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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抽气，喊道，啊，啊，啊！我怎么也想不到！
关于她失去的这个“年轻”朋友，她表示谴责，我哪会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她这话的意思，信不信由你，是她怀疑那可怜的女人嫁给那个稀里糊涂、枯柴一根的老情郎，是为了床笫之欢。
楼上的安妮可不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颇像《福尔赛世家》里那个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艾琳被强奸时她奏着手摇风琴，咧嘴笑着，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得意[12]。我们的安妮创造了一个羞涩胆怯、优雅精致、坚忍自制的人格样式，以配合她认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一切不快的事实在她面前都万万不可提及。比方说，她喜欢和我们说起，她父亲、母亲、丈夫经常挡住她，不让她看到街上被撞死的狗，亲戚去世的消息都瞒着她，甚至路上的送葬队伍也不让她看到，因为她是如此多愁善感，纤弱娇柔。（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哦，是的，安妮，伦敦西区漂亮的女土匪，同时也给自己打造了一种噘着小嘴、腼腆娇羞、一脸痴笑的风格，我觉得她那些情郎们看到的也是她的这一面。十有八九，那些加拿大飞行员，澳大利亚士兵，美国水手，两次大战时的战士们，还有那些推销员们，花花公子们，这些“带她出去”、给她买礼物的人，都从没见过这个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会占便宜的女人。如今她有时会忘了要面带假笑或者故作优雅，这个时候她就会眨眨眼，说，哦，我那会儿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我知道门道，我不想给人的东西从来就没脱过手。
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
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
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
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
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
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
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
“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
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
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
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
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
又是乔伊丝：
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
“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
“我想我要去当顾问。”
“去哪个委员会[13]当？”
“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
“给谁？”
“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
“代表谁？”
“那些知道答案的人。”
“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
“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
“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
“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
“你丈夫喜欢美国吗？”
“他正在适应。”
“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
“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
“那你呢，乔伊丝？”
“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
“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
“我可没这么说，简娜。”
“我明白了。”
“我就知道你会明白。”
“嗯，我想你。”
“我想你。”
“再见。”
“再见。”
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
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
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
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
“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
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
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
“哦，简娜，别这样。”
“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
“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
“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
“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
“逃避主义者。”
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
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
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
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
“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
“不，去不去由你决定。”
“那只是你说的吧。”
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
如果你问安妮，你问伊莉莎，你们在吃什么药？她们从来不会想到要这样回答：我在吃硝基安定、安定、戴奥辛、速尿灵，她们都回答说，是一种黄色的大药片，白色的小药丸，粉红的药片，上面有一道蓝色……
今天医生来了。我不在场。莫迪说：“他说我得去再做个检查。”
“我陪你去。”
“随你的便。”
今天我带莫迪上医院。我帮她填了表。她声明不希望接受检查时有学生观摩。轮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先把我喊进去了。一间有许多窗户的大房间，权威之桌，大牌医生，一大帮学生。他们年轻无知的脸……
“不让学生见病人，那我还怎么教他们？”他问我。
我回答：“那样她受不了。”
他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而且我敢肯定要是你生病了，你也不会觉得那有什么的。”
这简直蠢透了，我都懒得理论。“她年纪太大，还很害怕。”我说，不再解释。
“哼！”然后，他对学生们说，“那看来我得请你们出去了。”
这是暗示我该退让了，但我才不准备让步呢。
学生们离开，房里留下那会诊医生，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印度人。
“你得容忍我的助手。”
莫迪在护士的搀扶下慢吞吞地走进来，不抬眼看我们。她被安置在我身边的椅子上。
“你的名字？”大牌医生问。
莫迪没有抬头，但是在嘟囔。我知道她在说自己看到我在表上填了她的名字的。
“你感觉怎么样？”大牌医生问道，声音洪亮，吐字清晰。
现在莫迪抬起了头，瞪着他，满脸诧异。
“你哪里痛吗？”医生问。
“我的医生说我得上这儿来。”莫迪回答，又害怕又愤怒，浑身发抖。
“明白了。好吧，拉乌尔医生会替我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再回到这里来。”
他们带我和莫迪去了一间小房间。
“我不要，我不干。”她恶狠狠地对我说。
我自顾自地给她脱掉外套，我和医生一样恃强凌弱，然后一股气味扑鼻而来。唉，我要是能习惯它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接受检查？”她抱怨，“这不是我想要的，是你们大家想要的。”
“既然来了，不如就让他们检查检查嘛。”
我脱掉她的裙子，看到她的内衣又脏了，我知道这是今天才换上的。她直哆嗦。我把她的衣服全脱了，只留衬裤，然后拿医院的大号病员服把她裹上。
我们等了好长时间。莫迪直挺挺地坐在检查台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墙。
印度医生终于进屋来了。很可爱的人。我喜欢他，莫迪也喜欢他，耐心地躺了下来，容他细细检查。（福勒太太，我们躺下好不好？我们翻个身好不好？我们咳一声好不好？我们屏住呼吸好不好？这是个标准用语，侮辱人，各个医院和养老院里所有和老人打交道的人都用，把这些老人当孩子对待。）他听了她的心跳，听了好久她的肺，然后他伸出他棕色的手，十分轻柔地摸她的肚子。一丁点小的肚子，不知道她吃的东西都上哪里去了。
“那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她恶狠狠地质问。
“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什么都没有。”他微笑，令人愉快。
突然，大牌医生大步走进来。他吼道：“你把食道X光片交到档案室去干什么？我现在要用。”
印度医生站直身子，看着老板，莫迪的身子横在他们之间，他棕色的手还在她的肚子上。
“那看来我弄错您的意思了。”他回答。
“不称职就是不称职，别找借口。”
突然，莫迪开口：“你凶他做什么？他是个好人。”
“他也许是个好人，但是个很糟糕的医生。”暴君说着离开了。
我们三个不看彼此。
印度医生帮莫迪拉起裤子，扶她坐起来。他生气了，我们看得出来。
“我看他这下心里好过了。”莫迪恨恨地说。
回到大牌医生的房间，莫迪，印度人，我，坐在三把椅子上，面对着他。
我知道事情不妙，因为那人态度和蔼，精明干练，也因为那印度医生待莫迪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但是莫迪身子向前倾，蓝眼睛炯炯地盯着大牌医师的脸：她在等着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下结论。结论来了：啊，说得有技巧，我很佩服，满分。
“嗯，福勒太太，我们给你做了全面检查，你身上没有什么我们控制不了的病。你一定得记得吃……”他就这样讲着，看看记录，再看看她，微笑，然后再低头看记录，好像在核实事实，多精彩的一场表演。而我则在想，目前我是没法知道真实情况了，得等报告到了莫迪的医生那儿，薇拉给他打过电话，我再给薇拉打电话，那时我才能知道：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勉强忍着了，因为我不是莫迪真正的亲人，只不过是走得最近的人而已。
出租车里，莫迪裹成厚厚黑黑的一团，身子挺得笔直，紧张、痛苦、颤抖，她问：“我的胃疼呢，那个怎么说？”
她之前没和我说过她胃疼的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她的医生会来的。
“为什么？你把我带到那儿去，又是那样的阵仗，又是那个会诊医生，随他管自己叫什么，那个狗屎大人，可是折腾了这一通，我还是回了家，都不能让我知道到底怎么了。”
得知这消息用了十天，这些天里莫迪担心极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