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经过汉武帝、宣帝时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汉军骑兵战术逐渐从骑射向冲击转变。西汉骑兵面临的主要对手是擅长骑射的匈奴游牧族骑兵，到王莽、刘秀时期的内战中，参战各方都是以步兵为主力的中原军队，这和秦末大起义到刘邦建汉的战争很相似。但不同的是，两汉之交的骑兵已经继承了对匈奴战争中摸索出来的冲击战术经验，并开始尝试用这种战术对中原步兵作战。所以在新莽末、东汉初的战争中骑兵的重要性上升，运用也更为广泛。到东汉末军阀混战和三国时期的割据战争，骑兵对步兵的冲击战术运用更广。关于这一时期骑兵在战争中应用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后汉书》对刘秀及其部下诸功臣的记载。但可惜的是《后汉书》对东汉战争的记载非常简略且程式化，所幸东汉末年的战争有《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材料稍为翔实。本章主要利用《后汉书》和《三国志》探讨东汉初到三国时期骑兵战术的特点。[1]
第一节 刘秀时代的“突骑”作战刘秀骑兵的来源
刘秀起兵初期所部多是步兵。因为他们起兵的南阳是内地农耕地区，并非战马产地，又不受北方匈奴威胁，西汉在这里征发的都是材官（步兵弓箭手）。到刘秀集团进入河北地区时，才征发北方边郡渔阳、上谷两郡骑兵，组建了自己的骑兵武装。为刘秀争取上谷、渔阳两地骑兵的，主要是吴汉和耿弇二人。吴汉是南阳人，本是刘秀乡党，但王莽时浪迹在渔阳郡一带，“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2]；耿弇则因为其父耿况在王莽时曾担任上谷郡太守（此职务王莽时改名为“朔调连率”），在当地较有人脉。当时，王郎割据邯郸对抗更始帝和刘秀。吴汉和耿弇借助渔阳、上谷人对王郎的敌意，将其郡属骑兵招致刘秀麾下。当时两郡出兵的数量是“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这四千骑兵、二千步兵在南下投奔刘秀的路上，就已经取得了“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的战绩，[3]战果大得有点惊人，不过东汉末时曾有“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的惯例，[4]很可能刘秀时代就有这种风气了。
对这支投奔自己的骑兵，刘秀十分重视。当时他正与邯郸王郎作战，双方都夸耀上谷、渔阳骑兵会倒向自己一方。上谷长史景丹带骑兵赶到时，刘秀不禁感慨“何意二郡良为吾来！”[5]李贤注引《续汉书》载：“时上使汉等将突骑，扬兵戏马，立骑驰环邯郸城，乃围之。”[6]可见这支突骑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刘秀部属诸将也很重视这支新来的骑兵，都希望能多分一些给自己：“诸将人人多请之”。在击败王郎后，刘秀开始与更始帝决裂，又派吴汉、耿弇到幽州征调了更多的突骑。他试图争取更始帝派来的将军马武，也向其试探：“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将之，何如？”由此获得马武的归附。[7]
刘秀时代骑兵的战术职能
刘秀与其他割据武装的战争中，骑兵仍旧负担着战国和刘邦时代的传统任务，就是袭扰敌军后方，破坏其粮运。与河北的铜马势力作战时，吴汉所部骑兵就担负了这一任务：
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8]
击败这支铜马军后，刘秀紧接着攻击另一支“五校”武装，五校向北逃遁。刘秀接受了部属陈俊的建议，派骑兵快速迂回到五校败军的前方进行坚壁清野，“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9]。当然，不止刘秀一方会使用这种骑兵战术。建武四年（28年），刘秀派马武进攻河南的周建、苏茂武装时，敌军也用骑兵袭击了马武军队的粮运，诱使马武主力前往救援并将其击败。[10]
除了传统的骚扰、破袭战术，刘秀骑兵还负担起了一种全新的职能：冲击敌步兵主力。《后汉书》中，刘秀的骑兵习称“突骑”，可能就和这个新职能有关。比如景丹带两郡突骑投奔刘秀不久，就参与了刘秀对王郎的战斗。王郎步兵主力先强攻进刘秀军营垒中，造成刘秀步兵溃散，这时：
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从横。丹还，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11]
骑兵打击步兵主力并取胜的战例，这是史书记载中比较早的一次。刘秀起兵已经数年，似乎也极少见到骑兵击败步兵的壮举，才会有此感叹。不过，当时马镫尚未出现，骑兵强行冲击时自身的落马风险也比较大。刘秀骑兵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和对方步兵缺乏训练、素质低下有关。比如耿弇刚获悉王郎起兵时说：“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12]王郎等河北武装大都是乘乱世而起的草寇，缺乏严格的组织和训练，面对奔驰而来、声势浩大的骑兵时很容易作鸟兽散。
当时骑兵如何使用冲击战术，《华阳国志》中有一处记载比较具体。刘秀派吴汉、臧宫入蜀灭公孙述，决战成都城下。双方步兵主力进行了几乎一整天漫长的对峙，其间发生过数次交战：
……自旦至日中，（公孙述军）饥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后，述兵败。汉骑士高午以戟刺述，中头，即坠马，叩心者数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13]
可见在一天的苦战后，公孙述兵败退，吴汉的骑兵乘机冲击刺死公孙述。《后汉书》对此战的记载作：“汉使护军高午、唐邯将数万锐卒击之。述兵败走，高午奔陈刺述，杀之。”[14]“奔陈”即驰马冲入敌军阵中，和《史记》刘邦时代的“陷阵（陈）”同义。这种骑兵用戟冲击敌军的做法当时已经颇为普遍。灭公孙述之前，汉军耿弇、马武等进攻陇西隗嚣政权，初战失利被隗嚣军追击，“（马）武选精骑还为后拒，身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嚣兵乃退”[15]。武威雷台东汉末期墓中出土的铜战马骑兵有执戟和矛两种，刘秀时骑兵则未见有用矛的记载，说明矛在东汉时期骑兵中推广较晚。
值得注意的是，对公孙述和隗嚣的这两次战斗中，骑兵都是很晚才派上用场：公孙述军已经发生溃败时，骑兵才发起冲击解决战斗；而汉军与隗嚣的首战骑兵也没有参与，只是在被敌军追击急迫时才发起反冲击。这也说明当时骑兵强攻步兵主力仍有相当的难度和危险，所以一般选择在敌步兵已经作战较长时间，军阵队列松动的时候，才从侧翼或后方发起攻击。因为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冲击敌军战斗力最强的正面比较危险，却可以选择敌军比较薄弱的侧、后方进行突破，达到冲散敌队列的目的。再如刘秀军与河北的彭宠作战时，彭宠主力据守河流挡住汉军正面，同时“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败汉军。[16]建武四年，周建、苏茂军乘胜攻击马武，与马武同行的王霸“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为马武解除了威胁。[17]
但在具体战斗中，何时用突骑发起冲击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并没有一定之规，全在统帅的临机运用。吴汉等进攻周建、苏茂武装时，因为周、苏兵力远多于吴汉军，对汉军形成合围态势，且周、苏骑兵力量较强，此前曾击败过刘秀军。吴汉遂挑选了最精锐的步兵四部（数量不详）和“乌桓突骑”三千余人，发起破釜沉舟式的突袭。清晨两军对阵之初，吴汉“躬被甲拔戟”，带领步、骑兵同时发起猛攻，周、苏军旋即溃败。[18]这是用步兵、骑兵同时发起进攻，以先声夺人的气势压倒对手。但耿弇在进攻山东的张步武装时，则采取了固守城池，同时用骑兵牵制、骚扰敌军的战术，他给刘秀的信中陈述的策略是“臣据临淄，深堑高垒，张步从剧县来攻，疲劳饥渴，欲进，诱而攻之；欲去，随而击之……”[19]耿弇与张步属下的一支军队遭遇时，汉军突骑曾准备攻击这支敌军，但耿弇担心此举会惊动敌军主力，“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张）步不敢进”，遂暂时退到城内，待张步主力全部赶来攻城时，耿弇“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20]。这是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吸引敌主力前来，但“横突”说明汉骑兵仍是从敌防御较为薄弱的侧面进行突破的。刘秀与河北武装作战时，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但发起冲击的具体条件则不得而知了。[21]
骑兵冲击的技术困难
东汉初年马镫尚未出现，骑兵在高速奔驰和用戟冲刺敌军时，能够依托的只有稍微高起的鞍桥，很容易从马背上跌下。吴汉与苏茂、周建作战时，曾“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22]；刘秀的另一位骑兵军官耿纯，在与王郎作战时也“堕马折肩”，一度因伤重将指挥权交予其从弟。[23]除了冲击时的危险，没有马镫的另一个麻烦是上马不便，特别当骑手穿上较重的铠甲后。还在战国末时，老将廉颇为了向赵王显示自己尚有战斗力，就表演了“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24]。东汉初，刘秀准备征讨南方五溪蛮，擅长指挥骑兵的马援主动请战，也向刘秀作了这种展示：
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25]
和廉颇时代不同的是，东汉初的骑兵负担冲击任务较多，为了保障骑手的稳定性，马鞍鞍桥已经增高了不少，[26]上马的难度更大了，一般需要他人协助才能顺利上马。刘秀与河北武装作战时曾被击败，逃命时落马，“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27]。刘秀此时尚是更始政权中的一名将领，尚未自立称帝，这里特意写“抚其肩”，应不是表达帝王式的感恩，而是只有扶着王丰肩头才容易上马，也是因为当时尚未发明马镫之故。
在东汉中期，中原长期处在承平之中，北方的鲜卑、乌桓、北匈奴和西方的羌人时有叛乱，但汉廷主要靠征发边地胡人骑兵平叛，具体战术则不得而知。有时汉廷也调发内地士兵和马匹参战，但这些士兵平时不一定受过马上战斗训练，很可能是骑马到达战区后，仍下马列队以步兵战术参战。比如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
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28]
这里的“积射士”是内地各郡提供的弓弩步兵，与西汉的“材官”同义，并没有骑射的战术训练，马应是为其代步之用。这种情况还可以联想到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带领五千名弓箭步兵深入匈奴的战例。当时汉军战马紧缺，李陵求战心切，遂步行深入匈奴。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战马，应当也是做行军代步之用。
第二节 汉末三国骑兵冲击战术的强化骑兵将领的涌现
东汉灵帝死后，外戚何进试图诛杀宦官，引起宫廷内战，边将董卓被招入洛阳，由此引发全面内战，经历二十余年军阀割据混战，方进入三国鼎立时期。这一过程和秦末、王莽末年的大战乱基本相似，参战各方兵种以步兵为主。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骑兵对步兵进行冲击的战术运用更为广泛，已经取得了对步兵的技术优势。骑兵从此不再是陆战的辅助力量，职能也不再局限于战术性的侦察、袭扰和追击，而是成为和步兵一起决定陆战胜负的主力兵种。
汉末到三国的战争中，伴随骑兵成为陆战主力的是一代名将的崛起，他们特别擅长骑马冲击作战，经常冲杀在战场第一线。回首此前的战争，我们很少能找到以亲自披甲上阵、与敌军肉搏血战而著称的将帅。因为在从战国到东汉的战争中步兵都是战斗主力，将帅的主要职能是用旗鼓等方式指挥步兵方阵以适当的方式移动接敌，很少有机会亲身投入到徒步的搏杀当中。而骑兵主要采用骑射战术，骑兵军官即使愿意亲自出击（如李广），也不会和敌军直接交手肉搏。但当骑兵冲击步兵的战术广泛采用后，将帅骑马亲自参战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因为骑兵冲锋速度快，高速奔驰的队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挥方式，[29]所以骑兵统帅只能亲自参与冲锋，以便随时指挥高速运动的部属，普通骑兵则随时观察和追随统帅的旗帜，以此实现骑兵部队的统一行动。其实，这种高速集群作战方式在春秋时期的车战中已经非常普遍，因为高速战车同样需要统帅冲锋在前，以身作则进行“示范式”的指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列国的君主、统帅频频出现在战场搏杀的第一线，伤亡或者被俘的情况都不少见。六百余年之后，随着战马再次成为战场主角，这种场面又频频出现在三国战场，历史由此进入了另一个马背上的“英雄时代”。
当然，并非汉末三国时期的所有军事统帅（或者说割据势力的军阀）都是合格的骑兵军官。他们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出身承平时期的文官系统，如曹操、袁绍、袁术、刘表等人，后来即使成为统帅也较少亲自参加战斗；另一种则出自基层军官，比如孙坚、吕布、公孙瓒、马超等人，经常骑马冲杀在战场第一线。不过这也和个人风格有关，比如公孙瓒地位升高后就较少亲自作战，而孙策、孙权兄弟即使已经成为统帅或皇帝，也依旧保持着亲自冲锋陷阵的习惯。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汉末三国骑兵冲击的战例
为了便于冲击作战，东汉末骑兵的普遍装备已经是长矛而不是戟。[30]内战爆发前，公孙瓒与鲜卑骑兵的一次遭遇战，可以让人重温汉军骑兵与游牧族激战的场景：
瓒……尝从数十骑出行塞，见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中，约其从骑曰：“今不冲之，则死尽矣。”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31]
东汉末的大规模内战中，骑兵将领之间的马上肉搏战也时有发生。比如吕布与董卓旧部郭汜的一场战斗，两将约定单独决战：“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32]另一场决斗发生在马超和阎行之间，“行尝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挝超项，几杀之”[33]。值得注意的是，郭汜、马超、阎行都是关西军人：马超是右扶风人，郭汜张掖人，阎行金城人，似乎这种骑士单打独斗的风气在西部比较盛行。[34]
当时骑兵战斗更多发生在对步兵作战中。和东汉初期相比，这一时期骑兵对步兵军阵的威胁性更大，往往无须等待步兵军阵出现松动，或者步阵没有明显的薄弱方面时，骑兵都会对步兵军阵发起强行冲击。如吕布到河北投奔袁绍后，一起进攻张燕武装：
（张）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匹。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35]
值得注意的是，吕布每次冲击所率骑兵数量并不多。这种冲击的主要意义不在于杀伤多少敌人，而是冲断敌步阵的队列和指挥序列，从精神上打击震慑敌军，制造混乱，从而为己方主力发起总攻创造条件。曹操征讨关西诸将时试图渡过渭河建立营地，筑营军队也遭到了马超骑兵的这种冲击：“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36]关羽斩袁绍部将颜良之战，也是骑兵冲击步兵军阵的经典战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37]此战颜良虽可能骑马，但关羽必须冲开敌步兵密集的队列才能接近颜良，所以也可以视为骑兵对步阵的成功冲击作战。另外，关羽动作为“刺”，则说明所用武器是长矛，而非演义小说中的“青龙偃月刀”。
面对骑兵日益强化的冲击作战职能，东汉末的步兵也在寻求应对之道。这方面并没有太新奇的兵器和战术，步兵对抗骑兵的最关键要素，还是其传统的军阵战术：密集的队列和坚忍的纪律。初平三年（192年）公孙瓒和袁绍争夺冀州的战争，就是一次典型的骑兵与步兵对决。公孙瓒一直控制幽州，有北方的乌桓杂胡骑兵可用，且公孙瓒本人一直擅长骑兵战术。袁绍刚刚占据冀州，缺乏骑兵，所部多是弓箭步兵。[38]公孙瓒军在开战前的军阵格局是：
瓒步兵三万余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39]
公孙瓒骑兵在接战之前先射箭压制敌军，说明当时骑兵负担冲击职能的同时并未放弃传统的射箭战术。“左射右，右射左”应当是公孙瓒的右翼射击袁绍军左翼、左翼射击袁军右翼。[40]袁绍军的应战策略是：
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41]
麹义的八百“先登”[42]和一千强弩兵配置在袁绍主力步兵之前。公孙瓒遂试图先消灭这支突出的小部队，“放骑欲陵蹈之”，指用骑兵冲击和踩踏步兵，这已是当时标准的冲击战术。麹义步兵在以前与羌人的战斗中，已经积累了应对骑兵冲击的战术：先靠盾牌防御敌军的箭雨，待敌骑冲近时再发起冲锋，弩手同时向敌骑射击，“义兵皆伏盾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阵斩……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终于挫败公孙瓒骑兵的冲击。这个战例说明当时步兵并非不能对抗骑兵的冲击，但要靠严格的纪律和多次战斗的锻炼，还有指挥者选择战机、鼓舞士气的素质。[43]
马铠（甲骑具装）的出现
在东汉末和三国时代，尚未有马镫出现的直接史料和考古证据（详见下章），但另一种冲击骑兵的重要装备—马铠已有文献记载。给战马披上铠甲，本身并没有什么技术困难，在春秋时期拉战车的马匹就有铠甲了。齐晋鞍之战中，齐侯急于战胜，“不介马而驰之”，“介”即甲。[44]湖北随州出土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随葬车马坑的战马就穿有皮制甲胄。[45]但从“胡服骑射”以来到东汉，尚未见到骑兵战马披甲的记载和文物。到东汉末年内战中，又有了关于“马铠”的记载：
魏武《军策令》曰：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时士卒精练，不与今时等也。[46]
这应该是曹操回忆和袁绍在官渡决战时的情况。袁本初即袁绍，可见当时披甲战马的数量较少。这场骑兵战斗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当时曹操带兵救出了一支被袁绍军围困在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的队伍，然后向西撤退。袁绍主力进行追击：
（曹）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良、丑皆绍名将也……[47]
可见这是一场骑兵之间的战斗，袁绍方面有五六千骑，曹军则只有不到六百骑兵。但曹军利用敌骑分头抢劫辎重的机会发动突袭，击败了袁军。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见自己马铠数量远远不如袁绍，索性连这不到十具马铠都不使用了，“见其少，遂不施也”。其实这恰恰表明了马铠的用途：它是为骑兵冲击步兵而准备的。如前面提及的公孙瓒与袁绍的战斗，骑兵冲近步兵军阵时，会受到密集箭矢的射击，紧接着是密集的长矛队列，战马非常容易受伤，所以马铠才出现在东汉末的战争中。而此前骑兵很少用于冲击步兵，不会用到马铠。当骑兵互相交战时，马铠的重要性就低多了。因为骑兵队列不如步兵密集，箭矢的密集程度也不如步兵，又处在相对的高速奔驰中，射箭命中的威胁相对较小；加之马铠会增加战马的负担，使战马过早疲倦，影响奔跑。这点机动性的降低，在冲击步兵时影响并不明显，因为步兵的速度和骑兵差距太大；但当交战双方都是骑兵时，马铠对战马速度的影响可能就是致命的了。所以西汉与匈奴持续多年的大规模骑兵战争中，马铠并没有投入使用；这次曹操看到袁绍的骑兵众多，也索性舍弃不多的马铠而不用。
简言之，马铠（甲骑具装）是骑兵对步兵战斗的产物，在骑兵之间的战斗不适用。所以马铠最流行的年代是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当时北方政权有绝对的骑兵优势，南方政权则缺乏骑兵，所以史籍记载中北方使用具装骑兵的事例特别多，具装骑兵造型也频频出现在十六国和北朝的随葬俑、壁画中。当时南方政权也有具装骑兵，但当他们对抗北方优势甲骑时，也常常和曹操一样，不用具装，秃马上阵，以便发挥机动性（详见后章南北朝部分）。到隋唐时期，统一的中原王朝并不缺乏战马，和突厥等游牧族进行大规模骑兵作战时，甲骑具装就再次销声匿迹了。当然，当后世再度出现南北朝那种绝对优势骑兵对战步兵的时候，具装马铠又会再度复生。一句话，马铠具装的流行和淡出并不仅仅是技术进化论的问题，而且是由作战双方的兵种差异决定的。
在历史文献中，装备了马铠的骑兵又称“铁马”“铁骑”“铠马”等。比如东汉末河西凉州地区陷入内战时，燉煌张恭就曾派出“铁骑二百”接应曹魏派来的官员。[48]需要注意的是，几乎从东汉末马铠骑兵刚刚出现，就有把“铁马”“铁骑”“铠马”这类词语文学化的趋势，就是用这种词来称呼并没有马铠的普通骑兵。古人习惯文学化的语言以壮声势，这给现在的战史研究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建安四年（199年）公孙瓒被袁绍军队围困，写信给其子公孙续求救，要他“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于斯”[49]。公孙瓒固然不缺骑兵，前文所述192年与袁绍作战时曾有上万骑兵，但并非所有骑兵都有马铠，200年袁绍已灭公孙瓒，兼并其武装，与曹操决战官渡时也才“马铠三百具”，则199年公孙续的五千骑兵多数应不是真正的“铁骑”。再如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征讨关西的马超等人，“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50]，这五千骑兵也未必都装备了马铠。公孙瓒早年曾师从大儒卢植，有一点点文化，写信喜欢夸张和掉书袋，自是古代文人通病。这种对“铠马”的文学性的夸张在东晋南北朝时也可以见到，参见本书相关章节。
第三节 汉末三国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汉末北方军阀对骑兵的建设和运用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军队进入洛阳，揭开了东汉末年大战乱的序幕。当时，董卓所部只是一支不满三千人的步、骑兵兼有的部队，但因为其长期在凉州与羌人作战，招纳了很多边地少数民族骑兵，战斗力很强，所以能够震慑、兼并京师的禁军，控制朝廷。时人恭维董卓说：“且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51]这些来自并凉二州的异族骑兵就是董卓军队的中坚。在董卓退回关西，遇刺身死后，西部军人势力分化，经常陷入互相间的内斗，再也未能主导中原政局。211年曹操准备征讨关西的马超、韩遂时，还在担心“关西诸将，恃险与马”[52]。但此时曹操已经击败了东北的乌桓族，招降了大量骑兵，所以能成功平定关西。
在内战初期，控制幽州的公孙瓒骑兵实力最强。因为幽州与北方匈奴、鲜卑、乌桓、东胡等游牧族区域相邻，历来战争不断，当地的生活方式也有些接近游牧族，且盛产骑兵。史书公孙瓒的传记中未提及他部下中是否有来自北方民族的骑兵。但刘备在崛起之初曾在公孙瓒部下效力，当公孙瓒与袁绍作战时，刘备负责在青州对抗袁绍，当时刘备“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乌丸即乌桓，这些乌桓杂胡的骑兵应当是公孙瓒拨付给刘备的，所以公孙瓒骑兵中应有不少异族成分。[53]
乌桓原本是数个独立的所谓“三郡乌丸”部落。[54]和楚汉相争时匈奴冒顿的突然崛起一样，汉末动乱初起时，辽西乌桓首领蹋顿统一了三郡乌桓，“边长老皆比之冒顿”。袁绍和公孙瓒激战时，蹋顿与袁绍通婚结盟，一起攻灭了公孙瓒。“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55]袁绍虽拥有当时最强大的骑兵武装，但在使用方面乏善可陈，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败。据说张郃曾建议袁绍“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钞绝其南，则兵自败矣”，即将曹操主力牵制在前线，同时派骑兵远袭其后方，但袁绍“不从之”[56]。其实此说并不准确，因为袁绍在与曹操对峙于官渡时，曾派遣刘备袭击曹操的根据地许昌，但刘备迂回成功后并不愿与曹军作战，反而借机联络南方的刘表势力为自己扩充军力。可以说刘备此举是袁绍败亡的重要原因：
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曹公遣曹仁将兵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57]
曹操自从起兵反对董卓以来，也组建了一支称为“虎豹骑”的骑兵部队。曹操很重视并直接控制这支骑兵，他的族子曹真、曹休都曾受命统领“虎豹骑”，从弟曹仁统帅骑兵的时间更长，且多次亲自带领骑兵进行冲击作战。[58]袁绍被曹操击败后，其二子逃亡到乌桓，借蹋顿帮助继续对抗曹操。曹操遂于建安十一年（206年）远征乌桓。由于曹军选择了比较偏僻的路线，行军直到距离蹋顿所驻柳城百里时才被乌桓人发觉。此时蹋顿做出了一个错误决策：没有采取游牧族惯用的主动撤退、诱敌深入战术，反而与曹军迎面决战。事实证明，乌桓骑兵对冲击战术的运用远不如中原军队，此战乌桓军大败，蹋顿被斩。曹操将万余户乌桓人迁入内地，征调其骑士参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59]。此后曹操平荆州刘表、关中马超、汉中张鲁等，这些乌桓骑兵都曾参与。
中原和南方地区的战马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和西部高原地区。所以与这些产地不相邻的割据势力难以获得战马补充。吕布出身并州军官，又曾在董卓部下任职，非常擅长骑兵作战，但当他流动到徐州一带时，还需要到北方买马：“建安三年春，布使人赍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刘）备兵所钞。”[60]战马来源被切断后，吕布军队战斗力迅速下降，他在这年底兵败被杀。
孙吴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孙吴政权的势力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这里不是马匹产地，骑兵数量较少。[61]孙吴为了获得战马，努力与蜀汉、曹魏进行贸易，甚至泛海远至辽东买马。黎虎先生对此已有详尽论述。[62]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孙坚至孙策、孙权三代统帅都很擅长骑兵作战，且都喜欢亲自上阵冲锋。孙策曾上表讲述其讨伐黄祖的战争，说自己“身跨马擽陈”，以骑马杀敌自雄。[63]孙权指挥围攻曹军的合肥城时，遭遇曹军骑兵挑战，“权率轻骑将往突敌”，但被部下劝止。[64]崇尚鞍马征战几乎成为孙氏家族的象征。孙坚、孙策父子甚至都死在马背上：孙坚是在出征刘表、黄祖时被黄祖军人射死；孙策骑马行猎时被刺客射伤而死。[65]孙氏家族生长在江东，不像公孙瓒、吕布、马超等北方将领有鞍马生活的便利，何以如此擅长骑兵战术？可能因为孙坚早年担任汉朝军官时，曾参与平定黄巾军和关西叛军，这些在北方作战的经历，使他熟悉了骑兵战术的运用方法。且孙坚武装是在参与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成形的，其主要作战地域是以河南为中心的淮汉以北地区。后孙策继承了这支武装，南渡长江拓地扩张。所以较之江南本地武装，孙氏的军队更像一支典型的北方军队，其中骑兵相对较多且运用较纯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孙氏武装中擅长骑战的将领，多与邻近乌桓、鲜卑的幽州—辽海地区有关。比如孙坚收纳的程普是“右北平土垠人”，韩当是“辽西令支人”，都擅长骑战。韩当“便弓马，有膂力，幸于孙坚，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孙策在江南扩张时，与程普等三骑对战祖郎军，程普“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策因随出”[66]。再如太史慈本是青州东莱人，早年曾避祸迁居辽东，在黄巾战乱期间，他以擅长骑射著称，往返于青州与辽东之间，后南渡江依附扬州刺史刘繇。在孙策击败刘繇之后，太史慈又转入孙策麾下效力。太史慈与孙策首次相见的战斗，就是一场典型“北方式”骑兵对战：
时（太史慈）独与一骑卒遇（孙）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67]
太史慈、孙策这次发生在江南的骑兵对决，水平堪与前述公孙瓒与鲜卑骑士的战斗相比。这种风气之下，东吴骑兵数量虽远远不如曹魏，但仍敢于正面对抗曹军。吴名将周瑜与曹军作战“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肋”[68]。三国中后期，吴将丁奉应接投诚的曹魏寿春守军，“与敌追军战于高亭。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陈中，斩首数百”[69]。可见东吴将帅运用骑兵战术非常纯熟，这和东晋南朝时期的南方军队有很大区别。孙权还非常注意培养下一代将领的骑战技艺。吴将领周泰之子周烈、周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70]，这也使得骑战技艺能够在吴军将领中世代传承下去。
孙吴统帅不仅能在战术层面成功运用骑兵，还试图发挥骑兵的战略作用，改变与曹魏对峙的态势。孙吴和曹魏长期在长江—淮河之间进行拉锯争夺战。孙权曾计划向北推进，过淮河，占领徐州，威胁曹魏核心区河南—许昌地区。但淮北平原适合骑兵集群作战，对以步兵为主的吴军非常不利。所以吕蒙对此表示反对：“（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71]。孙权暂时接受了吕蒙的意见，但他一直未放弃攻取淮北的计划，并为此力图建立五千人规模的骑兵部队，“欲得五千骑乃可有图”[72]。但到孙权去世乃至东吴亡国，都没能建成这支骑兵。
蜀汉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和孙权家族相比，刘备等蜀汉君臣则缺乏使用骑兵的经验和主动性。除了在河北、中原转战时积累起来的少量骑兵，刘备在夺取益州后，还能从西北部的氐羌部族、南方的南中（今云南）获得骑兵和战马，但数量并不多，原因除了路途曲折外，就是氐羌是兼营农、牧业的民族，其牲畜数量虽然多于内地农耕地区，但少于草原游牧族。著名的诸葛亮《后出师表》表达了对蜀汉骑兵匮乏的忧虑：
……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73]
賨人亦称巴人，当时主要分布在蜀地北部的山区。[74]这些骑兵没能为蜀汉创立太多战功，一个原因可能是刘备等统帅并不熟悉骑兵战术。比如刘备临死时给儿子刘禅的遗诏，推荐的书目有：
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