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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部级和州级。到宋代，幕府制度则包括县级和县级以下。军事幕府也是这样，在宋代，某些低级军官（如防御使）也有幕府。全增祐前引文，第29—30页；张纯明前引文，第30、31—32页；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载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第134页。
[10]张纯明前引文，第32页。
[11]全增祐前引文，第29页。
[12]张纯明前引文，第30页。
[13] 《中国人名大词典》（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第988页。
[14]张纯明前引文，第31页。引自曹彦约《昌谷集》。
[15]同上书，第32页。
[16]张纯明前引文，第32页。
[17]W.T.德巴里：《亲儒的重新评价》，载A.F.赖特编：《中国思想研究》，第90页。
[18]理雅各译：《儒家经典著作》，Ⅰ，第150页。（《论语·为政》）
[19]翟理思：《古今姓氏族谱》，Ⅰ，第279页。
[20]同上书，Ⅱ，第761页。
[21]同上书，Ⅰ，第394页。
[22]同上书，Ⅰ，第9页。
[23]《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25页。
[24]全增祐前引文，第30页。
[25]《元史·韩镛传》，卷185，第10页，见《二十四史》；全增祐前引文，第30页。
[26]顾炎武：《日知录》，卷17，《通经为吏》，第93页；全增祐前引文，第30页。
[27]同上。
[28]《明史·选举制二》，卷70，第14页。见《二十四史》；全增祐前引文，同杂志第32期，第35页。
[29]《明史·职官制四》，卷175，第15页；全增祐前引文，第31期，第31页。
[30]《明史·徐渭传》，卷288，第3页；全增祐前引文，第31期，第31页。
[31]全增祐前引文，第32期，第36页。
[32]全增祐前文，第31期，第31—32页，引自顾炎武《日知录》。
[33]C.J.斯坦利：《晚清财政：革新家胡光墉》，第3页。见梁方中（音）：《中国的一条鞭法》。
[34]C.J.斯坦利：《清代的幕友》，第11页；全增祐前引文，第31期，第32页。
[35] 《大清会典事例》，卷112，页2；全增祐前引文，第31期，第32页。
[36]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32—33页。
[37]张纯明前引文，第29页。
[38]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8页。
[39]同上书，第9—13页。
[40]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极权的比较研究》，第307页。
[41]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36页。
[42]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36页。
[43]谢保照（音）：《中国政府》，第297—298页。
[44]斯坦利：《清代的幕府》，第17页。
[4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Ⅰ，第16页。
[46]璧利南：《中国的县官》，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杂志》，ⅩⅩⅫ，第45页。
[47]庄延龄：《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第246页。
[48]恒慕义编：《清代名人辞典》，Ⅱ，第824页。
[49]汪辉祖：《续佐治药言》，第12页。
[50]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108页。
[51]全增祐前引文，第31期，第34页。
[52]汪辉祖：《续佐治药言》，第7页。
[53]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上，第10页。
[54]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108页。
[55]全增祐前引文，第31期，第34页。
[56]汪辉祖：《佐治药言》，第16页。
[57]汪辉祖：《续佐治药言》，第6页。
[58]汪辉祖：《佐治药言》，第1—3页。
[59]理雅各译：《儒家经典著作》，Ⅰ，第197页；张纯明前引文，第36页；斯坦利：《清代的幕友》，第4页。
[60]斯坦利：《清代的幕友》，第4页；全增祐前引文，第31期，第34页；张纯明前引文，第37页；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112页。
[61]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22页。官员们通过巧立名目和贪污中饱增加收入，因此能够聘用若干幕友。
[62]汪辉祖：《佐治药言》，第13—14页。
[63]同上书，第14—15页。
[64]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98—101页；张纯明前引文，第39—40页。
[65]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101—103、98页；张纯明前引文，第39—40页。
[66]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104—105页。
[67]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104页。
[68]同上书，第104页。
[69]同上书，第103—104页。
[70]同上书，第97页。
[71]谢保照（音）：《中国政府》，第297—298页。
[72]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第105页；全增祐前引文，第32期，第37页。
[73]全增祐前引文，第31期，第36页。
[74]斯坦利：《清代的幕友》，第4页；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同治中兴，1862—1874》（以下简称《同治中兴》），第92页；全增祐前引文，第31期，第32页。
[75]斯坦利：《清代的幕友》，第3—4页；芮玛丽：《同治中兴》，第92页。
[76]全增祐前文，第31期，第34页。
[77]萧公权：《农业中国》，第505页；《大清会典事例》，卷97，页4b。
[78] 《大清会典事例》，卷97，页3b—4a，4a，5a, 5b。
[79]同上书，页5a—b。
[80]同上书，页4b。
[81]同上书，卷97，页50。
[82]同上书，页5a，5b，6a。
[83]《大清会典事例》，卷97，页4a，4b，4b—5a, 5b;全增祐前引文，第31期，第42页；吴敬梓：《儒林外史》，杨宪益、戴乃迭译，第150页。
[84]《大清会典事例》，卷97，页4a。
[85]张纯明前引文，第29页。
[86]《大清会典事例》，卷97，页4a。
[87]王先谦编：《东华录》，雍正朝，卷2，页15b；张纯明前引文，第47页。
[88]《大清会典事例》，卷97，页3b—4b。
[89]全增祐前引文，第32期，第36页。
[90]张纯明前引文，第47页。
[91]《大清会典事例》，卷97，页5a—b。
[92]C.I.巴纳德：《领导人的职能》，第123、224—225、286页；R.C.桑普森：《管理中职员的作用》，第72页；H.A.西蒙：《管理行为》，第二版，第148—149、157、160页。
[93]F.舒尔门：《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第5页。
[94]舒尔门：前引文，前言第38—39、5页。
第三章
曾国藩的幕府制度
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9日—2月7日），湖南巡抚奉上谕命曾国藩“帮同办理该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1]。这道上谕标志着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军旅生涯的开始，也标志着幕府制度发展的转折点。曾国藩创制的先用于剿灭太平军后又用于遏制西方侵略的方针措施的贯彻施行只有在非官方的、灵活的、用私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幕府制度下才是可行的。这些方针措施也改变了幕府制度本身的构成和规模。其基本标准一仍其旧，也就是说，它仍是由私人关系构成的，幕友具有专门知识，附属于地方官僚体制，但是它的职责范围扩大了。地方官吏卷入了由于西方入侵产生出的种种问题中，他们要和以往征收赋税一样，负责诸如与外国领事进行谈判、维持由数省组成的防务体系、或是经管轮船公司以争回中国经济利权等问题。为完成这些任务，他们需要越来越多的通晓西方政情和技术的专门人才——传统幕府中是没有这一类人才的——提供技术方面的建议。另外，前此幕府制度与官僚体制之间分明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了。通过由雍正帝畀以督抚、并未被其后任何皇帝取消的举荐特权，幕友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官僚体制圈内。由内忧外患造成的国家的需要，迫使中央政府放松对幕友升擢的限制，迫使中央政府依靠幕友们的西学知识，迫使中央政府认可由地方督抚主持的西式企业的创办。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非官方的幕府制度和政府紧紧团结在了一起，官僚政治（the realm of amateurs in politics，政治上的非专业性王国——译者）开始带上一种专业化色彩。为了形成这一局势，被提拔为官的幕友的忠诚和利益加强了幕友和幕主之间的纽带，而不是斩断它。具有相似想法（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技术上的）的督抚的荐举，使得幕友爬上官僚体制的阶梯不再那么困难，使得幕友的建议更易贯彻施行。因此，许多原来当幕友而现在已做了官的人不仅继续在外交、商务和军事方面为前幕主出谋划策，而且仍旧对前幕主俯首听命。这些变化肇始于曾国藩，而又为其他人效仿、改进，以至到达这种程度，即在清代幕府制度存在的余年中幕主本人也成了幕府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太平军起义于1851年在广西爆发，清朝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马上就暴露出完全没有能力将其镇压下去。军队是它所产生的社会的反映，清朝军队亦不例外。努尔哈赤（1559—1626）以满洲原部落为基础，建立起八旗制度，其中各旗均由听他控制但又被迫分担一部分行政管理事务的世袭旗主个人指挥。[2]他的第八子兼继承人皇太极（1592—1643），原为八旗旗主之一，通过取得对八旗中三个旗的控制和褫夺另外五旗旗主的权力的手段，开始了中央集权的过程，[3]这一过程到顺治帝时完成，他在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死后，将所有大权集于一身，委派自己的心腹亲信代替了那些世袭旗主。从此，八旗成了皇帝的私军。[4]开始时基本上是松散的部落组织的八旗由于对中国的征服和统治这一迫切需要而成为中央集权的军事组织。
清朝军队的另一支——绿营，最初是由在征服中国期间效忠满人的汉人组成的，也成为正规驻防军，置于兵部控制之下。绿营的将领是职业军人，归兵部升擢调转，其在役兵丁注册登记，终身为兵，世代相袭。官兵之间没有任何个人联系或效忠关系，因为绿营是中央集权的军事组织，忠于的是中央政府，不是地方统帅或将领个人。[5]
尽管清朝缔造了一支高度中央集权的军队，但是由于承平日久和满人作为征服者的特权地位，它却不能保持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作为武装力量的八旗兵进占北京后不久便开始腐败了，到1796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这支军队已经腐败至极，不堪一用。绿营兵的腐败虽然没有这么快，但是在白莲教起义（1796—1804）期间，它也暴露出了衰败的迹象，不得不依赖地方团练的奥援，鸦片战争则导致了绿营名誉彻底扫地。[6]
中国人素性看重地方观念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削弱了忠于中央政府的观念，而这对一个想维持战斗力的中央集权军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850年太平军起义爆发时，清军内官兵之间、此军将领与彼军将领之间没有丝毫的互助互救或相互合作意识。这支军队缺乏内聚意识，缺乏目的性，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统率军队的钦差大臣和战事所在地的广西巡抚彼此龃龉，给军队发布的命令互相冲突。[7]不用说，清军与起义军一接仗便四散而逃。随着起义军的发展，朝廷方面唯一有用的武装力量是地方团练，这一点很快便明朗化了。团练是由地方人士发起和组成的，目的是抵抗起义军和土匪，保卫家园。正是这些武装团体很快成为清政府依靠的对象。
命曾国藩办理团练的谕令发布之时，太平军正在攻打湖南省城长沙，朝廷充分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意欲创办更多的团练支撑该省的防务。当时，曾国藩正在湖南湘乡老家丁母忧。[8]起初，他不想承担组织团练之事，因为他觉得不宜墨绖从戎。然而，皇帝认为，出而纾国难就是最大的孝，为国家建功立业肯定能够告慰他母亲的在天之灵，以此反驳他的辩白。[9]可是曾国藩仍旧踌躇不前，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努力可能会受到他不得不倚靠的当地官吏的冷遇。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朋友们主要是郭嵩焘的劝告，同意出山。1853年1月26日，曾国藩启程离家去与该省巡抚商议兴办团练事宜，郭嵩焘陪同前往，成了他的第一个幕友。[10]
曾国藩已经看到团练剿匪卓有成效，也认识到了绿营兵净吃败仗的原因。他建议以江忠源和罗泽南的团练为核心，建立一支新军队，个人效忠应作为联结这支新军队的原则。[11]他的目的在于创建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支军队中，“忠义之气”为第一要旨，“诸将一心，万众一气”。为此，他认为有必要让每个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