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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认为，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成分也参加了这一事件。
当最初胜利的消息传到广州城里时，一部分丝织工人放下织机，一齐前往三元里。这些工匠——人称“机房仔”，他们在广州的工场总是同一个寺院联在一起的。他们在乾隆时代特别出名，那时他们是一个活跃的团体，练习打拳、斗剑等，还组成了一种吹打团，参加民间节庆。简言之，他们同现代台北的一种组织完全相同：在“拜拜”这种地区宗教节日表演打拳对剑的团体，当地称作福乐社。尽管他们的组织与秘密会社相似，但地方当局却认为他们是“正派的”，而非“邪派”[113]。关于这些“机房仔”，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无产阶级”本质，而是大多数人都来自恩洲，梁廷栋就在那里组织了“十二社学”。
结论是免不了的。起义既非纯粹自发，也非农民领导；它是一长串团练组织中的另一类，依赖于绅士们谨慎而得到准许的领导。
一百零三乡最终集中于三元里的旗帜之下了。零散的暴行能够驱使25000名农民武装起来吗？三元里事件是否像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页？
四
我们中间的汉奸
更富有的阶层醉心于贸易。商业是永恒的话题，是最重要的追求，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是他们全部希望的唯一目标。
郭士立：《论中国的商业》[114]
珠江地区，曾是热带动物及勇猛的傣族部落居住的地方。当时，它是南越的一部分，是包括广东、广西、安南在内的一个无定形的未开化区。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平定”了这一地区。在那些以抢劫为生的南方部落中，广州，当时称为南海郡，是唯一的中国文化的前哨。后来，秦将军赵佗建立了独立的南越，修建了广州最初的城墙和宫殿。汉朝又占领了这片地区，重建了中央统治，并把广州做为他们控制整个东南的堡垒。但是，随着中国进入汉末到隋初的黑暗时期（220—589），广州就不再置于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了。
7世纪早期，南越再次被征服。在强大的唐朝统治下（618—906），广州开始发生变化。渐渐地，那些怀有敌意的野蛮部落，接受了汉族的姓氏、服饰及习惯。北方的移民开始在河谷地带垦殖。被谪的儒家官员在这里的乡间衙门中度过放逐生活。近代化的广东的雏形缓慢地出现。[115]
广州也一起发展着。随着它的行政地位日益重要，它作为一个主要贸易中心的作用也逐渐发展。因为，尽管广州同中原之间横亘着一连串的高山，但它却是通往东南亚的路口。唐朝又开通了梅岭，修建了道路，于是广州的贸易突飞猛进了。但是，灾难降临。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攻击、蹂躏了这座城市。一百多年后，广州刚刚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著名的造反者黄巢，又要求唐朝政府把南越的统治权交给他；当长安拒绝将这一诱人的好差使交到他贪婪的手中时，黄巢让他的部下抢掠、焚烧了这座城市。有12万外国人被杀，广州几乎被毁灭。[116]
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军事重镇或行政中心，那么，在任何一次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它是可能不会被重建的。但直到8世纪，它是以拥有20万众多的人口而自豪的，其中包括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锡兰人、印度尼西亚人、波斯人。所有这些人都忙于把外国的宝石、木材、药品、香料等供应唐朝对舶来品的需要，以换取中国的丝绸、奴婢及瓷器。[117]这种繁荣的贸易以及从中所获得的税收，足以使地方官有勇气去复兴广州城。广州漫长的历史中一个经常的问题就是官僚勒索商业的办法。像中国其他国际港口城市一样，广州也是中央与地方官员激烈争夺的地方。最终，税金落入了地方官员的手中。直到清朝（1644—1911），贸易制度仍没有中央集权化。清朝以后，仪式化的“进贡制度”不仅是用来得到国家的收入，也为了控制那些会搅乱孔教国家的因素。[118]
最初的挑战者是商人。他们是在宋代（960—1126）以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挑战者”一词可能过于欧化，以致引起误解。其实，商人与官员之间很快就发展了一种对两者都有利的联系。[119]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在大规模的贸易，儒教国家总要使它得到控制。在广州，设立了公行。对于它的12名左右的成员说来，公行保证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对海关监督，即皇帝的商业监督者说来，公行是税收的保证，它把商人集结为可以管理的温顺的人质；而对国家说来，公行则是控制另一类挑战者——西方人的工具。
这里并没有含糊，“挑战者”是一个恰当的词。13世纪以前，广州的历史是汉族向南缓慢扩张的历史。到17世纪则发生了变化。外部世界开始侵害中国。而在广州，西方重商主义者遇到的是中国的垄断力量。
乍看起来，欧洲的商业公司与中国的公行很相似。二者都具有垄断权，最初都是为了满足国库的需要。但是，二者之间至少有三点主要的不同。
首先，欧洲的商业包括一个完整的财政三角：王室、公司和国家银行。中国的制度则只有两种成分：国家与公行，没有银行的贷款，所以，广州的商业是不稳定的。
第二，公行以某种方式向中国官方担保外国人，这在欧洲是几乎没有的。1736年以后，他们不情愿地充当了保证商的角色，这也是加于中国商业之上的地方管理制度的一部分。这样，不论公行与东印度公司如何共同努力发展贸易，总是受到海关监督的限制。八世纪时，唐朝的封主们如此地压榨广州的商业，以致迫使它转移到河内。这种压力在18世纪依然存在。有几次，英国人试图到别处做生意，但是厦门或舟山的地方市场很快就饱和了；而且，当地的官吏也同样贪婪。公司只好回到广州。但总是面对着同样的暗中勒索、抽取小费、任意征税和“赏金”[120]。
第三点不同虽然不很明显，但无疑是存在的。欧洲的商业公司致力于扩展商业，而公行商人却力图垄断现有市场的份额，以使这种限制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贸易还是发展着，在整个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双方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公行中最大的富商浩官（伍崇曜），1834年时，私人财产达2600万银元（等于5200万美元）。他要河南的住宅豪华如宫殿，有500名仆人。他的拥有一万棵松树的漂亮花园（万松园），闻名全国。[121]还有其他成功的商人：成帮的宁波商人；数以百计的山西票商，他们住在城市里经营同西北地区的庞大的棉花生意，出借银钱。还有4000名福、潮沙船商人[122]，他们的船只来往于东南亚水域，控制着广州的大部分流动资金，充当与内地贸易的掮客。[123]
但是，广州的商人虽然富有，却始终没有获得荣誉和权力。日后来自条约口岸的外国人，使得很多儒者鄙视商业。事情虽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对广州的商业利益确实存在一种真正的官方的敌意。商人们带给国库的收入也许是重要的，他们的住宅宽敞，他们的地方影响很大，但他们不过是商人而已。
广州城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它不是汉撒镇，甚至也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它在行政上被划为番禺、南海两县。[124]它是省城而不是商城。商业区坐落在城墙之外，几乎是一块非法的延伸地区。在欧洲，这样的商人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资本家。例如法兰德斯的商人，起初也只是商贩，属社会的下层。[125]但是，中国社会是官僚的、国家集权的社会，收租或垄断资本主义是发财的唯一可靠道路。因此，广州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向统治贵族挑战的、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所谓有地位就是花钱买官，或是像那些有功名的绅士那样花钱享受，而这两种行为都消耗了资本。这样，中国的商人总是卑躬屈膝于社会荣誉的象征——绅士。[126]
奇怪的是，这种对绅士方式生活的竞争却招来了轻蔑和羞辱。因为一个县里的地主妒忌在河南的大实力派。他甚至可能会感受到那些以绅士方式生活的商人用以买官的财富的威胁。大多数保守的社会都认为商业是不光彩的行业[127]，而在中国，儒家的教义更强化了这种看法。不过，这并没有以猛烈抨击的形式表现出来。广州的地方上流人士对这个城市及其商业，似乎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怨恨，发展着一种反城市主义，证明着广州自己的不道德、衰落以至社会的无信无义。
必须记住这种城乡间的区别，因为它可以说明很多当时看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例如，1841年三元里事件的爆发，英国人对事变之突然感到十分震惊。义律本来相信，他与广州人共同的利益可以导致一个暂时协定，这样，即使“北方”仍在打仗，贸易仍可继续。三月休战以后，余保纯告诉义律，钦差大臣将会在皇帝命令重新开战时通知他，以便双方能在一起安排一场远离城市的象征性的战斗。[128]义律认为，这说明地方当局仅仅是在走过场，广州人与英国人的共同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这就可能签订一项协议。
确实有各种证据表明，这座大城市的如此依赖于对外贸易的人民，已被朝廷所迫，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置于控制城市的地位时，很显然当地政府对以下两种情况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排除百姓内心的不满（尽管不是公开的反抗），或者直接明确地不理睬皇帝的意愿。目前的调解实际是广州省当局独自的决定。它不可能被干扰而不引起直接的后果，而在对清帝国如此关键的时刻，很难想象这里的高级官员们或是朝廷自己会敢于招惹这些后果。广州城及其商业以及整个广东省……将在英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人民十分清楚，一旦我们的保护撤销……他们将成为他们政府的新的压迫的对象。[129]
义律所没有理解的是：“形式”比“实际”利益重要得多。因为中国人政治上的反感就始于英国人不肯按正规形式行朝贡礼。这些礼仪细节对义律说来似乎无关重要，他最初愿意使用那些上下级间交往的现有形式，以便使他新的外交任务的内容为中国人所了解[130]。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城市平民的感情。他们无疑希望和平和贸易。即使他进攻广州，也不会使良好愿望的源泉干竭。
我目前的目标是：瓦解那些从别省调集到广州的大批部队；在我们再次北上之前，摧毁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强大的进攻准备；罢免钦差大臣，以驯服和削弱其政府的精神士气；还要（清）帝国国库缴纳重金以满足女王陛下政府的正当要求。[131]
但是，义律并没有建议伤害“我们面前这座富有、广阔的城市及其众多温顺的人民”[132]，因此，他决定接受赎金。卧乌古将军很生气，他认为一个领导者怎么能“像羽毛一样飘忽不定”，把“眼前的商业”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要。[133]义律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容忍是高贵的表现，“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134]。
义律上尉关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诚挚信念，也使他深信英国应当直接诉诸“人民”。布告被译成中文，在公共场所张贴。有一次，他甚至同中国地方官一直处理他的布告。[135]这些告示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136]。不幸，这些“伪”告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来，义律预料由于如此侵犯中国当局会引起官员们的愤慨[137]，但未料到地方绅士们也被激怒了。蛮夷闯到他们家门口了。张贴告示，本来是绅士对农民施加影响的传统作法，绅士们控制了广州的乡村。这是英国人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诉诸城市居民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138]
毫无疑问，广州市民与英国人中间存在某种共同利益。义律甚至听说公行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139]不论这事的真伪，林本人确信，行商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了国家[140]。这使公行在财政上处于比平常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和平时期，守法商人也逃脱不了每一个可能被“敲榨”的机会。[141]从1773年到1832年，他们对政府交纳的有记载的捐献达400万两白银，但人们估计仅伍家一家实际上就缴了1000万两。[142]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们要显示忠诚，更增加了捐输。在皇帝谕令怡良从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师的资金后，一家行商捐献了一艘利物浦法克特建造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炮艇。[143]可是，不论捐献多么慷慨，也只是今后要更多捐献的前奏。商人阶级以及一大批我们称之为“买办”的那些人，仍旧被猜疑。在广州的满族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