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圣经

“我已决定退出政界。”

上述令人震惊的话语出现在1924年6月16日希特勒寄出的一封长信的末尾。收信人名叫鲁道夫·哈塞，是小镇格廷根[1]的一位年轻纳粹党成员。哈塞是弗布克的朋友，在德国北部纳粹党组织中表现积极。当时希特勒对于纳粹党内的背后诽谤和混乱局面深恶痛绝，于是在信中表示决定抽身退出这种乱哄哄的局面，直到他将来出狱有机会“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人”。希特勒在信中写道，从现在起“任何人均无权以他的名义发表意见”。

希特勒出人预料地宣布隐退，在被查禁的纳粹党内部和整个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引起很大反响。在位于波罗的海沿岸（那里正在产生一些分裂派别）的汉堡和格赖斯瓦尔德等偏远地区，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希特勒所写的那封长信。有人质问，纳粹党乱成那样，希特勒怎么能够退出政坛呢？

他们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希特勒给慕尼黑市的《民族信使报》2寄去了一份隐退声明。这家报纸在一定程度等于是填补了由纳粹党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留下的空缺。《民族信使报》在头版加框报道了希特勒退出纳粹党领导班底的决定并指出，希特勒“要求他以前的追随者不要去兰茨贝格监狱看望他。……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目前他无法行使领导权力。……另外希特勒先生需要时间来撰写一部内容全面而充实的著作。”3

说得没错，希特勒正在写书。他不仅要在生活中摆脱纳粹党内那些喋喋不休、摇唇鼓舌的争吵者们，他还需要时间和安静的环境来从事写作。现在除了评断在他的未来对手和继承者之间发生的争吵以外，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在向外面的每一个人表明，他们离开他根本就不行。”赫斯写道。4希特勒抽身隐退，纳粹党四分五裂，不再健全。正当他的对手们在内斗中耗尽了精力时，希特勒抽身隐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力量。躲避内斗混战有助于为以后无可争议地东山再起扫清道路。“（希特勒）认为车已出轨，无可救药。”弗布克后来在寄给哈塞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明白一旦重获自由，他必须从头做起。”5

眼下纳粹党的各种问题已成为由别人解决的问题，希特勒可以放开手脚从事写作了。当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加入了包括马可·波罗、马丁·路德·金和瓦尔特·罗利爵士等人在内的监狱里的回忆录作者庞大行列，我们无从知道。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他觉得时机已到，自己应该成为这样的作者。他要推出同类著作中的经典之作，将备受压抑的激情以及数年来一直在宣扬的思想信念尽情地在书中宣泄表达出来，阐说旨意，亮明立场。

1920年接管纳粹党时，希特勒目中无人，傲慢地让该党创始人统统靠边站，而且要求拥有无限的执行权力。在追求一举成功的暴动梦想，模仿墨索里尼组织人马向柏林进军时，希特勒一直坚持自己的宏伟理想，直到最终使自己受伤，被捕入狱，自己的政党也遭到查禁。在巴伐利亚的法庭上，他同势力强大的德国司法机构展开较量，使出了浑身解数。结果他赢得了胜利，至少赢得了象征性的胜利。希特勒从来都是从宏观着眼，下一盘大棋。

对于写作《我的奋斗》而言也是如此。希特勒带着在受审期间表现出的那股野蛮狂热劲头投入写作计划之中。这也是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的一种需要。他不是在写一篇简单的政治文章，或者具有娱乐性的回忆录，也不是在写常见的政党纲领。他是在写一部希特勒版的《圣经》（尽管他本人从未这样说过），写一部确定人生大方向的思想意识指南，为一种新的世俗宗教写一部教义问答书。他的最新信条是国家社会主义；《我的奋斗》便是其圣典经文。

《我的奋斗》分上下两卷，总篇幅近800页。希特勒不仅要在这部书中展望德国的政治前途，而且还要以半吊子的挥洒文笔，就想到的任何话题慷慨陈词。不论这些话题是婚姻的“唯一”目的（“增加保护物种与种族”），“适当的阅读方法”（“符合自己的生存境况”），还是同梅毒做斗争的重要性（“这是国家的任务”）等话题，统统加以阐说。过了几年之后希特勒表示，除了书中有关梅毒的部分内容着墨过多外，他不会对《我的奋斗》做任何改动。通过书中自传式的框架结构，他还精心地为自己树立了个人形象，把自己描绘成才能非凡，为了德国的利益去重新改造世界的人物——一位由命运选中，在最黑暗的时刻来领导国家（最终领导世界）的政治家兼哲学家。

希特勒声称，他的那部著作“不是写给陌生人的”，而是写给那些忠心耿耿、甘洒热血的“运动支持者”的。但是他也说过，他决定要为“所有的时期”制定基本的政治信条。这几乎不是在谈论党内文件。6相反，希特勒似乎在把他的话语刻在石头上，使之永垂不朽。即使希特勒是在兰茨贝格监狱里写他那部论著，在他看来，其著书立说之举却具有《圣经》般的庄严气度。就像上帝的神圣话语从上天传来，将最后的智慧传授给信使摩西一样，希特勒正在将他在动乱年代的阅读、演讲内容写下来，集结成书。他既是上帝，又是信使。希特勒的思想大多来源于他人，但是他对于各位学说创始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尊敬。他在书中表现出的却是一种传播神谕真理的《圣经》般至高无上的语气。

用《圣经》的话语来说，希特勒在打字机前度过的那四个月相当于他在荒原中度过的40天。就像耶稣（据《圣经》福音书记载）以清醒的自我意识和献身精神走出沙漠，摆脱其魔鬼般的诱惑一样，希特勒则摆脱了内心世界中的流放，摆脱了由失败与嘲讽所造成的痛苦。他从此更加明确坚定地认清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使德国走出痛苦的深渊。当时希特勒是否预料到远离动荡的政坛，迫使自己思考、写作那几个月的亲身经历将会使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目前尚不清楚。但事实上确有这样的效果。

希特勒将自己的粗浅政治直觉改造成了连贯系统（即使还显得极为宽泛）的政治信条。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把自己改造成了他本人政治信条最忠实的信徒。历史学家休·R.特雷弗-罗珀在1953年发表的那篇有名的文章《希特勒的思想》（The Mind of Adolf Hitler）7一文写道，希特勒“不择手段的系统化整合能力”源自他在兰兹贝格监狱关押期间“使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那段亲身经历”8。希特勒在要塞监狱牢房里一页又一页地写作《我的奋斗》（当时只称为“我的书”或“我的著作”）期间，也正是他的大部分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时候。希特勒表示“我对于从前仅凭直觉理解的许多事情终于有了明确清醒的认识”。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期他的学识和理解能力大有提高，“使我的思想观念具有一种水到渠成般的历史底蕴”。概括来说，他发现了一些“事实”可以支持自己的偏见，并使他相信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完全正确；他的自我信念不再“可能被任何因素所动摇”。在他的心目中，这便完成了他由一个鼓手——主要的宣传鼓动者，向领导者的转变过程。可以说，这一时期希特勒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成为一位不把德国掌控在手中就决不罢休的人物。这也是朝着自我合法化迈出的最后一步。在希特勒的履历中看不到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转变证明。

希特勒当时也在忙着塑造伟人形象，而他本就是伟人形象的匿名候选人。他非常强调“人格魅力”在政治变革中所具有的极大重要性。“人格魅力是无法替代的，”他写道，“那不是呆板训练的结果。那只能是承蒙上帝的恩惠天生具有的优点。”希特勒所说的“日耳曼民族体制”，需要一种合适的人格魅力。在这种民主体制中，“领导人是选出来的，但却拥有众人无条件服从的权威”。这便是元首负责制原则，它可使希特勒一旦大权在握便能掌控一切，无人敢于说三道四。

在实施写作计划的初始阶段，希特勒将写作重点放在了报仇雪恨方面。希特勒要向所有对手清算四年多里积累的各种仇怨。他要抨击曾经跟他作对的所有社团企业人物、左翼政治力量和政府官员。但是到了5月末，希特勒开始渐渐放弃报仇雪恨主题，形成一种自传式写作框架。他开始将思想意识融进自传叙述当中。贝艾尔和普洛金格指出，此时希特勒正处于“狂热偏激的党派领导人与思想意识理论家的交接面上”。后来希特勒渐渐地向理论家方面靠拢。9为了突出他本人的政治哲学家合理地位，希特勒不得不对自己的个人经历加以粉饰，有时甚至是加以过度地美化，以适应他正在为自己树立的崭新形象。希特勒出生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奥地利小镇上。就连自己的出生地这一点在《我的奋斗》开篇第一句中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希特勒据此声称自己是顺应天意的天之骄子。希特勒几乎以与前五页开篇段落相同的语言写道：“命运居然把因河（Inn）河畔的布劳瑙选为我的出生地，今天在我看来这是天意。因为这个小镇就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区。我们年轻一代已把竭尽所能统一这两个日耳曼国家视为自己的终生目标。”历史学家克肖指出：“他几乎带有神秘色彩地相信自己与命运同行……此种信念便始于这一时期。”10

希特勒在叙述自己早年在维也纳的人生经历时，把它写成了一篇微型教育小说。那个时期他时运不济，给他留下深刻教训。结果使他不可避免地恨上了讲多种语言的立法机关（一伙打着手势的疯狂人物……声嘶力竭地喊着各种调门），恨上了多种族国家、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这部自传体著作已经契合了未来的政治路线。希特勒声称，他第一次看到身穿宽袖长袍的东方犹太人时（这是犹太人吗？这是德国人吗？）就发现自己拥有反犹太主义立场。这一发现带有一种阅历不深者在国外看花眼的味道。随后他又恍然大悟般地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看来同马克思主义者并无两样）“由犹太人把持着”。11根据希特勒的回顾，他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同工友们发生的严重分歧暴露出社会党人的专横无理。他们“使用……恐怖与暴力手段”，强迫他立刻离开建筑物，否则就把他扔下脚手架。12无论真实与否，这样叙事有助于增强讲故事的效果，而不是促使希特勒承认，他书中的一些思想就摘自他在维也纳肮脏不堪的平民区咖啡馆里阅读过的一些政治论文和免费报纸。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13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希特勒声称1914年，德国宣战时他“心情非常激动”，双膝跪在了地上。14因为这使他终于有机会为祖国而战（是为德国，而不是为奥地利）。同样，希特勒声称他决定洗心革面反对犹太人，而且言语之中听上去大有命中注定要这样做的意味。这只是结束回顾自身经历和德国1918年革命的一种最佳方式，其手法之高妙，连小说家也自叹弗如。

在监狱里，希特勒眼下具备近乎十全十美的条件来完成他给自己制定的任务。卸去了纳粹党领导职务，前来探望的客人数量也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在10月1日——假释日期到来之前计划写完自己的著作。他在脑海里深入挖掘各种素材，在要塞监狱狭小的囚室空间里深居简出，静心写作，从广泛阅读过的世界史那散漫的知识结构中梳理筛选可用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材料在脑海里闪现出来。他一路采择，左右权衡，把那些可以用的“马塞克石头”（他喜欢这样称说）拼装起来，自成一体。政治学者芭芭拉·岑普芬尼格认为，希特勒引用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具体来源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其中有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学理论；卡尔·豪斯霍费尔和弗雷德里希·拉策尔的地缘政治学；亚瑟·德·戈比诺，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以及保罗·德拉加德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查尔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心理学；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希特勒也援引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等阴谋论学说。他借用了后斯宾格勒时代提出的多种历史理论，比如反现代主义、反自由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理论；涉猎过晦涩神秘的宇宙理论，也吸收了有关“保守革命”的思想。希特勒是一位浮躁的通才，他认为只要将盗取来的思想文化成果重新拼装组合，新的理论体系就会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连贯性，体现出宗教信仰般的强大力量。“他引用过的理论学说几乎都不是原来的样子，”岑普芬尼格写道，“他只是摘取可以利用的部分，将其安放在他早已制定出的思想框架内。”15

他几乎从未说明哪种理论学说出自何人之手。如果表明他的思想理论来源，那就会削弱他那种上帝般话语之音的效力。希特勒习惯于在众人面前以无所不知的语气发表演讲。为何要在书中改变这一点呢？他在《我的奋斗》中解释说，只有运用得简练，“口头语言的魔力才会发挥到极致”。一个敌人，一个思想，一个解决办法（希特勒的敌人是犹太人；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他们斩尽杀绝）。16同样，在一本书中，如果对一个人的思想进行复杂解释，或者进行比较阐述，只能削弱影响效果，分散读者的注意力。

尽管希特勒所写的《我的奋斗》文笔散漫，时有离题轶事穿插其中，这本书还是为他以后的行动提供了清晰线索。数十年间《我的奋斗》被战后评论者斥责为充斥着“矫饰术语”17的大杂烩，“混乱平庸”18之作，对个人生平“肤浅得意的叙述”19之作。的确如此。但是对于那些心甘情愿把书中支离破碎的内容进行整合解读的人来说，希特勒的这本著作所表述的世界观使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均具有特定含义，而且理解起来也容易多了。历史学家艾伯哈德·雅克尔写道：“在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在执掌大权以前能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在执掌大权以后要做的事情非常准确地以书面文字的形式描述下来。”20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利用四年来的演讲内容，以及在法庭审判时他本人所做的冗长发言陈述，终于提出了一种政治信条的大部分内容，而且至少拥有一定的结构框架和逻辑性。这种政治信条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后来建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是历史学家们热烈争论的话题。

希特勒的思想文化出发点具有预言启示论性质。他认为，西方文明，尤其是德国面临着衰败局面。1918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发表成名作《西方的没落》，此书立刻成为畅销书，影响很大。在深受《西方的没落》书中悲观论点影响的社会氛围中，希特勒打出了“文化绝望政治”这张牌。历史学家弗里茨·施泰恩把当时流行的社会情绪描述为“文化绝望”。作家亚瑟·莫勒·凡·登布鲁克提出，德国应在东方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选择一条“特殊道路”。他为这条特殊道路发明了一个新名称：第三帝国。在他的建议影响下，当时那种动荡不定的政治环境为希特勒抛出的虚张声势的社会预言和拯救方略提供了理想的社会条件。施泰恩写道，他提出应该立刻“从悲观绝望状态飞越到乌托邦”。21在希特勒看来，只有采取激进措施才能止住崩溃的颓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摇摇欲坠，整个现行社会秩序受到了可怕战火中唯一赢家——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俄国革命表现为一场残酷的反常运动，仍自称为是一场世界革命。德国便是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列宁和托洛斯基公开将德国称为未来的胜利战果。托洛斯基引用过列宁在1918年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不在德国取得革命胜利，我们注定要遭到失败。”22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威胁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操控；他们是“一群犹太作家和股市窃贼”。23马克思主义病毒已经通过社会民主党（最大的政治党派）和共产党人（尽管数量少得多，但在全国大选中仍占有10%的选票）感染了德国。敌人已经跨进了大门。

对抗上述破坏力量的唯一对手，在希特勒看来（他在书中也认为）就是团结统一、血统纯正、时刻准备战斗的国家。实际上，战斗是大自然在清理、成长与生存方面的当务之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斗争从来都是提高物种健康水平与抵抗力的手段，因此也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一个动因。”24国家的力量取决于对种族的理解。只有纯正的种族，没有受到外界因素侵扰而退化的种族，才能奋起战斗，并且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提高民族（种族）意识，消除任何不纯正因素（即犹太人）。希特勒声称，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犹太人绝不会成为德国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希特勒写道，他们声称只是一个“宗教群体”，那是“第一大谎言”。他们是一个种族，这种情况不会因地理因素所改变（比如世代生活在德国），不会因语言因素而改变（比如只讲德语），甚至也不会因宗教归属而改变（比如皈依基督教）。作为一个种族，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德国人永远是德国人）。对于希特勒而言，同犹太人做斗争是真正的宗教事业。他写道：“在抵制犹太人方面，我在替天行道。”25

《我的奋斗》一书中的上述分析大部分建立在对严肃科学过于简单的解释之上。希特勒把人类同动物及其毫不掩饰的交配习惯相提并论。他还提出了貌似有理的种族划分类别，比如“创造文化的种族”（雅利安人）、“维持文化的种族”（日本人）和“毁灭文化的种族”（犹太人）。这种划分的方式只是一种方便的排序方式，缺乏严肃的科学依据。但是对广大读者与听众而言，却很有说服力，别看它具有伪科学色彩。希特勒世界观的基本要点，总括起来最终意味着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赞成开展三种大规模的行动：对西方开战，对俄罗斯开战，实行大屠杀。这一行动计划，希特勒一直坚持实施到最后。

岑普芬尼格写道，希特勒为了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可信性，他感到必须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对立面，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一样复杂具体。例如，针对马克思强调人在战胜自然界方面具有主观能动性，希特勒提出自然规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可以左右种族差别，导致种族战争。针对马克思主义以永久和平为最终目标，纳粹主义主张永恒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而希特勒主义则主张通过万众一心的“民族共同体”消除阶级差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背离集体生活去创造个人私有财产是原罪；希特勒声称，背离由自然决定的种族分离是原罪，会导致种族混合和种族退化。马克思主张经济决定论；《我的奋斗》则抬高人的意志力的地位，认为它可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6

这些纷繁对立的思想冲突为希特勒在相对安静的要塞监狱二楼长时间的离群索居生活增添了活力。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夏季，希特勒开始减少在花园路面同其他囚犯相处的时间。吃过晚饭后，他也不再向他的追随者们朗读书稿段落。克里贝尔和韦伯对此都表示过不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解释说“同前几章的联系中断了”。赫斯给出的解释更加通俗：“他不想在晚上朗读书稿的原因是他想要在9点钟睡觉。朗读书稿会使他好几个小时都难以入睡。”27

与传言相反，赫斯并没有根据希特勒的口述记录书稿内容。多年后伊尔斯·普罗尔·赫斯（她已同赫斯结婚）透露说，希特勒自己“用两个指头”在他那台小打字机上打出了书稿。28但是让赫斯为他端茶倒水，向赫斯征求意见，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极为有利。在希特勒梳理思想、著书立说的过程中，赫斯成了希特勒的第一位读者，而且更经常地成为希特勒的第一位聆听者。希特勒的一些散文作品评论者称，希特勒的写作风格向来同他的演讲风格一样。因此，这一写作特点肯定促使希特勒在把书稿读给俯首倾听的赫斯时，自己也非常注意语句的听觉效果。虽然这样做也许并不足以保证文笔优美（对希特勒的文笔给予恶评的人很快便看出这一点），但却使希特勒写出的语句节奏鲜明，具有分寸感，整体布局也更有特点，那是一种长文布局。希特勒用他那台小型雷明顿打字机一页又一页机械地打印着书稿。虽然希特勒讲起话来一贯冗长啰唆，然而他却能在大规模集会上长时间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令人称奇。希特勒肯定认为同样的效果也会出现在他所写的著作当中。他认为人们会不厌其烦地阅读他所写的长篇大论。

希特勒当时已不再对饭后聚集起来的狱友们朗读自己的书稿，但是经常对赫斯朗读书稿。“他每写完一章内容，就直接来找我。”赫斯回忆道。相对来说赫斯受过良好教育，出身于上层资产阶级，是希特勒希望拥有的、为自己详细记述言行的最佳人选。赫斯身材修长，长着一头黑色卷发，两眼深陷，英俊帅气，凡事考虑得周到体贴。不过有些人觉得他话语少得出奇，过于整洁，总是带着忌妒心理捍卫着自己同希特勒的亲密关系。赫斯是希特勒身边的少数核心成员之一，在私下里可用德语中的人称代词du相互问候。人称代词du在德语中是一种亲密称呼，只在同家人、孩子和非常要好的朋友说话时使用。29作为希特勒的禁卫军成员，赫斯负责将那些爱打探别人事情的好奇者挡在门外。赫斯所起的这一作用在后来的岁月里愈加重要，致使他于1933年被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成为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赫斯在监狱中自封的角色当然会引起其他囚犯不满。他们认为赫斯神经过敏，待人冷漠。汉夫施丹格尔去兰茨贝格监狱探望希特勒时注意到，赫斯“在我同希特勒交谈时不情愿地离开了希特勒的身边。……只想让希特勒听到他的看法，无法忍受希特勒了解别人的看法。因此他一贯从中作梗，干扰视听。”30

作为希特勒的一名忠实追随者，赫斯有时是深为希特勒的书稿所折服，陶醉其中。有一次读完书稿后，赫斯在写给普罗尔的信中说，他被书稿的“逻辑性，生动性以及丰富多彩的优美语言”深深地打动了；他不由得“在最后紧张心理得以宣泄缓解之时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刚刚听完他的一场演讲”。希特勒在发表演讲时常常以其典型的活力十足的表演来加强语言表达效果。赫斯后来回忆说：“他不断地显现出各种表情，打出各种手势来加强演讲效果。”他认为这种伴随着语言表达的现场表演是希特勒所具有的诸多魅力之一。“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他总是完全保持自己的特色。他无法回避这一点！”甚至希特勒本人也对自己感到满意，沾沾自喜，“坐在（赫斯）房间里的一张柳条椅上，像个小孩子一样眉开眼笑，面露喜色”。赫斯将其表现称为“既有冷酷无情的一面，又有成熟的优越之处和无拘无束的孩子气一面”，非常奇特。31

希特勒所写的内容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寻常。他的情感重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段幻想破灭的残酷经历。他同他的许多追随者，尤其是和他在一起的狱友，毕竟都是那场输掉的战争中的残兵败将。在战斗前线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惨痛岁月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的政治力量源于他们自身的一种看法，即当年国内那些左翼卖国贼在军人的背后捅了一刀。他们在作战与武器方面受过共同训练，这使得他们的政治手段带有赳赳武夫的特点和暴力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正值希特勒的人生成长期。因此希特勒经历过的公共事务领域基本上就是战场。后来希特勒只把政坛视为战场，而不是他所藐视的议会争论与妥协的舞台。32

在希特勒看来，政治就是战争的继续，只不过变换了手段而已。斗争与战争对希特勒来说是自然常态，而不是特殊情况。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也将在永恒的斗争中衰落下去。”33希特勒后来讲过，如果说他对德国民众有何心愿的话，那就是希望他们“每隔15年至20年就经历一场战争”。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