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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势的人，他答道：“我亦相信。”[83]
李鸿章谥号“文忠”中的“忠”，意思是“忠诚”，这是李鸿章最主要的品质之一。他以对中国和清统治者的极其忠诚而闻名，他在给朋僚的信函中也屡屡表述之：“我辈受国厚恩，义未可以言去，只有竭力支持，尽心所事而已。”[84]“弟任重事烦，时虞陨越，加以内顾多戚……”[85]
除对朝廷极其忠诚外，李鸿章对朋友、同僚、老战友、家庭、亲戚和老师也忠心耿耿。从西方的、民族的观点来看，这显得很荒谬，特别是由于对个人的忠诚乃是中央集权衰落的根本原因。但是，对于受儒学熏陶的、重视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差异或是不甚明显，或是二者毫不相干。重要的东西乃是“仁”，即对人类情感的关心。李鸿章忠于朝廷，正是因为他能忠于朋友。一个人们必须在国家和家庭之间二者择一的世界，是一个不适于人类居住的世界。秦王朝及其法家曾经主张建立一个这样的世界，结果被推翻。当李鸿章和沈葆桢考进士时的房师孙锵铭（蕖田）在浙江遇到麻烦后，李鸿章代为求人，请闽浙总督左宗棠帮助他找些事干以维持其生计。[86]数月后，李鸿章又致函江西巡抚沈葆桢，看他能否在西江地区（广西和广东）帮助孙锵鸣觅一官职，因为在浙江和江苏很难找到差事。[87]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时在李鸿章麾下效力的老兵们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对于那些为国捐躯者，他为其奏请封典，并力图保证其家属得到供养：
杨绍铭军门鼎勋在敝处统带勋字营，随同南北征战，卓著勋劳，今夏在沧州减河防所病故，业为沥恳圣恩，予谥忠勤，庙子建祠，典礼优厚，足酬荩勚而慰忠魂。惟其身后凋零已极，上有七旬老母，内有孀妇孤儿，两兄鼎清鼎鼐未可寄命托孤。弟与同营诸统带刘省三、郭子美等再四筹商，以有功军国、死绥仗义之人，吾辈不为经纪，何以对亡友于地下？因令杨鼎清等奉其母与忠勤灵榇回蜀，派郜荻州观察护送前去。[88]
李鸿章对其发迹之地颇为自豪，对安徽事务及安徽人的生活状况饶有兴趣，对安徽同乡的生活甚为关切，他捐款支持安徽的工程建设[89]，奖掖有才华的安徽人，为其谋官求职[90]，对家乡的爱溢于言表。[91]《庐州府志》的修订和出版——即《续修庐州府志》——一事由李鸿章之弟发其端，他死后李鸿章亲自出面，把家庭其他成员和同府同乡如刘铭传等人罗致在一起，共同主持其事。[92]
李鸿章在其一生中表现出的对朋友的忠诚几乎已经成为传奇。有一次他写道，虽然忠诚、诚实为品行端正之根本者，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则此种品质是不可能得到的。朋友的作用在于指出对方的弱点，故而，朋友之间应当平等相待，交朋择友则须谨而慎之。朋友的批评与个人完善自己的愿望相结合，就可以产生你所盼望的忠诚和诚实。[93]交朋友也是为了在你身处困境时有人能帮你一把，而你也有义务用你的影响去帮助他们。李鸿章是如此坚定地信奉这一原则，以至他甘愿冒着丢掉自己职务的危险去身体力行这一原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一案中（见第四章），李鸿章从曾幕中辞职而去，这不仅仅是为了援助李元度，也是为了坚持忠于朋友这一原则。可是，这似乎是李鸿章最后一次采取如此坚决的行动。他在辞职期间，显然开始认识到这种强硬的立场除了使自己受到伤害外，没有任何益处。考虑到牵涉其间的人之常情，他用一种更为慎重的态度审视了自己的这一行为。他虽然仍会向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他会减轻对各当事人的伤害。1863年6月29日，李鸿章就曾国藩调黄翼升（昌歧）到两淮地区一事致函曾国藩，决心留住黄翼升（其人为“水师”大将），他是从以下几方面来辩驳曾国藩的：士气、战略，还有……最重要的是情谊：
昔日蒙师门奏派，鸿章与昌歧统带此军，四载以来，欢洽无间。昌歧每言常愿合伙，不愿分离，真死生患难之交。昌歧昨得调淮之信，忧惶无措。吾师识将意顺兵心，谅能体恤及此。如必欲其去，或奏令鸿章偕往，……仰候鉴裁。[94]
1863年7月14日，李鸿章又致函曾国藩，谓：“昌歧固畏淮苦，此间实系万不可少之人。前吴绅有公呈吁留，附呈钧鉴。”[95]在又写了几封语气相同的信之后，李鸿章终于用上了十分强硬的口吻：“……昌歧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办，死亦甘心，……而遽科鸿章以拥兵自卫之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鸿章与昌歧从游有年，……”[96]尽管这最后一封信听起来像是一道最后通牒，李鸿章还是压住火气，恳求曾国藩考虑到人之常情和他的耿直性格而使此事顺利解决。这时的李鸿章对曾国藩其人已经十分了解，他还知道适可而止，不使事情陷入僵局。
李鸿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领袖。根据《领导人的职能》一书著者切斯特·巴纳德的理论，领导人首要的、独一无二的贡献应是对组织的忠诚，因为正是他被要求来出面维持组织内部的运转。李鸿章既忠于国家，也忠于幕府，而且永远是专心致力于工作。他的精力、自信、务实和权力欲定下了他全部行为的基调。他的职务使他具有开创新事物的权力，他的财富使他有可能聘用给他出谋划策并有能力执行他的计划的幕友。下属的忠诚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权压，但是这种忠诚充其量也还是很脆弱的。由于幕府的私人性质，要想使其行之有效，其成员必须是由奉幕主为核心的志趣相同的人组成，使他们围绕在幕主周围的，不只是金钱，而是相互忠诚和共同利益的纽带，是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可名状的吸引力，这对一个伟大领袖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领袖，他罗致到身边的幕友，也和他本人一样，是中国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混血儿。
[1]《李集·遗集》，卷6，第16页；黄云：《续侈庐州府志》，卷31，页10a。
[2]《清史稿》，列传198，下，第1333页；《李集·国史本传》，卷首，页12a。
[3]黄云：《续修庐州府志》，卷22，页2b。
[4]《李集·函稿》，卷4，页21b。
[5]李书春前引文，第101—102页；《李集·国史本传》，卷首，页12a—b；胡滨：《卖国贼李鸿章》，第8页。
[6]李书春前引文，第101—102页；《大清历朝实录》，道光朝，卷440，页4a—b；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64页；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第160页。
[7]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第160页。
[8]同上。
[9]李书春前引文，第102页。
[10]《李集·国史本传》，卷首，页12b。
[11]同上。
[12]同上。
[13]《清史稿》，列传198，下，第1333页；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65—466页。
[14]李书春前引文，第101页；《李集·国史本传》，卷首，页12a；胡滨前引书，第8页。
[15]李书春前引文，第102页。
[16] 《清史稿》，列传198，下，第1333页。
[17]《清史稿》，列传198，下，第1333页。
[18]同上。
[19]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66—469页。
[20]罗林森：《中国海军，1839—1895》（博士论文），第636、637—639、639—640、644、645、681—682、687页，经作者同意引用；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67页。
[21]《清史稿》，列传198，下，第1333页；布鲁纳特和哈格尔斯特拉姆：《中国当代政治组织》，第131号，第43页。（不确，应为“文华殿大学士”。——译者）
[22]《清史稿》，列传198，下，第1333页。
[23]同上，第1334页；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天津领事急件，1868—1906》，第4卷，1894年2月16日里德致尤尔。
[24]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42页；梁思光：《李鸿章卖国史》，第5页；勒鲁瓦—博利乌：《亚洲的复兴》（第三版），第372页；丁韪良：《花甲记忆》，第348页；道格思爵士：《北京政治家》，载《19世纪》，ⅩL，第896页。
[25]张宗义（音）：《合同》，手稿，1904年4月4日立，1918年5月10日改立，原件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已故之李国超处，著者有复制件。
[26]1963年6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访李国超。
[27]米勒：《中国：古代和现代》，第321页；1963年6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访李国超；李家煌1962年2月28日香港来信。
[28]阿灵敦：《青龙过眼》，第24页；濮兰德：《李鸿章》，第22页。
[29]立德夫人前引书，第262—263页。
[30]张纯明前引文，第226页。
[31]瞿同祖：《中国的阶级结构及其观念》，载费正清编：《中国思想与制度》，第238页。（孔子语见《论语·泰伯》）
[3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Ⅰ，第17页；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前言，第8页。
[33]瞿同祖，同上，第22、215页，注释36。
[34]《大清缙绅全书》，同治十年，卷2，页6b。
[35]卢公明：《华人的社会生活》，Ⅰ，第304页。
[36]斯普林克尔：《清代的法律制度》，第43页。
[37]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第22、99、177—178、179、180、182、206、250页；鲍尔吉：《马格里爵士传》，第125页；1863年6月13日在加州旧金山访李国超；卡尔森：《开平煤矿》，第34页；司百读：《李鸿章和淮军》，第558页；1962年2月28日李家煌香港来信。
[38]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603页；司百读前引书，第546页。
[39]濮兰德：《李鸿章》，第120—121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Ⅱ，第376页。
[40]马士：《太平天国纪事》，第217页。尽管这是小说，但马士先生曾在李鸿章手下供职，对当时官场情形十分熟悉。
[41]道格思爵士：《北京政治家》，《19世纪》，ⅩL，第896页。
[42]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89页。
[43]裴丽珠：《赫德爵士传奇》，第143页；立德夫人：《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第332页。
[44]《李集·遗集》，卷3，页3b，17b，卷4，页3a，9a；马士：《太平天国纪事》，第286页；立德夫人前引书，第194页；鲍尔吉前引书，第80页。
[45]《李集·函稿》，卷13，页8b。
[46]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71页。
[47]《李集·遗集》，卷6，页1b。房兆楹先生为我指出了这首诗，志此鸣谢。
[48]加利福尼亚大学陈世骧教授为我解释诗意并校正译文，谨志此鸣谢。
[49]《李集·遗集》，卷6，页1b—2a。
[50]同上，卷6，页2a。
[51]《李集·遗集》，卷6，页2b。
[52]李少陵：《曾国藩》，第82页。
[53]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28页。
[54]《李集·遗集》，卷1，页8a。
[55]德巴里：《亲儒思想的再评价》，载芮沃寿：《中国思想研究》，第86页。
[56]芮玛丽：《同治中兴》，第75页。引自《北华捷报》，1865年和1868年。
[57]马蒂格侬：《中国的伟大人物李鸿章》，载《新闻评论》（1925年9月1日），第18、20页；阿灵敦：《青龙过眼》，第23页；濮兰德：《李鸿章》，第3页；立德夫人：《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第1、6页；道格思爵士：《李鸿章》，第24页；诺曼：《远东民族和政治》，第251页；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第298页；玛高温：《李鸿章阁下》，载《远东》，第2套，第1集，第3期，第74页；科士达：《伟大的中国总督和外交家》，载《国际月刊》，Ⅱ，第587页；丁韪良：《花甲记忆》，第349页；杨约翰：《伴随格兰特将军周游世界》，Ⅱ，第373页；马士：《太平天国纪事》，第284页。
[58]马士：《太平天国纪事》，第415页。
[59]濮兰德：《李鸿章》，序言第5页。
[60]立德夫人：《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第44页；1962年4月4日在加州旧金山访李国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Ⅱ，第84页；吴汝纶：《李文忠公神道碑》，载《李集·卷首》，页62b；《李集·函稿》，卷1，页33a；吴卫平：《淮军的崛起》，载《中国论文集》，第14卷，页33；威尔逊：《常胜军》，第296页；江世荣：《捻军史料丛刊》，Ⅱ，第42页。
[61]立德夫人前引书，第195、331页；宓吉：《李鸿章》，载《布莱克伍德出版公司爱丁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