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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荐郑藻如时特别指出，郑氏曾在上海综理机器局十年，曾经“军务出力并成造轮船机器”[57]。郑藻如1878年起任津海关道，直到1881年，他成为身兼驻美国、日本[58]、秘鲁三国的中国公使。接着，李鸿章又以其心腹周馥充任此职，直到1888年。[59]1888—1889年间，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此职一度空着。1889年李鸿章荐举刘汝翼担任此职并获批准，刘氏遂从1889年到1891年任此职两年。刘汝翼，安徽人，已在李鸿章手下供职20年，主要是在天津机器局。[60]1891—1892年间此职再度空缺一年，之后，由李鸿章的老幕友盛宣怀接任，他任此职一直到1895年。[61]
津海关道章程本身的漏洞，使李鸿章亲自选人担任这一职务成为可能。其中一条规定，如果总督认为在直隶的所有现任道员、候补道员和现任知府中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一职务，那么，他可以保荐他人。[62]李鸿章强调这一职位非同寻常，堪膺其任者殊难其选。李鸿章并不是看不起那些被分发到该省等待空缺的正途出身的官吏，但他申辩说，他们不能被选拔担任此职，因为他们不具备办理外交事务所需要的经验。由于上述规定，由于李鸿章所述理由，加之他位高权重，每次他都能够使其对这一十分重要的职位保荐的人选得到批准。[63]
李鸿章在使他保举的人被任为直隶其他官职或由他的密友来担任这些官职方面也相当成功。周馥在担任津海关道（1881—1888）的同时，还先后兼任天津兵备道（1883）和署理长芦盐运使（约1887年），从1888年到1895年，他任直隶按察使，并在1889年担任过一段短时间的直隶布政使。早些时候，1877—1878年间，他曾署理清河道。[64]李鸿章的老同学、一起当过曾国藩幕友的陈鼐，1872年任清河道。[65]他的后任是叶伯英，安徽人，曾先后在曾国藩和李鸿章手下赞划军务。1872年任命叶伯英担任这一道职的是李鸿章，1874年叶氏被指责“钻营”得缺，又是李鸿章出面，不仅替他洗刷，而且极口称赞其才干。[66]从1881年到1884年担任此职的是史克宽，亦安徽人，曾在太平天国和捻军时期供职淮军，也是受李鸿章之命担任此职的。[67]1889—1895年间担任此职的是另一个安徽人潘骏德。[68]直隶布政使一职1870年由李鸿章前幕友钱鼎铭担任，两年后，李鸿章的丁未同年、安徽人孙观接任此职，他担任此职直到1877年。[69]1885年，布政使一职归蒙古人奎斌，1880年李鸿章曾荐举他掌管李鸿章治下的察哈尔蒙古事务[70]（原文如此。——译者）。1870—1875年间任天津兵备道的是丁寿昌，丁寿昌是李鸿章的小同乡，自1862年淮军成立时起就供职于其中。1875年，由于丁忧，丁寿昌不得不放弃这一道职，但丁忧期一过，他即返回李鸿章手下任职，直到1890年去世。他丁忧复出后至去世这段时间内，除从事各种军事活动外，还曾数度出任直隶按察使。[71]1886—1892年间，出任天津兵备道的先后有两人：胡燏棻（1886—1891）和周懋琦（1891—1892），均为安徽人。[72]
李鸿章尽管位高权重，但在选拔官吏时他并不是朝廷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代理人。他可以荐举，也可以施加压力，但是通常情况下还是吏部说了算。而李鸿章也并不越过吏部直接请命于皇帝，特别是当他想用某人而又已经被以某些规章和成例为根据拒绝的时候。他的响当当的理由是，才智之士匮乏，而他又特别需要某某人。他坚持认为，时势的艰难需要在某些情况下任人因时因事制宜而不是死守法律条文。[73]
太平天国时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吏部对他和曾国藩荐举的官吏人选不加任何考虑就予以批准。这二人经常讨论某一特定职位几位不同候选人的个人素质，一旦取得一致意见，即据以上奏，然而，形势恢复正常之后，朝廷不再完全依赖他们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又重新被加强起来。李鸿章能够在直隶官场中尽量多地安排自己的人，这是他的权势的标志，是他熟谙中国政治的底蕴的标志。
既然李鸿章能够在直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政府并在其他省份建立一个广泛的私人关系网。其他地方官员也能这样做，哪怕是低一个层次。中国尤为突出的不可遏制的地方主义，是李鸿章建立以自己为首领的国家海军计划终成泡影的潜在原因。海军舰队被视为地方官吏们的私人财产，如果一个辖区的舰只进入另一个辖区，就会引起对方的疑忌，就会被当作外国军队一样看待。[74]1874年日本舰队侵犯台湾引起的危机使有关官员深切感到各海军统一指挥的必要性。危机过后，曾协助李鸿章建立江南制造局的老友丁日昌，在一道奏折中建议海防实行分区制度下的统一指挥：在北方，设北洋海军提督负责直隶和山东，驻天津；东洋提督负责浙江和江苏，驻吴淞；南洋提督负责福建和广东，驻澳门（确切地说，应为南澳——译者）。署山东巡抚文彬不久又建议由李鸿章任北洋海军提督，曾国藩手下最著名的将领、湖南人彭玉麟为东洋提督，李鸿章丁未同年、两江总督沈葆桢为南洋提督，此三提督归一海军大臣节制。李鸿章亦视统一指挥为上策，但是他认识到中国尚不具备条件这样做，因此，他支持将海军分为三洋。依照旧体制，海防分责南北洋大臣，这在日本侵台事件中已经证明不可行，假如来一个与李鸿章作对的人如左宗棠任南洋大臣，事情会更糟，海防分为三区，李鸿章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即使他不能全部控制另外两洋，也能控制其中之一。[75]然而，此议未获采纳，187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被正式赋予北洋海防之责，南北洋两大臣督办海防的格局得以进一步巩固。但是1879年丁日昌被任为南洋大臣[76]之前，南洋大臣并未被正式赋予南洋海防之责。[77]
1885年10月之前，中国并未准备采取措施实现海军的统一指挥。由于南洋海军在福州被法军摧毁，这时，中国才决定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海军大臣，庆郡王和李鸿章为会办大臣[78]，1875—1885年间，还有些人出谋划策试图整顿各省水师混乱不一的状况；1877年沈葆桢则曾建议北洋大臣可率先建立舰队[79]；1884年张佩纶建议在总理衙门下设海部，恭亲王衷心赞同，甚至暗示应由李鸿章掌管海部。[80]然而，直到1885年，各水师仍被紧紧地控制在各地方疆吏手中。
这时，李鸿章既是北洋大臣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同时又是海军衙门大臣之一。因而他得以将二权合而为一。他不但全权负责所有北洋海防事宜，而且由于他是海军衙门唯一真正的内行，所以他对南洋海防事宜亦可发表意见，这就等于他控制了全国的海军。1891年醇亲王逝世，海军衙门的控制权落入对海防并不热心的一帮人的手中，这些人对李鸿章是阻挠而不是协助，加之恭亲王已不再掌管总理衙门，李鸿章在朝廷中就失去了保证其海军军费有可靠来源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结果便是他不得不重新依恃他的地方职位来维持和发展他的海军。[81]
李鸿章的地方职位使他有可能为了为中国夺回被外国人侵夺的商业利权、为防止外国人在中国攫取新的经济利益而建立各式各样的工商企业，而这又必然会加强他的地方权力，会促进其陆海军建设，因为这些企业的收入只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就可以使国家富裕，就有可能促进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有能力抵御外国的入侵。同时，李鸿章还可以借此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是通过用一个企业的赢利建立另一个新企业，或是用这部分赢利到北京行贿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支持来保证其官位。因而，实际上这些企业具有双重作用：从经济上军事上加强中国的实力，同时也加强李鸿章的地位。
李鸿章在制造业方面建立的第一个企业是1863年在江苏淞江建立的一座为其军队制造弹药的兵工厂，这是在前英军军医马格里鼓动下开办的，他向李鸿章论证说，从外国人手中购买武器弹药花钱太多。在淞江的一座寺庙里，马格里建起了一个车间，向李鸿章证明，中国工匠在他指导监督下能够生产出合格的产品。[82]1864年苏州收复后，工厂迁至苏州并加以扩大。1865年李鸿章移任南京时，把苏州洋炮局一分为二，一部分迁往上海由丁日昌主持（原文如此。——译者），丁日昌这时已经在苏州，为的是减轻李鸿章对外国人的依赖。丁日昌本为曾国藩派往广东办理厘金（1862），但是在那儿他却热心于制造弹药。李鸿章认为他的这一特长在江苏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因而在经过几番奏调后，1863年丁日昌北上帮助建立苏州洋炮局（原文如此。——译者）。在上海，丁日昌建立了一座小型机器局，后与曾国藩通过容闳从美国购买来的机器合并，成为著名的制造局。苏州洋炮局的大部分机器和人员则在马格里主持下随李鸿章迁往南京。[83]改称金陵机器局。李鸿章离开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金陵机器局据为己有，该局直到1876年还在为淮军生产武器弹药。[84]尽管直到1895年李鸿章还被列为江南制造局四大督办（Directors）之一，但是他一移任直隶，便开始丧失对该局的实际控制权，特别是在1880年代初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期间。[85]制造局或是政治工具，或是私人财产，要控制其产品就必须要对其密切监视。两江总督一职频繁易人，但是李鸿章却坐镇直隶达25年之久，因此，尽管他在南方失去了对江南制造局的控制权，但是他长期任职直隶，使他能够把天津机器局作为其军火供应的主要来源。
1872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时，他告诉总理衙门该局的基本目的在于收回中国经济利权。[86]当时，外国轮船已经垄断了沿海揽载贸易并已深入长江及其他中国内河，抢走了大部分内地生意。李鸿章希望通过建立轮船招商局来分夺外国轮船公司的利润，并最终将其完全排挤出去。[87]1877年他开办开平煤矿的目的则是想为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和其日渐扩大的海军的军舰建立一座廉价、近便而又充裕的煤炭供应基地。[88]最初目的在于为运输开平的煤到天津而铺设的铁路，也由于军事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李鸿章始终反对所有外国想在中国铺设和经营铁路的意图，他认为，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建造铁路，但是必须用中国的钱。铁路的控制权和经营权也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89]1881年，为了传达政务和军情建立了电报局，仍为中国人自行建立的。1882年建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十年专利权，以阻止外国人建立类似的纺织厂掠夺中国的利益。漠河金矿（1887年建立）则为李鸿章的军队建设提供黄金。[90]李鸿章所有的工商企业都是中国自己投资兴办的，只有轮船招商局曾用过三笔短期外国贷款，而且这几笔贷款极易偿还[91]，因而，他就能够使他的企业不受外国债款的干扰，而外国债款在1895年之后是严重干扰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的。
尽管建立某一个企业的想法通常不是由李鸿章而是由别人提出的，尽管建立一个企业的资金是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尽管企业的经营似乎是按照经济规律进行的，尽管企业的经营者原则上对股东负责，然而，上述所有企业都在李鸿章控制之下，只有他有权任免这些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李鸿章是这些企业的官方主持人，他为它们的建立取得了朝廷的批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它们的保护人，没有他的保护，它们就没有一个能生存下来。在缺少商业法规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业公司只得用送礼、行贿等手段来满足官吏们的需求。但是，李鸿章位高权重，私交广泛，可以防止那些高官显宦们采取任何不利于其企业的行动，如轮船招商局只是在1895年李鸿章失势后，才不得不将收入大量上缴国库。[92]
李鸿章这一企业网大大加强了他的政治军事权力。轮船和铁路为其陆海军运输军队和辎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煤矿为其轮船、火车提供能源，为其制造局提供燃料；电报线为其陆海军提供了迅捷的联络手段，并为其外交谈判提供信息，据说其他国家外交人员在天津电报局发出的电信的抄件在一小时之内就能到李鸿章手中[93]，而且，他在上海的电报线与海外电缆相连接，在云南和广东的与法国的相连接，在满洲里边界的与俄国的相连接，使其极易与世界各国首都取得联系。轮船招商局的漕粮运输使李鸿章一箭双雕：一方面，因为北京依赖于江南稻米，他可以通过招商局部分控制漕粮的运输，这样就使他在首都政治舞台上有了潜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从漕粮运输中得到的利润可用来购置军械，1880年，李鸿章就曾被允许预支了招商局漕运赢利的100万两银子支付他在英国订制的若干军舰的价钱。[94]
李鸿章从他的企业网中得到的最大的政治利益之一是这些企业使他能够源源不断地广施赞助。赞助，和财富一样，是中国政界一个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