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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帝国乡村的这些村首们怎么能够与洋人和洋人支持的教会抗争？帝国的政府和军队不是都在与洋人的抗争中败下阵来了么？何况，“十八魁”是些什么人物？朝廷对洋人说了，他们都是暴民。对于朝廷来说，帝国臣民中有顺民，有暴民，没有公民。
官司越败，人气越愤。土地官司逐渐演变成了反对洋教的农民和信奉洋教的农民之间的直接冲突。1887年，梨园屯六位乡绅中的左建勋和刘长安带领几百名村民把洋教士带领教民运来准备建教堂的建筑材料搬运一空。这件事居然惊动了帝国的总理衙门，因为法国使馆为此向帝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五年后，这里的官司依旧在打，但是冲突已经升级，反对洋教的农民们请来了一个道士住在玉皇庙里做主持，为了防止信教的农民闯入，他们把乡练的枪械布置在庙里——这种武装的介入标志着更大冲突的爆发为期不远了。
官司又一次失败后，阎书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散漫的“红拳”看来不管用，应该投靠更有力量的“拳”。
“拳”，这个字几乎就是接下来帝国混乱时光的代名词。
当夜，阎书芹带领他的“拳”兄们走了，去寻找他们早就听说的另一个“拳”：梅拳。
梅拳这时几乎可以称做一个“教门”了，从明末算起它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有严格的师承传统和谱系师承，分为武场和文场，广泛分布于河北的冀州、河间、顺德、广平、大名各府和山东的临清、冠县、邱县一带。他们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官府取缔，是因为他们的“拳”规极其严厉，其中包括不准江湖卖艺、不准接触女人、不准和其他教派发生联系等等。美国学者周锡瑞在其《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对“梅拳”的见解为：此“拳”是一个“纯粹的武术团体”。其实，在帝国的那个年代里，“纯粹的武术团体”根本不存在。被绝望的生活处境和不公平的现实逼迫得无路可走的农民们聚集在一起练习武术，绝不是为了弘扬什么“国粹”、“传统”、“文化”。一旦社会条件成熟，这类的民间组织往往是武装暴动的重要力量——帝国历史上数次农民起义无一例外。
威县梅拳第十四辈文场师傅赵三多是梅拳目前的当家人。他的身份是公开的，不少徒弟在衙门里当捕快。凭借着声望，他成为威县调解民间纠纷的首领。他是非暴力者，不赞成“十八魁”们的武装行为。他知道教民冲突已经在山东、河北交界的“飞地”地区公开化了，而他自己也是憎恨洋教的，因为洋教和梅拳的教义是冲突的。
赵三多的手下有一个名叫姚洛奇的拳手，在梅拳系谱中比赵三多长一辈，是个烧窑人，他成功地劝说了赵三多“举事”。当时，帝国北方大面积的旱灾令农民陷入生存绝境，而德国军队对胶州湾的占领更令国人愤懑已极。这时，阎书芹这个另外拳派的人登门行“弟子礼”了。他们诉说了在梨园屯庙产官司中的不满。于是，姚洛奇对赵三多说，无论是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还是出于乡土道义的需要，都必须站出来反对洋教了。
为了不连累传承了几十辈的梅拳，赵三多决定脱离祖谱，表示与梅拳完全脱钩，而将愿意和自己一起“举事”的拳手重新组织起来，并为这个新组织重新起了一个拳名：义和拳。“顺清灭洋”，这是义和拳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
义和拳，后来的义和团，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1898年的事，此时，正是京城的“康党”们逃亡和被杀的时候。
帝国政府无暇关注到在帝国的山东与河北交界处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知道了，也只会认为过是几个农民在和洋教士闹别扭。帝国政府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点点火星，很快就要演变为铺天盖地的熊熊烈火，一直燃烧到帝国的都城北京，继而又燃遍了帝国的整个北方。
一年以后，另一个“拳”以更大的规模蜂拥而起。这个“拳”叫做“神拳”。
神拳没有红拳和梅拳那样悠久的历史和严密的组织，实际上它是黄河决口的黄水冲出来的一个临时组织。1898年，黄河在东阿县决口，淹没了东阿、荏平、高唐、聊城等州县，“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水灾中流离失所的农民们饥饿难耐地聚集在一起，如果再不信点什么，他们就活不下去了，于是神拳出现了。神拳信奉经过简单的仪式之后，神的力量就会依附在练拳者的身上，并且发生许多预想不到的奇迹。
“神拳”的首领是个叫做小朱子的青年农民。
小朱子，山东长清县人，出身贫苦，没有正式的名字。自幼随改嫁的娘四处漂泊，最后以“带犊子”的身份落籍在泗水县宋家河村。为生活所迫，30岁的时候又回到长清大李庄的舅舅家。他白天干活，晚上和青年农民一起练习神拳。随着加入的农民增多和影响的扩大，他开始在临近各县发展“神场子”，进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拳首。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大名，叫做朱红灯。这个名字显然是“拳”众们对他的尊称。他的名声巩固于一次与教民的对抗行动：为了惩罚教民，他令教民出钱请来戏班子“贺神拳”，这个让教会很丢面子的事情使他威望大震。而令他地位陡升的是一次与官府真刀真枪的厮杀，史称“前杠子李庄之役”。
“前杠子李庄之役”起因于平原县已经激化起来的民教矛盾。随着德国军队在山东半岛的登陆和占领，洋教士们跟在军队的后面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天主教各方济会和基督教美国公理会都在平原县建立了堂口和布道站，在穷困的农村吸收信教的农民并修建教堂。洋教士仿照中国农民的传统办法，在信教的人中选择有势力的人物充当教民的教首，这些教首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不可避免地会和当地掌握权力的乡绅们在利益分配上发生纠纷。面对强大的洋势力，乡村的士绅们只好纷纷求助于民间神拳，甚至亲自加入神拳以寻求支持力量。终于有一天，民教双方火并起来，起因是教民控告不信教的农民抢了他们的财物，于是惊动了平原县令蒋楷。蒋楷虽然也是个憎恨洋教的人，但是，根据朝廷“就教屈民”的指令，他不得不亲自率领官兵前去逮捕拳民。1899年10月11日，平原县百名步骑勇役到达前杠子李庄，刚进村就见二三百拳民在朱红灯的指挥下正列队击鼓，随之即向他和他的官兵主动发起了进攻。官兵和县令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进攻方式：拳民“四个人成一个圈，一圈跟一圈地滚动前进”。这是什么战术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与神拳的神灵之术有关。当拳民们“滚”到跟前时，一下子砍倒了官府的两名旗手，蒋楷见状骑马狂逃，步骑勇役皆惊散。
紧接着，又发生了另一场“战役”。朱红灯没有追上蒋楷，于是决定率领拳民们去进攻恩县刘王庄属于天主教会的教堂和庞庄属于美国公理会的基督教堂。原因是，在庞庄传教的是一个叫做明恩溥的美国牧师，拳民们听说这个美国牧师经常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鼓动帝国政府出面镇压义和拳。明恩溥得知义和拳要来，立即和山东巡抚衙门取得联系，要求巡抚派军队前来镇压。于是，济南知府卢昌诒与亲军营管带袁世敦率兵前往。朱红灯的队伍在半路上遇到官军的探子，朱红灯释放了探子，并且让他转告卢昌诒和袁世敦：我现在回前杠子李庄，是为两位大人考虑；如果我们再和官军相遇，那大人就要自失颜面了。但是，袁世敦认为几个“暴民”根本不是官军的对手，依然下令追击，于是，官军与拳民在马颊河的河堤上相遇了。正是早晨，义和拳们正在河堤上吃早饭，突然官军围了过来。义和拳足有1500人，旗帜是红色的，拳手们的刀枪上都有红布装饰，而朱红灯更是头戴大红风帽，身穿红衣红裤。义和拳们照例是“轮圈”战术，几乎没有怎么交手，官军就逃跑了。但是，官军的另一支支援马队到了，和向后逃跑的官军会合在一起，重新杀了回来。这一回义和拳损失惨重，朱红灯带残部渡河脱身。
朱红灯能够同时与教会和官军两面发生“战役”，帝国农民创造的奇迹引得各地拳会一团一伙地投靠而来。所以，义和拳开始叫做义和团了，因为“团”字在中国是齐心合力的意思。
内外交困的帝国，衰败贫困的帝国，无论是朝廷政府还是地方官吏，谁都没有力量能够遏止在荒野中四处蜂拥而起的农民。没过多久，在帝国北方的大平原上，到处可以看见百十成群的农民，他们的旗帜上都写着：义和神团。
2、帝国的“第二政府”
自明代以来，在中国穷乡僻壤间游历的外国人大多是传教士。他们刚刚进入这个帝国的时候简直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因为他们看见在这片国土上，无论多么荒僻的村庄，都会有一座庙，里面供奉着神灵的牌位。
传教士们认为：这是一个对神灵抱有虔诚之心的民族，这是“开垦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他们走进了那些庙后，看见了一个令他们迷惑不解的现象：散落在中国乡村中的那些庙大都摇摇欲坠，粗糙破旧，里面的神像残缺得令人根本看不清“神”的神情。
如此的神庙代表着中国人对它的信仰徒有其表。
尽管文明发祥绝早、文化传统极其悠久，但是，在中国汉民族生活的土地上却从来不曾诞生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儒家学说的天下，但是“儒学”不是一种宗教。宗教的最显著特征是对某个固定不变的神或者偶像的崇拜，而中国的儒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其理论核心便是无神论。儒学其实是一种伦理制度的“课本”或“章程”。它主张控制社会秩序的力量不是来自信仰，而是来自自我道德约束。它的所有著述无不是关于道德的说教，这种说教不是用某个神灵的力量来规范人的行为，而是要求人在思索和领悟中教育自己。
如果说儒家学说还给了中国人一种值得敬畏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天”了。儒学在几千年里不停地告诉中国人要“知天命”。但是，儒家的宗师孔子和他一代又一代的信徒们，谁也没有把“天”到底是什么或者到底代表着什么说明白。中国的“天”绝不像西方的“基督”或“玛丽亚”——他们是有诞生、有身世、有生命悲伤或壮丽的历程故事的。而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学问高深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村夫：“天”是谁？“天”是什么？他们定会认为问这种问题的人精神不正常。宗教往往把某种神灵拟人化，中国人也有这个习惯，但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可以把他们所能看见的或者想像的任何东西都拟人化，不仅仅是神灵。这种拟人化的泛滥，就是外国传教士们所不解的“泛神论”。中国人把“天”称做“老天爷”，这在中国仅是一个辈份的尊称——即使是如此具体了，中国人也无法回答自己头顶上那个无所不能地支配着他们命运的“天”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本事大得他们都不敢得罪的“老天爷”也就是知道“它能够管理天气”。当然，中国人的“老天爷”还有一个夫人，叫做“土地奶奶”。
虽然“天”在中国不是一个神灵，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照样敬畏“天”，他们认为人如果作恶，“天”定会知道，定会惩罚——这在中国人的心里并不是一种信仰，只是他们听惯了的一种道德说教。从唐至清，那些越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洋人们无不认为中国人最荒诞的举动也许就是祭天了——中国农历新年的某一天里，在帝国辽阔的国土上，处处烟火缭绕，从贫苦的农民一直到显赫的皇族，都要举行祭天仪式。但是，一直盯着中国人祭天的外国传教士看得明白：中国人给“天”供奉的食物仅仅是摆个样子而已，“没过多久，他们自己就把这些食物拿走了，而且很快就吃了”。中国人的祭天是扎根于汉民族集体性格和行为中形式主义的最典型的体现。
在中国，宗教有佛教和道教。
佛教是外来宗教。中国人接受佛教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人不抵抗外来的教义。佛教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古代印度，它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而成佛为最终目的。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时候，佛教开始向亚洲各国传播。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数百年时间，佛教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普及到达了相当规模。隋唐后，佛教在中国产生了众多的佛门流派，对中国的哲学、艺术和民间风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始终在中国的底层民众中徘徊不定，更重要的是，它始终没能进入国家权力的上层而成为统治思想。同时，对于对“入世”有着强烈欲望且一向重视生活享受的中国汉民族来讲，佛教教义所主张的“出世”仅仅是一种对于纷乱尘世的无可奈何的躲避，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遁入佛门的。中国人是世界上家庭观念最强烈的一个种族，于是他们把归入佛门称之为“出家”，而“出家”在中国绝对是极其严重的一件事情。佛教在中国汉民族聚集的地域至今还有相当的影响，但它更多地体现在实用性很强的事物上，如美术、建筑和音乐。
道教是来自汉民族本土的一种宗教。公元142年，东汉顺帝汉安元年，道教被张道陵倡导于四川鹤鸣山。他规定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亦称“五斗米教”。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并以老子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