官大人们，我认为起诉书需要补充一些证据使之完善，否则，它就失去了起诉书的效力。”23委员们的犹豫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很快做出了判决24。

在宣布判决以前，委员们还很礼貌地向莫尔说，如有异议，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莫尔早已深知判决的内容，便回答说：“太多的我就不说了，但是就像使徒圣保罗……同意处死圣斯蒂芬一样，他保留了圣斯蒂芬被处死时所穿戴的衣裳。而现在他们是天堂里的两位圣人，而且他们的友谊将一直延续下去。因此，我真诚地相信，也将忠心地祈祷，尽管各位老爷们在这个世上都是我的裁判者，而今后我们在天堂可以愉快地相见，并达到对我们最终的拯救。”

我是通过安东尼爵士和理查德海伍德以及约翰韦伯恩的报告了解到上面这些的。

庭审之后，莫尔被再一次送进了伦敦塔。他被威廉·金斯顿爵士———一个个子很高、很强壮但又很斯文的爵士带去了伦敦塔。当莫尔从威斯敏斯特前往伦敦塔时，威廉·金斯顿心情十分沉重。莫尔看到他伤心，便用他能说的最好听的话安慰金斯顿说：“亲爱的金斯顿先生，不要为自己制造麻烦。你应该高兴，因为我很快会得到上帝的照拂。我的妻子，我很快就会在天堂与她相见了。到那时，我会永远快乐的。”

不久后，威廉·金斯顿和我谈论莫尔，他说：“我为自己感到十分羞愧，我离开你的父亲后，我感觉到我是多么懦弱，而他却是那么地坚强。他还很高兴地安慰我，而本来应该是我安慰他。”

当莫尔再次从威斯敏斯特转往伦敦塔时，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妻子，非常希望见见她的父亲。因为她觉得她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来到伦敦塔的码头———她知道去伦敦塔，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在那儿，她等候父亲的到来。不久，她看见了莫尔。她没有因众人和警卫员的目光而止步，她虔诚地跪下，恭敬地接受父亲的祝福。

见此情景，不管是拿着戟，还是账单的人，都迅速地跑向莫尔，围着他。他们拥抱他，抱着他的脖子亲吻，就像他的女儿一样对他表达爱和祝福。莫尔给了女儿祝福，还说了一些好话安慰她。随后女儿就离开了，然而，她并不满足这样。她又一次返回，跑到父亲跟前，搂着他的脖子，深情地亲吻他，最后撕心裂肺地与他诀别。周围的人见此情景都伤心难过，此情此景使他们哀恸哭泣。

审判结束后，莫尔在塔里待了七天多。这七天里，他遭受着苦难。由于没有被允许和家人见面，他用煤写了一封留给妻子和深爱的女儿的信。信中，莫尔表达了他不得不忍受即将到来命运的痛苦之情。他说道：“好心的玛格丽特，我给你添了太多麻烦。但是如果我的大限之期拖延过了明天，我将深以为憾。因为明天是圣托马斯节前夕，也是圣彼得节的第八天。因此对我来说。那是我去拜见我主的良辰吉日。你上次亲吻我时，我以前从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到你的情深厚意，因为我正享受着天伦之爱和亲善之情，也就无暇顾及什么世俗的繁文缛节了。”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535年的一个星期二25，圣托马斯和圣彼得通过莫尔写给女儿的信了解到了他的愿望。

莫尔的朋友托马斯·蒲柏爵士很早就到塔中看望他，并带来了国王与议会的决定：莫尔将在今天早上九点被处死。教皇要他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死亡。

莫尔说：“尊敬的爵士啊，我衷心地感谢你的好消息，我十分满意这样的决定。国王曾将利益和荣耀赐予我，但我更感谢他把我关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里，我有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和祈祷。我还感谢他的官员，他们为了让我感到高兴，帮助我摆脱了这悲惨世界的痛苦。在这个世界，我可能没办法祈祷他的恩典了，在另一个世界可能也同样如此。”

教皇说：“国王的恩赐是无穷的。在你行刑前，请不要说太多的话。26”

莫尔回答说：“我的爵士，你说得很好，你给了我警告。在那个时候，我不可能会说什么。即使国王恩典准许我说话，我也不会说更多的话。但是，不管我说什么，我都准备在他的法令面前坚持我自己。同时，我向你请求，让我的女儿玛格丽特参加我的葬礼。”

爵士说：“国王这次判决会满足你所有的要求，你的妻子、孩子和其他朋友都会出现在你的葬礼上。”

莫尔回答说：“多么大的恩惠呀！那么，他的恩典会为我那可怜的葬礼慷慨解囊吗？”

最后，爵士准备离开了，他禁不住哭了。莫尔察觉到了，他安慰爵士说：“冷静点，我的好朋友，不要觉得不舒服。我相信某一天我们会高兴地在天堂相见的，从此以后，我们将一起快乐地住在那儿。”

在莫尔离世前，他曾被邀请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他改变了以往的习惯，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中尉先生发现这一点后，建议莫尔脱下衣服，说他是朽木粪土。莫尔说：“中尉先生，你刚刚说什么？如果我说你是朽木粪土，那么这会是这一天你将得到的唯一好处吗？不是，我决定把它被当做金子送给你，就如圣塞浦路斯人所做的那样。他在临死前，给了他的刽子手三十块金子。”然而，莫尔最终还是更换了衣服，不过他并没有像圣塞浦路斯人那样给一点小钱就离开，而是送给刽子手一块金子。

莫尔被中尉大人带出了伦敦塔，然后被带去行刑场，带上绞刑台。而那个绞刑台看起来那么脆弱，像快要倒塌了一样。莫尔对中尉大人说：“我为你祈祷，我为你祈福，请帮我上去，至于怎么下来，我已经安排好了。”莫尔希望附近所有人都为他祈祷，并且为他作见证。为了这神圣的基督教，莫尔跪下了，屈服了。在祷告者为他祈福后，莫尔转向刽子手，高兴地对他说：“用尽全力，千万别害怕，我的颈子很短，好好瞄准，不要出丑。”这样，莫尔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久后，莫尔死亡的消息传到了查理五世耳朵里。查理五世派人去请托马斯·艾略特（英国大使）来到殿前，并对他说：“我的大使，我知道你的国王已经把他忠实的仆人———莫尔，处死了。”托马斯·艾略特没懂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回答。查理五世接着说：“这是真的，我们说过，如果将来我们能有这样一位仆人为我们做事情，那么这些年我们就不会一事无成了。我宁愿失去我的一个城市，也不愿失去这样一位有价值的议员。”

这些事是根据托马斯·艾略特自己、他的妻子，克莱门特和他的妻子，以及约翰·海伍德和他的妻子，还有其他许多朋友了解到的。

（左尚鸿译）

1低地国家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

2南开普敦为英国一个港市。

31521年。

41523年。

5此句指莫尔发表的“从现在起不再全盘履行国王的指示”这一就职演说。

6指本书作者。

7欧洲中世纪的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弗兰德省，西弗兰德省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

8当时正是英国的圈地运动。

9指莫尔的大女儿。

101502年，亨利的哥哥阿瑟（也就是亨利七世）去世，亨利变成英国王位的法定继承人。1509年，亨利迎娶了他哥哥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天主教双王费尔迪南多二世与伊莎贝拉一世的女儿。亨利八世娶妻的意义是为了维持和西班牙的同盟，同时他也发现他正爱着凯瑟琳。

11凯瑟琳一直无法帮亨利八世生一个儿子做王位继承人，于是亨利开始迷恋凯瑟琳王后的一位宫女———安妮·布琳。安妮·布琳曾在法国宫廷受过教育，倾向于宗教改革。

12亨利八世自继位起就执行反对法国、联合西班牙的政策。1513年，亨利八世以保护教皇为名，联合西班牙对法国开战，在圭内加特大败法军，并在英国北部夫罗登打败了法国的同盟者苏格兰的军队。从1522年起，亨利八世连年派兵入侵法国，并向西班牙皇帝查理五世提供征伐法国的军费开支。

13此时担任林肯主教的正是沃尔西大法官。

14按教会法规，天主教徒是严禁离婚的。但中世纪的国王们要想离婚，总能找到理由。至于离婚的理由，无非是通奸、近亲结婚或者违反教义。

15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在当初就是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的，但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受制于西班牙王室，为了西班牙与英国的同盟更加坚固，罗马教皇批准了这场弟弟娶寡嫂的婚姻。批准的理由是：凯瑟琳并没有与亨利的哥哥阿瑟同房，一直保持处子之身。现在为了离婚，亨利八世推脱说，与自己结合时，凯瑟琳王后已经并非处子之身了。这样教皇当初的特赦令就是无效的，他们的婚姻就是不被承认的了。莫尔所说的“用这样的借口推脱”正是指亨利的这一说法。

16当时，沃尔西大法官已经是红衣主教，他的地位比英国首席大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地位还要高。所以，沃尔西有权召集英国的高级主教们，并向他们施压。如果主教们达成一致，沃尔西就能宣布废除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的婚姻。

17当时的英国大贵族。

18指沃尔西和他召集的高级主教。

19英国历史上的星法院于1641年关闭，以专横暴虐著称。

20是古代欧洲的货币计量单位，符号为￡，最初相当于8金衡盎司（249克）纯银，后来演变为半磅“马克”作为古代货币单位名称，曾通用于古代的欧洲西部地区，包括英格兰。

21这里指《至尊法案》，由创立英国官僚制度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为配合英国脱离罗马教廷而炮制，要求人人宣誓，承认并效忠英国国王为英国教会的首领，不同意宣誓者即为叛国罪。

22莫尔面对的是四项叛国罪：（1）1535年5月7日，接受询问时，他拒绝承认国王的地位高于英国教会；（2）他和大主教约翰·费希尔（1535年6月22日被处决）被监禁在伦敦塔时保持着叛国的通信往来；（3）据称，他曾经将“至尊法案”称为双刃剑，认为接受了它，人们保住了身体而失去了灵魂。而拒绝它，人们失去身体却拯救了灵魂；（4）他在和克伦威尔的亲信———同时也是主要控诉人的理查德·瑞奇的谈话中，对“至尊法案”进行了“错误的、不忠的和邪恶的”评论。

23陪审员们制造了一个假证人，证明莫尔与修士尼巴顿勾结，而后者曾预言，如果国王娶安妮为妻，必在短期内遭毁灭。

24判词是这样写的：“莫尔应由执行官威廉·金斯顿解回伦敦塔，并从伦敦塔拖出，通过伦敦城解往泰本法场实行绞刑，绞至半死之时，不等其气绝加以凌迟，将其阴茎割下，将其腹部豁开，将其脏腑撕出烧毁，随后，再将其四肢剁下，在城的四门，各挂一肢，头颅应高挂在伦敦桥上。”后来，亨利八世将这一刑法减为斩首。

251535年7月6日。

26据称，亨利八世惧怕莫尔的口才，在行刑前，特意交代托马斯·蒲柏爵士向莫尔传达这一警告。

托马斯·莫尔传 第一部

杰出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国大同盛世的谈话

英勇善战的英王亨利八世1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君主，近来他和尊贵的卡斯基尔国王查理2在诸多问题上发生了小的争执。为了解决两位君主的争执，英王陛下决定派我出使法兰德斯，与卡斯波特·登斯托尔一起去协商和解。他最近被英王授予案卷法官的职位，大家都为他感到无比高兴。我没有对他进行言语上的赞扬，并不是我担心出自一个朋友所说的赞美不足以令人们相信，而是因为他的德才与学识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并且他显赫的名声，已经不需要我去恭维了。如果我多此一举，那就是俗话所说的“打着灯笼找太阳”。

根据事先的约定，卡斯基尔国王委任的专案人员在布鲁日接待了我们。他们都是非常出众的人才，其中负责人是布鲁日市受人敬仰的总督。但是他们之中最擅长外交辞令的、最机智的发言人是塔西斯。他是加塞尔城的教会长，他拥有惊人的口才，能言善辩，精通法律，是个外交谈判的天才，并且他已经积累了多年的丰富外交经验。在经过几番协商之后，有几个问题我们依旧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因此他们决定暂时搁置几日，前往布鲁塞尔去征求国王的看法与意见。这时，因事需要，我去了安特卫普城。

我在该城停留期间，接待了许多访客，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名叫彼得·查尔斯的小伙子。他是当地人，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受人尊敬并且享有崇高地位。年轻的他拥有渊博的知识与高尚的品质，待人热情友善，处事坦率真诚，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遇到第二个像他这样各方面都趋于完美的朋友。他的谦虚谨慎，不弄虚作假，比任何人都要率真直爽。此外，他优雅的谈吐、风趣的言语，令人不会感觉到索然无味。于是，我和他愉悦地畅谈了起来，以至我的思乡之情也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仔细一想，我居然离开家已经有四个月了。

一天，我在全城最美、最受欢迎的教堂圣母院做礼拜，在准备返回住处的时候，我恰巧看到彼得和一个陌生人在交谈。他有黝黑的面孔，花白的长须，斗篷自然地披在肩上，一看就是一上了年纪的老者，也可以看出他是个水手。这时候，彼得向我走来打招呼。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他就指着方才那位老者对我说：

“你看见他了吧？我正打算把他带到你那里去。”

“我是非常欢迎他的，更何况有你的推荐。”我说。

“不是的。”彼得回答，“重点是，他的话语是你想听到的题材。因为当今除了他，没有人能对一个陌生的国家和人民讲说那样的故事。”

我惊喜道：“原来我的猜想是正确的！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他是一名水手。”

“这你就猜错了。”他说，“他是航海过，但是不像水手巴瑞纽拉斯3，而像精明的奥德修斯4，更确切地说，是像伟大的柏拉图5。他叫拉斐尔·希斯拉德，他不仅通晓拉丁文，而且更加精通希腊语。因为他热爱哲学，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认为在研究哲学方面，辛尼加和西塞罗的拉丁文论文具有丰富的内涵。他急于去开眼看世界，在安排好家中事务并与家人告别后，他就加入了亚美利哥·韦斯浦契6的航行队伍，并三次跟随队伍出海。

“人们可以从书籍上详细了解这四次航行情况。他在最后一次航行后，并没有跟随韦斯浦契一同返回。他强烈恳求韦斯浦契让他留在第四次航行终点的要塞上，虽然只有二十四个人可以留下来。于是他得偿所愿留了下来。他热爱漂泊，不满足于平淡的生活。他经常说‘死后无棺材，借天当被盖’，‘条条路途通天堂’。他个性的想法，如果不是上帝庇佑，一定会吃不少苦头的。

“与韦斯浦契分开后，他和要塞上的五个同伴游历了许多国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锡兰，又去了卡利卡特，之后他又幸运地被路过的几条葡萄牙海船安全地带回了故里。”

我知道彼得跟我说了这么多，是出于好意，他希望我可以和那人愉悦地畅谈。于是我走向拉斐尔，热情地致以初次见面的问候，之后我们三人同路返回了我的住所，并且在花园里的青石凳上交谈了起来。

据拉斐尔描述，与韦斯浦契分别后，他和要塞上的同伴们与当地人真诚友善地沟通交流，渐渐地博得了当地人的信任与好感，最后当地人完全放开了戒备之心，与这几个异乡人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又得到了一位首领的照顾与赏识（这位领袖叫什么，哪里人，我都忘记了）。正是这位领袖的豪爽慷慨，让他们不仅不用担心吃穿，还派遣了一位使者带着首领的信函，陪同他们前往别的地方游历（他们水路行船，陆路驾车）。使者非常真挚地将信函呈上，把他们顺利引介给另一位首领。拉斐尔告诉我们，他们长时间的游历，到过很多个风俗各异的城镇、都市以及社会制度优越的国家。

他提到，在赤道下方，甚至太阳能够照射到的赤道最远的地方，有广袤无垠的沙漠，终年炎热，寸草不生。那里断壁残垣，荒无人烟，令人感到恐慌。那里还有凶猛的野兽、斑斓的毒蛇，以及野蛮的土著居民。不过再往前走，一切就变得令人心旷神怡了，温暖的气候、友好的小动物、美丽的风景、铺满地的青草。之后，他们又走到了熙熙攘攘的城镇。在这些城镇及周边地区，与远方的国家都有水陆商贸活动。

拉斐尔说：“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怎样去访问周边国家了。因为凡是航线上准备起航的船只，都乐意让我们搭乘。”他们在最初航行的地方看到的船只是平底的，船帆是用草纸、柳枝或者是皮革编制而成。后来，他们又看到了尖龙骨和帆布船帆的船只。这些船只实际上和我们的船别无二致了。

他们的海员能较好地去适应海洋与气候的变化。拉斐尔说，他教会了他们如何正确地使用指南针，这使他们对他产生了异常的好感。以前他们对指南针是全然不知的，对海洋也是充满了恐惧感，只有夏季才敢出海航行，并且毫无方向地漂在海上。现在他们学会了使用指南针，即使在烟雾缭绕的冬季，也敢放心大胆地出海了。不过对指南针的过于信任，以至于疏忽大意，反倒容易招致危险的发生。这样子，本来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东西，却因为他们的过分自信，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结果。

拉斐尔谈到了每一个他到过的地方，说来话长，我在这里就不全部叙述出来了，这也不是我编写本书的旨意。不过我会在别的地方提及他所说到的内容，尤其是他所提及的那些律法章程和地方风俗文化，那是非常吸引读者的东西。因为关于这些内容，拉斐尔很乐意向我们讲述，我也急切地向他询问。不过我们一点儿也不爱打听那些虚妄荒诞的鬼神之事；人们总谈论人狗兽希拉7，贪婪王塞利诺8，食人的雷斯特里格尼人9，以及骇人听闻的怪物，却对国泰民安的盛世之治提及甚少。

不过拉斐尔也提到了新发现的国家中存在的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陋习，他具体列举了几点，以便让我们的城市、民族、国家与国王可以见不贤而自省。在这里我就不把他列举的东西复述出来了，我只想叙述一下他口中的乌托邦人的生活习惯与风土民情。不过我要重述一下先前那次提到这个国家的偶然谈话。

拉斐尔很明确地指出了我们国家与新发现的国家的法律条文与风俗习惯存在的种种缺点，这种缺点还不少。他也对我们和他们的优点做出了比较。他只是在那些国家滞留短短数日，却对每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就好像他是那里最虔诚的公民一样。彼得对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啊，亲爱的拉斐尔，我不明白你为何不在朝为官啊！我相信只要是君主都会爱上你的，因为你的渊博学问和对各国风俗习惯、律法条文的了解，会让君主感到无比的喜悦，你的建言献策，会有力地辅助一个君主去更好地治理国家。此外，正所谓一人当官，既能报效国家，又可以很好地造福亲友。”

“说到我的亲友，”拉斐尔回答，“我并不担心他们，因为我觉得我对他们已经仁至义尽了。一般人们不到年老体衰是不会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别人的，即使无法保留了，也是不情愿地放弃财产的。而我正值壮年，并且身强体壮，我却主动将财产送给了亲友。我想他们应该感到满足了吧，而不会再期望我为了造福他们而屈居于高之庙堂，臣服于国王脚下。”

“说得好！”彼得赞扬道，“不过我的意思是要你侍奉君主，并非臣服于他。”

“臣服和侍奉差别不大吧。”拉斐尔说。

“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实现生命价值的途径，”彼得接着说，“这样你不仅可以造福人民、报效国家，还可以照顾亲友，更能够壮大自己的名声与影响力。”

拉斐尔问道：“自由自在的我，是喜爱那种条条框框束缚着的生活的人吗？我没必要为了让自己发迹而改变自己的意愿。实际上，我现在潇洒恬淡地生活着，相信朝廷贵臣很少有人可以像我一样轻松快活的吧。并且侍奉君主的人绰绰有余，不要以为君主身旁少了我这样的人，就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显然，”我说，“亲爱的拉斐尔，我看得出你不是贪慕权贵的泛泛之辈。我敬重你这样胸怀坦荡的人，就像尊敬任何一个声名显赫的人一样。不过我认为，如果你在生活中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为人民谋福利，虽然这样会束缚住你潇洒的个性，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和你渊博的才识相称，才能与你宽广的胸怀相称。去做君主的谋臣吧，把你丰富的知识与独到的见解告诉他，直言不讳，积极建言献策，你会有巨大的收获。因为君主本身就是一个永不干涸的泉眼，可以涌出造福人民或者是危害社会的水流。你有渊博的学识与过人的胆量，纵使你没有丰富的处世经验；或者你有丰富的处世经验，没有渊博的学识，你依旧可以成为君主最出色的谋臣。”

拉斐尔说：“亲爱的莫尔，你有两个地方不对。一是就我；二是就事情本身。因为我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博闻强识。即使我有那样的学识才能，在扰乱我的平静生活后，我也没有精力去报效社会了。首先，几乎所有的君主都崇尚武力，我不懂武力，也不愿去追求。他们更多的是想方设法去巧取豪夺，扩张疆域，而不是通过和平友好的活动去搞好周边关系，并且治理好自己已经获得的疆土。其次，朝廷大臣都的确深谋远虑，无须别人建言献策；或者有些人是夜郎自大，不屑于倾听别人的意见。然而，他们却齐声附和着君主的头等宠臣的荒谬建议，希望通过阿谀奉承得到提拔。本来，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见解最独到，是人情之常，就像乌鸦和猴子认为自己的小崽是最美丽的一样。

“在那些对别人的见解持藐视态度而重视自己的见解的人群中，只要有人提出了曾经历史上出现的，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观察到的事情，这群人就会觉得他们的名声受到了严重损害，甚至被世人当做欺世盗名的小丑，除非他们可以在别人的见解中挑出毛病来。当他们的劣行告以失败后，他们便为自己随意找个借口‘这是我们先祖喜爱的东西，希望我们可以拥有先祖那样的智慧’，然后，他们认为这样的借口似乎结束了全部问题，堵住了悠悠众口，稳住了自己的地位。他们的意思就是，假如一个人在见解上比我们的先祖更聪慧，将是十分危险的。然而我们总是漠视先祖的那些聪明才智。不过我们的先祖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那么明智，这就成为我们从中发现他们缺点的有力把柄。我曾经在许多国家碰到过这种傲慢与偏见，其中一次是在英国。”

“什么？”我说，“你还到过我的国家？”

“是的。”他回答，“我在那儿停留过四五个月，那是在英国西部人民起义反抗英王惨遭失败后不久。很多人惨遭杀害，起义被镇压了。那个时候，我很感激尊贵的约翰·莫顿10红衣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是英国大法官。亲爱的彼得———莫尔十分了解红衣主教，不需要我再多说———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是值得尊敬的，不仅是他德才兼备的品质，还有他谨言慎行的情操。他虽然已经步入老年，但是依旧神采奕奕，一点儿也不显得老态年迈。他举止稳重大方，谈吐温和可亲。他喜爱用严肃犀利的言语对前来求见他的人加以考验，他丝毫没有厌恶之意，只是想观察一下对方随机应变的能力与胆识。临危不惧、泰然自若是他所赏识的，只要不过于恃才骄狂，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能力去很好地处理公共事务，所以他对他们表示出由衷的嘉许。他的言语优雅精练，精通律法知识的他，还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正是他先天的优势，与后天的历练，使他整个人趋于完美。

“英王十分尊重他的意见。我在英国的时候，他正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从学校被选入了宫廷，着手处理国家大事。历经各种各样的挫折磨难，从而在大风大浪中历练成了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这样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经验是难以忘记的。

“一天，我正和他一起进餐，在座的还有一个精通英国律法的教外人。不知怎的，这个人偶然谈起英国当日对盗窃犯执法的严峻，并对其大加赞誉与恭维。他说，被送上绞刑架的人有时候一次就超过二十个。令人诧异的是，很少有逃脱法网的窃贼，但是全国依然盗窃横行。当时我当着红衣主教的面，不假思索地说出了我的看法。

“我说：‘你不必诧异，这样对盗窃犯的惩罚过于残酷，同样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安定。因为对于盗窃犯来说，这是过于严厉的惩罚，但是又不能从根源上抑制盗窃行为的发生。本来盗窃就不是多大的重罪，不应该处以极刑。而那些除了盗窃外走投无路的人，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再重的惩罚也阻止不了其去盗窃。在这一点上，你们国家和很多国家一样，就像那些迂腐的教书先生，宁可去打学生板子，也不去从思想上教育他们。与其用惨无人道的刑罚去对待盗窃犯，还不如在思想上教育他们，教会他们谋生之道。这样他们就不会冒着被处死的可能去铤而走险。’

“这人说：‘在扶贫方面，我们国家采取了充分的照顾。他们可以务农，也可以去做手艺，除非他们自甘堕落。’

“我说：‘你真以为这样就是帮助他们了吗？不是的。我姑且不说那些在国内外战争中因为伤残被遣回家中的士兵———就像在最近的英法战争和与康瓦尔人的战争中的伤员。这些忠于君主的士兵，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最后落得一身残疾，就不能再当士兵了。他们年纪又大了，无法快速学习新的谋生技能。这些就不多说了，因为战争不是天天都有的。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每天都会出现的情况：有大批地主贵族，他们像蛀米虫一样，整天无所事事，靠着剥削别人来养活自己———就像压榨他们的佃农。他们最大限度地欺压这些农民，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斤斤计较的，否则他们肆意地挥金如土，不久就会变得一贫如洗。这些游手好闲的贵族，还养着一群游手好闲的随从。只要他们的主人一死，或者他们自己生病，便立刻被扫地出门。因为贵族们宁愿花钱养闲人，也不愿意养病号。主人的继承者往往也是游手好闲，无力支撑起偌大的门户，更加无力去养一群游手好闲的随从。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被赶出去的随从，没有谋生的手段，只能去从事盗窃。确实，也是迫于无奈。他们在外面流浪着，渐渐地衣衫褴褛，饥饿与疾病让他们逐渐身体衰弱。他们狼狈不堪的模样，让贵族们敬而远之，农民也不会去雇佣他们。因为农民们知道，一个安于享乐、游手好闲的人，习惯了嚣张跋扈、锦衣玉食的生活，是不愿意为了一点微薄的报酬和粗茶淡饭，去挥起铁锹和锄头，踏踏实实地替农民干活的。’

“‘不是你说的那样子，’这人争论说，‘他们正是我们大力帮助的对象。因为他们见过大世面，比农民们更有雄伟的气魄。这正是我们国家军队所需要的作战人才。’

“我说：‘是啊，你还可以说，你们为了扩张的需要，就必须鼓励盗窃犯。只要你们这样鼓励，盗窃之风就会在整个国家盛行。盗窃犯当兵，很会随机应变，士兵去盗窃，又是非常大胆，兵与贼真是相得益彰。不过这种现象在英国很盛行，但不是仅仅存在于英国，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存在的。

“‘这里我还想提一下法国，它不仅存在兵匪相通的问题，还存在更严重的坏风气。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雇佣兵，即使在和平时期（姑且可以称为和平时期）。他们就像你们国家一样，认为国家有必要养一批游手好闲的随从。这些自以为是的人有着荒谬的想法：保障社会安定需要常备一支由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的守卫部队，而不是初出茅庐的新兵。这样一来，他们就唯恐天下不乱，四处挑起战争，以便获得经验丰富的士兵与卫道士。正如同塞拉斯特所说的，他们的心和手是需要锻炼的，刀不磨不锋利。

“‘但是，只有在法国受到重创与威胁时才会发现，豢养这般野蛮的随从就是养虎为患，从罗马、迦太基、叙利亚和别的许多国家的事例中不难看出这一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土地与城镇，都一股脑儿被那些所谓的常备军给毁于一旦。

“‘这样的军队是没有必要维持的。从事实中不难看出，即使是从小就在军队中接受历练的法国士兵，也不敢保证在和你们的新兵作战的时候可以屡战屡胜。这点我不多说了，不然还以为我在讨好你们。不管怎样，那些城市手艺人或是乡村里种田的，除了那些体弱多病的，或者人穷志短的人，他们是不会害怕那些贵族的闲荡随从的。这些魁梧结实的随从（贵族们就喜爱豢养高大肥壮的汉子），一旦离开主人从事手艺活或是务农，倒是不必担心他们会挨饿。

“‘总而言之，如果为了预防战争的发生而豢养一大批这类游手好闲的伙计，我觉得对社会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只要你们不接受或者是发动战争，就不会有战争。我觉得和平才是更加值得你们关心的。不过这样裁撤兵丁，并不是造成盗窃案的唯一因素，还有一种因素是你们英国所特有的。’

“‘什么因素，说来听听？’红衣主教问。

“我回答说：‘那就是你们的绵羊啊。过去它们是很温驯的，很容易驯服，又很容易满足于吃草。听说现在它们变得很野蛮凶残，甚至还要吃人。它们四处践踏庄稼，毁坏良田，破坏城市。因为凡是盛产珍贵羊毛的地方，那里的土豪贵族，以及教会中人，已经不满足于祖传地产的年岁租金了。他们丝毫没有对国家做出贡献，并且过着养尊处优的奢靡生活还觉得不充实。他们不要任何人在庄园上耕种，并且把每一寸土地都圈起来做牧场。他们毁掉了房屋与城镇，只把教堂留下来当做羊圈的栅栏。他们宁愿把土地闲置起来荒芜，也不愿意将土地用于耕种与居住。

“‘正是这样11，为了他们的贪欲与野心，他们赶走了种田的农民，强占耕地，用栅栏圈起了成千上万亩土地，危害社会的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去剥削和压榨佃农，甚至逼迫其倾家荡产、一贫如洗。这些可怜的农民，在各种逼迫下不得不离开家园，男女老少，鳏寡孤独皆受到驱逐，落得无家可归，天下之大，竟无一处可栖息之地。他们的所有家当，因为被驱逐，迫于无奈只有低价贱卖了。

“‘等到他们在流浪漂泊中花光了贱卖后的那点钱，他们就只有去偷去抢，然后被神圣的律法处以极刑，或者只有沿途乞讨了。此外，他们拿什么去生存呢？更何况就算是当乞丐，也会被律法认为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而被抓进监狱。他们其实是很想有一份工作的，但是找不到。他们本就是靠着种田为生的，现在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靠。一个贵族就可以霸占掉一群农民的生存耕地。

“‘耕地的大规模减少，使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粮价剧增。贵族又肆意哄抬羊毛价格，一向靠着编织毛呢为生的手艺人买不起羊毛，因此失去工作。牧场扩大，却有无数头羊死于瘟疫。这好像是上帝对贪婪者的惩罚，故意将瘟疫制造在羊群中———其实将瘟疫直接降临在圈地中的贵族土豪中才更加公道。虽然羊群的繁殖量大大提高了，但是羊毛的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因为出售羊毛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互相勾结，垄断市场，共同哄抬羊毛的价格。他们本来就很富有，卖与不卖都是他们所决定的。

“‘同样地，其他牲畜也变本加厉地涨价。因为贵族圈占土地，庄园遭到毁灭，农业趋于荒废，无人饲养牲畜。贵族们更加热爱饲养小牛，而不是产毛的牛。于是他们低价从国外买进小牛崽，在牧场上放养一段时间后，再高价卖出。可是人们还没有觉察到这种方式带来的全部危害。因为这些贵族们哄抬肥牛的价格，并且在国外采购频繁，甚至超过了小牛饲养的速度，最终造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这样一来，由于少数人贪婪地圈地，本来使你们国家盛产牲畜与粮食的土地遭到了严重毁灭。粮价剧增使得种粮的人们最大限度减少雇佣。这些被解雇的可怜人，除了乞讨或者是抢劫（胆子大的人更容易走的一条路），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并且，这些人一面穷困潦倒，另一面又纸醉金迷。不仅仅是贵族的随从，还有手艺人，甚至种田的农民，各类人无一例外，都非常讲究吃穿，纵情玩乐。他们喜爱出入于风月场所，妓院、赌厅、声名狼藉的酒楼餐馆，并且迷恋一些伤风败俗的游戏，诸如骰子、纸牌、双陆、玩球、掷铁圈等。所有这一切不正使那些人很快输完所有，走上偷盗之路吗？

“‘用律法来消除这些害人的东西吧。规定凡是破坏农庄与城镇者须亲自加以修复，并且主动将土地转给愿意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严格控制商贩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垄断市场。让游手好闲的人自力更生。恢复纺织业，振兴农业，让它成为自豪的事业。雇佣那些没有饭碗的无业游民吧，他们很多因为贫困而沦为盗窃犯，还有些流浪汉，最终也会走上盗窃之路。如果你们不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光是一味地严惩盗窃犯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法令条文，表面上可以抑制盗窃，实际上是不公正的，收效甚微。你们这样让老百姓从小就习惯了堕落，长大之后犯下了罪行，又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你们干的事情就是纵容盗窃行为的酝酿，同时对已经产生的盗窃行为加以残酷的惩罚。’

“我在发表个人看法的时候，那个教外人正在组织语言，并打算采用习惯的辩论方式对我进行答复。他直接回避我的理由，并且重述我的理由，以显示自己有出色的记忆力。

“‘当然，’他说，‘你说得很好。不过你不是我们国家的人，自然对这一类事情听得很多，却不是真正的了解，这一点我要说明白。我先把你说的论点一一列举，然后指出你在不了解具体情况下产生的错误认识。最后我将扳倒你所有的观点。先从第一点开始吧，我认为你在这四点上……’

“红衣主教打断他说：‘等等，你这样说下去，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说完的。所以你现在可以不作答复，等到下次见面，你再作答吧，我会保留你答复的权利。假如你和拉斐尔肯赏光，我打算就明天再来长谈。’

“红衣主教又对我说：‘亲爱的拉斐尔，我很想听你的意见，为什么你认为对盗窃罪不应处以极刑？换句话说，你觉得应该怎样用刑才对社会更有好处呢？我知道你的意思不是要盗窃犯逍遥法外。可是现在律法规定将盗窃罪处以极刑，还是依旧盗窃之风盛行。如果盗窃罪不再被处死，那么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抑制住盗窃行为的发生呢？他们会认为国家是有意纵容盗窃行为的。’

“我说：‘尊敬的红衣主教先生，一个人因为偷了别人的钱财就要丧命，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在我看来，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比不上人的生命珍贵。如果人们说，对盗窃罪处以极刑，不是因为本身的盗窃行为，而是因为触犯了律法权威，那么还不如说这样的惩罚是违法的。我们不赞成曼利阿斯的执法手段，稍微犯法就要被判处死刑；也反对斯多葛派12的法令，把所有的犯罪行为处以相同的刑罚，杀人和抢钱竟被看成一样的罪。说实在的，如果仔细斟酌一番，不难发现杀人与劫钱是两个不相干的案例，无法等同。上帝告诉我们要珍爱生命，可是我们却为了一点点钱财就要夺去一条鲜活的生命。如果有人狡辩说，上帝要我们珍惜生命，戒杀戮，并不意味着律法规定应该被杀时也不杀，那么律法也可以容许奸淫掳掠的行为发生了。上帝没有赐予我们杀人的权力和自杀的权力。而人们却在一起协议什么情况下可以杀人，他们竟然可以漠视上帝的威严，而拥有更高的权力，根据人主观所规定的准则，想杀谁就杀谁。这样一来，上帝的权威与戒律就不是上帝给人们的了，而是人们来决定是否遵行。就算是严酷的摩西立法，对盗窃犯也没有处以极刑，而是以罚金论处。我们不能认为，像父亲一样教育子女的上帝在他慈悲的戒律中，赐予了我们随便残杀他人的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种惩罚不合法的原因。况且一个国家将盗窃与杀人等同于同一性质的犯罪，大家都看得出是多么不可理喻的危险事情。所以假如一个小偷知道了盗窃与杀人受到的惩处是相同的，他还不如索性直接把被盗的人杀掉。这样可以杀人灭口，掩盖罪行，就算是被抓住了反正都会被处以极刑，还不会担心被受害者反击或者抓获，这样反而比较安全。所以，表面上我们是用酷刑抑制盗窃，实际上我们却让更多的盗窃犯去危害生命。

“‘至于什么样的惩罚方式才是更合适的问题，我认为发现一个恰当的方式比发现一个荒谬的方式要容易得多。非常善于统治国家的罗马人有很恰当的惩罚罪犯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要对其表示出怀疑呢？他们把被判罪的重犯用锁链锁住，终身去开矿采石。

“‘不过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国家制度比得上我游历波斯的时候波利来赖塔人的治国制度。他们人数很多，国家很大，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律法下生活得自由自在，并且每年还主动向波斯国王进贡年税。他们的国土，四面环山，离海很远，他们躬耕自种，自给自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因此他们很少与别的国家互通有无。四面环山的天然屏障，更容易守护国土不被侵犯，并且他们年年向强国进献，更加不必担心会有战事的发生。他们生活得简单平静，算不上富足却很快乐。其实他们国家的人很低调，除了邻国外，大都无人知晓。

“‘在波利来赖塔人中，盗窃犯定罪后要将赃物归还失主，而不是像其他国家要把赃物交给国王。他们觉得，国王和盗窃犯都不应该得到赃物。如果赃物已经不在，就从盗窃犯的财产中估价赔偿，多余的财产还给盗窃犯的妻儿。盗窃犯就被惩罚服劳役。假如罪行轻微，犯人就可以不去坐牢，也不用戴枷锁，但是要去服劳役。不过态度不端正并且拒绝服劳役的犯人不但会被锁链锁上，还要被抽鞭子强制其服劳役。至于态度端正的，就不会受到鞭笞与侮辱。他们每天晚上都要点名，之后被关进睡觉的地方。

“‘犯人除了做工服役外，生活没有什么困难与禁锢。他们的伙食还不错，资金由国家支付，因为他们是为国家服役的。关于犯人开支的问题，有些地区是来自筹集的救济金。这样的方式虽然不稳定，但是波利来赖塔人有仁慈与善良之心，所以其他的方式所得都比不上这样的方式更加能够满足需求。有的地方犯人的支出则由公共税收拨款支付。有的地方则是按人口数量抽取税金来支付。还有的地方犯人不用服劳役，反而可以被任何公民雇佣成帮工，并且获得相应的工资，只是工资没有自由受雇者获得的多。雇主如果觉得受雇者工作不够勤劳，律法是允许雇主鞭笞他们的。所以他们的罪犯，不仅不愁没有工作，而且还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并且为社会创造财富。

“‘他们穿着相同颜色的衣衫，不剃发，只是把两耳鬓的头发剪短，并被割掉一只耳垂。他们可以接受朋友送与的食物和符合规定颜色的衣服。但是如果接受了朋友送的金钱，赠送者与接受者都会被处以极刑。同样地，任何自由的公民，若是接受了犯人赠送的金钱，或者犯人去接触武器，也都是死罪。每一个地方的奴隶（译者把被定罪的犯人统称为奴隶。）都有用于识别身份的特殊标记，失去了自己的标记就是死罪。此外，妄想逃走或者本就逃走的奴隶同样会被判死刑。对于奴隶逃走知情不报的人，如果是奴隶就会被处以极刑；如果是自由公民，就会被罚去当奴隶。当然，对于那些告发者就会获得相应的奖赏，是奴隶就可以恢复自由身，并且不追究同谋的罪行；是自由人就可以获得奖金。这样做是为了鼓励作恶的人及时回头。

“‘这就是我所说的处理盗窃犯的律法与方式，不难看出是多么地合情合理，仁慈有益。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处罚主要目的是让罪犯回头是岸，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之。他们不用担心罪犯会重操旧业，因为这样的处罚只能让他们弃恶从善，终身做工来将功赎罪。因此很多出行在外的人们，喜爱用这类奴隶作为该地区的导游，并且在不同地区随时更换不同的奴隶。因为奴隶很安全，他们是不会有抢劫的武器的，并且如果发现奴隶身上有钱，还可以及时告发，并抓获奴隶，绝对不会让他们有机会逍遥法外。因为奴隶有自己区别于自由公民的衣服，他们在逃亡途中一定会被人发觉；就算他们不穿衣服，他们的耳垂也可以被人一眼识破。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怀疑的，那就是奴隶们共同密谋造反。在我看来，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不同地区的奴隶是不能够离开自己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奴隶见面沟通的，此外他们是不敢轻易将阴谋泄露出去的，这就让煽动造反的情况更加渺茫，因为他们知道，隐瞒阴谋者死罪，告发阴谋者可以恢复自由。当然，对于那些任劳任怨、积极改造，并且有突出表现的奴隶，他们是有希望重新获得自由的。因为每年都会有一些奴隶因为服从管教而恢复自由。’

“说完这些后，我接着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英国就不能采用这样的惩罚方式，我觉得这比和我辩解的人士所啧啧称赞的公正司法更加有利于社会发展。’那个教外人马上回应：‘这样的律法制度如果是在英国，会产生极大的危险的。’他努了努嘴，然后摇头沉默了。在场的人也赞成他的说法。

“这个时候，红衣主教发言了：‘我们没有实施过，就无法断定这样的方式是否对社会有利。不过如果有犯人被判死刑后，我们尊敬的英王陛下下令延迟执行，倒不妨一试这样的惩罚方式，如果实施顺利并且确实行之有效的话，这样的律法条文就是可以在我们国家建立起来的。如果行之无效，那么再立即处死定罪的犯人，这样也不失公正，并且这样的试行也不会给社会带来危险。我认为对于那些游民也可以用这样的试行方法，因为我们的法令依旧无法有效地制裁他们。’

“红衣主教说完后，在场的人们赞不绝口，但是我说出这样的想法却被他们不以为然，反而加以鄙夷。对于怎样处置游民这一提议，他们更是大加奉承，因为这是红衣主教自己的看法。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接下来滑稽的事情复述出来。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它没有妨碍到我的思维，也切合我们讨论的主题。

“那就是当时有一个食客也在一旁。他想扮演一个滑稽者，事实证明他确实很滑稽。他时不时地说出一些索然无味的笑话来引人发笑，但是人们笑的不是他所说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不过他有时候说的话也不无道理，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狗嘴咬苍蝇，总会咬到一只’。因为有个食客提到了我和红衣主教对盗窃犯和游民的制裁措施，但是他说还有一批因为老弱病残而找不到工作谋生的人，还没有相应的处理方案。

“这个时候，那滑稽的食客就发话了：‘我知道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我巴不得把他们赶得远远的，让他们从我眼前消失。他们总是可怜巴巴地纠缠着我不放，向我要钱。不过随便他们怎么哭号纠缠，我也不会给他们一分钱。不是我不愿意给钱，而是我无钱可给。所以现在他们再也不纠缠我了，因为他们也不想白费力气。他们知道从我身上是捞不到一滴油水的，就像是那些身无分文的教外僧，他们是不会去纠缠的。假如让我来制定一条法令，我就把这些游民全部分到各个寺院去。’红衣主教对这些玩笑话微微一笑，而其他人却是信以为真。这个时候有一个教外僧对他的这个笑话表示出了愤懑不平。他说：‘不。你不可以把乞丐变成寺院中人，除非对我们有所补偿与照顾。’

“那个讲笑话的人说：‘我们已经对你们加以照顾了啊，因为红衣主教已经说了把游民管制起来做劳役，这样就很好地照顾你们了，你们才是名副其实的游民啊。’

“当时在场的人们见红衣主教没有对这样嘲讽的笑话感到生气，大家也就开心地笑了，只有那个教外僧怒不可遏，这也是正常的。在面对如此的嘲笑与讽刺的言语下，他忍不住谩骂起了那个滑稽的食客。他骂那个食客是蠢货、污蔑者、死鬼，同时还从《圣经》上引用了大量的谴责词句。

“这时，那个食客也开始变本加厉地嘲笑起来了：‘亲爱的光头，不要生气嘛。圣书有言：“你们要学会忍耐，才可以保全灵魂。”’教外僧回应道：‘该死！我没有生气！至少，我不曾犯罪。诗篇有言：“你生气，但是不要犯罪。”’

“红衣主教很友善地劝诫那个教外僧不要生气。但是他说：‘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将一片赤诚之心表现出来。一个虔诚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赤诚之心。所以圣书有言：“寺庙中的我，有着如同火烧的赤诚之心。”’在场的人们也唱道：‘当以利沙13走向教堂，嘲笑他的人感受到了这个光头的赤诚之心。’那个讲笑话的滑稽者也有相同的感受吧。

“红衣主教说：‘你这样的反应或许是出于赤诚之心。但是我认为，假如你不和一个笨蛋发生可笑的口舌之争，不和一个笨蛋斗智，那不是显得你更有修行，更加聪明机智吗？’

“‘不，大人，’教外僧回答说，‘我不会显得更加机智。因为聪明的所罗门曾经说过：“是什么人说什么话，回应笨蛋就要用傻话。”我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我友善地给他指明了那个他很容易就犯的错误。因为假如许多人在嘲笑以利沙的同时，就会感受到他的赤诚。那么一个人嘲笑很多教外僧，其中光头的很多，这个人可以感受到怎样的赤诚之心呢？更何况教皇有旨，凡是嘲笑教外僧的人都会被开除教籍。’

“主教看到他们争论不休，就示意那滑稽的食客一边去，进而将话题成功地转移了。之后，主教也起身离开，去处理公务，把我们给打发走了。

“亲爱的莫尔，请原谅我讲了一个如此冗长的故事。我真没想过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述这样的谈话。如果不是你很想听谈话的具体内容的话，我叙述的就比较简略了。但是我还是要重申一点，来揭露那些食客奉承的嘴脸。他们对我说的话加以鄙视，但是看见红衣主教没有反对，他们就随声附和对我之前说的话大加赞扬。他们是那么地巴结主教，甚至那个滑稽的人说的笑话，看到红衣主教没有致以反对，也大肆地啧啧称赞起来。因此不难看出，这些食客对我和我说的话是多么地不当一回事儿。”

我说：“亲爱的拉斐尔，我很荣幸可以听到你的叙述，因为你所说的很风趣，又很有见解。并且在听你叙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因为我是在红衣主教的宫廷中长大的。这勾起了我对红衣主教的许多愉快的回忆。本来我就已经很喜欢你了，结果你也很怀念红衣主教，这让我更加感觉到了自己对你的喜爱之情。不过我还是没有改变想法，我依旧觉得，假如你可以说服自己成为君主的谋臣，那么你的胆识与谋略，可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帮助。这可以说是你当仁不让的职责，也是一个德才兼备的慈善家的职责。你崇拜的柏拉图曾经说过，哲学家做君主，或者君主研究哲学，哲学与治国相结合，国必富强。所以我觉得，一个满腹经纶的哲学家不愿意为国献策，那么国家的发展将会举步维艰。”

“哲学家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很乐意向君主献计献策的。”拉斐尔说，“他们是很热爱自己的国家的，至于他们不愿意在朝为官，并不代表他们不乐意建言献策。实际上，很多哲学家都是将自己的思想谋略撰写在了书中，但是并不怎么受君主重视。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曾经也说过，除非君主本人喜爱研究哲学，否则君主是不会采纳哲学家的意见的，因为君主们从小就被错误的观念熏陶着。柏拉图从自己和代俄尼喜阿14交往的经验中，得到以上的真理。那么，如果是我对君主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想改变他原有的错误思想，我相信我的结局不是被奚落，就是被直接撵走。

“倘若我成为法国国王的谋臣，参加了国王召开的枢密会议。在会上，一群国王宠爱的谋臣百般思考着，怎样满足国王的占有欲，去吞并那些国王觊觎的国家。比如说怎么霸占米兰，掠夺那不勒斯，重创威尼斯，征服意大利，进而强占法兰德斯、布拉邦特，终而全勃艮第。”

1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年在位）———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在海外贸易上发生重大矛盾。

2即查理五世（Charles V），1516—1556年为西班牙国王，1519—1556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3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埃涅阿斯》的主人公，埃涅阿斯船上的舵手，曾堕海失事，此处借喻为不高明的航海员。

4奥德修斯———古希腊诗人荷马所著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

5柏拉图（约前428—约前348年）———古希腊哲学家，相传为了追求知识，曾在国外广泛旅行。

6亚美利哥·韦斯浦契（Amerigo Vespucci，1454—1512）———意大利航海家，美洲（亚美利加）从他得名。

7古希腊传说中的怪物，岩礁的化身，危害海中船只。

8古希腊传说中鸟身女面的三妖之一，飓风的化身，有利爪，能将人攫走。

9古希腊传说中海岛上毁坏航船以吃人为生的巨怪。

10约翰·莫顿（John Morton，1420—1500）———曾任红衣主教及英王亨利七世的首相。莫尔青年时当过莫顿家的侍从。

11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用此处。

12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该派后期有“一切罪恶都是均等的”这一主张。

13以利沙（公元前850？—前795？年）———古代犹太预言家，对嘲笑他秃头的儿童进行恶狠报复，见《旧约·列王纪下》。

14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主张由哲学家管理国家，他曾做过西西里岛的统治者代俄尼喜阿（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老师。

托马斯·莫尔传 第二部

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国理想盛世的谈话，由伦敦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托马斯·莫尔转述

乌托邦岛中部最宽，达到两百英里1。岛的大部分土地在宽度上保持一致，然而两端逐渐变得狭窄。用尺子丈量一下，两端的周长有五百英里，岛屿看上去如一轮初升的新月。两角被一片汪洋分割，相距十一英里。被陆地包围的那一部分海水，风暴是难以侵袭的，故而整个海湾看上去很像一个巨大内陆湖泊。没有惊涛骇浪，有的只是微风轻荡。岛的腹部基本算得上是一个港口，随意通往岛上各处，方便居民的自由来往。港口的入海口地势相当险要，浅滩和暗礁随意地排列其间。中间矗立着一座岩石堆积得小山，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山顶建有坚固的壁垒，并有卫兵在此把守。岩石四周分布着暗礁，深埋水底，着实危险。只有乌托邦的人才知道它们的位置。如此一来，外来的船只没有他们的领航，就无从驶入。当然，如果没有正确的标示，就算是本地人也很难来去自如地进出港口。一旦这些标示被移动，再强大的外敌舰队也只是有来无回。岛四周还有许多的港湾，到处都是天然和人工的防御工事，少许兵力便可把守，拒敌于岛外。

但是结合传说和实际考证，这个国家曾经并非被海水拥抱。乌托普国王征服了它（以前叫阿布拉克沙岛），并以自己的名字为它命名，改名为乌托邦。并立即下令在岛与大陆连接的地方，掘开一个长达十五英里的缺口，海水灌入将岛屿包围起来。他鼓励当地的居民从事挖掘，并要求自己的士兵也加入其中。工程进展迅速，很快就完成了。最初邻国的居民都讥笑他们，并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工程的很快竣工着实令其意外惊诧。乌托普国王经过努力将岛上原有的落后粗野的居民培养成优秀的居民，不仅有文化，而且有教养。直到今天，别处的居民仍不可与其同日而语。

此岛有五十四座城市，这些城市个个都宏伟壮阔，好不气派。他们的语言、传统、风俗、法律等无不一样。各个城市的格局极其相似，可以这样说，如果地势允许，从外观上是很难区分这些城市的。城市间的距离不一，挨得最近的不过二十四英里，最远的也只用赶一天的路罢了。每个城市每年都会派三名经验老到的居民去亚马乌罗提参加集会，会议内容涉及全岛的利益。亚马乌罗提是首都，因为其地理位置处在国家的中心，便于代表聚会交流。城与城的辖区划分恰到好处，每个城市的辖区都不小于二十英里。相隔较远的城市，自然辖区也就更大了。岛上的每个城市都不曾想过要扩大土地，因为他们对于土地的情谊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能祖辈占有。

农场住宅均匀遍布农村，农具是足够的。市民在村子里的住房里轮流居住，看似居无定所，但每户的人员却很固定，男女加起来不得低于四十人，外附奴隶两个。家里管事的是父母，他们备受尊重。每户设一名长官，称作飞哈拉2。每户将在农村住满两年的人送回城市。之后会有来自城里的人来填补他们的空缺。新来的人要接受训练，向那些已经在农村居住一年的有经验的人学习耕作。新来的又会在一年后训练其他新来的人。这样，既保证新来的学到技术，同时粮食产量也不会出现问题。可以这么说，一群人都不懂生产技术，那么粮食产量势必会出现问题。农业人员得经常更换，确保农业生产艰苦劳作不使人们身心俱疲。当然那些对农业生产感兴趣的人可以在农村多住几年。农业人员主要从事耕种，喂养牲口，伐木，并再采取成本少而简单易行的方法将木材运往城市。他们很会养鸡，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他们不用母鸡孵蛋，而是将蛋放在恒温的地方，等待自然孵化。小鸡一出世，由于本能，对人产生一种依恋，把人类当做母亲。

乌托邦的人很会考虑成本。比如养马和养牛。他们不怎么养马，但是所养的马匹都很壮硕，是专门供青年人学习骑术用的。他们宁愿用牛驮运，虽然牛没有马能跑，但牛的耐力很好，且养牛成本低。他们种植作物仅用于食品加工。喝的是由葡萄和梨子酿造的酒。甚至只饮用清水，或者在水里加上当地的特产甘草或者蜂蜜。他们事先计划好各个城市以及郊区的粮食需求，并且估计得十分准确。而实际上他们种植的作物不仅自给自足，还将剩余的送给邻近的人们。当他们需用农村无从觅得的物品时，就派人到城市取得全部供应，无须任何实物交换，城市官员发出这些供应时是毫无议价麻烦的。反正每月逢假的那一天，农村中许多人进城度假。

秋季收获的时候，农业飞哈拉便告知政府需要多少人参加收割，而这些人也会赶上晴天准时到达相应的农村参加劳动。

托马斯·莫尔传 关于城市，特别是亚马乌罗提城

提及这个国家的城市，我相信，只要地理条件允许，这些城市如出一辙。所以我们只需要研究一个城市，其他的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描写其他城市还不如说说首府亚马乌罗提城，没有城市比它更具有代表性了。因为它是元老院的所在地，而且我对其非常熟悉，曾在此旅居过五年。亚马乌罗提城建在一个有一定斜度的山坡上，整体看上去呈方形。山的宽度不大，逶迤而下，大约也就两英里，直达阿尼德罗河，它的沿河部分比其他城市略微长一些。

阿尼德罗河的发源地距离此城市八十英里，是由几个支流汇集在一起，其中有两条水势最强。河流穿过城市，其宽一度达到半英里，流经足有六十英里之后，汇入大海。靠近大海的这一段河水，甚至延伸到上游，每隔六小时都会随大海涨落一次，波涛汹涌。潮起时，在海水的作用下，河水被生生地压退，一度能达到三十英里。这三十英里的河水都充斥着海水的味道，咸咸的，然后逐渐地变淡。因此海水的涨落对靠近城区的河道不会产生任何污染。退潮后，河水依旧清冽冽的，直到河口附近都这样。

城中的桥将河的两岸连接起来，桥墩不是用木头做的，而是采用石拱。桥建在离海较远的地方，这主要是为了方便船只在城中来往，不受阻碍。这里还有另一条河流，水流缓慢，简直如一面平镜镶嵌在陆地上。它的发源地在城市所在的山上，穿过整个城市的中部，最后汇入阿尼德罗河。这条河的发源地在城郊，由此，人们便靠近水源修筑防御工事，毗邻城市。这样一来，一旦有敌人来犯，就很难截断水源，甚至在水里下毒。居民用陶制的瓦管将水从源头引向城市的低处，而不便于安装水管的地方则建有雨水池，容积巨大，居民的用水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城的四周有城墙环绕，又高又厚。上面有许多的瞭望楼和炮眼。城的三面是碉堡，其下有干壕，满是荆棘，另一面修有护城河。

城里交通便利，没有风沙的侵袭，这得益于城市建造者合理的设计布局。其建筑很是美丽，总是按着长条状整齐地分布在街道两旁，建筑的风格不尽相同。建筑的正面都是隔开的，有宽二十尺左右的大马路。整个建筑的后面都是宽敞的花园。其位置正好处在建筑的中央。每家都有前门与后门，前门通往街道，打开后门直接通往花园。门是采用折叠式的，可以随意地开关，任何人都畅通无阻。在乌托邦，私有制的影子已经不复存在。每过十年他们都会调换一次住房，调换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也不会有异议。

他们无比热爱花园，在院子里亲手种植葡萄、果子以及其他花花草草。他们的栽培方法特别精致，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所未曾见识过的。他们在花园的建设上可没少动脑子，不仅是因为消遣的需要，也为了和其他街道在花园的美化上竞赛。总之，城市的建造者可没在花园的建设上少花心思。

根据当地人的说法，乌托普国王很早就草拟了城市的建设蓝图。具体的装饰修筑，个人能力是有限的，于是他也留给了后人更多发挥空间。这座城有一千七百六十年的历史了，当然这是从乌托普国王征服并给它命名开始算起的，其史料内容丰富翔实，可见史官做事真是一丝不苟。从史书上我们得知，最初的房子都不高，看起来和茅草屋没什么两样，建造的木料弯弯曲曲，墙还是用泥巴加了石灰堆砌而成，有屋脊的房子是用茅草做的脊，简直可以算得上寒酸。现在的房子给人的感觉却是眼前一亮，外形大方美丽，无比优雅，都是三层的小楼，墙是用上好的石料砌成，有的还涂有石灰，也有的是用砖、沙砾填充的。采用平顶的房屋，外表涂了防火用的石灰，不仅经济实惠而且经得起风吹雨打。铅制的板子恐怕是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他们的窗子是用玻璃做的，很常用，偶尔也采用涂了一层清油或琥珀汁的麻布。当然，透光的效果是很理想的了，至于空气流动嘛，稍微差了一些。

托马斯·莫尔传 关于行政长官

前面也曾提到，每三十户每年会推选一个长官，古时称为摄护格朗特，现在他们称作飞哈拉。摄护格朗特之上的官员称作首席飞哈拉，古时叫特朗尼菩。他的下属包括十个摄护格朗特及其部署。

全城共有二百名摄护格朗特，在他们宣誓就职以后，结合民众推荐的四位候选人，用不记名的方式投票，得票最多的将担任总督一职。因为整个城市有四个区，每个区又推举一人出席元老院，由此便是四位候选人。总督可以终身任职，一旦出现虐待和欺压百姓的情况，才会废掉。而特朗尼菩则每一年选举一次，没有特殊情况不会再做调整。其他的官员则每年一换。

特朗尼菩每三天就会去总督处参加会议，参与决策一些公共事务。必要的时候也可时常与总督保持联系。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决议国家大事，一旦民众发生纠纷，他们也会及时调解———尽管私人纠纷是很少的。特朗尼菩每天都会请两名摄护格朗特参加议事会，但人员是经常变更的。他们规定，任何国家大事，议事会必须提前三天开始讨论，直到通过，方可做出最后的决议。国家大事只能在议事会和民众大会上做出决定，任何人在其他任何地方做出任何决定，都难逃死罪。据称，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总督与特朗尼菩私改国家制度，对民众施行压迫，鱼肉百姓。故而，所有重大的事件都必须先提交摄护格朗特议会，并由摄护格朗特议会通知民众，然后开会讨论，做出决定，最后提交议事会。有些事情只能提交乌托邦岛大会进行讨论，大会将进行严格的审议。

此外，议事会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任何在当天会议上提出的问题都必须放到下次会议另作商议。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避免有些人不经思考，妄加评论，之后就想着怎样为自己的意见辩护，宁可不考虑国家利益，危害公共福利，也要竭力维护自己的名声。这种一开始就不加思考而信口开河的人，要慎言慎行，不可草草行事，随意为之。

托马斯·莫尔传 关于职业

乌托邦的人全部都从事农业生产，这方面没有什么男女之别，而且个个都对农业生产有着很深刻的理解，算得上精于此道吧。所有的人从小就开始学习种地，理论知识大多来自学校的教育，检验则来自农村的生活实践。孩子被带到田间地里，完全和做游戏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在那里不仅学习了知识，而且通过自己动手操作，锻炼了身体，提高了能力。

在农业生产之外，他们还得学习一门或者几门技艺，其中包括：织毛、纺麻、泥瓦工或者木工等。在他们看来，除了以上列举的职业之外，其他的职业都不值得一提。服装方面，样式大同小异，只是体现在男女有别、结婚与否；样式也经久不变。这种服装不美观，但穿戴方便，四季合身。衣服都是各家自制的。这里的男女都必须从前面的手艺中学习一至多种。由于女性的身体较弱，多从事织毛纺麻；男性则干一些重体力的活儿。一般情况下，很多人都是子承父业，这也许是自然规律造成的吧。如果某个孩子偏爱于别的职业，那么他就会被寄养在相应从事该职业的人家里。除其父亲之外，长官也会鼎力相助，为孩子寻找一个可靠且祖辈从事那个职业的人家。那么一旦这个孩子学会了该种手艺，还有心学习其他的技能，那么以上的方法仍然可以采用。学成之后，他可以随着自己的愿望随意地从事其中一种职业，当然这还得看他所在的城市需要的是哪门职业了，他能自由地作出选择。

摄护格朗特的主要和唯一的职责就是：竭尽全力做到，城里没有一个闲人，每个人都心无旁骛地从事自己的手艺。但这绝非让每个人早出晚归，像牛马一样累死累活。他们可不能活得跟奴隶一样悲惨。当然，除了这里———乌托邦，世界其他地方的劳动者和工人仍然遭受这样的境遇。在乌托邦，一天分为二十四小时，每天仅需要工作六小时。上午工作三小时，午饭休息两小时，下午继续工作三小时，晚饭后，一天的工作就算结束了。他们每天休息八小时，正午作为第一小时开始算，第八小时他们便开始一天的休息。工作、睡觉和吃饭的这些时间除外，其他的时间都是私人时间，由个人自行支配。但为保证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不工作的时候，要善于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大多数人把这时间用在了研究个人的技艺上面。他们有一个人人必须遵守的习惯———举行公共演讲，凡从相应技艺中选拔的人都一定要参加。除此之外，其他各个阶层的男男女女，凭个人爱好，自由选择去聆听相应的演讲。不可否认会出现以下情况：有些人宁可将自己的私人时间全部花在个人的技艺上面，不愿意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也只能随其个人心意，不可强求。这种人也会受到表扬，因为他们为国家的利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晚餐后的一小时用于娱乐，夏天的娱乐场所是花园，冬天则在用于就餐的公共食堂。可以听听音乐，聊聊天。至于掷骰子等其他无益身心的消遣，他们从不涉及，更无从知晓。但在他们中间流行着两种颇为受欢迎的娱乐节目，其一便是斗数，一个数目巧妙吃掉另一个数。还有一种关于邪恶与道德的游戏：邪恶与邪恶之间互相争斗，水火不融，它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便是它们都反对道德。邪恶总和道德抵触，它们之间既存在正面交锋，也存在侧面计谋的较量。最后我们欣然发现，道德如何削弱了邪恶势力，如何避开邪恶的攻击，直至最后采取巧妙的手段获得胜利。

这里，我们先得了解清楚一个问题：每天六小时的工作时间，难道不会出现供不应求吗？事实是这样，六小时的工作时间并不会出现以上情况。六小时足以保证充足的物资供应，生活需求上畅通无阻，十分便利，甚至还有节余。只要仔细想一下，就会马上明白的。我们知道在任何国家，从事劳动的是少部分人———首先大多数的妇女是不从事劳动的，她们占了人口的一半；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家里，男人又都是些懒鬼；再算上那些教士和所谓修行的僧人；此外，还有那些不劳而获的地主们，也就是那些被称作绅士与贵族的人，外加他们的跟班———这里指的是那些仗势欺人的狗腿子、二流子；最后把那些年富力壮的乞丐算上———一群总爱称病，不愿意参加劳动的家伙。闲人可不在少数！

因此，我们看到，在任何国家，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人力只是少部分，少到可怜的程度———简直意想不到。而且，这些国家为满足那些奢侈和荒淫的享受，还会诞生很多不必要的职业。假如把从事所有职业的一些人，都分配到生产少量必需品的行业中，商品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进而价格就会降下去，制造者的生计就会出现问题。但如果只将那些不从事正当手艺的人，那些每天消耗物资超过两个人水平的不务正业的人拉去干活，做能创造生活必需品的活儿，那么效果马上就会显现出来：六小时的工作时间对生产生活必需品是富足的，劳动者的生活也会舒坦，并体会到劳动的乐趣。

要证明以上道理，乌托邦再合适不过了。在它的每个城市和城郊，仅仅不过五百人不能参加相应年龄的工作，其他人都可胜任。按照当地的法规，摄护格朗特是可以不参加工作的，不过为了活得开心愉快，他们还是积极寻求工作。经过教士的推荐和摄护格朗特的秘密投票，有些人是可以免除工作的，因为他们将全部精力用于科学研究。一旦他们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期望，则必须参加劳动。反之，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形，那便是，一旦某个工人在私人时间热心研究，并取得骄人的成绩，他便可以放下技艺劳动，专攻研究。

乌托邦的外交官、教士、特朗尼菩以及国家元首往往都从有学问的人中选举产生。古时将元首称作巴桑，今称阿丹麦。

不言而喻，除了做学问的人以外，其他的居民都很忙活，因为很多很多的必需品来自他们的辛勤付出，而这自然需要很多的时间。除此以外，他们的效率惊人，他们只需要很少的体力劳动便可生产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其他国家，由于经营不善，导致祖辈遗留的房产遭到损毁，这要花费很多的劳力和时间去修葺。因此，前人在房子上的代价远比继承者小。同时，有钱人对于别人斥巨资修建的房屋，丝毫也不爱惜，房子往往年久失修，以致无房居住，这能用相同的钱在其他地方修一座一样的房子。然而，在乌托邦，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人们根本不需要另择地段修筑房屋。他们总是及时地将房屋的破损修好，并防止再次遭到破坏。这样，花费少，又能久居。因而，那些修房子的工人经常是无事可做，因为人们在自己家里提前就把石料和木材预备好了，以防万一。

还有，他们在衣服上也没花费太多的时间。他们对工作时的衣着不太讲究，因为衣服都是皮制的，很耐用，通常能够穿七年之久。他们喜欢在外出时，在粗布衣服外面套上一件长外套。整个乌托邦岛都采用和羊毛一样颜色的衣服。如此一来，用毛量和成本都下去了。这间接表明，麻布衣服的实用，不仅范围广，而且生产容易。麻布的唯一要求是色彩要白。自然毛的就需要光洁的了。制衣服走线倒是没有严格的要求。他们的衣服往往能够使用两年。可在其他任何国家，人们的欲望可不简单地满足那四五件颜色花哨的衣服或者绸缎制成的褂子，当然越多越好。再遇见那些娇气鬼，十件恐怕也难满足其需求。这里的人对衣服的要求不高，因为他们既不需要把衣服都穿上防寒，也不需要穿衣服使自己变得更漂亮。

乌托邦的人都从事日常生活品的生产，而且投入的劳动力又不多，自然日子过得很富足。这样，一旦公路设施遭遇毁坏，他们便可集中很多人去修路。但往往情况是这样，不需要修路工，他们的工作时间被要求压缩。由于乌托邦关于公民的法规规定，公民在进行一切体力劳动之后，应当拥有充分的时间去让心灵自由自在，并得到启迪。故而政府不要求民众参加额外的工作。他们认为这样的人生堪称幸福。

托马斯·莫尔传 关于生活和交际

下面我们将谈到，部分公民如何交际、全国的公民彼此的关系，以及物资的分配。一群具有亲缘关系的人组成了家庭，这些家庭又构成了城市。女孩到了结婚的年龄就会出嫁。男孩就会留在家庭里继续生活，但必须服从年纪最大的长辈的正确的命令。当然，当年纪最大的人经常做出错误的决定时，那么他的地位将会被家里年纪仅次于他的人所取代。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来调控城市的人口，防止人口稀少或过多。每户成人的数量介于十至十六人之间，孩子不计算在内，整个城市的户数不得超过六千户。具体的措施便是将人口过多的家庭多余的人抽出，去填补人口较少的家庭的空缺。城市的人口一旦越过了警戒线，政府就会组织将多余的人口迁徙到人口较少的城镇。如果整个的岛国人口达到饱和线以上了，政府就会在岛屿周围寻找绿洲，确定当地仍有未开垦的土地，就按照乌托邦形式的生存方式建立殖民地。当然政府还得征得当地土著人的同意，当对方愿意与乌托邦人和平共处，一起生活，才有利于彼此的生活。这样一来，在乌托邦人的帮助下，土著人的土地就变得肥沃起来，种出好的庄稼，养活两方的居民。但如果土著人不愿意，乌托邦人将会圈地，并将土著人赶离自己的生活区。土著人若加以反抗，那战事是难以避免的了。乌托邦人并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对，他们以为，一旦某个民族得到一块土地，却不善加利用去开垦土地，那么其他任何把土地作为赖以生存的必需品的民族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其宣战。但是，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像前两次的鼠疫那样，导致城镇的人口急剧下降，政府都会将殖民地的居民调回来居住。他们宁可让殖民地的土地荒废，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城市人口凋零。

来谈谈居民的共处生活吧。家里面夫妻之间丈夫说了算，孩子都应当听从父母正确的安排。没有特殊情况，老人的话在家里是很有分量的，都得听从。总体来说，每个城市有四个区。每一个区的中心是物资集散地。每户人都会将自己生产的物品放在属于自己特定的屋子里，不需要金钱的交换和其他付出，便可申请到自己想要的物品。任何物资都不缺乏，任何人都不会有意争取超过自己实际情况的物资，故而每个人的申请份额都不会遭到拒绝。居民根本不用担心物资会出现缺乏，他们没必要杞人忧天，担心别人会将物资全部据为己有。任何生物一旦心里感到会出现物资匮乏，那么其贪婪的本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对于人不过是一种虚荣心在作怪罢了，自己拥有的比别人多，显得自己很富有，优越感就自然地上来了。而乌托邦人有高尚的素质，根本不会出现这种低劣的行径。

紧挨物资集散地的是食品区。各种蔬菜、水果、面包、鱼及肉禽等一应俱全。用河水将肉清洗干净，并在城外有专门的存放地。牲畜在城外的时候已经被奴仆除去了皮。乌托邦人禁止本城的居民屠宰牛羊，认为这样人就会失去怜悯之心，丧失最纯洁的本性。当然，不干净的东西是禁止入城的，因为腐烂的东西可能会引起疫情。

除此之外，每条街道的两侧都建有间距相等的厅堂，它们都有自己的署名。摄护格朗特就居住在这里。厅堂两侧分布着住户，左右各十五户，总计三十户，大家在厅堂就餐。各厅堂有自己专门的伙食管理人员，他们根据厅堂就餐的人数指标，准时去食品市场领取食物。

凡是在公家的医院里救治的病人会首先得到特殊的关怀。每一座城市里都有四座宽敞偌大的医院，可以与村子的大小媲美，而且这样的医院在每座城市的城郊。这样就会解决居民的看病压力，使大家不会太拥挤，感觉十分方便；有病人一旦出现传染病，可以及时地进行隔离。医院的设备相当完善，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对病人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一来二去，所有居民生病后都乐于在医院治疗，不会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期，更不会被强行送进医院。而医院的伙食管理人员也会遵从医生的嘱托，对患者的食物进行平均分配，分发给各个厅堂。总督、主教、特朗尼菩和外来的侨民也在关怀的范围之内。其实侨民并不多，但只要有侨民，他们就会被安排在专门的厅堂居住。摄护格朗特管辖的居民一听到喇叭的声音就会齐聚厅堂，因为开饭的时间到了，那些住院的或者在家里生活的人则不必前来，这里允许那些吃饱的人捎带一些回家。把食物带回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人会毫无根据地这样做。如果自己做出的菜肴口味菜色远不及厅堂的，还在家里忙活，这样的人堪称愚蠢。厅堂做菜和陈设的工作都由各家的妇女负责，大家轮流去担任，而那些苦力活就交给奴仆来完成。根据人数的需要会设立三张或更多的桌子用来吃饭，男子靠墙而坐，女子坐在对面，这样主要方便那些怀孕的妇女，若出现不适，可以随时离座去寻找奶妈，又能保持就餐秩序良好。

那些带小孩的奶妈在另外的厅堂里吃饭生活。时常把火生起，还有干净的饮用水，将小孩的襁褓解开放在备用的摇篮里，让其自由地玩耍。如果婴儿的母亲在身边，孩子将由母亲亲自喂母乳。一旦她们出现任何问题，则由摄护格朗特任命一个奶妈进行喂养。要找到一个称职的奶妈并不是一件难事，奶妈通常很愿意哺乳其他孩子，因为人们会称赞她们散发着母性的光辉，被其喂养的孩子也将其视为亲生母亲。五岁以下的幼儿，也和那些奶妈一起用膳。那些未成年的甚至还没结婚的孩子，需要有人照看他们的饮食，还不能吃饭的孩子也要站在旁边。他们主要还是靠大人用勺子喂食，吃饭的时间也不固定。设立在食堂固定的边缘位置称为首座，在这里可以环视整个餐厅的情况，摄护特朗格夫妇通常坐在这个位置上。另有两名年长的人与其同坐，每个席有四个人。假如摄护格朗特的管辖范围设有教堂，摄护格朗特夫妇的位置则让给主教夫妇，并由其担任席长。按年轻人、老年人分层次坐在不同的席次。全教堂的座次都这样鳞次栉比地排列下去，年龄相仿的坐在一起，不同年龄段的在一起就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利于年长的老人监视那些年少的人的举止和言论，一旦举止言论不当都会受到严厉的斥责。好的菜肴会首先送到标有特殊记号的老人的桌子上，然后其他的则平均分配，并没有不按照顺序上菜。假若某种菜肴的份额有限，老年人可以将其分给旁边的桌子。这样一来，老年人不仅受到尊重，而且大家又可以分享美味。

午餐与晚餐开饭前，都会朗诵一段言简意赅的话，以示警醒。接下来，老年人做一些诙谐幽默的讲话。但他们总是有的放矢，点到为止。相反，他们更喜欢听年轻人谈论，有意地加以引导，以此来揣测年轻人的本领。午餐相对于晚餐的时间较短。因为午餐后还得工作，晚餐后有一小时的娱乐时间，然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前面已经提到。这样有助于身体的消化与吸收。晚餐总是会放一些令人舒缓的音乐。点心中还有不少的甜点。其实，只要能保证进餐的心情舒畅，他们宁愿费点周折地做一些事，如上香，喷洒一些香水等。他们都对此深信不疑，任何娱乐活动，只要不带伤害性，都应极力推广。

以上便是他们共同生活的情境。农村里的人，由于相距较远，就在各自家里就餐。但农村的人什么都不缺，因为城市的人的生活物资都是来自农村。

托马斯·莫尔传 关于旅行

关于旅行，凡想去其他城镇探亲访友或者观光的人，若他们没有必需的工作要做，只要得到摄护格朗特和特朗尼菩的允许，并得到总督的手谕，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自由往返各个城镇。一旦时间到了必须立即返回。临走的时候，他们会得到一辆车和一个奴隶，车子由奴隶驾驭，奴隶负责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但只要没有妇女同行，他们通常把这个累赘一样的车子退回去，轻装上阵。这样的旅行什么都不用带，简直可以说像在家里观光一样。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天的话，就需要从事自己的手艺，同时他们也会受到当地居民的盛情款待。一旦有人在没有手谕的情况下，越过县境，就会被当作逃亡者，遭到扣押，受到严厉的处罚。罪行严重的直接贬为奴隶。

对于孩子，假若想去城郊走一走，只要得到父母的应允，便可成行。无论他想去哪个村子，在午餐与晚餐之前，都必须事先完成当地人规定吃饭前的所有工作，方可就餐。因此，只要做到以上诸项，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城市里自由穿梭。这与其是身处农村还是城市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因为在农村和城市所有人的价值是均等的。

现在，想必你已经明白，对于乌托邦的人来说，无所事事和到处游荡纯属笑谈。他们没有任何会使人堕落黑暗和迷失的场所，比如酒店、妓院；也没有拉帮结派，非法集会。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必须合法，都要受到众人的监视和约束。由此一来，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工作，就连休息也是十分有规律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得这里的人们都富得流油，由于均分制的存在，便没有贫穷可言。当两个城市，一个出现某种物资短缺，一个出现某种物资丰盈，在元老会议上便会及时做出调整，确保资源互补，共同富裕。对于这样的情况，他们认为帮助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丝毫的埋怨。可以说整个乌托邦就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乐于把自己的物资拿出来救济别人，而不求回报；一旦自己的物资出现短缺，也会得到无偿援助。

当乌托邦的人民囤积了超过两年的物资时，尽管接下来一年的收成情况还不能预知。他们便把数量可观的谷物、羊毛、麻、木材、生皮、黄蜡、油脂、熟皮和牲口运往别国。这些商品中有七分之六是价位适中地售出，剩下的七分之一是赠品，送与当地的民众。他们将得到的钱用来购买一些国内缺少的物品，比如铁。当然还有大量的金银首饰。长此以往，乌托邦稀世珍宝的数额竟然到了难以估量的地步。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怎样进行商品交易，现钱？信用？支票？在制订合同的时候，个人是不需要出面交涉的，由整个城镇担保并完成有关手续。一旦付款的时间到了，政府便可从民众手里把钱收起来，放进公库；这些钱是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事的，直到债权人把钱提走。通常，乌托邦人都不去要债，他们认为，一旦别人急需这些钱，自己将其收回是违背天道良心的。除非，他们急于把钱借给其他国家或者用于战争。他们将钱收回，也只有在征战的时候。那些不起眼的财宝才有用武之地，他们可以用来高价征兵，但征的是外国兵。他们舍不得将自己的国民投身战场，宁可高价聘请外籍士兵参战。对于金钱的利用，他们可是很精明的，他们收买敌人的内部人员，造成敌人内乱，导致军心大乱而节节败退。因此珍宝在他们手里可不仅仅是观赏的玩物，关键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对于财宝的利用，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会难以置信的，我知道就是勉为其难地相信也许都做不到。我深知，你们很难相信我的话，特别是我这样说。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一个人的听闻与所见不符合，就会越发难以相信。乌托邦的制度与我们千差万别。对于一个三思而后行的人来说，乌托邦人对于财宝的利用也许是我们所不习惯的方式，但对于他们却是理所当然。甚至，钱也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可能会用到，可能毫无价值。

金银首饰可以铸成货币，对此，乌托邦人从不抬高它们的价格，而是待价而沽。在他们眼里，铁的价值竟然在金银之上，此极为罕见，铁就像水火一样必不可缺。相反，金银不过是因为稀少才受到重视，并不是非有不可，缺了它们还是照样过日子。故而，金银的存在并没有达到不可缺少的程度，只是人们愚笨，才抬高它的价值。大自然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将空气、水乃至土地都放在能够看到的地方，而那些没用的东西总是深埋不见。一旦乌托邦的人将财宝封锁起来，那些愚昧的家伙就会不知廉耻地想，总督和元老是不是又欺骗了民众，为自己打起了算盘。还有些可以预见的情况，把这些金银熔成器皿，一旦开战，这些器皿定会被铸成军饷，它的主人肯定会难以割舍自己的心肝宝贝。

以防万一，他们想出了某种不违背制度的方法。黄金被看得无比的贵重，总是被小心收藏，这显然是与制度背道而驰的。故而，不身临其境，你很难相信乌托邦人处事的风格。原本那些陶器、玻璃器在乌托邦可以算得上物美价廉。可那些不干净的器皿倒是用金银铸成的，比如便池。就连奴隶身上的枷锁也是金银打造。那些有罪的人反而戴着金项链、金戒指、金箍。可以看出，他们总是想尽办法贬低金银。然而，其他国家的人，一旦失去金银，就悲痛不已，好像得了失心病一样。可乌托邦的人却丝毫不受影响，就算是被全部拿走也不在乎。

他们也在海边寻找珍珠，在一些山岩上采集钻石和美玉。他们并不是刻意地寻求这些东西，只是遇到了捡回去加以雕琢，用来装饰。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把这些装饰给其佩戴上，他们会感到无比欢喜和尊贵。等到他们年纪稍大些，看到只有小孩子才会佩戴这些物品，也就不太好意思再随身携带了。就如我们国家只有小孩子才会把坚果、珠子和洋娃娃当玩具一样，大孩子是不会好意思触碰它们的。正因为如此，乌托邦的人才有与众不同的世界观，这里的与众不同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从阿尼蒙尼人派出的使节，便可看出其中的差异。

恰好那些使节到达首都的时候，我也在。乌托邦的每个城市已经派出三名公民代表在此等候，目的就是为了和这些使节一起商量重要的问题。那些来过乌托邦的使节，都入乡随俗，穿着极其简朴。在乌托邦，大家都很痛斥和鄙视那些穿着华丽、打扮妖娆的人，他们视黄金如粪土、泥沙。阿尼蒙尼人和乌托邦的人来往甚少，而且地理位置也相隔千里。他们误以为乌托邦人的衣着简朴，就代表他们缺少这些饰物。他们有意穿金戴银，装扮不俗，整得神气十足，傲慢不羁，似乎是要给这些寒酸的乌托邦人看看自己如何容光焕发，搞得人晕头转向的。不仅遣来的三个使节如此，就连一百个随从也如此这般。乌托邦人用来惩治奴隶，侮辱泼皮，给小孩子玩的东西，竟然被这三位贵族使节全用来装扮自己了，金绸缎做的衣服，金质的项链，金耳环，金戒指，帽子上也搞得珠光宝气。更可笑的是，那些阿尼蒙尼人将自己的绫罗绸缎和乌托邦人的衣服在集市上比较，那确实是很值得玩味。更有趣的是，他们本以为会得到尊重，结果却丝毫没有，令其扫兴、失望万分。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人因为事情离开过乌托邦，去过其他国家，绝大部分的乌托邦人都把身着华丽的衣服看做一件无比可耻的事。恰好正使得这些戴着金项链的使节被看做了奴隶一样对待，而他们的随从却得到了一定的尊重和欢迎。那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早已丢弃珍珠宝石的孩子，看着那些帽子上带着这些东西的使节，拉着妈妈的衣袖：“妈妈！你看，那些戴着珠宝的傻瓜，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还在玩珍珠宝石。”母亲则很认真地回答：“宝贝，不要自以为是呀，很有可能是使节带来的奴隶吧。”更有人指责那些“奴隶”身上的金链子不适用，太细而容易挣脱；“奴隶”会对此肆无忌惮的，因为太宽松了。不知那些使节听到这会作何感想。

几天后，那些使节恍然明白，在乌托邦人的眼里，金银是不值钱的东西，可能是数量太多了吧。他们明白乌托邦人对金银的贱视程度竟然与他们对金银的狂热等价，一个奴隶身上的镣铐所用的金银可与三个使节一拼，甚至更多。在和乌托邦人的友善交往后，彻底了解了乌托邦人的价值观和认知，使节们万般无奈，羞愤不已，只得将金银装束收起来。有几点在乌托邦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第一，一个人可以瞻仰日月星辰的光辉的时候，几个石头一般的东西发出的萤火虫般的光亮，竟能让其喜出望外；第二，大家都穿着羊毛制作的衣服，有人却以羊毛的纤细程度来分个高低卑贱，要知道它们可都是羊毛织成的；第三，人竟然不如黄金尊贵。黄金是因为人们的利用才获得其价值的，否则毫无价值，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其被人们看得极为尊贵，使用者反而不如它尊贵。一个形如流氓的家伙，无论其有多笨，多下贱，多不要脸，只要他有黄金万两，就能让无数脑袋聪明的人卑躬屈膝，任其使唤。在某些情况下，如命运的安排或者通过卑鄙的手段利用法律，这些钱会从上面谈到的那位先生的手里转移到一个心狠手辣的奴仆手里，那么这个先生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不久以后他的身份便是曾经的奴仆，现在的主人的奴隶了。乌托邦人对此深深地迷惑，为何这些与其没有金钱或者感情牵连的人却对那些有钱人敬若天神。可能因为这些富人充满着贪婪，丝毫不愿意将财产恩赐给他们。

由于这些乌托邦的人生活在一个与上面的愚蠢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再加上后天的学习与名著阅读，致使他们有以上的见解。他们对于学习的能力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们从小就很少有人专门把时间花在做学问上面。前面已经说到，除了小孩每天都得学习以外，其他的任何人都得工作，只能利用私有时间去学习文化知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了解知识都是采用国语，因为自己的语言文化内涵深刻，易于学习，相比别的语言更能准确地表达意思。乌托邦人始终保持着语言的纯洁性，他们的语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使用，却不能像他们这样。

在我们的世界里，人们所熟知的哲学界的名家在乌托邦却是闻所未闻。然而，与那些名家相比，他们在音乐、逻辑、数学、几何上的造诣却丝毫不逊色。但是，在发明方面他们却赶不上我们的新生代逻辑学家。比如，小逻辑里涉及的关于限制、扩大、换置的思考，在他们这里却没有一条被发现，要知道这些在我们那里可都是小孩子都会学习的东西。就连“再概念”，他们也知之甚少。对于任何抽象化的人，我们都能轻易地指出，而他们无论是如何的巨大，都无从领会和了解。然而，乌托邦人对于斗转星移、天体的运行却很有研究，他们发明了许多仪器，能准确测出地球、月球以及那些位于地平线上星星的运动和位置。至于那些用于算命的相生相克、旦夕祸福，他们想都没有想过。他们根据经验，能通过一些征候来判断刮风下雨、阴晴圆缺。他们对潮汐、海水的味道、宇宙的起源在本质上和我们那些古代哲学家的研究不谋而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古代哲学家存在分歧的地方，今天的乌托邦人从事新的研究时，也存在很大争议，他们对所有问题的认识也没有达成一致。

我们在哲学研究的关于道德的那一部分与他们是一致的。他们谈及的人的本质问题，以及肉体、灵魂和表面上的善时，涉及了两个问题：善良究竟是在灵魂、肉体、表面上是固有存在的呢，还是单独存在于灵魂中？当然也少不了道德与快乐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但他们对于幸福谈论犹胜，这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争辩了，幸福究竟是单一元素决定的还是多元素共同决定的？在这个问题的争辩上，他们似乎故意地拔高了快乐的地位，甚至认为人类的幸福是由快乐决定的。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为了保全这种不容易解决的意见，他们居然将其寄托在要求苛刻、毫无人情味的宗教身上。一旦说到幸福，他们就喜欢把宗教的所谓的原则与哲学的理论结合到一起。他们认为谈到幸福，如果不是从宗教中汲取这些东西，幸福的诠释就不完美，缺少些什么。

所谓的原则：

一、灵魂是永生的，上帝生而慈悲，故灵魂注定会是快乐的。

二、生前喜乐为善，死后便得极乐，生前为非作歹，死后遭受惩罚。虽然这些东西隶属宗教的范畴，他们却通过理性的方法，加以秉承。那些原则一旦不在了，乌托邦的人马上就说开了，任何一个人不论其聪明与否，他都会竭尽全力去追求属于他的快乐。但是应当避免只看眼前的小快乐而舍弃大快乐，避免乐极生悲。他们认为，追求艰苦的德行，不但体会不到人生的美好，甚至愿意去承受那些不会产生快乐的痛苦，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一个人一生都在痛苦里走过，也就是一生都没有得到快乐，死了还无以回报，那么这样做好处在哪里呢？根据他们的解释，并不是所有的快乐都称得上幸福，只有高尚的德行才能纳入幸福的范畴。德行将我们引导到真正的快乐上，就好像迈进善的最高境界。对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来说，则简单地把德行等价于幸福。由于上帝告诫我们要遵守自认规律，所以那些人简单地把德行看做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活。遵从自然规律，要理性地分析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问题。我们身上的理性的光辉便是对上帝的爱与尊敬，他赐予我们所有的幸福，让我们感知幸福的存在，并获得幸福。

三、理性要求我们过安静快乐的生活，同时，尽力地帮助他人也过上同样的生活。尽管如此，德行上严肃认真，痛恨享乐，要求你工作、警醒、节约、尽力减轻他人的痛苦。把减轻他人痛苦认为是快乐的事，在德行上是值得赞美的。造福社会，让他人过得安稳，减轻他人的痛苦，解除忧愁，使他们恢复惬意的生活，即恢复快乐。便是人类的固有德行，或者说是人类的独具的德行。对待别人尚且如此，对待自己为何却做不到，这是自然不曾交给我们的。

事实如此，我们必须从两者中获得其一。也就是说，得意的人生是快乐的人生，这是不正确的；一旦这样，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人们从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快乐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自己在奉行这样的快乐生活的同时，似乎才能奉劝别人也过这样的生活，认为快乐的生活是美好的生活。

对于别人，我们要像对待自己一样，不应该厚此薄彼。大自然告诉我们要好好地对待别人，却没有要求我们对自己要求苛刻。因为在乌托邦人看来，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就是愉快地生活，把享受生活作为全部的快乐。他们对德行的理解就是遵照自然的规律生活，大自然要求人们互相关心、帮助，以求得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个要求一点儿也不过分，合情合理。没有一个人是超凡脱俗的，得到上天更多的恩赐，比别人高明多少。大自然对于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是平等的，没有厚此薄彼。大自然告诫我们，谋取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要伤害他人的利益。

这样一来，他们认为，我们不但要遵守彼此之间的协定，在公共物品即取得快乐所需的物品的分配上，也应该遵从相关的法律法规。法律的建设与修订，是由圣君在公平的基础上颁布的，也就是说没有暴力的压迫或者阴谋的操纵存在。在维护个人的利益的同时，又不违背这些法律，才是英明之举。每个人的义务包括维护大众的利益，并以之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前提。把自己快乐的获得建立在破坏他人快乐的基础之上是有损公平正义的。相反，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的行为，就是同情他人、关爱他人，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遵守这样的义务，自己得到的回报是不会比自己为别人的付出少。因为好心帮助别人总是会得到上天眷顾的，会收到丰厚的回报。一旦一个人对别人有善举，想到别人对自己心存感激，心里也会无比的快乐，这不是肉体快乐所能媲美的。最后，赠与别人短暂的快乐，上帝将给予我们大量永恒的快乐，这不仅在宗教的层面上为人们所认同，而且每个人理性的认识也倾向这样。所以，他们在仔细地考虑和研究过后，觉得应该把快乐和幸福作为人最终的目标，而一切行为，包括德行都是其实现途径。

乌托邦人所说的快乐无非就是指顺应自然规律所得到的一切心理上的活动和状态。他们是有意识地加上自然的意图。不欺凌他人活得快乐；不因为小的快乐而放弃大的快乐；在感觉的基础上，驾驭理性去寻求快乐。这便是乌托邦人从自然的角度上得到快乐的方法。换言之，某种快乐本身就违背了大自然的旨意，人们却一意孤行地认为那是他们想要的快乐，并且有权去改变事物本身和为其命名。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快乐对增进幸福是无益的。这样的快乐必然导致这种快乐在这个人身上泛滥，他就没有机会去感受真正纯正的快乐，长此以往，他的内心也完全受这样的取乐观念所支配。总之，这个世界有很多事物究其本质来说不是甜美的，甚至有不少的苦涩掺杂其间，却因为某些邪恶念头的引诱，使其被看做无上光荣的快乐，而且还成了生活中最为本质的东西。

如前面的那些人一样，以为自己的穿着华美，就很了不起。这也是乌托邦人认为的虚荣式的快乐之一。可那些人在这点上却越陷越深。可以说，认为自己的衣服漂亮和自己了不起都纯属无稽之谈。可就事物的使用价值来看，粗线制成的衣服会比细线的差很多？可他们藐视一切，似乎他们的尊贵是有凭有据的，没有半点虚假，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也应当有所抬高。就因为如此，他们便要求别人对自己的华丽服饰表示出畏惧和敬意。反之，他们穿上粗布衣服，就觉得不好意思那么要求了。自己穿上美丽的衣服却得不到尊重，常常会让其愤恨不平。

四、只有脑子有毛病、发狂的人才会去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对任何人没有实际意义的尊重。让别人脱帽致敬，甚至卑躬屈膝，自己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快乐；别人的弯腿和脱帽丝毫不会让你心里舒坦，头脑好使。我们可以确认一个事实，今天的人之所以为贵族，不过是因为他们有前人留下的巨额财产罢了。他们让那些虚有其名的快乐搞得稀里糊涂，觉得自己是个贵族便神气十足，因为他们是那些时代里富有的人的后代，尤其是有土地的人的子孙。有些人的先人没有留下任何的财产抑或是财产早就花完了，还把自己吹捧为贵族，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

在乌托邦人看来，这一类所谓的贵族和前面的那些痴迷于珠宝的人，一旦自己手上有上佳的珍宝，或在那时人们都以为很值钱的珠宝，他们便以为自己是神。可那些珠宝的本质不过是一块石头。可是那些买主要买的就是有黄金包裹的最原始的玉石，否则不会收购的，同时卖方也担保货真价实，物有所值。可以看出，买主担心自己受骗的心里是昭然若揭，再也没有比这明白的要求了。再说，一个人没有辨别真假的能力，假的东西你能辨出真伪吗？说白了，就像盲人摸象，真假又有什么差别呢？更有甚者，他们拥有很多的财产，却不加利用，只是拿来观赏，真不知道是真实的快乐知足还是自欺欺人的快乐呢？另外，有些人把金子埋起来，既不利用，也不观赏，总是提心吊胆，怕金子丢失，患得患失，恐怕很难获得真正的快乐吧。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分析，把金子埋藏起来，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利用，这和丢失了有什么区别？难道埋起来以后，埋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自己就会无比宽慰，特别高兴？可一旦你的金子被别人偷走了，在被偷走的这时间里，不管曾经属于你的金子是完璧无恙，还是又丢失了，这似乎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了吧；再假设，金子被偷，你却什么也不知道，若干年后你驾鹤西归。可一切的一切假设，似乎对你并没益处。

乌托邦人认为最无聊的享乐还有掷骰子和狩猎。他们问，在板凳上掷骰子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假设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快乐，那么久而久之还不生厌烦？再比如，狩猎的时候，听到猎犬的狂吠应该令人毛骨悚然，十分反感的，怎会有快乐？为什么狗追兔子就比狗追狗让你感到更快乐？无论狗追兔子还是狗追狗其相同点都是狗在追，只要看到狗在追你就开心。假设你喜欢看到的是杀气腾腾和血溅当场的场面，弱肉强食，天真的被杀害，那么狗把兔子咬得血肉模糊，撕成碎片的场面应该让人心生悲悯才是啊。因此，乌托邦把此事交给屠夫去做，或交给奴隶去做，因为这对公民来说是有失身份的。在他们看来，狩猎是屠夫职业中十分下贱的事情。当然这种职业的其他职务都是正当的，因为他们对于我们是有用的，必要的时候才屠宰牲畜。可那些狩猎的人不过是图一时之快罢了，连小动物都能动杀念。乌托邦的人始终认为一个人嗜好于看杀戮，并不是喜欢看杀戮，而是其本性不纯，或者是其经常凌虐他人，做惯了伤天害理的事，结果变得愈加残忍不仁。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而这些人好像却乐此不疲。乌托邦人明白，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没有任何的兴趣可言，故而它与真正的快乐没有共同点。假如说，乌托邦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便快乐的任务便是通过这一类的事情来给人以愉悦的感觉。他们觉得，之所以会得到愉悦的感觉，不过是因为反常的习惯造就的，而和事情本身的性质没有关系。有这样的习惯，才促使那些人以痛苦为乐，就好像孕妇觉得树脂和禽兽的脂肪比蜂蜜还要可口一样。事实却是，任何不健康的习惯或者反常的习惯，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快乐的性质一样，当然它也不能改变其他的事情。

乌托邦人认为，真正的快乐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包括：精神层面和身体层面。

精神层面包括智力，窥探真理所获得的快乐，还包括对过去的美好的生活的回忆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身体的快乐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鲜感带给人们的快感。比如，某些快感的丢失，是可以通过进食来恢复的，当人们进食后这种感觉就会再次得到。有时候排泄体内的粪便，夫妻同房或者挠痒也有这种感觉。另一方面的快乐，与补偿身体的需要无关，也与消除身体的不适无关，它就是从音乐中获得快感，它将快乐融于某种潜在的力量之中，余音绕梁，刺激我们的感官神经。

身体层面的快乐在于身体的健康，气血旺盛，这是乌托邦人的共识。这种快乐就在于身体远离病痛的折磨。即使没有其他的快乐，身体健康，没病没痛，这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快乐。这种快乐不同于饥饿时的感觉，既没有那么强烈，也不容易感知。然而，很多人把健康当作最大的快乐。乌托邦人都认为快乐至上，一切都以快乐为基础。拥有健康，生活就显得悠闲自得；缺少健康，快乐就是妄想。一个人因为缺少健康而快乐，在乌托邦人看来，那是其知觉的麻木引起的，并非真正的快乐。只有我们感到自己不是健康快乐，我们才意识到健康的存在，不然，有些人根本不当回事。很久以前的元老会议上，乌托邦人就已经否决了那些认为健康不是快乐的意见了。而如今的乌托邦，老少男女都一致地认为，健康是最能促进快乐的元素。他们认为没有健康安泰就没有快乐，关于疾病是源于苦恼还是苦恼源于疾病的问题，两者倒没有什么差别，究竟还是一个事物。因为假如将疾病和苦恼分开，苦恼是快乐的敌人，同理，疾病也是健康的敌人。所以，不管快乐与健康是等价的或者是因果关系，总而言之，健壮的人必然快乐。他们还说，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的健康会因为饥饿逐渐下降，健康便与食品有密切的关系，和饥饿作斗争。当健康的体魄在这个过程中渐渐积蓄能量，它就使我们的身体变得和以前一样生龙活虎，并且感觉到这其中的快乐。健康是在与饥饿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所以应该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而斗争的唯一目的便是恢复体力，当最终达到目的后，身体怎么会变得迟钝呢？怎能对健康不屑一顾呢？大胆地猜测，没有人会在健康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健康吧？难道一个人已经麻木不仁，会对一个健康的自己抱憾而不是充满喜悦之情？喜悦，顾名思义，快乐的另一种解释。

乌托邦人认为精神层面的快乐是主要的、基本的快乐，所以倍加珍重。在他们的世界里，这种快乐最根本的东西来自励志笃行，自我反思自我的生活是否有瑕疵？他们认为健康是身体的第一大快乐。他们喜欢美味佳肴，只不过是因为健康的需要罢了。这些东西自身并不能带给我们快乐，但是他们可以抵御疾病入侵，故而令我们感觉快乐。聪明的人总是把疾病扼杀在摇篮里，而并不是等到发病再治疗；情愿防患于未然，也不为了痛苦而去寻找良方。假如为了驱赶病痛而寻求快乐，倒不如不要这样的来自身体的快乐。一旦一个人把这样的快乐作为自己的最大的快乐，倒不如说他的快乐便是与忍饥挨饿、挠痒、吃饭喝水为伍。我想世人都应当知道这样地活着无比的可怜，这是多么卑贱，毫无高尚可言。大快朵颐的口福和饥饿紧密联系，快乐时有时无，这便是它附加的痛苦，显然，痛苦占据了大半时间。因为苦乐同行，同时消亡。因而，在乌托邦人看来，这样的快乐很难得到好的评价，只在这个范围里才有它的价值。但是他们也感谢大自然给予这样的恩惠，大自然母亲愉快地引导她的子女，尽情地享受它。试想一下，我们每天驱赶饥饿的东西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苦草毒药，那是多么的可悲呀，令人心生厌烦啊。

大自然的特殊礼物：美、强壮、灵敏，乌托邦人倍加珍惜与爱护。与动物只能享受食物不同，人类可以尽情地赞美大自然的神奇壮美，辨别出音乐的悦耳与否。他们认为，耳朵是用来聆听的，眼睛是用来察言观色的，鼻子是用来辨别气味的。这些东西都是人类立足于万物之间的法宝，是自然的恩赐，是美好生活的调节剂。他们的规则始终是：不因小的快乐而放弃大的快乐，不要乐极生悲，将快乐转化为痛苦，在他们看来任何没有兴趣的快乐必然导致痛苦的诞生。一旦我们对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丽不屑一顾，无端地耗费精力，使自己的行动变得缓慢而不再灵敏；无端地解释，损害健康，损害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多么的不理智，多么的没有人性啊，多么的残忍，多么的忘恩负义！这便是不敢承担义务，否认大自然的一切恩赐。一个人这样地自暴自弃，很有可能因为自己的几分钟热情而关心别人或者希望通过牺牲上帝的恩赐而得到更大的快乐。要不然这种人不会只因为不真实的道德层面的考虑，或者想忍受根本子虚乌有的痛苦和不幸，进而采取不理智的方法折磨自己。

总之，上面涉及的内容是乌托邦人关于德行与快乐的理解。如果上天不能再造一个更十分精明的宗教去诠释德行与快乐的真谛，那么他们对德行与快乐的理解便是至理名言了，没有比这更为准确的了。这究竟是否正确，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深究。我们的职责是对他们的制度加以叙述，而不是对其深入探究。

我深信，就其法律规定，这世界上没有比他们更加优秀的民族了，他们的幸运无可比拟。他们身形看似单薄却生机勃勃。相比而言，我们强壮得多了。尽管他们的土地不是很肥沃，气候也不太适宜，他们的身材还算高大，能根据气候的变化，加强锻炼，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他们通过细致的耕作，使土壤变得肥沃。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他们的粮食产量和牲畜的数量媲美了，没有一个国家的人能比他们生命力旺盛却又没有什么病痛了。在这里，他们总是细致地从事自己习惯的工作，并且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技艺和体力对土地加以耕作。更让人不解的是他们能轻易地用手将树木连根拔地而起，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将树木种植在河边或者城郊，主要是考虑到木材运输的方便，而非土壤的肥沃。陆地运输木材的花费可不比粮食低。他们聪明能干，和蔼勤劳，能力强，喜欢安静恬淡地过日子。他们也习惯于体力劳动，特别是要花费体力完成的工作。他们对智力的开发也积极努力，尽管他们的工作是不需要消耗太多脑力。

我们给他们讲述古老的拉丁民族，但没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推荐，除了诗歌和历史。可谈及希腊的文学和科学时，他们表现得异常的兴奋，要我们仔细地讲解，以便其日后从事相关的研究。我们首先教他们学习希腊的文字，这也是出于我们的负责，让他们觉得我们是愿意教授他们知识的，而不是敷衍了事。效果很明显，我们稍微的讲解，他们表现得十分好学，我们也感觉没有做无用功。他们轻松地学会了字母的写法和发音。他们对单个字的记忆很快，而且翻译得恰到好处。他们总能取得令人匪夷所思的成绩。然而，他们都是成年人，大多数都是元老院会议根据个人能力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并且很乐于学习。因而，不过三年的时间，他们对希腊文基本是了如指掌了，除非原文翻译有错的地方，基本是没有任何来自阅读上的困难了。

可能是由于血缘关系较近的缘故，他们学习希腊文显得得心应手。我大胆地推测，这个民族的祖先来自希腊，因为除了文字像波斯文，他们的城镇和官职的名称都有希腊文化的印记。当我第四次出海时，船上除了一大捆书，没有其他任何的货物，我意志坚决，就算永远无法回来，也要长时间留在乌托邦。我送给乌托邦人大批的著作，有柏拉图的，更多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著以及西俄夫拉斯搭丝关于植物的著作。不幸的是那本关于植物的论著缺损了很多。事情都怪我，疏忽大意，在船上的时候，被一只顽猴拿去撕毁了很多。在乌托邦，人们很看重我们带去的书籍。关于语法的书籍只有拉斯卡利的。除了黑西基阿西和代俄斯科利提斯的著作，我没带狄奥多的著作和多余的用于翻看的字典什么的。他们十分喜爱卢托克的作品以及琉希安的幽默风趣的笔法。他们喜欢的诗歌作品多是亚里斯多芬、荷马、欧力比德斯和索福克里斯所著，索福克里斯的著作是希罗多德用小号字排版印刷的。涉及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多是修西迪斯、希罗多德、赫罗提安等所著的历史大作。当然远不止于此，我的伙伴阿彼奈德带去了医书，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和枷楞的“小艺术”。在他们看来，最缺乏的不是医药方面的书籍，但他们对其的强烈渴望强过了其他任何的民族。他们认为医药是哲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用其探索自然的奥秘，并从中体会快乐，接受洗礼和造物主的恩惠。并深信，造物主是按照一定法令，让人类来窥探宇宙万物的密码，万物之中仅有人类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造物主偏爱那些对它有浓厚兴趣，对它认真观察，对它产生敬畏的人，而对那些探索自然奥秘态度散漫、麻木不仁、毫无灵感的没有理性思考能力的野兽一般的人，嗤之以鼻，没有丝毫的怜爱。

可以这么说，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乌托邦人加以锻炼，他们就会发明很多对生活有意义的事物，让生活变得舒适、快乐。也正因为我们的帮助，他们的造纸和印刷术得以应用。可他们最应该感谢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是内行，只能给他们提供用来拓字的字母、造纸的材料和制造字母的技艺。然而，他们自己却立马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之前他们都是在兽皮或者纸草上书写记载，可现在他们却自己造起了纸。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立刻成功，多次试验之后，他们终于明白了怎样造纸和制造模子。这都非常成功，只要不缺少希腊作家的底本，书籍的发行不成问题。他们拥有的书籍也仅仅是我们前面赠送给他们的那些。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印刷，他们的图书的数量将得以扩充。

他们对于观光的客人中知识丰富、旅游经验丰富又通晓各地风俗人情的旅客特别友好。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观光客才会受到他们的礼遇。他们可不是闭关锁国，对外面的世界也特别关心，总想让我们多讲述一些外边世界的动态。除了铁或金银方面的交易，外面人是很少来往于乌托邦的。当然他们是金银的输出国，其他的倒没有什么。有一点说明他们更相信自己，必须出口的商品，外国人是没有机会插手的，他们都是自己人经营。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了解邻国，让自己的航海技能始终保持熟练。

托马斯·莫尔传 关于奴隶

在乌托邦，战争中厮杀而被俘虏的人将被当做奴隶看待，除此之外的俘虏或者奴隶的孩子以及从别国买来的奴隶均不被当做奴隶看待。他们规定：一、做了坏事的本国国民将被贬为奴隶；二、其他国家的被判死刑的国民被称做奴隶。在乌托邦，大多数的奴隶是第二类，有些时候，他们只需要很少的钱或者分文不花就可以从别的国家获得大批的奴隶。任何奴隶都得时常从事大量的工作，而且还得用锁链锁起来。他们对待奴隶，一向都是十分严厉，主要是因为好的教育，那些人都能为非作歹，那么只有更加严酷的管教才能约束他们。

别的国家的人，如果十分地贫穷，有愿意到乌托邦做奴隶的，将会被收纳做奴隶。这些人除了工作较多以外，还是会受到很好的待遇，享有几乎与乌托邦的居民同等的地位。当然，那些人也习惯了繁重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奴隶不会自己要求离开乌托邦，但只要他们想获得自由而离开，也能得到乌托邦人的允许，而且还会收到很多的东西，不至于一无所有。

前面已经提到，他们对病人的照料十分细心，无微不至，再加上饮食的调理，让病人很快从病痛中获得重生，恢复健康的身体。总是尽一切力量帮助那些患病的人，尽管有些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还是经常去看病患，照顾和安慰病患。那些得了绝症而且感觉十分痛苦的人，人们通常会劝解他们：“你们已经无法再为生活奔波了，别人也看不惯你们这样的痛苦，自己也会拖累家人，所以你们要下定决心，一旦感觉大去之期不远了，还不如及早结束自己的痛苦，因为活下去已经无望了；当然，既然心里也迫切地想逃避苦痛，想解脱，就像锒铛入狱的罪犯渴望从牢狱之灾中解脱一样，那么，何不自我解脱，或者向他人寻求帮助解脱。”这的确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死亡并不会毁掉幸福的生活，只是结束痛苦的一种方式罢了。而且他们一旦听从了教士的安排和劝解，也算是自己对上帝的忠诚。他们可以用绝食来结束痛苦，也可以用催眠的方式让自己没有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乌托邦人不会在他们不愿结束痛苦的情况下，去逼迫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还会像以前一样热诚地关心。有这种想法的人的死去在宗教看来是无比光荣的。有些人如果自寻短见，且未曾向神父或者议会说明原因，大家将不会对其进行火葬或者土葬，而是将其抛尸荒野，让其死后丑陋百出。

女孩不到十八岁是不可以嫁人的，男孩只有二十二岁才能结婚生子。未婚的男女禁止私通，一旦被发现，将终身不允许结婚，除非得到总督的宽恕，才可以嫁娶。一旦发生私通，其父母也将蒙羞，但这也是父母的失职，未曾管教好子女。在乌托邦，这种行为之所以会受到严惩，是为了避免婚前同居，防止幸福的家庭生活遭到破坏。应当保证一夫一妻制，白头偕老，共同面对人生的酸甜苦辣，从而使夫妻生活快乐，家庭和睦。

他们有一种看似奇怪的仪式，而且每个人对此都十分重视。即女方不管是处女还是寡妇，都会脱得一丝不挂，裸着身子，在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妇人的陪同下去见男方，当然男方也一丝不挂，还得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男子陪同一起去见女方。乌托邦人认为其他国家的人很愚昧，对此一无所知，的确，他们这样看似怪诞的做法，也受到别的国家的人的讥笑和不理解。他们打这样一个比方，相亲就好像买一匹马一样，虽然花不了多少钱，但还是小心为好。尽管马本来就不用穿衣服，他们还是不肯轻易地付钱，他们要求摘下马鞍和所有护具，生怕暗藏的缺点不被发现。然而他们对选择妻子这件事却显得很浮躁。女方除了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在外面，没有被衣服遮盖以外，其他的全被衣服遮得严严实实的。可他们竟然通过一张脸评判一个女人，来决定自己的终身幸福。一旦以后的生活中发现了缺陷，那么婚姻生活难免会出现危机。幸福美满的婚姻，形体美构成也增加了精神层面的快乐。所以穿着衣服，就可能掩饰身体的残疾。一旦丈夫发现妻子的身体存在缺陷，再想同床共枕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一个人的婚姻中，若遇到这样的残疾，也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了。但我们要用法律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婚姻，免得上当受骗。在乌托邦及周围的国家里，仅有乌托邦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故而，乌托邦人非常重视婚姻。除非男女一方死去，这种婚姻关系才会解除，但通奸或者其他的恶行也可解除婚约。一旦发生后两种情况，元老院允许受伤的一方重新择偶，而另一方就要承受永远不许再婚嫁这种侮辱。假如妻子并无不轨行为，仅仅是有疾病，男子是绝不允许和妻子分居，抛弃妻子的。在乌托邦人看来，这是多么地残忍无道，特别是在一个人最需要帮助和依靠的时候被遗弃。这样也会使一个年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和赡养，而年龄大了本身就多疾病。尽管有这样的规定加以限制，但夫妻生活不融洽的人，都有可能在生活中有自己满意的另一个人存在。但必须经过元老院的认真负责的审查，符合条件的便可得到同意，两个人又自愿分开，便可离婚，从此男的再娶，女的再嫁，双方各不相干。即使这样，离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随意地婚嫁离娶，那么怎样去维持夫妻生活的可靠美满，怎样保证夫妻情谊的建立啊！

破坏他人夫妻感情的人，将会被贬为最苦的奴隶。男女双方如果都是已婚，那么受害的男女可自愿向有奸情的男女提出离婚。受害的男女又可自愿组合成新的家庭，或者和其他的人结合。当然如果受害的一方仍念及旧情，不愿意轻易地与出轨的一方结束婚姻，愿意和其生活在一起，那么也可以不结束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如果出轨的一方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另一方也对其情义深厚，总督又怜悯他们，受罚方便可重新恢复自由，但如果其再出现不轨行为，将会被处以死刑。

其他的罪行，法律未提出相关的明文规定的，则由元老院根据罪行的轻重、情节的缓急，适当地进行惩罚。在家里，妻子儿女的犯错程度还没达到公开处理的要求，那么妻子的错误由其丈夫纠正，孩子的错误由其父母教诲。对于那些罪不可赦的家伙，则会贬为奴隶，并用枷锁加以约束。立即处死犯人对国家是不利的，相反，用枷锁加以限制是一个很好的约束他们的办法。在他们看来，犯人活着做工比其被处死的价值大一些。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警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若一旦再犯，将直接处死，就像杀死那些监牢枷锁都难以管束的野兽一般。一个人在被贬为奴隶之后，努力工作，经过长期的磨炼，真心地悔过，终于明白自己的处境，不是无缘无故地惩罚，而是自己罪孽深重，理应受罚。一旦这样，总督便可使用手中的大权，减轻其作为奴隶的待遇，或者让其重新做人，从奴隶生活中解脱出来。

在乌托邦，企图诱奸妇女的罪行不低于强奸罪的惩处力度。那些心里全是坏点子的人，再为非作歹就是犯罪行为。在乌托邦，犯罪未遂的犯人是不能为其开脱罪行的。在乌托邦，丑角的作用就是供人取乐的。虽然玩弄这样的人是不合传统，有失体面的。但是对他们的怪诞表现加以欣赏和赞赏是可以的，况且这对丑角是有益的。丑角通常不由这样的人担任：没有表演天赋，呆板麻木，总是沉默寡言，不会逗人发笑。一个渴望消遣的人如果对丑角的表演感觉不到消遣的快乐，得不到好处，便对其表演没有溢美之词了。因为丑角就是拿来供人消遣的。

他们认为对一个长得畸形或者带残疾的人加以讪笑是可耻的，被笑的人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对于别人的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缺陷讥笑，就是无理取闹。自己天生美丽却不加珍惜，这样的人给人的印象便是懒惰，不思进取，而那些浓妆加身的人同样丑不可言。一个妻子在丈夫心中的美好形象的树立往往不是靠美貌，而是靠自身所具有的勤劳贤惠的品格。我们知道有些人是贪图美貌，但在丈夫心里能让其疼爱有加的妻子必然是德行高尚的人。

他们惩处罪行是严厉的，但对于善行的表扬同样是毫不吝啬的。任何对国家的进步作出贡献的人就应当受到尊重，为其在广场上树立雕塑，对其功绩大加赞赏，并希望其他人看到后更加努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奋发图强。

但要说明，在他们的国家里，任何人想通过不法手段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到最后什么官位都不会得到。官民的相处是融洽的，他们的长官平易近人，丝毫不摆官架子。老百姓把他们称作父母官，的确，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愧这样的称呼。居民对他们的尊敬来自内心深处，并非形势所迫。总督与其他官员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戴着王冠，身着官袍，手里拿着一株花。而主教的特殊标志则是身前手持一根蜡烛。

乌托邦的法律不多，因为在这样的国度里，对国民的约束，这些法律已经够用了。他们非常不喜欢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搞得那么多的法律条条框框，但结果似乎效果还是不明显。而其他国的法律条文不仅阅读起来不方便，内容也十分难以理解，同时又拿这种法律去约束居民是极为不合理的。在乌托邦，那些钻法律空子，不合理解释法律的律师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合理的做法便是，把打算告诉律师的话不如直接亲自告诉法官大人。这样，便少去了中间人的转述，使真相更加清晰透彻。因为在没有律师的干预下，法官便可根据当事人的话进行宣判，给正直的人主持公道，惩处那些蓄意谋害他人、混淆是非的人。乌托邦人个个都懂法律，其他国家由于条文众多，就难以做到了。乌托邦人认为越简单的法律，便是越公正可靠的法律。故而他们的法律条文很少。法律的实行，就是让每个人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做事。对于那些深刻的法律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法律简单则使人人都可以明白其中的含义。大多数的居民都是单纯的，颁布一项法令，还得大费周章才能明白它的意思，与其这样，还不如不颁布它。单纯的老百姓为了生计到处奔走，根本没有时间去理解那些法律，更不用说得出个什么结论了。

他们的美好德行也引起了邻国的关注。由于乌托邦曾经帮助一些邻国从暴君的统治中得到解放。便恳请乌托邦派长官过去帮他们治理国家，有的任期是一年，有的则是五年。换届的时候，卸任的长官会被盛情送走，荣归故里，然后又会迎来新的长官。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兴衰取决于长官的好坏，没有比这些奉公守法不为利益驱使的长官更好的了，足见这些人对国家利益考虑长远。让那些用金钱收买乌托邦人的人变为徒劳，因为这些官员任职不久后还得回到乌托邦。这样也可防止长官根据自己的好恶来作一些重要的决定，在判断上存在个人利益掺杂其中，保证了公正、公平。公正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乌托邦把那些请求派官员治理的国家称为盟国，受过自己帮助的国家称为友国。

乌托邦从不与别的国家订立盟约，而其他的国家则反反复复地订立、撕毁盟约。那些缔约国的国王，并没有按照盟约如实地履行相关条约。乌托邦人认为条约毫无用处，大自然已经将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轻视大自然的人是不会履行自己的承诺的。而在盛行基督教的欧洲，条约的神圣地位不可撼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国王的仁政和教皇的地位的至高无上。教皇不仅自己做事谨慎认真，还通过皇权劝勉各个国家的国王履行自己的诺言，训斥那些不履行诺言的国王，使其认真做事。他们认为，一个自称有信仰的国家的国民都只爱轻易许诺，而不认真地实践诺言，是十分可耻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赤道上和我们距离很近，但生活习惯、性格和我们差别很大的新世界，根本不遵守条约。订立仪式越是庄严的条约，到后来越是难以履行而被撕毁。在言辞的使用上本来是很简单的，却硬要玩出些花样，以致条约根本没有什么约束性，要违背或者撕毁条约，同样可以找出其中的破绽。那些为国王献出这种计策的人，竟然以谋士自诩，可要是平常人与人之间出现这样的欺诈，毫无原则的欺骗，那些人又会跳出来大声疾呼，这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应当处死。可见，公平是多么地微小，人的地位高了，自然对法律也就不屑一顾了。而公平是对两类人来说的，居民和国王。对于居民来说，正义是贴近地面的，只能在地上爬行，四面到处是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国王，正义是伟大的，只要其乐意，什么都是合乎情理的。

我以为，乌托邦人之所以不结盟就是因为那些国王随意撕毁盟约。但我相信他们在深入地与我们交往之后，也许会改变先前的看法。他们以为，不停地签订协议反而使其不能更好地履行。一旦那些没有高山河流这些天然屏障阻挡的国家，会将彼此看成敌人，因此肆无忌惮地互相虐杀，以致忘记了彼此在自然上的联系。只有用条约来加以限制。当然，并不是制订了条约，就万事大吉了，如果条约中未对相互虐杀的行为做出明确的限制，那么他们是很难生活得融洽的。在乌托邦，凡是没对自己的生存造成杀戮的人，就不会被当成自己的敌人来对待。大自然将大家结合在一起，告诉大家要彼此关怀，互相团结，而不是依靠条约来加强大家的联系；靠大家的真诚相待，而不靠文字的条条款款。

托马斯·莫尔传 关于战争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行为，没有任何野兽像人一样经常进行战争，当然乌托邦人也是非常痛恨战争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乌托邦人认为在战争中所追求的光荣是极不光彩的。不过他们的百姓会在规定的日子里刻苦地参加军训，来锻炼自己，唯恐他们没有能力应战，当然他们绝对不会轻易进行战争。为了保护本国领土，或者帮助友邦赶走入侵者，或是用武力从暴君的桎梏奴役下解救出某个受专制压迫的民族，这是基于人类的怜悯之心所感召的行为。

乌托邦人援助邻邦，不仅仅为了给以保护，也会替邻邦教训那些欺压迫害他们的坏人。当矛盾已经发生，他们会先征求意见，然后才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认为邻邦提出了合理的依据，而对方又不理睬一方提出的损失赔偿，他们才会发动战争。因为敌人的侵略进犯，乌托邦人不得不诉诸武力，当然如果邻邦的子民受到了其他国家以律法为借口（比如曲解法律条文，或者从不用的律法中找依据）强加给他们的罪名，那么乌托邦人会更加凶猛地运用武力。曾经他们就为了帮助尼法罗哲德人3抵抗亚拉奥柏利坦人4发动了战争。乌托邦人认为，亚拉奥柏利坦人以律法的幌子对尼法罗哲德商人进行了欺压。不管是否公正，这件事遭到了乌托邦人凶猛战争的报复。临近的国家也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了这场战争，助长了气焰，更是加深了双方的仇恨。战争使多数殷实的国家百废不兴，或是一蹶不振。一直到了乌托邦人打败了亚拉奥柏利坦人，并将其贬为奴隶，才结束了这场持续已久的纠纷。乌托邦人将这些奴隶交给了尼法罗哲德人，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作战的。想当初亚拉奥柏利坦人兴盛一时，尼法罗哲德人是望尘莫及的。

乌托邦人对邻邦所受到的欺负，仅仅是金钱方面就如此凶猛地报复，但是对自己所遭受的委屈却不这样。他们如果被其他国家骗走了商品，但是没有受到人身伤害，他们就会与该国断绝来往，并且要求赔偿，在取得相应的补偿后，他们也就不生气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加关心邻国的子民，而不那么疼爱自己的公民。他们对邻国的金钱损失比对自己的金钱损失更加痛心，因为邻国人民损失的是私有财产，而他们损失的是公有财产，是乌托邦人多出的财产，所以才会向国外出售。正因为如此，大家对这种损失并不怎么痛心。再者在他们看来，用残酷的武力来报复，就会因小失大，造成百姓生命的损失，这是很不仁慈的，因为这一点点损失是不会影响乌托邦人的生产生活的。

不过假如有一个乌托邦人在任何国家因为受欺负而残疾或者是丧命，不管是国家还是私人恩怨，乌托邦人都会马上派出使节查清楚事情原委，倘若对方不交出罪犯，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而是马上发动战争。如果对方交出了罪犯，乌托邦人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处死，或者贬为奴隶。

乌托邦人觉得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取胜是相当不光彩的，而且是很不值得的。这就好比是为了购买珍贵物品而付出极高的代价。不过若是用谋略击败敌人，他们就会认为这是无上的光荣，然后他们就会树立庆功纪念碑公开庆祝胜利，就像是在庆祝伟大的英雄业绩。每当他们通过智力取胜，即除了人类可以做到，兽类是做不到的胜利，他们就会赞扬自己的勇敢和英雄气概。他们说过，只有熊、狮、狼、狗及野猪等野兽才是靠蛮力去厮杀搏斗的，这些野兽虽然比人力气大且凶猛，但永远比不过人的聪明才智。

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而作战，但是如果之前就达到了目的，那就不用宣战了。既然战争无法避免，他们就会对那些罪犯给以严厉的惩处，使其将来再也不敢犯同样的罪行了。他们战斗的主要目的在于此。不过他们很注意避免有冒险的行动，而不是去争取所谓的赫赫战功。

他们会在宣战后，设法在敌国境内重要地区秘密张贴无数印有乌托邦印章的公告，公告上面明确说明谁杀死帝国国王必有重赏。除此之外，他们还对其他各级罪犯的首级悬赏稍微低一点儿，但也很优厚的赏金。在乌托邦人看来，这些引起战争纠纷的人，罪行仅次于国王。当然，对于那些活捉罪犯的勇士，赏金翻倍。对于那些诚心归顺的敌人，在保障他们人身安全的同时，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奖金。

这样，敌人很快就对一切外来者心存疑虑了，并且自己人内部也开始相互猜忌怀疑，就像是将要大祸临头，草木皆兵。据说，大部分敌人，尤其是国王自己都被身边最大的亲信出卖了。在金钱的极度诱惑下，敌人无法控制自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乌托邦人对赏金更是慷慨不吝惜，在他们看来，风险与赏金是呈正相关的，风险越大奖金就越多。所以他们对那些受赏者诚恳地付出大批黄金，并且给予其在友邦境内最殷实的地产。用重金收买敌人的做法，在别的地方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残忍手段，但是乌托邦人认为这是很光彩的，因为他们靠聪明才智，不用发动武力就结束了这罪恶的争端，又证明了他们的慈悲之心与人道主义，杀掉少数罪犯就可以免去因为战争而造成的敌我双方的无辜战士的伤亡。可见他们不仅热爱自己的人民，也同情敌国的子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是国王的疯狂威逼，普通百姓是不愿意征战沙场的。

倘若这样的计策不见成效，那么乌托邦人就会去唆使敌人，挑拨离间，鼓动内讧，并且大力支持王弟或大臣篡夺王位。假如这样还是不见成效，他们就会鼓动敌人的邻邦卷入纠纷，重新挑起昔日的土地之争，这是每个国王都很乐意去争夺的东西。乌托邦人毫不吝啬地捐助大量金钱来支援战事，但是绝不轻易派出自己国家的士兵。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子民，是不会用任何一个百姓去换取敌方国王的。他们存储的黄金白银就是作为此用。因此他们总是毫不吝惜地付出金钱。他们即使用完了所有的储蓄，还是不会影响他们幸福的生活。他们不仅在国内有殷实的积蓄，在国外也有大量的金银珠宝，我说过的，乌托邦是很多国家的大债主。

乌托邦人用他们的财富去招募大量的佣兵作战，尤其是招募那些塞波雷得人5。那些人肥头大耳、野蛮粗暴，居住在距乌托邦东部不到五百里的深山老林中。他们热爱那片土地，那是他们生长的地方。他们主要靠畜牧业为生，天生就身强体壮，他们不怕艰苦，耐寒耐暑，生活毫不讲究，住所和衣着都是很简单的，并且他们从来不耕种。他们爱争爱抢，也爱狩猎。他们天生好斗，崇尚武力，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厮杀的机会。他们为了很少的报酬，大批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然后去应征雇佣兵。追逐死神是他们此生唯一的行当。

他们为了雇主勇敢地拼命去战斗，但是他们不会只忠于一方。谁拿出的报酬高，就投奔谁，如果第二天敌方出的报酬更高，他们会立马投奔敌人；当然如果原先那方再高一点儿报酬，他们又会投奔回到原来的雇主那里。

在每次发生的战争中，交战双方都会雇佣很多塞波雷得人。每天都不难发现，这些彼此有血缘关系的人同时受雇一方的时候就表现得亲密无间，但是突然变成了两个阵营中的士兵的时候，就全然不顾亲情血缘，不顾宗族情谊，拼命厮杀。仅仅为了那一点点雇主给的报酬，就可以轻易驱使他们相互厮杀一场。他们是完全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的，为了多那么一文钱的收入，他们都可以倒戈相向，在金钱方面他们显得是锱铢必较。就这样他们养成了贪得无厌的习惯，这对他们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因为他们总是把他们用生命换来的金钱立刻花到了荒淫无耻的放荡生活中去了。

这些人是非常乐意供乌托邦人雇佣的，因为无论和谁交战，乌托邦人给的报酬都是最多的，远远超过对方所能给的。乌托邦人不仅巧妙地网罗那些良才为己所用，也大胆地招募这些坏蛋加以不正当的驱使。一旦有需要，乌托邦人就会以重金的诱惑驱使塞波雷得人从事冒险活动。当然一般来说，那些去冒险的人生还的机会是很少的，他们没有性命可以回来领取酬金，对于那些幸存者，他们会领得先前说好的全部报酬，这样会驱使他们更加贪婪地不顾死活继续去冒险。对于塞波雷得人在冒险中送掉了性命，乌托邦人丝毫不会在意或者是同情，反倒是他们认为那些万恶的人渣消失在世界上，是为世人造福了。

乌托邦人不仅雇佣塞波雷得人，也招募他们所支援国家的士兵，还有其他友邦供给的援军。最后，乌托邦人用自己的公民组成一支军队，并从中挑选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做指挥官。他下面有两个副官，只有当指挥官遇到了危险，他们才会被公开身份。比如指挥官被俘或者是不幸丧命，那么一名副指挥官就继承他的职位，必要时另外一名副指挥官也可以接任。这样就可以预防变幻莫测的战事造成的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出现。

乌托邦人在每一座城池招募公民自愿入伍，他们不会强迫任何公民去国外作战。在乌托邦人看来，强迫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去作战，不仅不会让那些胆小鬼变得勇敢，还会削弱军队的士气。如果战事危及本国安危，他们就会将那些身强体壮的懦夫抓去军队，与那些勇猛的士兵混合编组，或是抓到无法逃脱的地方镇守城墙。这样一来，胆怯使他们在勇士们面前感到羞愧万分，无法逃走地面对凶猛的敌军，这一切都逼迫他们忘记了恐惧，不得不拼命作战。

乌托邦人不会强迫任何人赴国外作战，对于那些愿意随丈夫出征的妻子，他们不但不阻止，反而大加鼓励与支持。出征后，这些人被安排在自己丈夫的身边，每一个士兵身边都有自己的妻子儿女和其他家属，他们亲密无间，彼此团结，相互支援。对于那些遗失了妻子的男人，还有那些不见了父亲的儿子，都会被公民们唾骂，被看成是奇耻大辱。对于敌人的负隅顽抗，乌托邦人就会全面应战，那将会是一场历时长久的残酷厮杀，直至双方不留一兵一卒。

当然，乌托邦人是力求避免他们亲自上战场的，他们会尽最大付出借助于雇佣军结束战争。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他们会毫不胆怯地上阵作战，其战斗之勇猛，不亚下于他们先前回避战争的聪明才智。作战伊始，他们表现出来的勇猛不是很明显，随着战斗的进行他们越发凶猛起来，他们有视死如归的斗志，宁可粉身碎骨也不会退让一步。他们不用担心家中的生计，也不用担忧子女的未来，他们毫无后顾之忧，他们拼命作战，把战败视为耻辱。专门的军事训练更加壮大了他们战胜敌方的信心。因为从小的教育与优越的国家制度培养了他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这使他们显得更加有勇有谋。因此他们既不会轻贱生命，白白牺牲自己，也不会苟且偷生，该舍身殉国的时候毫不犹豫。

在战争进行到最激烈、最残酷的关头，乌托邦人的敢死队精英们便开始计划着去取走敌方首领的性命。这样一来，明刀暗枪地攻击使敌人腹背受敌，并且将疲惫的士兵换下来，用源源不断的雇佣新兵去攻击敌人。敌人的首领如果不弃军而逃，几乎免不了被活捉或者是被杀死的结局。

当乌托邦人得胜，他们决不滥杀，宁可俘虏败兵，也不将其随意处死。他们在追击敌军时，也会随时维持一支强大的后备救援军队，以便在与敌人争锋被击溃的时候，用这强大的后备力量给以反击，从而反败为胜。他们一般不会对逃跑的敌人穷追不舍，以免乱了自己的阵脚。不止一次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乌托邦人的军队大部分溃不成军，扬扬得意的敌军从四面八方穷追而来，而那些早就埋伏好的后备志愿军突然发动攻击，将疏于防范的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样就成功地扭转了战事的整个局面，他们毫不费力就取得了胜利，反败为胜。

他们不仅善于使用伏击战术，也擅长运用迂回战术。他们让敌人以为是溃败而逃，其实却全然不是如此。而他们真的要逃脱时，却给敌人以与此相悖的其他怀疑。倘若他们发现自己的军队数量或者是在阵地上处于劣势时，他们就会趁着黑夜悄悄地拔营撤退，或者凭借其他策略脱身。有时候他们会选择在白天不知不觉地撤军，并且阵容整齐，对于那些袭击他们的敌人，就像是袭击他们前进一样危险。他们有戒备森严的阵营，还有深沟当屏障，壕沟中挖出的土堆向里方。这一切设计都是士兵亲自动手的，他们不会雇佣劳役去完成这样的工程。除开那些把风戒备的士兵，其他士兵都加入了安营扎寨的工作。人多力量大，就这样乌托邦人在大片空地上以难以置信的效率完成了这项巨大的防御工程。

对于士兵们的盔甲，是异常坚固耐用的，可以承受住砍杀，又不影响身体的灵活度。在他们的军训中有一项训练就是全身装备在水中游泳，他们满身盔甲在水中游泳也伸展自如。他们以箭为远程武器，步兵与骑兵都是一些稳、准、有力的神箭手。两军肉搏时，他们不用刀剑，改用沉重锋利的巨斧，无论砍、刺都是杀伤力极大的武器。他们还会自己发明武器，然后守口如瓶，以免走漏风声而使得新研制的武器不见效果而贻笑大方。他们研发的都是轻巧易带、可灵活转动的新武器。

倘若他们在协商下与敌人制定了停战公约，就会严格履行协定，即使敌人挑衅生事他们也不会破坏协定。他们从不糟践敌人的土地，烧毁敌人的庄稼。而是让他们自己的军队爱护这些庄稼，不要毁坏，这是为了以后可以供他们自己享用。对于敌方的无辜百姓他们从不伤害，除开那些卧底密探，他们也丝毫不侵犯那些投降的士兵。对于他们攻占的城池，也不会大肆抢掠。不过他们会将那些主张战争的敌人处死，把其他死守的士兵贬为奴隶。对于那些建议主和投诚的敌人，他们会从没收敌人的财物中取出一部分来犒赏那些人。他们将剩下的财物全部赠给支援国，自己却分文不取。

在结束战争后，乌托邦人从不向他们所支援的国家索取丝毫费用，而是由战败国承担所有战事费用。他们将战败国支付的金钱储存起来以便下次用于类似的战争中。他们还要求战败国每年进贡，并且交出那些庄园。许多国家都会向他们进贡，各种来源的积累，让他们每年总收入超过七十万元金币。他们还让自己的公民去经营这些庄园，让这些公民在那里生活富足，并且地位显赫。他们将庄园的收入归于乌托邦国库，也会将部分金钱借贷给战败国。他们经常贷款给战败国，即使他们很需要这笔钱，也很少会索回全部款项。他们还会将庄园的收入拨一部分给那些受他们驱使去冒险，完成使命后回来领取酬劳的人们，对于这类人我在之前已经说过，此处就不多说了。

对于那些起兵攻打乌托邦人并企图进犯乌托邦领土的敌人，他们会立即调动大批军队出国境交战。他们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本国土地上作战，并且不管战事如何危急，他们也不会让邻邦支援军队进驻他们的领土。

托马斯·莫尔传 关于宗教

乌托邦人信仰的宗教种类繁多，每一座城市都有很多宗教。乌托邦人信仰的对象很多，有的信仰日神，有的信仰月神，有的信仰星辰。对于那些受人尊敬、德高望重的贤人，乌托邦人就把他们奉为神，甚至是地位最高的神。不过绝大多数人是比较有见识的，他们不相信我上面所说的神，而只信仰某一个神，这个神是法力无边的、鲜为人知的、永世长存的、远远高于人类思想境界的，他的力量无穷，纵贯宇宙间。乌托邦人把这个神称为父，是万物起源、生长、发育、演化、老死的根源。乌托邦人只把父当做至高无上的神尊奉。对于所有的乌托邦人，尽管信仰各异，但是在这个神的观点上是保持了一致的。他们把这个上神称作“密特拉”（古波斯太阳神），他是宇宙的缔造者和主宰者，不过不同的人对这个上神的看法不一。

不过他们都认为，不管这个上神是以什么作为名字，他都是大自然的化身，他有无边的力量和威严，这样才形成了万物众生，因此任何民族都必须承认他崇高的地位。然而乌托邦人正在改变各种盲目信仰的混乱局面，趋于一致地选择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合乎情理的信仰。本来其他信仰早就应该消失的，可是有一个人在准备改变信仰的时候，偶然遭遇到了不幸的事，因为强烈的恐惧，他把这种偶然说成是企图背弃信奉之神后所遭到的惩罚，这样就让很多胆小的人不得不继续他们原先的信仰。

我们向乌托邦人提及了基督教，关于教义、关于品德、关于基督教的奇迹，还有那些虔诚的教徒为了宣扬基督教而表现出的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精神，以致最终远近的许多国家都趋向于信仰基督教。乌托邦人听到我们说的，是多么乐意接受这个宗教，这大概就是因为上帝拥有的超物种的感染力，也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宗教与他们最普遍流行的信仰很接近。当然在我看来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听说基督教是很支持他们那种公共生活方式的，并且这种生活方式在部分基督教团体中仍然保持着。然而无论信仰基督教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他们很多人还是接受了我们的信仰，并且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我们一行六人，已经有两个去世了，剩下的四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基督教父，所以这些乌托邦人入教的仪式都进行了，除开教父主持的圣礼仪式没有完成。不过他们已经知道了圣礼的形式，并且很热切地渴望接受这样的圣礼。他们还认真讨论，在没有基督教主教来到乌托邦的时候，可不可以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人做传教士。他们想推荐一名候选人，可是直至我们离开，他们也没有推荐出来。

对于那些不主张基督教的乌托邦人，他们不会去阻止别人信仰，也不会去打击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我们在那里时，只处分了一个教徒。他刚接受了洗礼，就极度狂妄、肆无忌惮地谈论基督教义。虽然我们劝诫过他，但他依旧态度激昂，把基督教说成是最优越的宗教，并且大肆谴责其余一切宗教。他宣称那些宗教都是玷污神灵的，教徒的信仰是对神明的大不敬，会受到天谴的。他长期这样喋喋不休，最终被政府以在群众中造谣生事为罪名逮捕，所定的罪名是亵渎乌托邦人的宗教。在定罪后，他便被依法放逐了。原来乌托邦人有一条古老的律法，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去干涉别人的信仰自由。

在乌托普国王来到这个岛国之前就已经听说过，当地人为了信仰不一而争执不休。他还发现，在各个教派为保卫本国而作战时，这种信仰的分歧正好提供了机会让他把他们全部征服。所以他取胜登上帝位后，就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信仰的宗教，也可以用友好和善的方式劝别人接受自己的宗教，但不可以对其他的宗教恶毒地大加诋毁，不可以对那些不接受者使用暴力或者是诉诸谩骂。如果有人在宣传自己宗教的时候，言辞激烈地诋毁其他宗教，将会受到流放或者奴役的处分。

他清楚地知道，以往的宗教纠纷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安定。为了社会的安定，也为了宗教的发展，乌托普国王制定了这条律法。乌托普国王从不轻率地对宗教问题做出评论。他无法肯定，上帝是否愿意看到各种各类的宗教信仰，是否要不同的人信奉不同的宗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威逼强迫别人接受自己心中的宗教的人，都是一些野蛮的蠢货。况且就算是只有唯一的宗教是真理，其余的都是不入流的旁门左道，乌托普国王也认为，用温和而合理的方式处理问题，真理总会悄无声息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被接受。如果人们为了宗教争论或者是大打出手，而那些品质恶劣的人又是冥顽不化，那么再好再神圣的宗教也会毁于他们相互诋毁争执的洪流中，就像禾谷被荆棘刺死一样。正是这样，乌托普国王将宗教问题当作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并且给了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当然他也禁止任何人相信灵魂随肉体消灭，或是放低人的尊严，或是认为世界没有神的主宰，是盲目发展的。所以乌托邦人认为，人死后有过者必受罚，有功者必封赏。倘若有人持不同的意见，那么乌托邦人就会认为他不配做人，因为他把自己崇高的灵魂与兽类粗鄙的躯壳等同在一起。他们也不承认这种人是乌托邦公民，如果不是这样的人还有些忌惮，他们是不会遵守任何律法条文的。如果一个人对律法都不屑一顾，将希望都寄托在躯壳上，那么为了他一己私欲，他会不择手段去逃脱律法的制裁，甚至去破坏国家制度。

乌托邦人将这种人视为卑鄙下流者，并且取消他的一切荣誉，取消他做官的资格。当然乌托邦人也不会处分他，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的信仰是不受自己意识支配的。他们也不威逼或者强制要求他改变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痛恨说谎做假，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不容许有说谎者的，这与欺骗无异。他们不允许这种人在普通百姓面前大肆宣扬自己的观点，为自己做辩护，却鼓励他在教士面前谈论，因为这种荒谬的意见是说不过真理的。

还有一些乌托邦人，他们的见解不是没有理由，而他们也不是坏人，所以乌托邦人并不对他们加以干涉。这一类人又有与上一类人完全不一样的见解，他相信兽类也有不朽的灵魂，虽然没有人类灵魂那么尊贵，也得不到与之相等的幸福。说到人类灵魂，乌托邦人几乎都相信，人死后可以去无穷的极乐世界。他们同情那些被疾病缠身的人，但从不惋惜那些死去的人，除了那些贪恋红尘不愿离世的死者。一个人极端畏惧死亡，在乌托邦人看来是不祥的，这表示他们的灵魂无处安身，对即将降临的处罚有预感，所以恐惧万分。他们觉得上帝喜欢那些一经召唤马上就从命的人，而不是那些恐惧万分半推半就离开人世的人。他们如果看到一个人不是心甘情愿离世，就会毛骨悚然，因而在默默哀悼中将死者送出，然后祈求上帝宽恕死者的罪过，并且把尸体掩埋。而对于那些心甘情愿笑着死去的人，他们不会表示哀悼，而是在歌声中将他风光大葬，并且欣然将死者的灵魂交给上帝。他们满腹崇拜之情，将死者火化焚尸。并且为死者立碑，书写下他高尚的情怀。之后他们谈论到死者的性格事迹，无一不称赞他不惧生死的崇高品质。

在乌托邦人看来，人们对死者高尚的品德致以由衷的敬意，可以更好地鼓励生者欣然向往。他们觉得在他们提及死者时，死者就在身边倾听着，只是人们肉眼凡胎看不到死者的存在。对于在天堂享受极乐的灵魂，是可以来去自由的。如果这些灵魂从不回访生前那些很好的朋友，就是背信弃义，这样死者就太缺乏友爱之情了。乌托邦人认为，自由和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不会由于生死的变迁而削减，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是永恒不朽的。因此他们认为死者仍然生活在人们中间，只是不被人看见摸着，这些灵魂从未离开。这让乌托邦人更加信心满满地工作生活，他们觉得死者的保佑与祝愿无处不在，并且也因为有贤人亡灵的监督，他们也多了份谨慎，不敢私底下做亏心事。

很多国家都十分重视那些迷信的占卜方术，他们将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命运随意交给那些荒谬的骗局，这是为乌托邦人所不齿的。乌托邦人也有自己的崇拜，他们崇拜那些自然界出现的奇迹，并将这样的奇迹归功于神灵的启示。在乌托邦也经常出现奇迹，他们相信这就是神在显灵。当他们遇到了重大危急事件时，他们就会虔诚祈祷，祈求神灵庇佑，以便有求必应。

他们觉得探索自然是美好的，在探索中赞美自然的力量是被神所接受的一种礼拜形式。然而还是有一群为数不少的人，他们不从事专门知识和科学的探讨，处于宗教的动机，又不偷闲。他们有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认为幸福是属于死后的，要想死后享乐，就必须生前多劳作，多行善。所以他们中有的人照顾病人，有的人去修路造桥，锄草清理沟壑，砍柴劈树，将粮食和柴火用车运到城市中去。不管于己于人，他们都如同忠实的奴仆般卖力劳作，甚至比奴隶更加卖力。任何地方都有那些肮脏费力的粗活，很多人都不乐意去做，但是这些人都很愉快地将这些活全部揽下了，这让大多数人难以置信。他们热爱劳作，让别人可以安心休息，而自己又不会去炫耀自己的功劳。他们不指责别人的生活方式，也不赞扬自己的生活态度。他们越是心甘情愿地劳作，越是受到世人的尊敬。这种人又分为两路人，一路是独身者，他们戒荤腥、戒女色、戒肉食。他们拒绝人世的享乐，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艰苦地生活，是为了死后获得幸福。因为他们对下一世充满了憧憬与向往，所以他们的生活态度积极愉快，并不觉得有什么痛苦。另一路是主张婚姻的，同样也热爱劳作，他们很重视家庭的乐趣，认为自己有义务结婚，有义务生儿育女为国家培养新的接班人。他们也接受所有的人世间的享乐，当然这些享乐不会妨碍他们的劳作。他们热爱肉食，因为肉食会让他们更加拥有力气去劳作。乌托邦人认为这一路人更加聪明，而前面所说的那一路人更加圣洁。如果前一路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从理性出发，这就会遭到乌托邦人的讥笑；然而他们如果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受了信仰宗教的号召，他们就会被乌托邦人致以由衷的敬意。因为乌托邦人从不轻易在宗教问题上做出武断的结论。用乌托邦人的话来说，前一路人被称为“部色累斯卡6”。

乌托邦人有为数不多的传教士，他们是那种将生命都交给了宗教的人，因为人少，每个城市都不到十三人（教堂也不到十三座），除了战争时期。倘若遇到了战争，其中七个教士就会随军出征，他们的空缺就由新选拔的七人来弥补。征战返乡后，这七个人就回到原来的职位上，而另外七个人就成为主教的侍从，用于递补那些身故教士的职位。主教只有一名，是所有教士的元首。国民选举产生教士，就与官员是由国民选出是一样的，他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拔，以防止徇私作假。被选拔出来的教士由教会同僚为其举办授职礼仪。

教士们的职责是主持礼拜，监督社会风纪，掌管宗教事务。凡是那些因为生活不道德而受到教士的传唤与斥责的人，都被视为奇耻大辱。现在教士们的任务是劝说开导，而对于制止与惩罚违法行为的任务则是由总督和其他官员执行。不过教士会将那些坏家伙逐出教会，拒绝他们参加礼拜。这被乌托邦人看做最可怕的处罚，是非常丢脸的。这些坏家伙会因为潜在的宗教恐惧心理而感到痛苦，也会觉得自己的人身安全随时都会受到威胁。除非他们诚心向教士表明悔改之意，否则他们将会被议事会以不虔诚罪逮捕法办。

教士还有教育青年儿童的任务，关心他们的求知读书，也同样注意培养他们的德行。从儿童很小的时候，就被教士灌输了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那些意识都是有利于维护他们国家的安全的。这种思想一旦被儿童接受，再久也不会遗忘，这就可以很好地维护国家制度。而有些国家的衰败，就是源自一些歪门邪说所引起的罪恶。

在教士的选拔方面，妇女也是有资格参选的，不过仅限于为数极少的老年寡妇。对于男性教士，他的妻子必须是全国最杰出的女性。

教士职位在乌托邦是最受尊敬的，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公职。一个教士犯了罪，不是交由法庭处置，而是由上帝与良心去评判。乌托邦人不允许政府强行抓捕教士，因为不管教士犯什么罪，他已经将自己当做丰盛的祭品献给了伟大的上帝。因为他们的教士很少，并且是千挑万选出来的贤良，所以乌托邦人是不难遵守这个风俗的。更何况教士的品德是高尚的，正是因为他们的贤良才会被人们公选推上这么高贵的职位，这样的人是不会轻易走上罪恶无耻之路的。即使这样的事发生了，因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教士为数极少，他们没有实权，只是享有尊贵的荣誉地位，因此不用担心他们会危害国家、危害社会。而实际上，乌托邦人正是为了防止教士高尚神圣的职位而因为人数过多变成没有意义的职位，才让教士人数规定得很少。乌托邦人发现要网罗天下德行足以胜任这种尊贵职位的人也是不容易的。而普通的能人雅士又是没有能力担当这个职位的。

乌托邦教士在本国受到了国人的尊敬，在国外也得到了不逊色于国内的尊敬。从下面的事实中不难看出，正是这样的事实才让乌托邦教士受到尊敬。每当两军交战，教士们就跪在离士兵不远的地方，他们身披法衣，伸出双手朝天，为和平祈祷，也祈祷在双方流血不多的情况下祖国取得胜利。当乌托邦军队处于优势，他们就会驰进酣战中心，阻止本国军队滥肆杀戮败军。败军只要向教士诚心呼救，就可以免于杀身之祸。而能够触摸到教士飘扬的法衣的败军，就可以让自己的财物不遭到掠夺。乌托邦教士这种高尚的品德使他们在外国也受到了极大的尊敬，受到了外国人的万分敬仰。因为他们不仅保护本国人不被敌人杀害，也保护敌人不被本国战士滥杀。每当乌托邦一方阵地动摇，一路溃退，情况很是危急，而敌人穷追不舍，乱砍乱杀时，只有教士的介入才可以停止杀戮。这时候双方都撤回军队，和平协商缔结公平的休战公约。不管多么野蛮、凶恶、残暴的国家，都认为乌托邦教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乌托邦人将朔日和月杪7，元旦和除夕奉为节日，将每年分为若干月。月份是根据太阳在轨道上的运行计算的，和年按太阳的历程确定是一个道理。朔日名“西奈梅尼”（指一个月开始的日子），月杪名“特拉佩梅尼”（指一个月末了的日子）。

乌托邦人的教堂富丽堂皇，建筑工艺精湛，并且可以容纳很多人。不过所有教堂的光线都比较弱。乌托邦人认为太强的光线会分散思维，而微弱的光线可以集中注意力，让教徒们更加虔诚。这样的设计不是因为设计者不懂建筑学，而是出于教士的旨意。

我之前已经提及乌托邦人有不同的信仰。虽然信仰的表现形式多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就是崇尚神格。所以在教堂的所见所闻都适用于一切宗教。各教派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仪式，他们可以在自己家中举行。所以教堂里没有供奉任何神像，每一个礼拜的人都可以在心中意会自己的神，不管他们是按照什么宗教教义去感受神的存在的。乌托邦人把神称为“密特拉”，不用其他称呼。他们都认为这个称呼可以体现神威的独特性质，无论这个性质是什么。至于教堂的祈祷文，是每个人都可以念诵的，不会和自己信仰的宗教发生冲突。

在月杪或除夕的晚上，他们在教堂聚集，集体禁食，以此感谢神庇佑他们安全地度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年，现在到了末了的日子。第二天早上，是朔日或元旦，他们又成群赴教堂，祈祷接下来这一月或这一年能使他们幸福繁荣，因此朔日或元旦成为象征吉祥开始的节日。

不过每逢末了的节日，在去教堂之前，妻子跪在丈夫面前，儿女跪在父母脚前，诚心忏悔自己犯下的过错，并祈求亲人的宽恕。正是这样，所有的家庭不和睦现象都得到了解决，人们可以带着纯净的心去教堂祷告，因为内心带着愧疚去献祭是对神的亵渎。所以人们如果憎恨某人，就会在去教堂之前和那人言归于好，让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以免遭到上帝的责备。

人们来到教堂后，分为两方，女左男右就座。每家人的男子坐在他们的父亲前，女子坐在她们的母亲前，这样就让家长不仅在家管束子女，在外也可以监督子女的言行举止。他们还发现，年轻人和年长的坐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防止小孩子在一起嬉戏打闹，影响人们对神虔诚敬畏的祈祷，只有诚心祈祷才可以更好地增进德行。

乌托邦人从不杀牲畜作献祭用。他们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慈悲的上帝是不愿意看到流血和杀戮的。他们燃烧大量的烛和各种香料来祭拜神明，这是一种无公害的拜神方式，但是却让礼拜者感到十分慰藉，会使他们更加虔诚地对神明顶礼膜拜，并且使心境得到了净化。其实他们明白，神明就是神明，是不会借助于燃烧的香烛显灵，就像是不借助于人的祈祷一样。

在教堂里祷告的人们身着白色外衣。教士则身披各种颜色的法衣，这些法衣是用很多种羽毛精妙地编织而成，既不绣金，也不镶嵌宝石，材料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般奢华，但是其设计及式样都很精彩，远远超过了那些金银编织的衣物。并且在他们看来，羽毛编织的衣服层次分明，还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教士们详细解释了这种神秘，这让人们无法忘记上帝的恩泽，无法忘记自己对上帝应有的虔诚，无法忘记人们之间应尽的义务。

当身着法衣的教士庄严地走出教堂的内殿时，所有的人都叩拜在地上，满怀敬意。这个时候，整个教堂安静无声，大家都感到无比的敬畏，就像在叩拜天神一样。大家在地上叩拜了一会儿之后，教士做出手势，他们才起来。之后他们开始在乐器的伴奏声中唱起赞神歌。他们的乐器和我们所见到的在形式上大不相同。他们的乐器本身甚至不能和我们的相比，但是他们的乐器却可以演奏出比我们的更加悦耳的旋律。他们在某些方面确实比我们高明。他们的一切音乐，不管是器乐还是声乐，都可以流露出演奏者的自然情感，使音与情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不管是祷词，还是寄托快乐、慰解、忧虑、悲伤或愤怒的歌词，都可以通过乐器的演奏生动地流露出来。这种音乐可以深深地感动听众，使我们内心激奋。然后，教士和教徒们一起念诵出庄严的祷文。祷文的内容编写迎合了大众的信仰，是大家都可以念诵的，也可以应用到自己身上。在祷文里，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神是万物的缔造者，是统治者，是幸福的赐予者。每个人都应该感谢神赐予自己的全部恩泽，特别是神让自己可以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并且可以有自己喜爱的信仰不受干涉。如若祷告人理解错了，或者认为比起自己国家的宗教制度还有更优越的宗教制度是被神赞许的，他就请求神慈悲为怀，告知他详细的宗教制度，他情愿听从神指引的任何方向。如果他认为自己国家的宗教制度是最优越的，他的信仰是最正确的，那就会祈祷神赋予他坚定不移的意志，去维护自己的国家制度与宗教信仰，并且引导其他人过这样的生活，拥有敬神信神的观念。最后，人们向上帝祷告，祈求能顺利地从尘世解脱，皈依神明，不过祷告人无法断定这个解脱到来的时间。然而如果因为贪恋尘世虚荣而无法更早地接近神，他们宁愿死于痛苦而皈依神明。念诵完所有的祷词后，人们又在地上叩拜片刻，然后起身用餐。在节日剩余的时间内，他们会去娱乐、运动和练习战术。

我已经力求详尽地给你介绍了这个国家的制度。在我看来这是最优越的国家，也是唯一的名副其实的国家。在其他国家，人们虽然说是为了公共谋福利，但是每个人确实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走。乌托邦人根本就没有私有财产，大家都热心公事。不否认这两种情况都不无道理。因为在其他地方，不管国家多么烦人，如果人们不为自己着想，就要挨饿。所以他们必然会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将其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然而，在乌托邦一切都是公有的，只要粮仓装满粮食，就不会有人挨饿。这儿的物资分配很公平，没有乞丐和穷人的出现。每个人都是一无所有，而每个人又是衣食无忧。乌托邦的人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安居乐业，吃穿不愁，不用烦恼妻子会有所需求，不用担心女孩没有妆奁、男孩饱受贫穷，全家人世世代代都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这是多么值得炫耀的财富啊。此外，乌托邦人照顾那些曾经从事劳动而现在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和照顾仍然从事劳动的人一样。

我倒是愿意听一下谁敢把其他国家所谓的公平、正义和乌托邦国家的一较高下？我敢保证，在那些国家中，找不到一丝这样的公平与正义。他们的贵族、商人、高利贷者，还有那些一事无成的冗官冗员，他们每天都过着游手好闲、纸醉金迷的生活，这算得上是公平、正义吗？而一般的劳役、车夫、木匠和农民，却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可是他们的劳作又是国家不可缺少的，是支撑国家物资供应必不可少的。这些人过着食不果腹的穷困生活，甚至抵不上牛马的待遇。牛马都不需要这么没日没夜地做工，它们吃的草也不一定很粗劣，其实味道应该不错，并且它们还不用担心未来的生活。而这些劳苦大众，不但要一无所获地劳累受苦，还要为将来贫苦的老年感到悲伤。他们靠着微薄的收入生活，甚至不够当天的开销，更没有多余的收入储存起来养老了。这难道不是一个缺乏公平、正义的国家吗？那些所谓的上层绅士、金铺老板，奢华淫逸却又不劳而获，他们是社会最大的蛀米虫。而国家对于那些劳苦大众却是丝毫不关怀。要知道没有他们的付出，这个国家就无法维持。这些人为了国家付出了青春乃至生命，到老了还是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他们的国家却无视这些人的劳苦，无视这些人用辛勤的汗水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利益，毫无情意地让这些人潦倒不堪而死，这就是国家对他们的报酬。此外，富人不仅用非法手段行骗，还以法律的名义去剥削穷人那点微薄的收入。即使富人不去侵吞那些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们，可是那些人却处于社会最底层。获得最低的报酬，这已经是非常不公平了。富人更是得寸进尺地贬低正义，甚至以律法的名义，去冒充虚伪的正义。

所以我才会断言，如今除乌托邦外的其他繁荣国家，我见到的无非是富人勾结，以国家的名义为自己谋利。他们费尽心思，把自己用不法手段聚敛的财富全部安全地保藏起来，然后用最低廉的报酬去剥削穷人为他们劳作。等到富人盗用公众的名义，也包括假借那些穷人的名义，把他们的花招变成大家普遍遵守的东西，这样也就顺理成章地将他们的阴谋变成律法了。

不过对于这些瓜分侵吞国家财富的坏蛋，再怎么富足也是不会享受到乌托邦国家的幸福的啊！乌托邦人是从不贪恋金钱的，何况金钱在他们国家也不使用。这就消除了很多金钱的纠纷，也铲除了罪恶的根源。大家都知道，取消使用金钱的国家，欺骗、盗窃、抢劫、吵架、骚乱、喧闹、叛乱、暗杀、变节、放毒等每天受到惩罚都无法制止的罪行，就会自动消失了。而那些恐惧、焦虑、烦恼、辛苦的操作、不眠的通宵，也会随金钱的消失而荡然无存。并且贫穷也是由于缺乏金钱造成的，一旦金钱没有了意义，贫穷也会消失掉。

为了让我的断言显得更加清晰明了，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在一个大荒年，成千上万的人都饿死了。我敢保证，在这灾荒年头，我们如果去搜查富人的粮仓，就会发现仓内有大量的粮食，如若当初将这些粮食分给那些饥饿贫苦的人，谁也不会觉得是因为气候和土壤的原因造成了粮食歉收。取得生活物资本来是很容易的事情，都是这该死的金钱，本来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而实际上却阻碍了我们取得生活所需的东西。

其实富人也深知，与其吃穿不尽，不如够用够使；与其财富堆积如山，不如无灾无忧。同样地，不管是人们关心个人利益，还是人们关心救世主基督，都应该让全世界都采用乌托邦国家的法制。大智慧的基督，知道什么是最优越的国家制度；慈悲的基督，会将他知道最优越的制度告诉人们。可是有一个妖魔出来反对，那就是骄狂，他是一切祸害之源，一切祸害之根。骄狂用来衡量繁荣，不仅对自己不利，对别人也是非常不利的。骄狂哪怕是女神，也不愿意成为这个女神，因为她再也看不到她可以欺凌嘲笑的可怜虫，如果她不能在这些可怜虫的不幸面前炫耀自己的幸运，如果她夸耀的财富不能使这些可怜虫因贫穷受到折磨而更加贫穷。这条钻进人们内心的毒蛇，像印头鱼一样，阻碍人们走上幸福生活的道路。这条毒蛇在人身上已经植根很深，不易拔除。所以我很高兴看到我所希望的国家制度，而乌托邦人享有我心中所希望的国家制度。乌托邦人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制度下，是最幸福的，有这样稳固的国家基础，这样的幸福生活将永远持续下去。在乌托邦，一切野心和派系以及其他罪恶的根源都得到了铲除。所以他们不会担心内乱引起的危险，而内乱曾经摧毁了多个国家稳固繁荣的根基。一个国家只要有和谐的内部关系，有健全的律法制度，那么就不会担心外敌的扰乱使国家发生动摇，外敌即使野心勃勃，也会被团结的国民击退。

拉斐尔讲完了他的故事，我认为他所讲述的风土人情与律法条文中有许多东西似乎显得十分荒谬，不单是他们的作战方法、礼拜仪式和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的制度，特别是他们独特的社会结构。我这里所指的是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给养，完全不用金钱流通。就这点来说能让一般人认为一个国家引以为荣的高贵和尊严都荡然无存了。

不过我明白拉斐尔谈累了，但又不能确定他是否愿意耐心倾听和他意见相悖的见解。我记得他提到过的那些唯恐自己被看成笨蛋因而对别人有所发现就去吹毛求疵的人。所以我称赞了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称赞了拉斐尔的谈话，并与他携手共进晚餐。我对他说，希望将来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深入地探讨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巴不得这样的机会快点到来啊！

不过我还是不能同意他所有的见解，虽然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真知学识并对人情世故有最渊博见解的人。我情愿承认，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独特的风俗习惯，虽然我也希望我们英国具有这样的特征，但毕竟是难以实现的。

第二部终

拉斐尔关于直到目前还很少有人知道的乌托邦岛的法律和风俗的午后谈话已经完结，记录人是最著名和最博学的伦敦公民及行政司法长官托马斯·莫尔先生。

（高朝阳译）

11英里1.6093千米。

2希腊语，意思是部落酋长。

3尼法罗哲德人———臆造的词，其组成的希腊语成分意为“云雾中出生的人”，即朦胧不可究诘的人。

4亚拉奥柏利坦人———从希腊语杜撰而成，意为“盲人国的公民”，一说指“无国之人中的公民”。

5从希腊语杜撰，意为“急于出卖自己的人”。

6从希腊语臆造而成，意为“非常信仰宗教的人”。

7月杪：每月的最后几天。

95条论纲The Ninety-Five Theses〔德〕马丁·路德

为了阐明真理，下列命题将在维腾贝格举行讨论，由文学和神学硕士以及常任讲师、尊敬的马丁·路德神父主持。凡不能与会参加讨论的，请用书信方式参加。奉主耶稣之圣名。阿门。

1．我们的耶稣基督曾说“你们应当悔改”，其实他的言下之意是说信徒一生应该悔罪。

2．这句话不能被理解为告解礼，即神父所主持的忏悔和赎罪。

3．这句话也不能被理解为单纯的内心的悔罪，因为若是内心的悔罪不产生各种外表的苦修，就只是虚空的。

4．所以对罪恶的惩罚实际上是与自恨一样长久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内心的悔改，一直这么持续下去，直到我们进入天堂。

5．教皇无意也无权宽恕任何惩处，除非在自己的权利范围之内或者教规规定之下。

6．教皇无权赦免任何罪状，而只能宣布和肯定罪状已经得到了上帝的赦免。当然他可以赦免那些本来留下归他的案件；但若是他越过这一界限，罪责便仍然存在。

7．若未能使罪人在他的代表神父面前凡事谦卑的话，上帝是不会赦免此人罪状的。

8．惩罚之教条只适用于活人身上，而不该将之加于死者之身。

9．所以圣灵以教皇之身宽仁待我，他总是在教会中将死亡和必要定为例外。

10．那些将教条所定的补赎给临死者留到炼狱的神父，是无知和邪恶的。

11．那些将教条所定的惩罚留到炼狱中惩罚的神父，很显然是仇敌在他们睡觉时撒了稗子。

12．以前，作为真正痛悔的考验所实施教条归定的惩罚，并不是在宣赦之后，而是在宣赦之前。

13．临死者死了之后就免除一切惩罚，因为一旦死亡，他们就不再受教条法规的任何约束了。

14．临死者心灵的不健全和爱心缺失很可能会带来极大的恐惧，且爱心越小，恐惧就越大。

15．但是这种恐惧和担忧就足以成为炼狱的惩罚，更不用说其他的什么了。因为它与绝望的恐惧相差不远。

16．地狱、炼狱和天堂之间的区别无异于绝望、近乎绝望和内心的平静之间的区别。

17．灵魂在炼狱里的恐惧越是减少，爱心便越是增加，似乎是这样的。

18．通过推理和《圣经》，我们似乎都不能证明这种灵魂不能建功立德或者增加爱心。

19．虽然我们对于他们的福祉很有把握，但是似乎无法证明他们自己对这种福祉的肯定和确信。

20．因此，当教皇口口声声说可以免除一切惩罚的时候，并非指一切惩罚，而只是指免除他自己权利范围内的惩罚。

21．所以，那些宣讲赎罪券者说，教皇的赎罪券能使人免除各种惩罚而且得救的时候，乃是错误的。

22．因为他并不能免去炼狱里的灵魂按照教规今生所应受的惩罚。

23．如果有人被免除了一切惩罚，那么他必须是最完美的人，那就是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24．所以大多数人都只是被这夸张得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免除惩罚所欺骗。

25．对于炼狱，教皇在全教会有多少权力，主教和神父在他们的主教区和教区就有多少权力。

26．若是教皇不用钥匙权（他本无此权），而是用代祷，来免除炼狱中灵魂的罪，那么他做得更好。

27．那些称只要钱币叮当落入钱箱，灵魂就可得到超脱的人，只是在乱说。

28．可以肯定的是，一旦钱币叮当落入钱箱，就只能使贪婪增多，而不能使教会的代祷有什么结果，因为这一切都取决于上帝。

29．从圣瑟威力努（St.Severinus）和圣巴斯噶（St.Paschal）的传说来看，没人知道炼狱里的灵魂是否都愿意被救赎出来。

30．无人能知自己的痛悔是否诚实；更无人能知自己是否得到了完全的赦免。

31．诚实买赎罪券的人与诚实忏悔的人是一样的，都很稀罕。

32．那些认为自己因持有赎罪券就自信能得救的人，将会和传授这种观念的人一同被定罪。

33．那些说教皇的赎罪票，是上帝使人与自己和好的无价恩赐的人，是我们应该特别谨防的。

34．因为赎罪券只能用于人在忏悔圣礼中所加的惩罚。

35．他们是在传与基督教教义不符的道理。因为他们说，要得到救赎或是赎罪券，是不需要忏悔的。

36．每一个真正悔改的基督教徒，即便是没有赎罪券也能够得到真正的赦免，从而脱离惩罚和罪债。

37．每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无论是生是死，即便是没有赎罪券，也都能分享基督教的一切恩惠，因为这些恩惠是上帝所赐的。

38．然而教皇的赦免也是不容小觑的，因为正如我所说，他是在宣布上帝的赦免。

39．即使对于那些最有学问的神学家来说，要一面宣讲赎罪券的好处，又一面宣讲真心忏悔的必要，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40．真正的痛悔寻找并且爱慕补赎；滥发赎罪券，却使人憎恨补赎，或至少使人有憎恨的趋向。

41．教皇的赎罪券应该小心宣读，免得人们误解它们，以为它们比其他爱的行为更加可取。

42．基督徒应该知道，教皇本无意将赎罪券的购买与善行相比。

43．基督徒应该知道，救济穷人或者是借钱给缺钱之人，都要比购买赎罪券更好。

44．因为善行使爱心渐长，使人日渐变好；而购买赎罪券却不能使人日渐变好，只能使人更多地避免惩罚。

45．基督教徒应该知道，人若见到别人困苦却不予以帮助，反而用他的钱购买赎罪券，那么他所得的就并非教皇的赦免，而是上帝的愤怒了。

46．基督教徒应该知道，若非自己有余款，就应该把钱用于家庭日常开支，而不该把钱浪费在购买赎罪券上。

47．基督教徒应该知道，虽然他们可以自由购买赎罪券，但是他们并没有义务非要这么做。

48．基督教徒应该知道，教皇颁发赎罪券是更渴望得到大家对他的虔诚祈祷，而甚于由此索来的金钱。

49．基督教徒应该知道，他们若是不信赎罪券，那么赎罪券就是有用的；要是他们因此丧失了对上帝的敬畏之心，那么教皇颁发的赎罪券就是有害的。

50．基督教徒应该知道，教皇若是知道那些宣讲赎罪券之人从中榨取，他宁愿让圣彼得堂化为灰烬，也不愿用他羊群的皮、肉和骨去建筑。

51．基督教徒应该知道，教皇是宁愿（按照他的责任）把自己的钱赐予那些被骗购买赎罪券的穷人的，即使是让他把圣彼得堂拍卖了，他也在所不惜的。

52．靠赎罪券来得救是白费工夫的，即便是教皇或者他的代表用灵魂来做担保也是无济于事的。

53．那些求宣讲赎罪券，而不让教堂宣讲上帝之道的人，是耶稣和教皇的敌人。

54．在同一讲道中，若是宣讲赎罪券的时间比宣讲上帝之道的时间更长，或者时间均等，那么这便是辜负了上帝之道。

55．教皇的意思是：若是以鸣一个钟、举行一次简单的仪式或者游行来庆祝颁发赎罪券这种小事，那么像宣讲福音这类大事就该鸣一百个钟、举行一百次游行和仪式了。

56．教皇颁发赎罪券所凭借的教会的珍宝，在基督的子民中间，既未被充分加以指定，也未被充分认识。

57．可以清晰地知道这至少非世俗珍宝，因为这些宣讲赎罪券的人，他们只会积攒世上宝藏，从来不会把它们散发于人。

58．它们也不是耶稣和圣徒的功德，因为这种功德，即便没有教皇相助，也能使人的内心得到恩惠，并将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使它灭亡。

59．圣劳伦斯（St.Lawrence）曾说，教会的穷人便是教会的珍宝，但这都只是当时的说法。

60．我们可以说，由于耶稣的功德而赐予教会的钥匙，便是教会的珍宝。我们这么说，并不鲁莽。

61．因为很显然，若是要免除惩罚和那些留给教皇审问的案件，有教皇的权力就够了。

62．教会的真正珍宝便是集上帝荣耀和恩典于一身的神圣福音。

63．然而，这一珍宝自然又是最令人憎恶的，因为它使本在前的成为最后的。

64．反之，赎罪券这一珍宝才是最令人喜欢的，因为它能让最后的成为最前的。

65．所以，福音这一珍宝是他们从前用以获得财富的网。

66．而赎罪券这一珍宝是他们现在用以获得财富的网。

67．按照宣讲者所说，赎罪券是最大的恩典；其实所谓“最大”，不过是他们用以谋取利益“最大”的工具而已。

68．而实际上，与上帝的恩典以及人对十字架的虔诚相比，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

69．主教和神父们就得毕恭毕敬地接纳教皇赎罪券的代理人了。

70．但是他们也必须耳目并用，这样才不至于让代理人一味地宣讲自己的幻梦，而不讲教皇之使命。

71．要是有人否认教皇赎罪券的效力，那么他就应该受到诅咒。

72．但另一方面，那些反对宣讲赎罪券的人，乃是有福的。

73．若是教皇对那些企图干扰赎罪券交易的人加以威胁，那么，这也是合适的。

74．教皇对那些以赎罪券为借口企图破坏神圣之爱和其真理的人，更是要加以威胁了。

75．把教皇的赎罪券看得这么有效，更甚至认为它能够赦免一个玷污了圣母的人（只是假设）。这种想法简直太疯狂了。

76．相反，我们认为赎罪券就连最小的罪状也不能免除。

77．要是说，即使圣彼得是现在的教皇，他也不能赐予人更大的恩惠了。这样的说法便是诽谤了圣彼得和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