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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的帝国官职根据大小都有明码实价，“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如果是“一任贪知府”呢？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回广东原籍时，其随带的财物之多成为当时整个帝国最轰动的新闻。有人站在码头上数他的行李，七百多名搬运工日夜搬运，搬了整整10天。慈禧太后应该是帝国最大的“官”了，《清稗类钞》中曾有记载说，慈禧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就有“私蓄”折英国币制1500万英镑。这些“私蓄”在联军占领北京她仓皇逃亡的时候，被埋藏在了紫禁城里的地下。1901年她回京之后，发现所藏的金钱已被盗走了一部分，剩下的大约还合900多万英镑。但是，没过两年，她的“私蓄”猛然增至合2500万英镑。按照当时的货币兑换汇率换算，约为中国白银8000万两以上。如此巨大的款项从何而来？来自官职的买卖。任何一个官职的空缺都是交易的机会。而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就可以是官职的最大囤积商和出售商——“慈禧卖各种肥缺，以为常事。”况且，帝国的海关监督、税官监督、织造、盐政等公认的“肥缺”都属于她的私人财产而一直“悬价而卖”。慈禧卖的全是巡抚、督军以上的大官，她的大管家李莲英是这些买卖的“中间商”。各省巡抚的职位是最值钱的，即使经过李莲英的中间折扣，到慈禧手里的依旧不是一个小数目。
卖官的风气传到各大臣和满族贵族时，暗中的交易就更加难以描述。光绪的父亲醇亲王、庆亲王奕?等都是帝国最著名的受贿者，这些掌握着国家重要权力的亲王们生活糜烂的程度令世人不可想像——“花银像流水一样”，而银子的来源谁都明白。庆亲王奕?知道他之所以能够“有官可卖”依靠的是谁，于是对慈禧的贿赂手段无以复加。胡恩敬《国闻备乘》中记载道：
麻雀之风，起自宁波沿海一带，后渐染于各省。孝钦（慈禧）晚年，亦好此戏。奕?谴两女入侍，日挟数千金与博，辄佯负，往往空手而归。内监宫婢，各有赏犒，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又自西巡以后，贡献之风日盛，奕?所献尤多。孝钦亦颇谅之，尝语人曰：奕?死要钱，实负我。我不难去奕?，但奕?即去，宗室中又谁可用者？？盖奕?贪婪之名，上下皆直言不讳，言路以次参之，宜孝钦付之一笑也。然孝钦即知其弊，不急罢贡献，犹纵两格格入宫，以博弈戏为事，则未免累于嗜好矣。（胡思敬：《国闻备乘》。）
明明知道有不少揭发于国于民都责任重大的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贪污受贿的奏折，而且慈禧也知道他“实负我”——注意，慈禧的“负我”，实际上是误国，这是帝国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混淆“国事”和“家事”的习惯用语。但是慈禧就是不处理。她的借口是，在宗室中找不出可以替代他的人。然后她把贪污、受贿以及“负我”的事“付之一笑”。然而，在史料的深处，藏着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如果还留着他，慈禧每天可以得到不少钱。奕?的手段即使今天看来也并不新鲜，那就是派人陪着慈禧打麻将，现金筹码，但玩得很大，并且故意输钱——“每日输千金”。陪同的人输给慈禧的钱越多，奕?付给负责陪玩的人的工钱越多——慈禧干吗要自断财路呢？
大清帝国中下层官员的正常俸禄可能是当时全世界各国官员中最低的。光绪年间，官员的俸禄为：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九品33两。而且就是这点儿官饷也常常因为帝国“财政紧张”而八折发放。也就是说，官职低下但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县太爷”，月俸仅剩了三四十两银子。饷银不够用，不靠“外快”靠什么？于是帝国官场就有了明确的“陋规钱”的制度：凡是想当官的，可以拿钱买，叫做“捐官”。办理“捐官”手续时，要根据官职的大小交一笔钱，这笔钱最后按月结算分给有关的官员。咸丰之后，这种收入竟然成为帝国官员的主要收入。即使是最下层的京官，这种收入每月也在几十两之数，一年就有数百两。
同时，只要是当官的，每年还有不算受贿的额外收入，即下级官员送上的礼。由于这是帝国的一种“制度”，于是就有“冰敬”、“炭敬”、“别敬”等文雅含蓄的名目。所谓“冰敬”，是夏天送的钱，好像是“降温费”，在巡抚、督军和军机们之间通行。“炭敬”，是冬天送的钱，好像是“取暖费”。帝国最流行的是“别敬”，即一个官员得到升迁时送给有关官员的“感谢费”。这种“感谢费”的价码根据官职大小和“感情”薄厚而定，少则十两八两，多则上千数万。一位曾经从帝国都城普通衙门升迁到四川省当官的官员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了他临行时送的“别敬”数目是白银1.5万两。而另一位到陕西任粮道的官员的“别敬”达到了1.7万两。自己的巨款迫不得已给了别人，那么他们只有在其任上迅速地将“本”“赚”回来，当然赚的肯定还有“本”以外的“利”，因为比他们更小的官员在升迁的时候也会给他们送“别敬”。
帝国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穷官”，但是，整个帝国内，没有一个官员不叫唤自己“穷”的。就连王公们也时时要表露出自己就快“山穷水尽”了。这是帝国在19世纪末的又一种黑暗：声明自己“穷”，无不是索贿的一种暗示——帝国末期官员们有多少钱也觉得不够花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活糜烂。
清末，中国有了一句几乎无人不知的话，而且流传甚久：天下越乱，国人越吃。
官员们狂吃不止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
帝国的官员们向来是“连吃带玩”的。那时的国人都爱“听戏”：“晚近士大夫习于声色，群以酒食征逐为乐，而京师尤甚，有好事者赋诗以记之曰：‘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徐珂：《清稗类钞》。）所谓“天乐”、“庆乐”为戏园子，“惠丰、同丰”是饭馆，而“胡同”指的则是妓院。官员们为了应酬吃喝整日奔忙，往往一个晚上同时在几个大饭庄或者张府李府之间来回“赶场”。“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无日无之”，杯碗罗列，山珍海味，划拳行令，一醉方休。震钧《天咫偶闻》记载：“今日一筵之费，至十金，一戏之费，至百金。”
官员们吃起来花样百出，不怕花银子。《汪穰卿笔记》中说：
京官四人为食鱼翅之盛会，其法一百六十金购上等鱼翅，复剔选再四而平铺于蒸笼，蒸之极烂，又以火腿四肘、鸡四只亦精选，火腿去爪、去滴油、去骨，鸡鸭去腹中物、去爪翼，煮极融化而漉其汁。则又以火腿、鸡、鸭各四，再以前汁煮之，并撤去其油，使其清腴，乃以蒸烂之鱼翅入之，味之鲜美盖平常所无。闻所费并各物及赏犒庖丁，人计之约用三百余金，是亦古今食谱中豪举矣。四人者为翰林林贻书、商部主事沈瑶庆、候选道陈某，其一人则不记矣。（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这样的菜肴，不要说花多少银子，仅仅消耗的时间就很可观。当时帝国的政治局势每分每秒都在恶化，灾难同时每分每秒地在向帝国临近，而帝国的政府官员却能耐心地观看厨子们如此烦琐地制作一道菜，其心态令人吃惊。
更令人吃惊的事还有。尽管京城里已是一片混乱，但是戏园子里的剧却照演不误，官员们捧坤角的彩也照喝不误：“近日京师梨园，声价十倍，红氍毹上，清歌一曲，缠头辄费千金。”（《觉花寮杂记》，转引自《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63页。）帝国的时局越危机，官员们好像越开心。外国联军云集中国沿海，义和团云集北京城内，炮火连天，尸体遍地，帝国的官员们越发表示出对“艺术”的酷爱。为了更热闹些，他们每人交上几两银子——谓之“凑份子”，然后聚在一起摆酒席招妓女：“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供一朝挥霍，犹苦不足。”（震钧：《天咫偶闻》。）也许在炮声中，戏子们的歌唱和妓女们的媚笑，更有另外的一番风韵？
有人这样描绘帝国的官员：胖、好色、虚弱。
准确之极。
这样的官员，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就用不着奇怪了。曾经当过赛金花丈夫的帝国大员洪钧是举国公认的欣赏美女的内行，但在国家外交上却是一个白痴。他奉命到中俄边境和俄方一起“勘测边界”，由于手上没有当地的地图，他竟然从俄国人那里买来一张，然后按照俄国人画好的地图“勘测边界”，其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一个帝国官员崇厚，奉命到俄国去谈判关于新疆伊犁的问题。俄国人发现，这个中华帝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竟然连基本的外交知识和起码的地理知识都不具备，并且“他急于回国料理家务”，于是，在俄国人故意天花乱坠的一阵阿谀奉承之后，崇厚便稀里糊涂地在条约上签了字。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大笔一挥，不但中华帝国政府要毫无道理地支付给俄国人相当于500万卢布的“赔款”，而且竟然把特克斯河流域和重要的军事隘口木扎提山口全都“割让”给了俄国。朝廷知道后，急电崇厚，不许他在条约上签字，但是，朝廷的电报到达的时候，这位帝国官员不但已经签了字，而且“未经奉旨擅自回国”了。
“君以国为市，以民为醢。”——朝廷把国家当成了一个交易大市场，官员以挥霍民脂民膏为乐事。于是，最深切、最惨痛的灾难向危机中的帝国扑面而来了。
5、“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
一个叫做陈恒庆的帝国官员的家就在西什库教堂附近，在义和团围攻教堂的那些日子里，他“尝登墙观战，其见闻较切也”。他把他所看见的事情记载了下来，其中的古怪离奇叫人不知当信与否。
《归里清谭》：
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予亲见之。闻教堂内教士、教民约三四百人，其兵械只有枪数十。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燃，于是谣言出矣，谓教民以女血涂其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做镇物，故咒不能灵。大学士（误）启秀献策于端王、庄王曰：“此等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飞檄请之。”乃专骑驰请，十日而至。启秀在军机处贺曰：“明日太平矣。”问其故，曰：“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闻者为之匿笑。和尚往庄王府邸，先选拳匪之精壮者数百，又选红灯照女子数十人。协同拣选者，大学士刚毅也。韶年女子，手携红巾，足著小红履，腰系红带，下垂及足，额有红抹，掩映粉黛，口诵神咒，蹀躞于府厅氍毹之上。乐部歌妓唱荡韵，舞长袖，不能比也。拣选事毕，庄王问大和尚何日可攻打教堂，和尚轮指以卜曰：“今日三点钟为最吉。”又问：“骑马乎？步行乎？”和尚闭目而言曰：“骑载勋（庄王）之马，备一大刀。”于是跨马挟刀率拳匪直入西安门，红灯照尾其后，刚毅亦以红布缠腰缠头，随之步行。西安门内有当店两座，早被拳匪抢掠一空，和尚暂坐其中，以待吉时。座前酒一壶，菜一盘，自斟自饮。刚毅及诸拳匪侍立于庭。将报三点钟，予在寓登壁而观，家人阻予曰：“枪弹飞来奈何？”予曰：“今日拼死观此一剧。”旋见和尚策马率领拳匪直扑教堂，指令纵火，教堂猝发数枪，正中和尚要害，坠于马下。拳匪大师兄居前者亦被弹而倒，后队大溃，数人拖一尸而奔。红灯照幼女有被践而死者，鞣花碎玉，殊可惜也。败北者一拥出西安门，刚毅立不能稳，足不能动，力抱门柱而立。一老阍人不知其为宰相也，曰：“你老先生如此年纪，亦学此道，何自苦也。”拳匪拖尸径奔庄王府，中道谓人曰“和尚暨大师兄暂睡耳，吾当以神咒醒之。”途人窃语曰：“恐长眠不起矣。”（《凌霄一士随笔》卷八第十七期。）
要不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记载，这幅景象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政治前途和外交危机的真正的战斗。而这场滑稽戏中的主角却都是帝国政权中的重量级人物：帝国军机大臣启秀，帝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端郡王载漪，京城步军统领载勋，另外一位就是那位来自五台山的“法力”无边的大师了。
当启秀提出邀请大和尚前来破敌时，慈禧太后郑重批准并命启秀亲自处理这件事——整个帝国从上到下，在这一瞬间，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了一个和尚身上！除了那几个“匿笑”的官员之外，在这件绝顶荒唐的事件中，最认真、最严肃的是载漪和载勋两兄弟。这两个帝国的高级大员把“师傅”迎接到自己的府邸，“咸执弟子礼”，然后“赠如意锦缎”，再封“师傅”为“荡魔大国师”。当“师傅”出发“荡魔”的时候，载家兄弟脱下了“官衣”，换上了义和团农民们的打扮——“皆裹红巾，短衣执刀以从。”“战斗”的时候，他们“身先士卒”——这份勇敢和献身精神在帝国中可谓多年不见了——在“拳民”们夹道欢呼的一瞬间，他们也许还真感到了“为国赴汤蹈火”的荣光。
而更让义和团们感到放心的是，“我们的大和尚”不但和他们一样自称“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骑赤兔马往攻”，更重要的是，大和尚的怀里还抱着“《春秋》一部”——与其说这位大和尚靠的是“法术”在战斗，不如说他依仗的是中国文化在“冲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