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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卫平：《淮军的崛起》，载《中国论文集》，第14集，第32—33页；司百读：《李鸿章与淮军》，第50—51页；《李遗·遗集》，卷4，页3a；黄云：《续修庐州府志》，卷96，页1a—2a。李鸿章最初的五营淮军是以其各自首领的名字命名的。“树字营”由张树声和其弟张树珊统率，张氏兄弟为合肥人，自1853年，就率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鼎字营”由潘鼎新统率，他是庐江人，地属庐州府，1849年的举人。其父原为团练首领，阵亡，潘鼎新发誓报仇，遂于1857年投军。吴长庆，亦庐江人，统率“庆字营”。吴长庆之父于1854年创办了一支团练，因功赏一世袭衔，吴长庆袭之。1855年，受皖抚福济之命统率安徽舒城和庐州所有团练，“盛字营”先由周盛波统率，后由其弟周盛传统率。周氏兄弟是合肥人，1853年即已创办了一支团练。五营首领中年龄最小、后来名声也最大的是刘铭传，他统率的是“铭字营”，也是合肥人，刘铭传曾是盐枭首领，据说18岁时就曾害过至少一条人命。太平军进军庐州时，他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团练，可能是由他原来带领的盐枭组成的。据说他曾在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的直接指挥下作战。
[17]司百读前引书，第69页；韦息予前引书，第18页；黑尔前引书，第242页；威尔逊前引书，第229—230页。曾国藩委派安徽人、1861年投诚的原太平军部将程学启带1000人，湖南人郭松林带湘军“松字军”4000人，帮助训练和组织李鸿章所募之勇，将其陶铸为著名的淮军，总数共约8000人。
[18]吴卫平前引书，第37—38页。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淮军经由下述途径得到扩大：从两淮地区续行募勇，选募上海地区被遣散的驻防军，从江苏淮扬地区募勇，收编降兵，并收编了被遣散的常胜军的一支炮队。到1863年6月，淮军已增至4万人，到1864年11月达其顶峰，共约6万人或7万人。除陆营外，还有李朝斌和黄翼升的水营，也是淮军总数中的一部分。
[19]司百读前引书，第68页。
[20] 《李集·函稿》，卷18，页51a，51b—52a。
[21]《李集·函稿》，卷8，页56a。
[22]罗尔纲前引文，第249页：李剑农前引书，第141页；鲍威尔前引书，第36页。
[23]罗林森前引书，第267—268页；《李集·奏稿》，卷16，页20。
[24]路德威格前引书，第187页，罗林森前引书，第265页。
[25]罗林森前引书，第269, 420页；司百读前引书，第428—429, 365—366页；罗尔纲前引文，第249页；鲍威尔前引书，第36页。
[26]1870年8月，马新贻在南京被张汶祥刺杀身亡，为晚清一大案。——译者
[27]蒋湘泽前引书，第115页，注209。
[28]《清史列传》卷59，页24a—25a；《清代徵献类编》，上，总督年表，卷3，页8a—10a。
[29]同上，上，巡抚年表，卷4，页2a；房北楹、杜联喆前引书，第180页；《李集·函稿》，卷1，页23a。
[30]《清史列传》，卷55，页22a；《清代徵献类编》，上，巡抚年表，卷4，页2a—b。
[31]《清代徵献类编》，上，巡抚年表，卷4，页3b。
[32]《李集·函稿》，卷2，页4a—b；同上，上，巡抚年表，卷4，页1b—2a。
[33]《清史列传》，卷56，页5b。
[34]《清代徽献类编》，上，巡抚年表，卷4，页1a—4a；恒慕义前引书，Ⅰ，第523页。
[35]《清代徵献类编》，上，巡抚年表，卷4，页1a—4a。
[36]同上，上，总督年表，卷3，页7a—9a。
[37]文敬（音）：《来自中国内部的危机》，第95, 96页；立德夫人：《李鸿章的生平和年代》，第92—93页；萨金特：《中国的慈禧太后》，第106—107页；华蕾：《末代皇后》，第137页。
[3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Ⅱ，第280页；濮兰德和白克浩司：《慈禧外纪》，第123页。
[39]《李集·函稿》，卷14，页37，38，同治皇死于1875年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40]《李集·函稿》，卷15，页2a。
[41]同上，卷14，页38b，卷15，页2a—3b，8b。
[42]徐中约前引书，第205页。
[43]阿灵敦前引书，第25页。
[44]徐中约前引书，第205—206页；易芬逸：《中国官吏对西方入侵的反应》，第278—280, 197页。
[45]著者误为淳亲王，今一律改过。——译者
[46]恒慕义前引书，Ⅰ，第380页；萨金特前引书，第111页。
[47]宓吉：《李鸿章》，载《19世纪》，Ⅺ，第239页。
[48]恒慕义前引书，Ⅰ，第384页；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14, 316页；罗林森前引书，第579页；威尔逊前引书，第315页。
[49] 《清代徵献类编》，上，总督年表，卷3，页9a—11b。
[50]同上，上，巡抚年表，卷4，页4a—10b。
[51]罗林森前引书，第402—403, 270—273页；费维恺前引书，第13页；《李集·函稿》卷15，页17a。
[52]立德夫人前引书，第145, 148—149页。
[53]费维恺前引书，第64—65页；司百读前引书，第318页；《李集·奏稿》，卷17，页14a；卷24，页a6；卷42，页47a。
[54]《李集·奏稿》，卷17，4a—15b，5a;司百读前引书，第315—317页；罗林森前引书，第322—323, 353—354页。
[55]《李集·奏稿》，卷71，页36b；卷58，页5a；卷24，页6a。
[56]《李集·奏稿》，卷24，页6a—7a。
[57]同上，卷33，页19a—20a；罗林森前引书，第379页。
[58]误，应为“西班牙”。清代史料中，多把西班牙称作“日斯巴尼亚”，系西班牙文Espan-a的音译，简称“日”，故著者将其与“日本”相混。——译者
[59]《李集·奏稿》，卷59，页31a—b，卷42，页47a。
[60]同上，卷78，页57a；《大清缙绅全书》，1888—1891，卷2，页14b。
[61]《大清缙绅全书》，1891—1895，卷2，页14a。
[62]《李集·奏稿》，卷24，页6a。
[63]《李集·奏稿》，卷17，页14a；卷24，页6a；卷33，页19a；卷58，页5a；卷59，页31a；卷78，页57a—b。
[64]房联喆：《周馥》；《清史》卷6，页4970—4971；《大清缙绅全书》，1870—1874，1884—1895，卷2，页14b，7a。
[65]《大清缙绅全书》，1872，卷2，页7a；《李集·奏稿》，卷7，页35a—b。
[66]《李集·奏稿》，卷23，页5a—6a。
[67]同上，卷72，页39a—b；《大清缙绅全书》，1884，卷2，页7a。
[68]《大清缙绅全书》，1889—1895，卷2，页7a。
[69]同上，1870—1877，卷2，页7a。
[70]《李集·奏稿》，卷36，页20a—b；《大清缙绅全书》，1885，卷2，页7a。直隶总督辖察蒙民政，通过口北道行使其管辖权，任此职者为奎斌。见布鲁纳特等前引书，第893页。
[71]《李集·奏稿》，卷25，页1a—2b，卷23，页19a—20a；卷68，页37a—38a；《李集·遗集》，卷3，页17b；《大清缙绅全书》，1870—1877，卷2，页14b。
[72]《大清缙绅全书》，1886—1892，卷2，页14b；恒慕义前引书，Ⅱ，第951页；《北华捷报》，1906年12月7日，第550页。
[73]《李集·奏稿》，卷20，页41a，卷21，页45a—46a；卷23，页5b；卷42，页1a—2b。
[74]宓吉：《阿礼国传》，Ⅱ，第400页。
[75]罗林森前引书，第270—272页。
[76]不确，应为会办南洋大臣，时丁日昌已退休，并未赴任。——译者
[77]罗林森前引书，第272页。
[78]同上，第579页；李剑农前引书，第125页。
[79]罗林森前引书，第273页。
[80]李剑农前引书，第124页。
[81]罗林森前引书，第585—586、587页。
[82]威尔逊前引书，第165页；罗林森前引书，第244页注91；鲍尔吉：《马格里爵士传》第79页。
[83]鲍尔吉：《马格里爵士传》，第146页；道格思爵士：《李鸿章》，第87页；邓嗣禹、费正清前引书，第64页；罗林森前引书，第221—222、289页；《李集·奏稿》，卷4，页44a—b。
[84]鲍尔吉：同上，第188页；道格思爵士，同上，第99页；罗林森，同上，第420—422页。
[85]罗林森前引书，第423—424页。
[86]费维恺前引书，第171页。
[87]欣顿：《中国港运制度》，第99页。
[88]卡尔森前引书，第3页；费维恺前引书，第159页。
[89]《李集·函稿》，卷16，页20b。
[90]费维恺前引书，第2, 210页。
[91]费维恺前引书，第133—136页。
[92]费维恺前引书，第27，156，47, 48页。
[93]道格思爵士：《李鸿章》，第212页。
[94]费维恺前引书，第158页。
[95]刘广京：《19世纪中国的轮船业》，载《亚洲研究杂志》，ⅩⅧ，第4期（1959年），第444页。
[96]刘广京：《19世纪中国的轮船业》，载《亚洲研究杂志》，ⅩⅧ，第4期，第437页。
[97]罗林森前引书，第287页注50。
[98]易劳逸前引书，第65—66页；热尔韦前引书，第449页。
[99]徐中约前引书，第193页。
[100]徐中约前引书，第107页。
[101]路德威格前引书，第364页。
[102]蒋廷黻前引书，第8页。
[103]徐中约前引书，第179页。
[104]汉密尔顿：《郭嵩焘》，载《中国论文集》，第15集，第8页；徐中约前引书，第202—203页。
[105]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第16—23页。
[106]徐中约前引书，第191—192页。
[107]徐中约前引书，第193, 194页。
[108]徐中约前引书，第204页。
[109]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29页；萨金特前引书，第161页。
[110]季南前引书，第53页。
[111]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82—383。
[112]盖伊·布雷：《中国法规指南》，载《汉学杂录》第55期，第638—639页。
[113]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清华学报》，1937年4月第2期，第127页。
[114]徐中约前引书，第201—202页；易劳逸前引书，第177页。秦桧（1090—1155），由于为金朝工作、策划了将中国北部割给金朝的和议而受到中国人的唾骂。见翟理思：《古今姓氏族谱》，Ⅰ，第153页。
[115]蒋廷黻前引文，第49页；辜鸿铭前引书，上，页6a。
[116]李剑农前引书，第140—141页；萨金特前引书，第114—115页。
结语
儒家思想的强大与虚弱、它在西方冲击下表现出的无能为力乃至其价值体系的自相矛盾，都可以从曾国藩、李鸿章的经历以及他们对幕府制度的使用中看出来。他们两人都是依靠这一非官方的机构去贯彻他们的政策和主张的，但是幕府制度是中国社会的产物，这就势所必然地导致了它自身的那些不谐调；幕府也反映幕主个人的品性，这样，它就容易受个人能力大小、品质优劣的影响。作为老师和幕主，曾国藩曾试图引导他的学生兼幕友李鸿章遵行孔孟正道，但是，人的素质的不同和危急存亡的现实形势却使李鸿章不能严守师道。
尽管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担负起了维护中国文化的重担，他还是偏离了曾国藩为他指引的道路。这种偏离的原因在于：没有了曾国藩的亲自指导、新的与以前不同的现实形势、与外国人日益密切的联系以及个人品性的不同。曾国藩缩手让权，李鸿章则伸手揽权；曾国藩是要维护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要保全中国；曾国藩意在维持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省的权力均衡，李鸿章的最终目的却是在中国实行集权以与西方建立新的平衡；曾国藩恢复了幕府制度中的军事因素以击败国内的敌人，李鸿章则使之近代化并扩大之以抵御外国侵略者；曾国藩培育学者，李鸿章却是聘用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