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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社会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但未能转化成更发达的生产力，也难给政权提供充足的战争资源，已见上一章的分析。另外，在社会政治方面南朝最终被北朝吞并的原因，是皇权与军人势力之间多有抵牾和内斗，占用了本应用于对北战争的资源；且南方的军人势力未能创造一种足以保障自身持续存在、发展的氛围和文化，不同军人集团之间互相倾轧、取代，一直纷纭不休直至灭亡。本章即着重探讨南朝皇权与军人势力的关系问题。
本章的论述重点并非南朝政治史，而是从南北战争的角度来讨论南朝政治的一些特点。南朝历代政权的开创者，或自中下级军人起家，如刘裕、陈霸先；或由驻防北方边境的军事长官倒戈而夺权，如萧道成、萧衍，可以说都是从战争和军人集团中产生。在南北割据对峙中南方势力弱于北方，所以南北战争的形势对于东晋、南朝政权的影响更为明显。从东晋到南朝的历次改朝换代，以及其承平时期的南方政治格局，都受到南北战争的直接影响。和之前东晋的“门阀政治”相比，南朝政治的皇权独尊色彩更重；和同时期的北朝相比，南朝皇权却不够强大和稳定，皇权和军事将领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局面几乎贯穿了整个南朝政治的始终。所以，本章将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军人势力的形成与改朝换代；
（二）皇权与军人势力的关系，包括控制、打击和笼络；
（三）军事将领对皇权的态度，特别是其在皇位过渡中的作用；
（四）皇权—军人势力的发展方向与南朝政治走势。
以往研究者在讨论南朝政治时，多把刘裕、陈霸先等人称为“次等士族”“低等士族”“豪族”等等，[1]本书不采用这种观察角度。因为所谓“次等士族”“豪族”并无严格标准，像宋武帝刘裕出身耕田卖履的贫寒之家，识字数量有限，还曾因交不起社钱被拘捕，恐怕谈不上是“士族”；陈霸先是江浙人，靠在岭南做中级军官（州参军）起家，也与基于乡土势力的“豪族”无关。所以本书不再采用这种观察手段，而是侧重从职业身份上观察，像刘裕、萧道成、陈霸先这种上战场参战，靠积累战功出人头地、跻身社会上层者，都归入“军人势力”。萧衍不完全符合这种特征，因为其在战争素质方面乏善可陈，本书侧重讨论其军事力量的积累过程，即投靠在其麾下的职业军人的构成。[2]
第一节 陈朝的“军人共同体”特征
从东晋到南朝的历次改朝换代，大都与对北战争中形成的特定军人集团有关。如刘裕建宋依赖北府兵，萧道成建齐依赖其驻防淮阴时经营的武装，萧衍建梁则依靠雍州武装，这些都已为治史者所熟知。只有陈霸先在入主建康之前没有与北方作战的经历，但当他除掉王僧辩控制长江下游地区时，曾两度挫败了北齐军队的渡江攻势，才得以建立陈朝。所以对于陈霸先来说，对北方战争不是他组建武装的起点，而是其建立王朝的最后一道考验。且与以往宋、齐、梁相比，陈所受的北方军事压力更大，而军人势力与陈皇室合作，共同对抗北方以维持自身生存的特征更为明显。从这个角度讲，陈朝的“军人共同体”特征尤为明显。
和以往刘裕、萧道成、萧衍崛起所依赖的军事力量相比，陈霸先军事集团的最鲜明特色，就是构成上的“开放性”。
首先，陈霸先重视团结那些割据的地方实力派，以便壮大自身武装。这和当时的军政形势密切相关：在侯景之乱中，梁朝统治解体，各地官员和地方实力派纷纷武装自保，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众多割据者。陈霸先从岭南带出的军队也是这些割据武装中的一支。江陵梁元帝朝廷的陷落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为了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与王僧辩残部、王琳、北齐等敌人作战，陈霸先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支持者和同盟者。所以在他和陈蒨（文帝）两代，主要将领大都是相继招纳而来。比如陈霸先在岭南崛起及北上时，招纳的将帅主要有胡颖、徐度、杜棱、杜僧明、周文育、薛安都、欧阳；陈霸先初平侯景，驻扎京口时，又招纳了在沿江下游颇有地方势力的吴明彻、沈恪二人；在火并王僧辩之后，陈霸先又招纳了原梁元帝及王僧辩旧部侯瑱、徐世谱、周铁虎、程灵洗、韦载，以及割据地方的实力派鲁悉达、荀朗。陈霸先死后，文帝陈蒨继位，他继续对王琳武装作战，进占长江中游地区，并逐渐扫平了江南的各种割据势力，基本统一长江以南。陈蒨原在陈霸先麾下为将时，就与同乡章昭达“结君臣之分”[3]。击败王琳之后，文帝又争取了大量王琳旧部归降，如任忠、周炅和樊毅、樊猛兄弟。另外，陈蒨还逐一平定割据地方的实力派军阀。被他征入朝廷，改授官爵的实力派人物有割据巴山的黄法抃、桂州的淳于量、临川的周敷，这些人也在文帝朝及以后的征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不愿放弃独立的割据者也被陈文帝逐一铲平，如熊昙朗（割据豫章）、周迪（割据临川）、留异（割据东阳）、陈宝应（割据侯官）。
其次，陈霸先、陈蒨还不介意使用来自敌方的降将。除了招抚王僧辩、王琳旧部，在早期投奔陈霸先的将领杜僧明、周文育、欧阳，都是在战斗中被俘并转而忠于陈霸先的。侯瑱在这方面的经历较有代表性：在侯景之乱期间他是益州刺史萧范麾下的将领，后归附梁元帝萧绎成为王僧辩的部属，驻扎在豫章（赣江流域）。王僧辩被陈霸先除掉后，侯瑱遭到当地武装进攻难以立足，有人劝他渡江投靠北齐，但侯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诣阙请罪，高祖复其爵位”[4]。此时陈霸先面临着来自上游的王琳威胁，对于侯瑱倒向自己十分感激。在投诚当年（永定元年，557年），侯瑱就被授予侍中、车骑将军之职。同年底，陈霸先派出抵御王琳的侯安都等军惨败，第二年侯瑱升任司空、“都督西讨诸军事”，受命挂帅抵御王琳。对于降将，一年之内便有如此之大的升迁重用，在其他时代是很少见的。到文帝陈蒨即位之后，侯瑱继续负责指挥对王琳、北齐、北周军作战，陈氏旧将侯安都等反成为其下属。
陈霸先、陈蒨之所以大量使用降将，是因为当时大小割据军阀很多，局势变化很快，各种力量的分化重组非常迅速。如果不努力收揽人心，特别是争取那些握有武装的割据军阀，就会招致他们的反对甚至投靠北齐等更强大的对手。所以陈政权几乎对一切有武装和战争经验的军事强人开放，向他们提供官爵待遇以及作战的机会（也可以看作义务）。在陈这个“军人共同体”政权中，皇权不能高高凌驾于军事将领，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像合作、共治，与东晋皇权与士族共治的局面有一定相似之处。
在君权独尊的大一统时代，军事将领对于皇帝没有任何独立性，而被敌军俘获生擒是极大的耻辱，被视为对皇帝的背叛。如西汉武帝时李陵出击匈奴兵败而降，全家都被汉廷处死。但在陈朝，被俘将领在两方都不会遇到太苛刻的批评。如557年陈霸先派兵西上阻击王琳，结果陈军大败，主帅薛安都、周文育、徐敬成（徐度之子）、周铁虎、程灵洗都被俘获，“琳引见诸将，与之语，唯铁虎辞气不屈，故琳尽宥文育之徒，独铁虎见害”[5]。周铁虎曾与王琳同在王僧辩麾下任职，两人可能互有抵牾导致其被杀。到次年八月，周文育、侯安都等又寻机从王琳军中逃出，返回建康，“自劾廷尉，即日引见，并宥之。戊寅，诏复文育等本官”[6]，旋即又投入到对王琳等武装的作战中。到陈蒨甚至陈琐朝，这些被俘逃归的将领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到宣帝陈琐在位的570年代，陈军对北齐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将战线推进到淮河以北。当北周灭齐之后，周、陈又在淮北发生大规模战事。太建十年（578年），吴明彻率数万陈军溯泗水北伐，但被周军击败，除了千余名骑兵突围外，吴明彻部属都成为周军俘虏。此时吴明彻已年过七旬，周朝给予他很高的待遇，“有诏释其鸾镳，蠲其衅社。始宏就馆之礼，即受登坛之策。拜持节大将军、怀德郡开国公，邑二千户”。两年后（580年），吴明彻病逝于长安，亦受到极高礼遇。[7]在南方，到后主陈叔宝即位的至德元年（583年），陈朝发诏书高度肯定了吴明彻的功绩，称其“虽志在屈伸（即投降以求机会），而奄中霜露（病逝），埋恨绝域，甚可嗟伤”，追封其为“邵陵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并以其子吴惠觉继承爵位。[8]吴明彻被俘之前已赠封至南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在其兵败之后，这些封爵显然已被撤销，至此部分恢复。
这种将领兵败被俘之后在两方都受到尊重的现象，在南北朝时并不少见。当时南北方都战事频繁，政权对于军人群体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北方比较典型的是西魏名将王思政，549年他率八千士兵守卫颍川城，遭到十余万东魏军队围攻，粮尽城破被俘。东魏权臣、丞相高澄（追谥文襄）对王思政极为尊敬，“齐文襄遣其常侍赵彦深就土山执手申意。引见文襄，辞气慷慨，无挠屈之容。文襄以其忠于所事，礼遇甚厚”[9]。后任命王思政为都官尚书，仪同三司，死后还“赠以本官，加兖州刺史”。其子王康留在西魏、北周境内，“思政陷后，诏以因水城陷，非战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户，以康袭爵太原公”；王思政长子王元逊亦随其一同被俘，其幼子王景在家乡亦被封为晋阳县侯。“康抗表固让，不许。”[10]可见北齐、北周对王思政的待遇比陈朝对吴明彻还要高。这表现了政权对称职军人的尊重。特别是西魏北周的统治阶层（所谓关陇贵族集团），这种“军人共同体”的色彩更为明显。
陈霸先集团“军人共同体”比较明显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555年底北齐军徐嗣徽、任约所部渡过长江进攻建康，与陈霸先军进行了激烈战事，两军都粮尽力竭被迫议和。齐军提出的条件是陈霸先需交一名侄子到北齐为人质。陈霸先子侄多已被北周俘获，很不愿意接受这个条件。但“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京都虚弱，粮运不继，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陈霸先亦不能坚持己见，只得宣布送侄子陈昙朗入齐。他对诸将说：“……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11]双方由此达成和议，齐军返回江北。次年齐军再次大举渡江进犯，被陈军击败。陈军拒绝释放俘获的齐将萧轨、东方老等，而陈昙朗也被北齐处死。在宣帝陈琐朝，吴明彻部全军覆没之后，陈朝一度面临亡国威胁，为了使举国上下团结振作，陈琐在建康郊外立坛，与朝臣、将领一起对天盟誓，次日，又“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12]。这种强调君臣一体、共御国难的仪式也比较少见，亦可看作陈政权“军人共同体”风格的体现。
第二节 宋、陈军人改立皇帝的选择
承平年代皇位继承有一整套基于儒家学说的规范：皇帝的嫡长子是法定继承人（太子），但有些情况下，皇帝也可指定其他皇子继位；先皇死去时如果少帝年龄尚幼，则由几名核心大臣辅政，保障少主长大和亲政。这套规范的早期模板是周武王死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到西汉时，霍光和王莽都扮演过这种辅佐少主的角色，并引发了不同的结局。但在战争威胁之下的南朝，这种规范的皇位过渡模式经常遭遇挑战。由于战争影响，南朝重臣往往是武人出身的将领，局势和职业风格使得这些武人将领另有一套选择皇帝的标准，他们更倾向于推举年长且有能力的人做皇帝，这一幕曾在南朝多次上演。
最早体现出南朝政治这一特征的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即位。宋开国皇帝刘裕死后，即位的少帝刘义符行为荒唐，导致朝政混乱，刘宋被北魏夺去河南地带即在此时。受刘裕遗命辅政的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决心更换皇帝。他们废黜并处死了刘义符，迎立刘裕第三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到建康即位。主持此次废立的四位辅政大臣中，檀道济是武人出身，一直在刘裕麾下征战。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并非武将，但都是长期追随刘裕的旧臣：徐羡之是刘裕亲家，多在刘裕出征时主持后方政务；傅亮、谢晦是士族文人，长期在刘裕幕府供职，以才干受提拔至重臣之位，所以他们都深受刘裕果敢风格影响，选择刘义隆为帝的标准是因为他聪颖有才干且较年长（十八岁）。[13]当时曾有人主张以十二岁的刘义恭为帝，遭到徐羡之等人拒绝。[14]显然他们更倾向推选年长的君主。而刘义隆开创“元嘉之治”的表现也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为了给刘义隆即位扫清障碍，徐羡之等人不但杀死了少帝刘义符，还处死了排行第二、“轻动无德业”的庐陵王刘义真。[15]这种不计后果的决绝风格也颇有刘裕之风。但这也引起了刘义隆的极大恐惧，所以他稳定政权之后，陆续借机处死了四人。如果四人的做法稍微含蓄谦和一些，比如在拥立刘义隆的同时保持刘义符、刘义真的性命，则刘义隆未必敢对四人进行清洗。但这显然不是刘裕和他的部属们的风格，南朝政治血腥、充满杀气，也正由此开端。
陈朝的“军人共同体”色彩较重，在帝位的传承上也有表现。首先是陈霸先死后将领们拥立文帝陈蒨继位。559年陈霸先病死时身边没有子嗣：其子陈昌在梁元帝朝廷陷落时被俘入周。[16]当时陈朝将领比较看好的是陈霸先的侄子临川王陈蒨，他富有征战经历，曾参加过对王僧辩所部以及北齐渡江军队的战斗。陈霸先死时他正率部在南皖口防范王琳军。当时陈朝重要将帅大都在防御王琳的前线，只有杜棱在建康负责留守事务。杜棱从岭南就在陈霸先麾下作战，在陈朝诸将中资历较老，他派人到南皖秘密迎接陈蒨回建康即位：
三年，高祖（陈霸先）崩，世祖（陈蒨）在南皖。时内无嫡嗣，外有强敌，侯瑱、侯安都、徐度等并在军中，朝廷宿将，唯棱在都，独典禁兵，乃与蔡景历等秘不发丧，奉迎世祖……[17]
另一名重要将领侯安都此时正在班师回建康，他经过南皖时获悉陈霸先死讯，遂陪伴陈蒨一起回到建康，与杜棱等推戴陈蒨即位。陈霸先遗孀章皇后试图迎接亲生的陈昌为帝，所以坚决不同意陈蒨继位。在群臣犹豫之际，还是侯安都从太后处强抢了皇帝玉玺，并将陈蒨推上先皇灵前，象征其已是合法继承人：
还军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随世祖还朝，仍与群臣定议，翼奉世祖。时世祖谦让弗敢当，太后又以衡阳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犹豫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远，临川王有功天下，须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便按剑上殿，白太后出玺，又手解世祖发，推就丧次。世祖即位，迁司空……[18]
颇有意味的是，在陈蒨为帝时，侯安都指挥击败了王琳军，“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用骄矜”，对文帝陈蒨逐渐缺乏尊重：
（安都）尝陪乐游禊饮，乃白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时？”帝不应。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
宴讫，又启便借供帐水饰，将载妻妾于御堂欢会，世祖虽许其请，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坐，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19]
侯安都向文帝借“御堂”举办家宴甚至坐上皇帝的御座，令人想起东晋元帝即位时引王导登御座之举，及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而到陈文帝时与皇帝共享御座的则换成了武将。侯安都的这种行为已经突破了君臣关系的底线，且陈蒨也具有掌控朝政的能力，最终侯安都被诛杀。
在陈蒨朝，其次弟陈琐被北周释放返回，在政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陈蒨死后，继位的太子陈伯宗（废帝）软弱无能，陈琐掌握辅政大权，并受到将领们的拥戴。在废帝陈伯宗即位的第一年（光大元年，567年），忠心者曾两度试图推翻辅政的陈琐，但都未成功。第一次是文臣与沈太后联合，试图以太后敕令使陈琐离开尚书省“还第”，从而将其驱逐出权力中心。这些参与者主要是尚书和中书省中的文臣：
（殷不佞）迁东宫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废帝嗣立，高宗（陈琐）为太傅，录尚书辅政，甚为朝望所归。不佞素以名节自立，又受委东宫，乃与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右丞王暹等，谋矫诏出高宗。众人犹豫，未敢先发，不佞乃驰诣相府，面宣敕，令相王还第。及事发，仲举等皆伏诛……[20]
陈琐刚得到敕令时，一度犹豫不敢反击，派人询问领军将军，名将吴明彻，吴坚决支持其留在朝廷。[21]得到吴的支持后，陈琐发起反击，将反对者们逮捕处死。此事成为陈琐废黜陈伯宗自立的直接诱因，而文臣与武将在此事中的不同立场则颇有代表性。
不久，湘州刺史华皎起兵反对陈琐。华皎是文帝陈蒨的亲信，故忠于文帝、废帝父子。他联合北周军队试图顺江而下，但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都拒绝了华皎的劝降，建康的旧将也都忠于陈琐，吴明彻、淳于量、徐度徐敬成父子受命出兵，击败了华皎和北周联军。此举亦为陈琐正式称帝扫清了道路。按照《陈书》的说法，陈蒨临终前就曾试图仿效吴太伯让位给陈琐。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是陈琐为帝之后的杜撰，当时的将领们都没有对这次帝位易主表示异议。他们显然更愿意接受年长、有能力的陈琐为帝。陈琐即位之后，也炫耀自己熟稔战阵之事，显然是在向将帅们展示他的才能。太建四年（572年）八月：
诏曰：“国之大事，受赈兴戎……磻溪之传韬诀，谷城之授神符，文叔悬制戎规，孟德颇言兵略。朕既惭暗合，良皆披览。兼昔经督戎，备尝行阵，齐以七步，肃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并条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为永准……”[22]
第三节 皇权对军事将领的打击与控制
南朝军事将领与皇权的关系一直处在动态之中：当局势混乱时，军事将领们会结成集团拥立自己支持的皇帝；当皇帝（往往是继任的皇帝）能够稳定执掌政权时，又会对势力强大、过于跋扈的军事将领进行诛杀，以维持皇权的独尊。
在宋、齐两代，这种皇权打压军事将领的现象比较突出。刘义隆被谢晦、檀道济等迎立之后不久就借机陆续除掉了四人。为孝武帝刘骏夺位立下战功的名将柳元景、沈庆之，在前废帝刘子业即位不久也被诛杀。明帝刘彧在讨平反对武装之后赐死为其平叛的将领吴喜，斥逐老将张永。到后废帝刘昱朝，杀戮武人的风气更盛。在这种情况下，曾有一大群禁军将领寄希望于除掉刘昱，改立建平王、南徐州刺史刘景素：
自是废帝狂悖日甚，朝野并属心景素……与司马庐江何季穆、录事参军陈郡殷沵、记室参军济阳蔡履、中兵参军略阳垣庆延、左右贺文超等谋之。以参军沈颙、毋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为爪牙。季穆荐从弟豫之为参军。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来京邑，多与金帛，要结才力之士。由是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祗祖，并皆响附，其余武人失职不得志者，莫不归之。[23]
可见簇拥在刘景素周围的有两批人，一批是南徐州刺史京口军府中的军官，一批是朝廷禁军序列中的黄回、高道庆、曹欣之等军官，追随他们的也都是“武人失职不得志者”。476年刘景素的仓促起兵很快被平定。次年，后废帝又诛杀了另一群被怀疑谋反的禁军军官和朝臣，[24]辅政大臣萧道成也几度险些被刘昱杀害。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刘昱遭到了和前废帝刘子业一样的下场—被侍卫刺杀，政权则落到了萧道成手中。
萧道成建齐之后，太子萧赜与萧道成集团中的一些将领不睦。当萧赜即位之后，立即处死了在淮阴时期就追随萧道成的旧将垣崇祖；车骑将军张敬儿曾为萧道成击败刘休范、沈攸之立下战功，也被萧赜借机除掉。到齐明帝萧鸾一朝，因为与北魏战事激烈，内部矛盾相对并不明显。萧鸾平生最担心的是萧道成、萧赜子孙，进行了多次诛戮。到萧鸾晚年病危时，又开始担心异姓将帅会威胁自己的继承人，这激起老将王敬则在会稽起兵，但迅速失败。萧鸾死后，年轻的萧宝卷继位，他对将帅们大开杀戒：旧将曹虎被杀；陈显达自江州刺史起兵，旋即兵败身死；豫州刺史裴叔业在惊恐中投降北魏；旧将崔慧景受命攻击裴叔业，但在进军途中倒戈，围攻建康数日后兵败。另一路讨伐裴叔业的萧懿所部驰援京师，击败崔慧景部。但萧宝卷旋即赐死萧懿，又大肆捕杀其家人。此举引发萧衍在雍州起兵，终结了萧宝卷和齐朝的统治。
在宋、齐两代的政治中，这种以残暴杀戮著称的“少主现象”很值得关注。宋前废帝刘子业、后废帝刘昱、齐东昏侯萧宝卷都是少年即位且血腥残暴，大肆杀戮臣僚，并在短时间内被刺杀或推翻。这也和南朝皇权所处的环境有关：东晋皇权不振，不可能出现残暴的君主；宋齐几位少主又和十六国、北朝那些以残暴著称的君主如赫连勃勃、高洋不太一样：赫连勃勃、高洋的残忍虐杀并没有特定对象，任何朝臣、近侍甚至不相干的百姓都可能遭到屠戮；宋齐三位少帝屠杀的对象则主要指向掌权的大臣，特别是有军事经验的将领。这反映了南朝皇权对军事将领的忌惮，即少帝们本能地意识到武人将领们对自己帝位的威胁，[25]但由于年幼，心智与政治经验尚不完善，所以表现为残忍的和扩大化的屠杀，最终造成其统治解体。这背后的原因，是南朝军事将领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再反观北方，暴君并无特定的诛杀对象，也是因为皇权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潜在对手，所以其暴行也没有特定的目标，更接近心理上的扭曲和宣泄。
除了对潜在威胁的诛杀，南朝君主还在探索运用制度化的调兵、选将等机制实现对军事将领的控制。[26]在“元嘉之治”期间，刘义隆成功实现了对将帅武人的控制。但宋军对北魏历次北伐均无功而返，就与刘义隆对将帅牵制太多有关。《宋书·文帝纪》末，沈约对刘义隆的评价是：
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27]
除了贻误战机，这种指挥方式还造成前线将帅缺乏主动进攻精神与应变能力。刘义隆总结最后一次北伐（元嘉二十九年，452年）的失策，认为是将帅懦弱畏战：“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28]实则是他自己对前线干预过多所致。
在萧衍攻灭萧宝卷，建梁称帝之后，充分吸收了宋、齐两代将领（也包括他自己）坐大篡权的教训，有意识地削夺军事将领，特别是那些随同他起兵的武人的权力。萧衍有能力和信心驾驭这些将领，所以他并未采取诛杀策略，只是不让这些人久居边境州镇，改为让他们在建康担任显赫，但无直接兵权的官职，且在不同官职之间频繁调动，使其无法培植私人力量。比如曾随萧衍起兵的将领王茂，在梁朝最初五六年还在地方州镇及前线任职，后调入建康任尚书右仆射、侍中等职务。他感觉作为武人受到冷落，心中颇为不满：
时天下无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颇怏怏，侍宴醉后，每见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责也。[29]
另一名元从功臣曹景宗，也对离开军队之后的承平生活颇为厌倦：
（曹景宗）性躁动，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30]
其实梁朝中前期与北魏的战事并不少，完全有这些旧将施展的空间。但萧衍为了便于驾驭，都是命令子侄诸王担任北伐统帅。这些宗王多懦弱且无军事经验，造成梁朝的北伐频频失利。比如505—506年，临川王萧宏指挥的北伐，以及524年豫章王萧综指挥的北伐。前次以萧宏弃师逃命引发惨败，后次则因萧综投降北魏而不了了之。不过，旧将赋闲也确实保障了梁朝数十年的稳定。
总之，皇帝对将领失去控制会导致军人政变，如果控制太严密则会削弱军队战斗力，无法取得对北方战争的胜利。这是南朝的政治结构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节 皇权、将领对士族文化的追求
东晋末年刘裕主导的北伐是南方政权军事成就的最高峰。在此后百余年的南北对峙中，南朝在军事上逐渐转入被动，随着疆域缩小，国力也随之削弱，最终被隋统一。这个历史大趋势背后的原因，除了当时南方开发程度尚低、人口与经济总量不如北方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南方缺乏尚武的社会氛围。虽然每个朝代都由军人集团开创，但军事将领们（包括以征战起家的皇帝）进入社会上层之后，迅速被士族阶层崇尚雅致情趣与文学艺术的生活方式同化，难以保持勇武精神，整个社会也呈现重文轻武的趋向，最终造成南朝的积弱与灭亡。
南朝皇室对文化品味的追求
宋开国皇帝刘裕本是戎马一生的军人，自幼未曾求学，文化程度很低。他的书法极差，谋士刘穆之只能建议他多写大字，“一字径尺，无嫌”。结果刘裕“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31]。与刘裕一起起兵的北府将领刘毅在这方面也有表现。刘裕攻灭卢循之后，刘毅曾在庆功宴上作诗炫耀其有文化：
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32]
刘毅因战功不如刘裕，只得自命在“风流”方面胜出。这种社会氛围也使得刘裕急需表现出文化修养，但他引经据典时难免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招致不讲情面的僚属指摘：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郑）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33]
到宋文帝刘义隆一代人，文化素质已经有了较大提高。元嘉七年北伐失败，刘义隆曾作诗抒发其悲愤之情：“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34]。刘义隆诸子—孝武帝刘骏、明帝刘彧等也很注意塑造自己有文化的形象。刘骏自命书法高超，当时书法名家王僧虔担心引起皇帝嫉恨，“常用拙笔书”，得以明哲保身。[35]刘骏还有诗《戏马台梨花赞》传世，[36]戏马台在淮北的彭城，他称帝后并未到过彭城，所以应是元嘉末年以皇子身份驻防彭城时的作品。刘彧在称帝之前也颇有文史、经学著述，[37]他还自以为擅长围棋，群下投其所好，恭维他棋艺为第三品。[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