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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这意味着他们对二十二岁的亚历山大没有任何担心的地方。他迟早有一天会接管这个火车站，这套附属公寓也会归他所有。
他到卧室脱掉制服，换上家居服，坐下来与父母共进晚餐：青豆鳕鱼汤与炒荞麦片。他的父亲正在吃一小块牛肝，尽管价钱昂贵，而且极难买到，但肝脏是医生推荐的食品。亚历山大的父亲正在严格节食，其中包括不能饮酒，医生们告诉他饮酒只会让他的身体越来越糟。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没有交谈，他的父亲似乎有点不舒服，几乎都不能吃东西。洗完餐盘之后，亚历山大为自己找了个借口：他要去看场电影。这时候他父亲已经躺下了，亚历山大跟他道晚安，并让他不用担心，他会起床去处理首班车的到来。
沃瓦尔斯克镇只有一家电影院，而且直到三年前才有这么一家。一座教堂被改成一个拥有六百个座位的礼堂，在这里放映大量国产影片，其中许多影片镇上的人都没看过，比如《斗士》、《无罪的罪行》、《反间谍的秘密》以及《在易北河上相会》等，这些都是过去十年最成功的影片，亚历山大都看过好几遍。自从电影院开张以来，这里很快就成了亚历山大最喜欢的休闲场所。由于跑步训练，他从来都没养成好酒的习惯，而且他也不是很爱社交。到达影院门厅的时候，他看到《再见上帝》正在上映。亚历山大两天前曾看过这部电影，而且以前也看过很多次。他发现电影很有意思，影片本身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让演员扮演斯大林的想法有趣。他怀疑斯大林本人是否也参与了选角工作，他心想，这就好像看着另外一个人假装你自己，告诉他们哪些地方对或不对。亚历山大穿过门厅，他没有排队买票，而是朝公园走去。
在胜利公园的中央有一尊三名战士的青铜雕像，他们肩膀上斜挎着来复枪，拳头挥向空中。公园正式关闭时间为八点，但由于没有围墙，而且从来也没有强行规定。亚历山大知道走哪一条路：从街上有一条路通往公园，而且藏在树木和灌木丛后面，几乎看不见。一如往常，每当他绕着公园缓缓而行的时候，他的心跳都会扑通扑通地加快速度，似有某种期待。今晚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绕第二圈之后，他考虑回家。
前面有一个人，亚历山大停下来，这个人转过身来面对他。紧张而短暂的对峙之后，两人都明白他们来这里的目的相同。亚历山大继续往前走，那人则待在原地没动，等着他走过来。等到他们并排站到一起时，两人环顾一下四周，确定这个地方只有他们两人时，才相互看着对方。这个人比亚历山大年轻，大概只有十九、二十岁。他看上去不太确定，亚历山大猜想这可能是他的第一次。亚历山大打破沉默：
“我知道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
年轻人再次环顾四周，然后点点头，没有说话。亚历山大继续说道：
“你跟着我，保持一段距离。”
他们各自走开，亚历山大走在前面，与年轻人保持着差不多两百步的距离。他回头看了一下，年轻人还跟在后头。
回到火车站，亚历山大确定自己的父母亲不在自家公寓的窗前，趁他们不注意，他走进火车站大楼，就好像要搭乘火车。他没有开灯，打开售票处的门，进去之后，让门依然开着。他将椅子推到一边，虽然空间不大，但足够了。他在里面等着，看了看手表，心想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到。最后，他听到有人走进大楼，售票处的门被推开。那个人走了进来，两人第一次能够好好打量对方。亚历山大走上前把门关上，门锁上的声音让他兴奋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安全了。他们的姿势欲拒还迎，俩人都不太确定谁应该先动手。亚历山大喜欢这一刹那的感觉，他一直等着，等到再也按捺不住，才凑过身子去吻他。
有人在敲门。亚历山大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是他父亲——他一定都看见了，一定都知道了。但紧接着他意识到声音不是来自门外，而是这个人在捶门，大声嚷着。他改变主意了吗？他在跟谁说话？亚历山大糊涂了。他能够听到售票处外面的声音，这个人不再怯懦紧张，而是变得狂躁气愤起来，他朝亚历山大的脸上啐了一口，一团浓痰挂在他的脸颊上。亚历山大将痰擦掉，想也没想，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一拳挥过去，将那人击倒在地。
门把手此时在咔嗒咔嗒作响，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亚历山大，我是内斯特洛夫将军，和你待在一起的那个人是民兵军官。我命令你打开门，你要么服从命令，要么我就让你的父母下来看我逮捕你。你父亲身体不好，不是吗？知道你犯罪，他一定会没命。”
他说得没错——这一定会杀了他父亲。亚历山大赶紧去开门，但由于空间太小，这个人倒在那里，将门挡住了。他只有先将这人拖到一边，才打开门。门一开，他就被拉了出去，来到大厅里。
里奥看着亚历山大，这是他从莫斯科来到这里见的第一个人，是给他拿香烟的人，是帮他在林中搜查的人，但现在却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他。
内斯特洛夫朝售票处里看了看，低头看着他的手下，那人仍然头昏眼花地躺在地上，被制伏的场面令他尴尬不已。
“把他弄出来。”
两名军官走进去，帮助那位受伤的军官上了停在外面的车里。看到自己的人挨打，内斯特洛夫的副官朝着亚历山大的脸就是一拳。副官还想再打时，内斯特洛夫发话了：
“够了。”
他围着这位嫌疑犯绕圈子，斟酌着应该怎么说。
“抓到你干这些勾当，我感到很失望，我从没想到会是你。”
亚历山大将嘴里的血水吐到地上，没有回答。内斯特洛夫继续说道：
“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犯了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法官至少会判你五年有期徒刑，无论你道歉多少次都没用。”
“我不会道歉。”
“有胆量，亚历山大，但如果众人皆知的话，你还能这么有胆量吗？你会丢人现眼，出尽洋相。就算服完五年徒刑之后，你仍然无法在这里继续生活或工作。你会失去一切。”
里奥走上前：
“问问他就行了。”
“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出丑，我们需要一份名单，将该镇所有跟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与年轻男子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与男童发生性关系的男人都列在上面，你帮我们来列这份名单。”
“我不认识其他人，这是我第一次……”
“如果你不帮助我们，我们将会逮捕你，将你送上法庭，然后邀请你的父母亲去旁听。他们现在是不是准备睡觉了？我可以派一个手下把他们叫下来。”
“别。
“为我们工作，我们也许就不需要向你的父母提及任何事情；为我们工作，你就无须去接受审判，这次不光彩的事情也许就是个秘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一个小男孩的谋杀案，你这是在做公益服务，为你的罪行赔罪。你愿意提供这份名单吗？”
亚历山大摸了一下从嘴里流出来的鲜血：
“出现在名单上的人会有什么后果？”
|3月29日|
里奥坐在床沿，思忖自己发动再次调查的努力如何沦为了一场全城范围的大屠杀。在过去一周时间里，民兵就围捕了一百五十个同性恋者。就在今天，里奥一人就逮捕了六人，他的逮捕人数已经升至二十人。有些人是在工作地点被抓获，在同事的众目睽睽之下被铐走了。有些人是在家里或公寓里被抓获，在家人——妻子的哀求声中被带走，他们认为这中间一定有误，对指控表示无法理解。
内斯特洛夫有理由感到高兴，他极其偶然地发现了第二种不良分子：他可以在不颠覆社会理论的前提下把他们称做杀人犯。谋杀属于越轨行为，这群人也属于异己分子，这正好配合得天衣无缝。他宣布，他们现在正发动一场最大规模的杀人犯搜捕行动，这在沃瓦尔斯克镇可谓史无前例，并表示如果他不针对这一小撮不被社会接纳的人群，他的职业生涯将会完蛋。由于地方不够，办公室已经成为临时关押牢房和审讯室。即便采取这些临时措施，每间牢房里还是有必要关押几个人，并对看守下达明确指令，必须对这些人进行二十四小时严防盯守。如此严防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出现不正常性行为的发生，没有人真正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但他们都很确信，如果在民兵总部发生此类性行为，就会损害机构声誉，这将是对司法原则的公然侮辱。除了这种周密调查之外，每个军官都采取十二小时轮番工作制，每天二十四小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不间断审问。里奥也不得不反复问同样的问题，答案中哪怕出现最细微的差别，也都给挑出来。里奥就像个愚笨的机器人在执行这项任务，哪怕在每次逮捕之前都相信其实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民兵对亚历山大名单上出现的名字进行广泛搜捕。在罗列这份名单时，他解释道他能写出这些人的名字，并不是因为自己性关系杂乱，至少没到与一百多个男人性交的程度。实际上，其中许多人他连见都没见过。他的信息来自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十个人的对话。每个人再算上与其他不同男人的性关系，就有可能画出一幅性关系的网络图，每个人都清楚相互之间的关系。里奥听了这个解释之后，一个隐藏的世界在他眼前敞开，这是构建在普通社会内部一个完全密封的存在。密封的完整性至关重要。亚历山大描述名单上的这些人如何在日常情况下偶然相遇，他们排队买面包，然后在工厂餐厅的同一张桌子吃饭。在这些日常环境下，闲聊是不允许的，最多只能相互瞄一眼，就连这个也需要伪装得很好。这些规则不是来自协议或法令，也不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所有这些都出于自我保护意识。
第一拨逮捕行动一开始，肃清的消息就在这个圈子不胫而走。秘密约会地点——此时已不是秘密——被这些人弃而不用。但这种铤而走险的抵制措施徒劳无益，这里有一份名单，他们世界的封条被扯开了。内斯特洛夫无须在惹人怀疑的性活动中逮捕任何人。看着打印出来的名单，一个名字挨着一个名字，其中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他们这个世界的秩序被打乱，不得不屈服于这种背叛的压力。就像长期没于水面之下的德国潜艇，突然发现所有的位置都被泄露出去。当他们被迫浮出水面时，他们面临一个选择，谈不上是一个选择，因为就那么一个选择：他们可以否决鸡奸的控告，但要面临公诉、某种判决与监禁等。要么他们就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对这次可怕的犯罪——小男孩的谋杀案负责。
在里奥看来，内斯特洛夫似乎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患有某种疾病。有些人病症较轻，对其他男人的感觉就好比一个正常人患有长期头痛，而另外有些人则病入膏肓，病症就是需要靠男童才能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是同性恋最极端的形式，杀人犯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里奥出示犯罪现场的照片时，照片上男孩的内脏被切开，所有嫌疑人的反应都一样——他们都被吓坏了，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看起来都被吓坏了。谁会有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呢？不是他们当中的某个人，也不是他们认识的任何人。他们当中没有人对男童感兴趣，而且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态度坚决：他们不认识什么杀人凶手，如果他们认识，也绝不姑息。内斯特洛夫希望在一周之内找到主要嫌疑犯。一周之后，除了一份长长的名单，他们没看到任何工作成绩。名单上又出现一些名字，有些不过是泄愤行为，名单已经成为一个残忍有效的武器。民兵也将自己对手的名字添加到名单上，声称招供中出现过这个人的名字。名字一旦出现在这份名单上，就不可能表示他是清白的。于是，关押人数从一百人扩大到将近一百五十人。
由于毫无进展，地方国家安全部建议由他们来负责审讯工作，准备进行严刑逼供。令里奥沮丧的是，内斯特洛夫竟然同意了。尽管地面上溅满了血迹，审讯工作尚未有所突破。内斯特洛夫最后别无选择，只有对这一百五十人进行起诉，希望这么做会让他们当中有人出来说话。羞辱、折磨，这些远远还不够，他们需要明白，自己可能会丧命。如果法官接到指示，他们会因政治破坏罪而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那就不是因鸡奸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了。他们的性行为被认为是一项危害这个国家根本结构的罪行。面对这种前景，有三个人跳出来，开始指控他人。但他们指控的并不是同一个人。不愿意接受调查结果的失败，内斯特洛夫认为自己面临某种反常的犯罪团结——变态者之间的信誉。
里奥也感到非常恼怒，他走到这位上司跟前：
“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内斯特洛夫迷惑不解地看着他：
“所有这些人都有罪，问题是哪一个才犯有谋杀罪。”
瑞莎看着里奥将靴子蹭下来，脏兮兮的雪块掉到地板上。他盯着地面，没有注意到她就在房间里。她发现他的失望情绪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一心认为自己的调查可以赢来一次机会。他将希望牢牢锁定在赎罪的幻梦上面：最后的公正行为。那天晚上在森林里，她就嘲笑了他这个想法，但事情的转变已远非嘲笑这么简单了。为了追求公正，他制造了恐怖；为了寻找一名杀人犯，一百五十个人将因此丧命，就算不是如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失去了家人和家庭。看到丈夫缩成一团的身体和疲惫憔悴的脸庞，她意识到他从来不会做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他身上没有任何愤世嫉俗或工于心计的东西，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也相信他们的婚姻：他一定相信他们的婚姻