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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帝国政府被迫声明，福建沿海一带的土地不会租借给别的国家。
中华帝国被切割的过程在瞬间就完成了，没有抵抗和战争，没有流血和流泪，甚至连高声的争辩都没有发生。这个过程的迅速犹如使用极锋利的刑具行刑，受刑者甚至没有呻吟哀鸣一声的机会。在分割中华帝国的时候，帝国主义们的借口不一，手段各异，但是在向帝国政府发出威胁的时候，有一句话却出奇地一致：如果不答应，本国将“自行处理”——帝国主义们有什么权力“自行处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
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为何轻易地就被异国“自行处理”了？
12、言论自由：移民巴西！
《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大清律例》：“捏造言论，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亡千里。”
本来就瘦弱又让酷刑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模样的文人们，辫子缠在死刑牌上，站在摇摇晃晃的囚车里，被行刑队押着通过大街。这时候，看热闹的中国百姓也许会庆幸自己的不识字。
中华帝国的“言论”一向是“自由”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存在一种专供民间人士“自由言论”的公共场所——大清帝国所有城镇中风险最小、成本最微、收入最稳定的生意就是找个敞亮的地方开一间专供闲聊的茶馆。同时，所有的中国人几乎生来就知道什么可以胡说八道，什么连说都不要去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又是世界上全民最自觉、言论最规范的国家。
突然，皇上说“开禁”了——大概是1897年的事情。皇上对他的子民们说：官绅士民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言论自由，恕尔无罪！
就在穿着各色军装的洋官洋兵们忙着在中华帝国的各个海岸港口登陆和悬挂国旗的时候，帝国的知识分子们正在全国掀起一个全民办报的热潮。木刻的、石印的各种类似大传单的东西满天飞舞，让几千年来一直敬重着纸张和纸张上的字的中国人突然觉得有点不吉利，因为这样的情形让他们想起了出殡时漫天飘荡的纸钱。
在那个有关“言论”的暂短的黄金般的日子里，因办报而著名的城镇就有上海、天津、广州、长沙、桂林、澳门、重庆、成都、杭州。北京是帝国的都城，官气阴重，报纸少些，只有《中外纪闻》和《官书局汇报》较有名气，而这两个报名其实又是一张报纸先后使用的名称。《中外纪闻》为康有为创办，双日出报，除了选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之外，报上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地球万国说》、《通商情形考》、《地区万国兵制》、《万国矿务考》、《铁路通商说》、《铁路工程说》、《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说》、《农器略说》、《铸银说》、《西国兵制考》、《报馆考略》……《中外纪闻》在创刊35天之后，被帝国政府查封了。它被取缔的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份一般的报纸，这是一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
以“学会”的“学术”性质掩护政治目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创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帝国的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厌恶从此而来。
1898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散布在中华帝国国土上的各种“学会”达五十多个。京师的“强学会”就是由殿试和朝考失败后心情恶劣的康有为发起成立的一个最著名的学会。就凭发起人，便注定了它必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组织，而无论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转方式，实际都已如政党的雏形，而在中华帝国，“结党”是极其危险的。这个“强学会”几乎可以称做是“贵族俱乐部”，会员全部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各级官员。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负责人，文人梁启超是书记员，而会长则是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会员包括文廷式、沈曾植、丁立均等帝国朝廷命官，其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军阀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在“强学会”的赞助者中，不但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这三位几乎控制着帝国半壁江山的封疆大臣——他们各捐了5000两银子，而且还有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甚至连李鸿章也表示捐款，可他是中日战争的总指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者，“强学会”的成员们杀他的心都有，怎能让他“入伙”？于是“坚拒”。
更为奇特的是，“强学会”得到了洋人们的坚决支持，有的洋人干脆就是“强学会”的骨干分子，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是学会会员。
“强学会”的“会序”出自康有为之手，它不但犹如一个政党的宣言，而且还是一篇“骚体”的美文。开篇就描写了帝国主义们窥视中国的各种眼神，然后描写了中国人在这种眼神下恍恍惚惚的神态：“俄北瞰，英西觇，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忧忧，人心皇皇，事势■■，不可终日。”接着，推断中华帝国如果再不“图强”便将出现的惨状：“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痛。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166页。）美丽的对仗之后，接下来便歌颂中华疆土之广阔，物产之丰盈，人口之众多，气候之适宜，全球无比。最后，号召中华帝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这是明目张胆地在发动群众。
查封“强学会”的旨意，是以皇上的名义下达的。有人说这是慈禧强迫皇上这么做的，因为所谓“查封”实际被落实为了“改组”：“强学会”改称为“官书局”，《中外纪闻》变成了《官书局汇报》——如果要查封一个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民间组织而怕造成不良后果，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民间组织“转正”，让其成为一个吃“皇粮”的衙门，组织中的许多人因此能够成为衙门的官吏，这是帝国政府收服文人之心的一个一用再用而且屡试不爽的绝招。
失望的康有为只有再给皇上写信！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主张在帝国政府机构中施行“议院制”——先不去探究光绪皇帝是否知道“议院制”是个什么东西，仅从康有为直接向皇帝提出的这个建议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国知识分子的思绪有多么的飞扬，而他们的理想和帝国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么的惊人——在中华帝国的紫禁城里设立参、众两院，能够如此设想的人自古也就是康进士了。
中华帝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经质的一群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的心理会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折磨了：他们对帝国的态度如同对祖国的情感一样，不断遭遇在大起大落骤喜骤悲的旋涡中——昨天还顶礼膜拜心驰神往，今早又热泪迸发咬碎银牙。试问哪个肉体凡胎的神经能始终受得住如此的翻云覆雨？
1897年11月，康有为从上海启程进京，身上带着一份他认为是极其重要、关系着中国“种族生存”问题的文件：将一部分中国人“移民”，在中国境外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地点是：南美洲的巴西。康有为设想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是：“开巴西以存吾种”。
在中国的亡国事实就在眼前的时候，康有为“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终于想出来了“移民”这个绝世良策——即使中华国土沦亡了，转移出去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建立一个“中国”。
康有为真的专门为这件大事去找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至少他还知道涉及外交事宜需要外交大员的协助。李鸿章听了这个建议，居然镇静平和地表示同意，然后说，这件事情需要和巴西公使商量一下，目前那位公使先生还在巴西国内，等他来到中国再研究。至于巴西公使什么时候来中国，不知道。——李鸿章把康有为客气地送出门了。
为什么选择遥远的巴西？当时的中国人有几个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巴西的国家的？
请听康有为的解释：“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八百万，若迁吾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康有为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人家巴西国愿意不愿意？——慌乱的年头里，帝国的精英们确实精神错乱了。
皇家的考试又一次开始了。大批的知识分子们聚集在北京，京城危险了，帝国危险了。
北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口米市胡同里的南海会馆始建于道光四年，由广东南海籍京官捐资购买工部尚书董邦达的故宅修缮而成，是南海籍学生进京应试复习课程和食宿之地。会馆很大，分13个小院子。康有为住在会馆的北侧，院子里有七棵老槐，故名“七树堂”。康有为将自己住的房间命名为“汗漫舫”，取“小室如舟”之意。
小室春寒料峭，康有为心硬如铁。他的弟弟康广仁告诫他，由于他和帝党的关系过于亲密，已经引起了“后党”们的注意。皇上和他的帝党们是愿意变革的，而慈禧和她的“后党”们是反对变革的，这个观点不但在当时康有为的脑袋里坚信不疑，连今天的历史书也是这样写明的：慈禧“结党营私”，宁可把国家推入水火也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光绪“忧国忧民”，宁可失去皇位也要“繁荣富强”——中国人书写自己的往事犹如编写唱本，能把一部民族的历史写得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样，一板一眼都有音律，唱念做打均为师承，故事简约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的油彩画在了脸上，曹操阴白的底色上点缀黑斑，关羽鲜红的底色上撒些碎金，令观赏者能够一边喝茶一边嗑着瓜子，亢奋的时候还允许叫一声“好！”——中国人以散淡的心态观赏复杂事物和以复杂的心态琢磨简单事物的本领举世无双。
康有为至死都是最坚决的“保皇派”，他“无限忠于”的感人事迹之所以被历史的书页埋没，是因为后人觉得他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和“封建势力的掘墓人”。
无论如何，康有为在寒冷的如舟小室中顽强地再次给皇帝写信了。他向皇上提出建议，主张中国和英国、日本两国“结成联盟”——旅顺城内中国百姓的血迹未干，写出这样的文字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经过对诸位帝国主义的反复比较，康有为得出了要“联英日以拒德俄”的结论。康有为绝对揣摩过皇上的心思，因为，帝国主义们被各种利益驱使现在已经基本上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德、俄、法集团，与慈禧的“后党”关系密切，尤其是“洋务派”的那伙人，包括李鸿章、刘坤一等要员，对俄国犹为亲近；另一个集团是英、日、美，这三个国家向光绪的“帝党”表示友好，特别是积极“支持”中国的变革。康有为认为，“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德、俄得东方，于日本不利”，况且，“日本欲奋扬威武而受德俄之挟制，日本必恨德俄”，所以，日本人说的是“真情也”，英国则是“真救人之国也”。
在康有为所有的“上书”中，最著名的是《上清帝第五书》。其中他为皇上指明了三条救国之路，即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向俄国和日本学习——康有为划分阵线的思维到这里又乱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变政”。康有为的“群才”不是指民间圣贤，而是指六部九卿各大臣，要知道康有为大小也是政府官员之一了。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意思是皇上放权，让各个省的官员自己去进行变革实践。康有为最后说：推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推行中策，能够维持局面；推行下策，国家仅仅不至于灭亡。如果“三策”都不推行的话，国家肯定就完了，到时候皇上就是想当个安稳的普通百姓都不可能了。9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二）第195页。）
信写完了，请工部代呈，但工部尚书淞■认为康信有“偏激之词”，于是扣压下来。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登在了上海的报纸上，“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
康有为彻底体会到什么叫做“宫深帝远”了。在经过几个晚上的痛苦失眠后，他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他不干了——如果那一年康有为真的这样走了，中华帝国的那段历史将平淡无奇。可是，当他已经把行李装上车时，突然有人告诉他，一位大官员到了南海会馆的门口，并且指名道姓地要见他。康有为顿时愣住。
来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人名叫翁同龢。
中华帝国1898年的惊险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翁同龢，皇帝的老师，江苏苏州府常熟人。父亲翁心存咸丰时为朝廷宰相，同治时为皇帝的老师。名门并不一定出纨绔，翁同龢27岁一举中了状元。“状元”是数十万读书人中独占鳌头的无上荣耀。中国明清两朝，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状元不能做宰相。翁同龢官运亨通，真就做了宰相，并且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家父子二人，一个是咸丰、同治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一个是同治、光绪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