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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大臣表示：“只要李鸿章北上，则乱事必平。”吕海寰说李中堂已经北上，但是德国人掌握李鸿章的动态比帝国公使还清楚：“闻李中堂坚留粤省，恐未必成行。”吕海寰反复表示李鸿章肯定要奉旨北上，但德国外交部副大臣还是对此持缓议态度，原因是“闻京都有人欲害之”。帝国的公使急了：“李中堂威望素著，断无有人相害之理！”从德国外交部回来之后，帝国驻德公使立即给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窃思北事危急，务请中堂早日北上，以维大局！”李鸿章的回电仅有寥寥数字：“政府尚无主见，我去无济于事。”
在那几天里，李鸿章频繁地与帝国南方各省督抚紧急磋商，促成了《东南互保章程》的签订，这是他在他的辖区之内所能做到的最大的事情了。这个举动至少保证了1900年帝国的动乱没能蔓延到长江以南，有效地稳定了帝国的半壁河山。
7月3日，朝廷的电报又到了：“懔尊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4页。）
四天之后，朝廷的电报再到：“前迭经谕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尚未奏报启程。如海道难行，即由陆路兼程北上，并将启程日期先行电奏。”（《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5页。）
第二天，即7月8日，朝廷又电：“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6页。）
这是李鸿章的心愿。甲午战后他被免去了这一帝国封疆大臣中最显赫的职务，庚子年间终于给予了恢复。
可是，李鸿章对朝廷北上的催促还是置之不理。
又过了一晚，7月9日，朝廷的电报又到了：“如能借到俄国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6页。0
三天之后的12日，朝廷的电报再次到达：“无分水陆兼程来京。”（《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27页。）
李鸿章依旧没动身。他拒不奉诏。
李鸿章一生都是一个对朝廷绝对尽忠效力之人。他知道所有的电报都是慈禧太后发出的，他没有不遵旨的权利，但是局面确实使他难以成行。原因是：政府如果不改变现在的立场，他的北上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朝廷的电报又到了，这一次语气严厉了：
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尚在京，迭次电谕李鸿章兼程来京，迄今并无启程确期电奏。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30页。）
李鸿章似乎不能再迟迟不动了。
他决定启程。启程之前，他做了他认为必须做的两件事：一是回答记者提问，向社会各界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义和团的问题，他说：“拳民仅系愚民，起事原因教民与教士不能辞其责。”关于“宣战”，他说：“清廷并未备战，不能认为宣战。”至于他北上后将怎么办，他表示要“惩办祸首，遣散拳民，与各国议和”。李鸿章的表态是极其谨慎和温和的，对义和团没有使用“剿灭”而用的是“遣散”一词，且还说事端的起因洋人绝不能推卸责任。关于“宣战”的回答也机警巧妙，并且特地为慈禧开脱，说“慈禧皇太后系受人愚惑”。而处理局势的主要原则，他却说得毫不含糊，特别是其中“惩办祸首”的说法，引起了极大的议论。虽然李鸿章有保护慈禧的意思，但话里话外另一个意思也很明白：只要他一旦进京，一大批帝国大员将要大祸临头。（AlfredCunningham:AnlnterviewwithLiHungCHang,P,91.）
登上“平安”轮之前，李鸿章签署了一封联名电报。这是一个呈给慈禧的奏折，在奏折上签名的官员包括了在《东南互保章程》上签名的所有南方大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同时，北方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和陕西巡抚端方也在奏折上签了名。奏折实际上是向朝廷提出了四点政治要求，口气之强硬明确，与和平时官样文章的风格迥然不同：
一、请明降谕旨，饬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以示虽已开战，其不与战事者皆为国家所保护。益彰圣明如天之仁。且中国官员商民在外国者尤多，保全尤广。
二、请明降谕旨，将德使被戕事切实惋惜，并致国书于德王，以便别国排解，并请致英、法两国，以见中国意在敦睦，一视同仁。
三、请明降谕旨，饬顺天府尹、直隶总督，查明除因战事外，此次匪乱被害之洋人教士等，所有损失人命财产，开具清单，请旨抚恤，以示朝廷不肯延及无辜之恩义。不待外人启口，将来所省极多。
四、请明降谕旨，饬直隶境内督抚统兵大员，如有乱匪乱兵，实系扰害良民，焚杀劫掠，饬其相机力办，一面奏闻。从来安内乃可攘外，必先令京畿安谧，民心乃固，必先纪律严肃，兵气乃扬。
（《清季外交史料》卷143，第17～18页。）
令帝国南方诸位大臣想不到的是，当他们的奏折拟好之时，载漪正在京城里指挥着帝国政府的官军投入了对东交民巷的围攻。
“平安”轮顺珠江而下。李鸿章一直坐在甲板上的藤椅中，轮船路过虎门炮台的时候他长久地望着。“平安”
号当天到达香港，码头上有盛大的仪仗队奏乐和礼炮鸣放17响，李鸿章登陆后立刻拜会了各国驻香港的领事和香港总督卜力。
李鸿章和卜力的会见是一次机密的对话。也许正是他需要这样的对话而有意在香港登陆。这次对话充分暴露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几乎所有汉族大臣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一个矛盾。这一矛盾有时模糊，有时清晰，但是从来没有消失过。它由忠诚和背叛两个水火不容的词汇撞击而成的，里面埋伏着一个巨大的野心——这是大清帝国中拥有了充分权力和实力的汉族大员深藏于心的一种野心。这一野心在满族人占据了帝国的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便开始萌芽，历经二百多年的风雨已是逐渐粗壮。尽管满人入关掌握政权之后，汉族男人留起了辫子，向满族的皇帝高呼万寿无疆；尽管大清历代皇帝最警惕的就是汉人的颠覆企图，汉人稍有一丝不轨定会株连九族；尽管数百年间作为统治阶层的满族人几乎被汉人同化，并且毫不走样地尊奉着汉文化的一切传统，但是汉人那种被他人统治的感觉近三百年间不曾有一刻消失。除了义和团之外，大清帝国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反政府的起义或骚乱，无一例外地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这并不是因为汉人如何留恋那个在景山吊死的崇祯皇帝——皇帝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标志着大明灭亡的崇祯皇帝是一个汉人——这是一个民族正常情绪的一部份，是流淌在世代繁衍的民族血液之中的本能。无论一个汉人在满清帝国的政权机构中做了多大的官，这种与血液融合在一起的本能无论如何也是挥之不去的。特别在他对满人的帝国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首先涌上心头的念头必是：我是一个汉人。
汉人孙中山，一个正在被大清帝国通缉的“叛逆者”，他提出的革命口号便是：“驱除靼虏”。在汉语中，“鞑靼”一词的指向非常明确。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靼虏”的口号，一直使用到大清帝国最终被他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推翻为止。
卜力首先向李鸿章提出的一个人名，就是孙中山。
就在“平安”号在广州码头拉响汽笛的时候，孙中山的一个企图推翻大清帝国的计划正在积极的实施当中。在这个计划中，居然有李鸿章的名字。孙中山对李鸿章抱有极大的希望，这不但因为李鸿章也是一个汉人。更重要的是，李鸿章这个汉族大员有这个实力并“可能有这个愿望”。孙中山与李鸿章取得联系时得到了香港总督英国人卜力的“鼎力相助”。当孙中山的联系人把值此北方大乱朝廷危急的时候宣布"两广独立"的想法向李鸿章说明之后，李鸿章这个担负着维护帝国南方政权稳定的朝廷命臣，既没有把孙中山的联络人砍了头，也没有把他们的谋反禀告给朝廷，他只是半闭着眼睛“颌之”——这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动作，也许只有帝国官场上的重臣大员才会有如此傲慢而又含蓄的动作。孙中山也许没有被拒绝？
英国人在企图颠覆大清帝国政权的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令人深思。卜力在给英国国内殖民部的电报中这样分析：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在他们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了。”而对于李鸿章是否能够“反叛”，卜力的观察和分析是：“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99页。）
“信任”卜力的“中国绅士”们肯定是一群汉人无疑。但关于李鸿章野心的“谣传”来自何方，不得而知。只是，当卜力把李鸿章从“平安”号上请进密室并且再次提起“孙中山”这三个字时，李鸿章就连“颌之”的动作都没有了，他闭口不谈这个话题，回避得十分坚决，好像根本不知道卜力在说什么一样。李鸿章说了另外一番话，这番话似乎证实了卜力所听到的某些“谣传”。
李鸿章直接地、没有任何铺垫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当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说：“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全杀了，那么列强就有权进行合法的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是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李鸿章说到此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也许是个汉人？”
卜力在李鸿章的这番话中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暗示。暗示的含义是：如果列强愿意推举一个汉人来当皇帝的话，那么他本人是愿意的。
卜力说：“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
李鸿章眯起眼睛，卜力觉得他是在微笑。过了好一会儿，李鸿章才慢吞吞地、口齿清晰地说：“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连最有政治头脑和最擅长破译外交辞令的卜力都闹不清李鸿章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在海面上焦急地等待着李鸿章和卜力会谈结果的孙中山最后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他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统治者。”（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78～179页。）卜力这样判断。
所有的人都大大低估了李鸿章的政治狡猾。
在策划《东南互保章程》的时候，有一个秘密的计划隐约潜藏于各种史料之中，这就是“迎銮南下”。当京城已经陷入混乱不堪的状况时，帝国在南方的各省官员预测到一旦洋人真的打进北京，朝廷肯定要按照咸丰皇帝的先例选择逃亡，方向肯定是往北。与其这样，不如现在就劝说皇上将朝廷迁移到南方来。张之洞就曾上奏，建议朝廷将帝国的都城迁至当阳。这是汉人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野心：朝廷一旦迁移到了汉人势力强大的南方，满族统治被颠覆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然而李鸿章对此说得坚决：“断不可行！不但太后自己不肯来，一般的旗人亦决不肯放她到南方来！”
如果说李鸿章对满族皇室没有丝毫的背叛心理是不现实的。在朝廷已经如此昏庸、政局已经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像“两广独立”之类的念头，甚至“当皇帝”的梦想，肯定也在他的心头曾经闪现过甚至盘桓过。但是，他在激烈的思考之中算清了一笔政治账：国家局势的混乱固然是实现野心的最好时机，这样的时机几乎失不再来；但是，当前的混乱也同样是自己重新确立在这个帝国中无可替代的位置的大好时机。朝廷催促北上的电报不是连续不断吗？不是各省督抚都承认目前能够挽救帝国命运的仅有李大人吗？更重要的是，朝廷不是已经下达了重新任命自己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圣旨了吗？这一切都在说明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自己将是一个荣誉巨大的、获取也同样巨大的“救国元勋”。如果是这样，满朝文武，包括那些满族贵族皇亲国戚王公贝勒，从此哪个人能和自己相提并论？一个人为官一生，难道这不是显赫的顶峰吗？放着如此巨大的利益不取，“独立”于两广一隅有什么意义？至于当皇帝，那是旁人的猜测，即使有洋人的支持，也少有动摇这个帝国政治格局的可能。洋人对帝国的皇帝是满还是汉并没有兴趣，他们的兴趣所在是他们的在华利益，这一点，长于洋务的李鸿章认识得十分清楚。
李鸿章所得出的最重要的判断是：大清帝国是棵衰而未死的参天大树，在数百年根基的支撑下，决不会因为当前的这么一会儿的狂风而轰然倒下。它将渡过所有的难关，依旧皇威浩荡，龙旗猎猎，山河一统，万民臣服——在帝国的历史上，李鸿章对满清皇室的忠贞不贰可谓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